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研究 | 李大钊与长辛店早期革命活动

摘 要：长辛店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运动的关键阵地。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始终站在领导长辛店革命活动的前沿，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的深度结合。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矛盾分析法，从革命重地选择逻辑、主要实践活动、历史重大作用维度，对李大钊与长辛店革命活动展开系统研究。研究表明，李大钊领导开展的长辛店革命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光辉实践，其所形成的“思想启蒙—组织建设—骨干培养—斗争引领”工运范式，为中国革命早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入挖掘这段历史，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关键词：李大钊;长辛店;革命活动;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

长辛店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产业工人群体中早期传播的关键阵地。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在长辛店革命活动的兴起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是将长辛店作为革命重地的战略决策者，是引领长辛店革命活动发展的思想启蒙者，是统筹推进长辛店革命实践的主要组织领导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伟大先驱。

一、历史必然与战略选择：长辛店成为北方工人运动重地的内在逻辑

长辛店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并非历史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工人阶级成长壮大与早期革命力量诉求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李大钊在1919—1921年的文章与实践中，多次强调“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长辛店选定为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源于三重内在逻辑：长辛店近代工业发展孕育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工人早期自发斗争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要求与长辛店工人斗争需求形成高度双向契合。这三重逻辑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既彰显了早期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把握革命规律的清醒认知，也使长辛店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深度结合的红色沃土，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兴起点燃了火种。

(一)近代工业的发展为革命活动开展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催生新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力量。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长辛店机车厂迅速发展为当时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铁路机车修造厂，工厂的规模化发展吸引近3000名劳动者在此聚集。这批劳动者主要来源于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脱离了分散的小农经济模式，被纳入机器大生产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近代早期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长辛店形成了集中且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构成开展革命活动的核心阶级力量。与传统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同，长辛店产业工人在机器大生产环境中，逐步形成了高度的集中性、纪律性和协作性，共同的劳动场景与生存境遇让他们产生了天然的联结。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辛店工人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三重压迫，其生活与工作处境极为恶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薪资待遇低，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老工人回忆，那时候工人买不起表，经常后半夜就爬起来往工厂赶，在门口忍饥受冻地等上两三个钟头。工人下班要搜身，厂方把工人视为“贼”“盗”，入厂做工须具结“三保单”，即人身保、铺保、连环保，工人的人格横遭侮辱。这种普遍且深重的苦难，使长辛店工人阶级形成了天然的阶级认同感，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并日益凸显，成为推动工人阶级奋起反抗的内在动力。长辛店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为李大钊等革命先辈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

(二)工人的早期自发斗争为革命活动开展提供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它的存在是同时开始的。”早期的长辛店工人还处在“自在阶级”的时期，虽然没有先进政党和科学理论引领，但是面对剥削压迫并未屈服，而是凭借着朴素的反抗意识，开展了多次自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重要实践。1912—1919年，长辛店工人因不满恶劣的劳动条件、微薄的工资待遇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先后发起十余次自发的罢工斗争。这些斗争大多以经济诉求为核心，围绕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反抗无故解雇等基本权益展开。1917年，长辛店砖窑厂的厨师由于不堪厂长奥国人恩日尔的剥削和压迫，起来杀死恩日尔，并把他的尸体投入水井之中。尽管这是一次个人行动，却得到了其他工友的同情和保护。虽然这些自发的斗争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严密的组织规划，最终因势单力薄而遭到军阀和资本家的残酷镇压，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被压迫处境，但每一次斗争都凝聚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让工人群众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的重要性。

这些自发的革命活动，充分展现了长辛店工人阶级强烈的革命诉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证明了工人阶级具备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勇气。更重要的是，多次自发斗争的尝试、探索与失败，使工人积累了开展斗争的初步经验;也让他们逐渐认识到，盲目的、无组织的斗争是难以取得最终胜利的，因而渴望得到先进思想的引领和有效的组织。这为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进入长辛店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党的革命活动要求与工人斗争需求的双向契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于1918年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地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开始注重对劳工问题的研究，他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中，强调知识阶级必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鼓励知识青年“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痛苦，应该用什么方法?”于是，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往民间”去，唤起民众，开展民众运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应运而生，李大钊作为小组核心，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早期革命使命。具体来说，一是在产业工人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让科学的革命理论走进工农群众，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为革命活动开展奠定思想基础;二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让革命力量在工人群众中扎下根来，改变早期革命“有理论、有骨干，但无阵地、无群众”的局面，形成严密的革命组织体系;三是依托工人阶级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让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推动革命事业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行动。

于是，这种中国共产党早期“传播理论、建立组织、开展工运”的革命要求，与长辛店工人“寻求引领、渴望组织、需要方法”的斗争需求形成了高度的双向契合。从革命要求来看，早期党组织迫切需要走出书斋、深入基层，解决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革命思想与现实斗争相互脱节的问题。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走进工人群众，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长辛店工人集中、产业典型、矛盾尖锐，又靠近北京便于指导，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理想阵地。从工人阶级需要看，长辛店工人历经苦难与自发斗争，已经深刻意识到，仅凭朴素反抗和松散联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命运。他们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明方向，需要先进政党凝聚力量，需要正确道路引领斗争，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这种发自底层的现实渴求，与早期共产党人“到工人中去”的革命方向高度呼应。正是这种革命需要与解放诉求、理论指引与实践基础、政治引领与阶级觉醒的深度契合，使长辛店成为先进思想与革命阶级相结合的红色沃土。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来到长辛店，不是外部植入，而是双向奔赴、同向同行。这一关键的双向契合，既为党的早期工人运动找到了坚实支点，也为长辛店工人点亮了革命明灯。

二、李大钊领导推动长辛店革命的主要实践活动

李大钊深刻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研判长辛店革命活动发展各阶段面临的矛盾，采取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策略举措。

(一)创办补习学校，破解“思想蒙昧”与“解放诉求”的矛盾

革命初期，长辛店工人运动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工人群众改变悲惨命运的强烈愿望与思想蒙昧、文化落后、缺乏科学理论指引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三重压迫，生活苦不堪言，内心蕴藏着强烈的反抗意愿;另一方面，工人普遍不识字、缺乏阶级认知，往往将自身苦难归因于“命苦”“运气差”，难以认清剥削本质，更不懂得如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斗争。这种“想反抗却无方向、要觉醒却无理论”的矛盾，成为阻碍工人运动起步的首要关口。

为破解这一矛盾，李大钊组织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同工人建立联系。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主持下，更加注重开展铁路工人运动，并将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视为“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在忠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和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基地。学校由史文彬等工人骨干联名发起，得到了北京大学师生捐助的100多元开办费，李大钊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80元资助开办。据朱务善回忆：“在1920年底，我们和工人们商议在长辛店组织工人补习学校……李大钊同志是领导者和支持者”。据罗章龙回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北京党组织决定由我和特立、墨耕、邓康等几个党员轮流前往任教员，朝去暮返……授课教本由教员自行编印”。教员们用通俗语言讲解“谁养活谁”“剥削从哪里来”“工人为什么团结才有力量”，把马克思主义真理转化为工人听得懂的道理。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劳动补习学校正是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群众手中工具的关键载体。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记载：“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受资本家厂主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这一实践，从根本上破解了思想蒙昧与革命觉醒的矛盾：用文化教育打开工人认知之门;用阶级分析点破剥削真相;用革命道理唤醒阶级自觉;用通俗宣讲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工人们开始认识到：贫困不是天命，而是阶级压迫;个人反抗无用，阶级团结必胜。劳动补习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土化的最早载体，完成了工人从“自在”到“自为”转变的思想奠基。

(二)建立工会组织，破解“力量分散”与“压迫强大”的矛盾

随着思想觉悟提升，工人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新的主要矛盾迅速凸显：工人个体与小群体的分散力量，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资本家高度组织化的强大压迫势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工人已初步觉醒，愿意斗争、敢于斗争;另一方面，工人长期处于分散状态，同乡帮派林立、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组织，面对有组织、有武装、有政权的压迫力量，始终势单力薄、屡遭镇压。这种“个体觉醒”与“组织缺位”、“分散抗争”与“强势压迫”的矛盾，成为工人运动无法形成合力、难以取得胜利的制约。

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推翻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1921年3月中旬，长辛店机务、工务、车务三处3000多名工人因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向铁路局提出加薪，结果未获成功。教员们因势利导，教育工人结成团体的必要性，帮助工人骨干开展组织工会的筹备工作。工人骨干史文彬、康景星、王俊、洪永福、陈励懋联络有一定觉悟的工人建立起工会小组。据1921年5月2日《晨报》记载，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有天津、保定的工人代表参加。会上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散发了由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编印的两种小册子：一种是《五月一日》;另一种是《工人的胜利》。大会提出“工作八小时”“教育一小时”“休息八小时”。大会作出三项决议：一是恢复工会;二是邀集同志加入工会;三是会后游行。游行时，工人由长辛店前街、车站、经后街而归。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劳工万岁!”“五一节万岁!”手执小旗上书：“工会成立了!”“工会是最好的法子!”“平等!”“官僚是公仆!”“工人神圣!”“我们的仇敌，就是不劳而食的人。”

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长辛店工会制定出《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简章草案》，公开申明，本会的目的是：“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求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并把“帮助同路工人组织团体”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责任。

为进一步纯洁组织、强化领导，1921年10月，在李大钊推动下，工人会改组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清除排挤进步工人的反动工头，由工人党员史文彬、王俊担任主要负责人，彻底夺回工人运动领导权。俱乐部集维权、互助、教育、团结于一体，设立互助部、游艺部等机构，既解决工人生老病死等实际困难，又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工人真正的“家”。这一实践，从根本上破解了力量分散与压迫强大的矛盾：将分散个体凝聚为统一整体，将自发情绪转化为自觉行动，将经济诉求上升为组织目标，将松散联合锻造为战斗集体。工人俱乐部的建立，标志着长辛店工人从“一盘散沙”走向“坚强磐石”，从“自发反抗”走向“有组织斗争”，为后续罢工胜利、党支部建立和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建立党组织，破解“精英引领”与“群众自主”的矛盾

在早期工人运动起步阶段，普遍存在一个突出矛盾：革命活动往往由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组织和推动，容易形成“知识分子在上、工人群众在下”的格局。知识分子有理论、有方向，但不处在生产一线，难以完全代表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群众有力量、有诉求，却缺少组织、缺少理论、缺少方向。这种“精英引领”与“群众自主”不相协调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工人运动就可能停留在外部推动层面，难以形成内生动力，革命力量也难以真正扎根工人阶级。

在领导长辛店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李大钊深刻把握这一关键问题，把建立工人党组织作为破解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长辛店开展革命活动之初，李大钊就明确认识到，仅仅依靠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革命道理还远远不够，必须从组织上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让工人群众从被动接受影响，转变为自我组织、自我领导、自我斗争的革命主体。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党组织在长辛店稳步推进建党工作。党组织不搞关门主义，也不是简单的拉人入党，而是在实际斗争中考察、在劳动生活中教育、在工人内部发展。邓中夏等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的过程中，介绍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工人骨干史文彬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使其成为长辛店最早加入党组织的工人党员。史文彬还曾参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较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经过严格而细致的培养，一批工人骨干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长辛店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这些党员全部来自生产一线，熟悉厂情工情，与工友同甘共苦，具有联系群众的优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朱务善等又在长辛店工人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王俊、陈励懋、康景星、杨宝昆等。10月长辛店建立了党小组，第一任党小组组长是北京大学派去的学生党员吴汝铭，党小组设在北大第一院内。这样既便于北京党组织及时了解长辛店的工运发展情况，总结斗争经验，研究党的工运策略，又便于及时将工运政策付诸实施。1922年8月，长辛店建立了党支部，书记史文彬，委员有吴汝铭、王俊、陈励懋，党员有洪永福、吴春溪、张德惠、崔玉春、卜润舟。党支部成立以后，长辛店的工人运动便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并成为北方铁路工运的摇篮。

长辛店工人党支部是京汉铁路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也是北京地委最早的4个党支部之一。这不是一个由知识分子挂名、外部遥控的组织，而是一个由工人党员组成、扎根车间、植根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史文彬等工人党员直接担负起组织工人、发动工人、领导工人的责任。党组织在工人中建立联系点，形成工作网络，把分散的工人力量凝聚成统一的革命整体，使工人运动从过去知识分子带动、零散自发的状态，转变为有组织、有纲领、有核心的自觉革命行动。

长辛店工人党支部的建立，从根本上破解了“精英引领”与“群众自主”的矛盾。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再是包办代替、居高临下的领导，而是理论指引、方向把握、外部支持;工人群众不再是被动跟随者，而是在自己的党组织领导下，成为运动的主体、斗争的主人。党组织把先进理论与工人现实诉求结合起来，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工人的自觉行动，把外部引领转化为内生动力，真正实现了知识分子引领与工人群众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正是因为有了坚强的工人党组织，长辛店工人运动才能够持续深入、不断发展，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

(四)领导罢工斗争，破解“经济诉求”与“政治觉醒”的矛盾

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着经济诉求与政治觉醒不相统一的突出矛盾。工人最初的反抗，大多源于工资低、劳动条件差、被随意开除等现实苦难，斗争目标主要停留在改善生存处境、争取经济利益的层面。这种以经济诉求为核心的斗争，虽然具有反抗性，但往往局限于眼前利益，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和阶级自觉，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如何把工人为生存而进行的自发经济斗争，提升为争取阶级解放的自觉政治斗争，实现从“求生存”到“求解放”的转变，成为李大钊和早期党组织在长辛店必须破解的实践命题。

李大钊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专从经济一面改造，仍不能解决，必须有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作手段。”在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经济斗争是工人运动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只有把改善生活的经济诉求，同推翻反动压迫、争取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唤醒工人的阶级意识，实现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飞跃。在领导长辛店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把思想引导与实践斗争相结合，把解决眼前困难与指引长远方向相统一，引导工人在争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逐步认清自身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

1921年10月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为俱乐部后，被清除出去的交通系爪牙、工头邓长荣开始对俱乐部进行疯狂破坏和进攻。北京党组织领导俱乐部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几次研究办法，认为不搬掉这块绊脚石，很难争取群众，壮大工人组织，最终把邓长荣驱逐出长辛店。

1922年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因路局无故开除工人、长期拖欠工资、压迫日益加重，反抗情绪空前高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根据工人的要求，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呈文，要求革除“五霸”职务，并提出改善生活的8条要求。赵继贤一直不予理睬。在邓中夏的亲自主持下，工人俱乐部经过反复研究并向北京党组织请示，经李大钊同意，于8月20日发出通知，要求赵继贤在3日内给予答复。22日赵继贤派人口头应付“研究答复”，实际没有任何行动。1922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李大钊同志亲自指导下，我国北方的长辛店工人举行的第一次大罢工爆发了，并且取得了最后胜利。

与以往的自发斗争不同，这次罢工在李大钊和党组织引导下，在斗争策略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采取“文明罢工”与舆论宣传相结合、坚持斗争与争取同情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护秩序，保证生产停顿、队伍不乱、斗争不散;另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发表通电，揭露军阀与资本家的压迫行径，赢得广泛社会同情。这次斗争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步调一致，完全摆脱了过去工人自发斗争的分散与盲目，展现出党领导下工人运动的全新面貌。在工人团结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路局被迫全部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这一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经济层面：它让工人群众亲身体会到，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政治权利是经济利益的根本保障;让广大工人认识到，自身的苦难不只来自个别工头或资本家，而是源于整个旧制度的压迫。工人的斗争不再是为一己生计的被动反抗，而是为阶级利益主动出击的革命行动。

1923年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更是把这种政治觉醒推向新的高度。尽管遭到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酿成“二七”惨案，但长辛店工人表现出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完全觉醒。通过一系列罢工斗争的引领与锻造，长辛店工人成功实现了从经济诉求到政治觉醒、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从谋生反抗到革命运动的历史性转变。李大钊和早期党组织以斗争实践破解了经济诉求与政治觉醒的矛盾，把朴素的经济抗争升华为自觉的革命斗争，为中国工人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

(五)发挥示范效应，破解“局部试点”与“全局推动”的矛盾

在领导长辛店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推动中国革命全局发展的高度，清醒地认识到工人运动面临的又一突出矛盾：如何把一地一隅的局部斗争经验，转化为能够在更大范围推广运用的普遍模式。如果革命实践仅仅停留在单个地点、单个工厂，就只能是孤立地、零散地探索，难以形成改变整个社会的强大革命力量。只有把局部成功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实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辐射拓展，才能真正推动工人运动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发展。他们以深远的战略眼光，着力破解局部试点与全局推动之间的矛盾，使长辛店逐步成为闪耀北方、辐射全国的工人运动重镇。

在长期实践中，李大钊和党组织在长辛店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革命工作经验。通过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把文化教育与思想启蒙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走进工人群众;通过建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有力的集体力量;通过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厂党支部，把革命根基深深扎在工人阶级内部。这些做法环环相扣、有机统一，构成了一套完整成熟、可复制可推广的工运工作模式，为在更大范围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李大钊十分重视对长辛店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宣传推广。比如，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了把长辛店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经验传播出去，以指导北方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的名义出版发行了《工人周刊》。李大钊任编委，该刊后来成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报，多次详尽报道、宣传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与经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在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长辛店的成功模式迅速沿京汉铁路向北、向南辐射延伸。郑州、江岸、保定、琉璃河等铁路沿线重要站点，相继仿照长辛店开办工人学校、建立工人组织、发展党团员，一批又一批革命据点在北方大地陆续建立。长辛店这颗“北方红星”，以强大的辐射力点燃了京汉铁路乃至整个北方工人运动的星火。

长辛店不仅是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更是培养工运骨干的红色摇篮。1922年8月，长辛店党支部成立后，党支部先后派出党员和工运骨干到京汉铁路各站和北方各铁路开展工作。从长辛店走出来的史文彬、武明科、康景星等一大批工人骨干，带着在长辛店积累的斗争经验和组织方法，分赴各地开展工人运动，成为点燃革命星火的传播者。他们把长辛店的组织模式、斗争策略、工作方法带到四面八方，让长辛店经验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长辛店因此被誉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黄埔军校”，为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储备了人才力量。

长辛店示范效应的形成，是李大钊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局部与全局、个性与共性关系的生动体现。正是凭借这种覆盖北方、引领全局的辐射作用，长辛店才真正配得上“北方红星”的光荣称号。长辛店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完全能够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完全能够转化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以长辛店为起点，北方工人运动由分散走向统一、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局部走向全局，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长辛店的经验不仅有力破解了局部试点与全局推动之间的矛盾，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发动群众、推进革命事业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范式，永远铭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光辉史册上。

三、李大钊在长辛店革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长辛店革命活动的酝酿、发起、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以高远的战略眼光、深厚的理论素养、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扎实的实践作风，成为长辛店工人运动的灵魂人物。正是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长辛店才从一个普通的铁路工厂所在地，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一)李大钊是选择长辛店作为北方工运战略支点的决策者

李大钊是确定长辛店革命地位、布局北方工人运动的战略决策者。他不是从零散、自发、随机的角度开展工作，而是站在改造中国社会、推动民族解放的全局高度，经过审慎分析、精准判断，把长辛店确定为党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这一战略选择，为长辛店后来的革命实践确立了根本前提。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各地工人运动仍处于分散、自发、缺乏统一领导的状态。李大钊深刻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必须找到一个阶级基础集中、交通位置关键、便于辐射带动、利于长期扎根的战略支点。经过对北京周边工业布局、工人状况、社会环境的深入考察，他敏锐地发现，长辛店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是京汉铁路北段重要的铁路工厂所在地，产业工人高度集中，受压迫深重、革命性强;地处京畿要地，靠近政治中心，便于党组织直接领导;铁路贯通南北，有利于经验传播和力量联动。基于这些判断，李大钊果断作出战略部署，将长辛店作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点突破口，组织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中间，开启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革命实践。

正是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使长辛店从众多工人聚集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的先行区和“试验田”。李大钊以科学的决策，为北方工人运动找准了起点、选对了阵地、奠定了根基，充分展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卓越的战略思维。

(二)李大钊是唤醒长辛店工人阶级觉悟的思想启蒙者

李大钊是为长辛店工人传播真理、点亮心灯、唤醒阶级觉悟的思想启蒙者。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工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方式送到长辛店工人中间，使长期处于压迫、缺乏阶级自觉的工人群众，实现了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的深刻转变。

在李大钊来到长辛店之前，长辛店工人虽然饱受剥削和压迫，也有过零散的反抗和斗争，但大多停留在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层面，缺乏对自身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李大钊深刻认识到，工人运动要真正发展壮大，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觉醒问题。他亲自指导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把识字与思想启蒙紧密结合，用最朴素、最生动、最贴近工人生活的语言，讲解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为什么工人受苦、怎样才能翻身解放。他用“工人合起来就是天”这样通俗易懂的道理，告诉工人阶级自身具有的伟大力量;他宣传“劳工神圣”的理念，让工人从自卑、麻木中抬起头来，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他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让长辛店工人听到了代表自身根本利益的革命真理。

在李大钊的思想启蒙下，长辛店工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把受苦看作命中注定，不再把反抗看作个人蛮干，而是逐渐懂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用科学理论指引斗争。许多工人从只关心自己的饭碗，转变为关心整个阶级的命运;从被动忍受压迫，转变为主动追求解放。

李大钊在长辛店开展的思想启蒙，不仅唤醒了一批工人骨干，更在工人阶级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以真理之光驱散黑暗，以思想之力唤醒民众，为长辛店工人运动注入了灵魂，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三)李大钊是长辛店革命实践不断走向深入的组织者

李大钊是长辛店工人运动从萌芽到壮大、从松散到规范、从局部到全面的直接组织者和坚强领导者。他始终站在实践前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确保长辛店的革命活动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每一步重要发展，都离不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从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办，到工人俱乐部的建立;从工会组织的规范运行，到工人骨干的培养选拔;从日常宣传教育，到罢工斗争的组织发动，李大钊都给予了及时、具体、有力的指导。他多次深入长辛店，与工人群众面对面交流，与党组织和骨干成员共同研究、分析形势、制定策略。他选派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等一批信仰坚定、能力突出的先进分子常驻长辛店，具体负责组织发动和教育引导工作，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在他的领导下，长辛店逐步建立起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工人俱乐部为载体、以工人骨干为中坚的严密组织体系，使工人运动从零散自发，走向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有纪律的革命实践。

在领导长辛店工人斗争的过程中，李大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的原则，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他指导工人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把改善生活与争取权利相结合，把局部斗争与全局发展相结合，使长辛店工人运动在复杂严峻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李大钊以坚强的组织领导，把分散的工人力量凝聚成改造社会的强大合力，把朴素的反抗情绪升华为自觉的革命行动。他的领导，保证了长辛店革命实践的正确方向，保障了工人运动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李大钊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长辛店落地生根的开拓者

李大钊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大众化的开拓者。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而是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长辛店的具体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际、面向工人群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走进工厂、走进工人中间、走进现实生活。李大钊在长辛店的实践，正是这一要求的生动体现。他针对长辛店工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负担沉重、传统观念较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设计出一整套适合长辛店特点的工作方式：用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切入点，先教识字、再传道理;用工人俱乐部作为组织形式，把娱乐、互助、维权融为一体;用身边事例讲解革命道理，把理论变得可感可知、可信可行;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开展斗争，不盲目冒进，不脱离群众。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长辛店的厂情、工情、民情出发，让马克思主义在长辛店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管用起来。

长辛店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不是外来的生硬教条，而是能够同中国工人运动深度结合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在李大钊的不懈探索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长辛店这片工业土壤上扎下根、结出果，成为引领工人斗争的旗帜，凝聚工人力量的核心。

李大钊在长辛店的开创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早期的宝贵探索。他以实际行动昭示我们，只有把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发挥真理的强大力量，才能使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五)李大钊是长辛店红色基因与革命精神的铸就者

李大钊不仅是长辛店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实践者、引领者，更是长辛店红色基因与革命精神的铸就者。他以自己坚定的信仰、高尚的人格、无私的情怀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深刻影响了长辛店的一代工人骨干，培育形成了长辛店特有的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

在长辛店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始终以“铁肩担道义”的担当精神、“勇往奋进以赴之”的奋斗精神、“为民立心、为民立命”的为民精神，感染和带动着每一位进步工人和革命志士。他不计名利、不畏艰险、深入基层、扎根群众，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到唤醒工人、组织工人、解放工人的伟大事业中。在他的影响和感召下，长辛店涌现出史文彬、葛树贵、杨诗田等一大批信念坚定、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工人骨干和革命烈士。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民族解放的理想，挺身而出、英勇斗争，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担当的分量。

李大钊所倡导和践行的坚守真理、服务人民、团结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融入长辛店的革命实践，积淀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工人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李大钊以信仰铸魂、以精神聚力，在长辛店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他所培育和塑造的革命精神，不仅是长辛店工人运动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领力，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宝贵精神资源。

四、结语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薪火相传。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京早期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长辛店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如今，李大钊在长辛店播下的革命火种，早已燃遍了中华大地;他在长辛店践行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长辛店，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更是为了汲取智慧、开创未来。我们要传承好、发扬好长辛店的红色基因，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来源：《纪念馆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李燕，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党校教授

编辑：信息资料部

场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