太湖石老师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抗日战争期间的关系

(以下文字是AI根据音频做的简化总结，详细内容请听上边↑音频)

我们今天探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这段历史需要向前追溯，只讲抗日战争会缺少前后脉络，我们从长征结束、遵义会议之后开始梳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完整过程宣告结束。

关于长征结束有两种历史界定方式，第一种是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吴起镇，代表红一方面军长征完成;第二种是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作为整个长征的终点，两种划分方式都具备历史意义。

长征的主体是红一方面军，同时不能抹杀红二、红四方面军艰苦的斗争历程，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过程存在诸多曲折。

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后，首要突出的历史问题是张国焘分裂红军事件。

毛泽东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斯诺谈话，被问及一生最为艰难的阶段时，毛泽东表示长征中张国焘分裂一事，是自己人生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

红一方面军历经长途行军，损失惨重，在懋功与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本是革命利好局面，却遭遇张国焘分裂行径。

张国焘不只是分裂红军，还计划动用武力解决中央红军，核心依据是1935年9月9日密电。

这份密电的核心内容，是要对中央红军开展彻底党内斗争，意图拘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若遇反抗便实施武力处置。

后世史学界针对这份九九密电是否真实存在存在争议，文革之前的官方党史明确认定密电属实。

叶剑英截获这份密电后，立刻将内容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夜带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紧急北上，脱离危险境地。

红一方面军先行抵达吴起镇完成长征，张国焘依旧滞留四川。

张国焘在卓木碉私自另立中央，还以伪中央名义，作出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颖超等中央领导的决定。

党中央多次劝导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回归统一领导，张国焘全部拒绝。

最终有两项关键因素迫使张国焘停止分裂行为。

第一，张浩，本名林育英，从共产国际带回正式指示，要求张国焘撤销自行设立的中央，服从以红一方面军干部组成的陕北党中央领导。

此处需要厘清当时党内职务分工，此时毛泽东并非党中央总书记，仅担任军委主席，负责军事指挥工作。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主席，长征阶段党内最高负责人是张闻天，时任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支部，张国焘可以不服从陕北中央，但不敢违背共产国际的指令，这条指示起到重要约束作用。

第二，张国焘南下作战遭遇彻底失败。

张国焘率领八万红军南下，在百丈关战役损失过半，兵力仅剩四万人，进军四川、攻占成都的战略目标完全落空。

军事失利后，红四方面军内部将士普遍质疑南下路线的正确性，反对声音持续高涨。

除此之外，朱德、刘伯承等同志跟随张国焘行军期间，始终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开展坚决斗争，这也是推动事态转变的重要力量。

多重条件共同作用，张国焘只能宣布取消伪中央，带领部队重新北上。

红一方面军仅一次穿越草地，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穿越草地，行军历程更为艰苦。

红四方面军先行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两支队伍汇合后共同北上，最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梳理这段史实，是为说明长征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起到的支持作用，本质是苏共通过共产国际施加影响。

共产国际的指令，约束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维护了党中央的统一领导。

接下来讲述共产国际对中共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件大事，王明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29日，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国内。

王明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归国后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自居。

斯大林此时存在战略判断失误，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要求中共全面迁就、依附国民党政权。

王明完整带回这套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提炼出核心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1937年12月9日，中央应王明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也就是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王明在会议上公开批判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方针，宣称独立自主会刺激国民党，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

此次政治局参会委员约二十人，党内舆论一边倒，支持毛泽东路线的委员仅有三四人，多数委员认同王明的主张。

王明传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实获得当时共产国际的认可，因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会议上遭到集体批判。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王明心态膨胀，行事傲慢，自认拥有凌驾中央的权力。

王明归国时，延安中央全员热烈迎接，毛泽东提前数小时前往机场等候，当面热情迎接王明，公开称赞其带回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

补充一段史实，1931至1934年苏区执行的错误路线由王明主导，但长征抵达陕北初期，党内并不清楚这一历史事实。

后续上海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中央档案，抗战国共合作局势缓和后，才将完整文献送往延安。

延安方面查阅档案后，才知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路线根源出自王明。

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安排王明主持长江局，管理南方全部党组织工作，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董必武一同参与长江局工作。

长江局实际形成独立于延安的第二中央，王明重大政策决策不向延安报备，擅自对外发布讲话、文件。

1938年5月，毛泽东完成《论持久战》，交由长江局下辖的《新华日报》刊发，王明长期以篇幅过长为由拒绝刊登。

《论持久战》内容当时已经流传至国民党高层，蒋介石、白崇禧均对文章观点高度认可，王明依旧刻意压制文章传播。

该阶段，延安中央无法有效约束、领导王明。

转机出现在任弼时、王稼祥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国内革命实际情况之后。

当时共产国际执行主席为季米特洛夫，二人完整汇报中国抗战、党内路线分歧全部实情。

季米特洛夫听完汇报后，明确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委托二人带回指示，要求王明停止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全党统一服从毛泽东领导。

这份共产国际核心指示，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能够顺利召开的关键前提。

六届六中全会上，党内正式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王明失去共产国际层面的理论支撑，无法再反驳中央正确路线。

六届六中全会是抗战初期党内路线斗争的关键转折点，两大因素促成党内思想统一。

第一，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作出明确表态，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

第二，国民党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持续制造反共摩擦，残酷现实教育全党，一味服从国民党，只会让中共革命力量被逐步蚕食。

自此，党内多数干部转变立场，开始支持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

梳理张国焘事件、王明右倾路线两件史实，能够清晰看出共产国际在特定历史节点对中共产生的正面作用。

共产国际两次下达关键指示，一次制止张国焘分裂中央，一次约束王明争夺领导权，客观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我们客观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复杂性，共产国际下达相关指示，出发点是维护中共内部团结，不希望中共出现派系分裂。

苏联自身存在党内分裂的历史教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让共产国际极力避免中国共产党重现同类问题。

但从革命路线层面，共产国际长期不信任、不认可毛泽东开辟的革命道路。

斯大林曾有一个比喻，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称作人造奶油，意指并非正统无产阶级政党。

根本矛盾在于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这种独立性不符合苏联的战略诉求。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共产国际就持续批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实践，均以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力军，共产国际无法认同毛泽东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核心力量的理论。

共产国际直接定性井冈山道路为错误路线，指责中共上山建立根据地、依靠农民开展游击战是落草为寇。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临时中央多次处分毛泽东，背后全部存在共产国际路线干预的影响。

陈独秀右倾错误、王明前期左倾错误，根源都来自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国情的指导。

长征途中，中共大功率对外电台被敌机炸毁，仅剩小型电台仅能实现部队内部通讯，无法远程联络共产国际。

与共产国际失联，客观创造出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

如果大功率对外电台完好，能够持续和莫斯科通讯，共产国际必然会干预党内事务，遵义会议很难顺利召开，毛泽东也难以重新掌握军事领导权。

综上，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错综复杂，既存在维护党内统一的支持行为，也长期存在路线质疑、路线批判，不能简单定义共产国际全程打压中共，也不能认定共产国际完全认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王明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背后都有共产国际脱离实际指导的影响。

我们转回抗日战争主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

1938年武汉失守，抗日战争正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6月22日，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突袭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初期苏军陷入极度被动，德军快速推进，兵锋直逼莫斯科近郊。

关于德军能否从望远镜看见莫斯科红场红星，史学界存在争议，但德军距离莫斯科仅有数十公里是客观史实，莫斯科一度面临陷落风险。

如果莫斯科失守，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苏联最终顶住德军进攻，打赢莫斯科保卫战，将德军击退两百余公里，稳住西线战线。

同期列宁格勒长期遭到德军包围，基辅战役苏军损失惨重，六十万苏军被俘。

1941年后苏联整体战事形势严峻，苏联核心战略忧虑是东西双线作战。

西线对抗德国陆军，东北方向日本关东军驻扎七十万兵力，对外号称百万，西伯利亚苏军防守力量薄弱。

苏联担忧关东军配合德军东西夹击，因此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下达指令，希望八路军出兵东北牵制关东军。

网络上部分视频过度演绎这段历史，添加大量杜撰情节，相关夸张内容不符合史实，我们仅陈述客观史实。

王明完全拥护苏联这项指令，提出保卫苏联作为中共核心抗战任务，宣称国内对日作战属于次要任务。

王明多次在中央提议，抽调八路军主力开赴东北，牵制关东军兵力。

毛泽东结合中共实际根据地情况，坚决反对该方案。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总兵力仅有四万余人，后续扩军规模有限。

当时中共根据地分散割裂，主要包括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几块区域，各根据地被日军、国民党势力分割，无法连成整体。

八路军整体兵力薄弱，长途奔赴东北需要穿越华北封锁线，途中会遭遇持续围剿。

如果八路军主力全部开赴东北，后方陕甘宁根据地兵力空虚，极易被敌人攻占，全部敌后根据地都会彻底丢失。

毛泽东评价王明，为别国考虑过多，忽视中国自身革命力量存续问题。

按照王明的方案行动，八路军主力会陷入绝境，全军覆没。

东北抗联的敌后斗争，和王明提议的全军开赴东北保卫苏联，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日本关东军最终没有出兵进攻苏联，存在三点客观原因。

第一，1939年诺门坎战役，关东军主动进攻苏联，遭到苏军重创，日军彻底认清苏军作战实力，北进计划搁置。

1905年日俄战争日军取胜，但彼时对手是沙皇俄国军队，1939年苏军装备、战术、组织体系完全不同，日军作战优势不复存在。

第二，日本军部分为北进派、南进派两大阵营，山本五十六为代表的海军南进派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日本常年侵华消耗大量石油、橡胶、铁矿等战略物资，1940年美国切断对日石油、钢铁供应，日本战略物资储备仅能维持数月。

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盛产石油，马来西亚、泰国盛产橡胶，当地矿产资源充足，是日本急需的物资产地。

为抢夺东南亚战略资源，日本选择向南扩张，必然会和东南亚驻军的美国爆发冲突，最终策划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

接下来讲述皖南事变，以及背后的路线问题。

项英个人作风艰苦朴素，工作兢兢业业，能够和基层战士同吃同住，个人道德品质不存在问题。

但项英长期反对毛泽东的正确革命路线，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存在路线分歧。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均由项英主导召开，两次会议集中批判毛泽东，宁都会议直接解除毛泽东军事指挥权。

任弼时当时参与左倾路线批判工作，但后期及时认清路线错误，终身坚定支持毛泽东。

项英始终坚持错误路线，抗战时期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同时掌握新四军党内全部领导权。

项英和军长叶挺长期不和，新四军重大事务完全违背延安中央指示。

蒋介石忌惮新四军驻扎江南，强制命令新四军北渡长江，对外宣称北上抗日，真实目的是逼迫新四军离开南方根据地。

延安中央同意新四军整体北撤，多次加急电令项英快速组织部队转移。

项英多次寻找借口拖延行军，借口包含汛期大水、后勤补给不足等，长期滞留原地不动。

项英还主动向国民党通报新四军详细行军路线，持续拖延的行为，给蒋介石制造围剿新四军的借口。

蒋介石以新四军拒不服从军令为由，调集八万国民党军队在茂林设伏。

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遭到包围，最终仅有两千人分散突围，剩余人员大部分牺牲、被俘，被俘将士关押于上饶集中营。

事变发生后，项英被内部叛徒杀害。

后来的宣传材料只突出项英艰苦朴素的个人品质，回避其路线错误造成的惨重损失，属于片面解读历史。

党内事后总结皖南事变教训，明确惨重损失的根源是项英长期执行王明右倾妥协路线。

我们客观划分历史责任，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无法全面掌握中国敌后复杂局势，下发指示存在局限性。

但王明、项英身处国内，完全有条件向中央、共产国际反馈真实国情，却机械照搬外来指示，是造成革命损失的直接责任人。

整个抗日战争阶段，苏联没有向中共提供实质性援助。

武器、经费物资全部输送至国民党政权，苏联没有刻意打压中共，但全部战略资源倾斜国民党。

斯大林轻视中共革命力量，同时不认同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对中共始终抱有怀疑。

苏联派遣航空志愿队支援国民党，武汉空战中大量击落日军战机，全部军事援助只供给国民政府。

延安根据地常年物资匮乏，毛泽东曾描述根据地军民缺衣少食。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实施大规模报复，推行三光政策，中共根据地面积、人口缩减一半，叠加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据地生存压力达到顶峰。

党中央推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依靠自力更生渡过物资难关。

抗战期间宋庆龄民间募集、输送给中共的物资，总量甚至超过苏联对中共的全部援助。

中共曾经计划打通经新疆连接苏联的物资通道。

新疆军阀盛世才早期为获得苏联扶持，愿意接纳中共干部，毛泽民担任新疆财政厅厅长，陈潭秋、林基路等大批党员赴新疆任职。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战事不利，盛世才立刻转变立场，投靠国民党，大肆抓捕、屠杀在疆共产党员。

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党员全部牺牲，新疆联络苏联的补给通道彻底中断。

1943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战略影响依旧持续存在。

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联依旧优先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战略重心始终放在国民党身上。

我们全面总结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整体关系。

二者的联系具备两面性，共产国际存在对中共起到积极作用的历史事件。

第一，长征时期下发指令，迫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维护党中央统一。

第二，1938年季米特洛夫明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制止王明争夺领导权，促成六届六中全会统一全党思想。

同时共产国际、苏联存在明显历史局限与消极影响。

第一，理论、战略脱离中国实际，长期否定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先后催生土地革命左倾错误、抗战初期右倾错误。

第二，苏德战争爆发后，下达脱离中共实际的出兵指令，引发党内路线冲突。

第三，八年抗战全程，所有物资、军事援助全部供给国民党，敌后八路军、新四军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支援。

看待这段历史需要规避极端化评判，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

分析相关史实，需要结合当时国内、国际复杂大环境客观解读，不可片面、绝对化下定论。

相关历史细节可以查阅史料进一步考证，我们本次仅梳理抗日战争阶段核心史实，后续可以分阶段继续探讨相关历史内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