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随时听候人民召唤（下）

苗族老大娘为我剿匪部队带路

接上篇《抓了“统战对象”，这还了得?(上)》

反动分子妄图发动的弥勒暴乱，虽然失败了，首犯抓了，主犯基本落网，原副区长李绍梅还指认了首犯，但是关键证人没抓到，这样就给了坏人以可乘之机。

幕后各路人马，活动猖獗，昆明和弥勒，不断联动，矛头直指破案剿匪的解放军十三军随营学校，说他们破坏党的政策，错抓了统战对象，影响恶劣，要求赶紧放人，赔礼道歉，惩办相关人员，以儆效尤。

尤其是那个李绍梅，虽然此前“撂”了，这时候风头渐变，他咬死随营学校保卫科，对他“刑讯逼供”，没办法只好又请他回“革大”继续上课。

贵州剿匪部队在斗篷冲战斗中，活捉巨匪曹绍华。

好在随营学校的领导顶住压力，没有做烂好人，但保卫科长汤新杰的压力，可想而知。现在能做的，就是抓紧破案，先找到关键证人，原县公安中队长陈祖第。

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有群众反映：案发后，曾看到陈祖第在深夜回过家，还有人看到他在昆明至糯租车站(今弥勒市糯租村)之间来往活动。

陈祖第家，有其妻和两岁的女儿，糯租车站是滇越铁路上的三等小站，北通省会昆明，南达越南老街，当时号称“小巴黎”，陈祖第很可能是跟家人告别后，准备踩点外逃。

事不宜迟，保卫科迅速在当晚，即对陈祖第家进行围查，结果扑了个空，唯一的收获，就是陈祖第结婚时的一张颜色发黄的老照片。

十三军随营学校在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四烈士(《弥勒市志》把王全荣烈士的籍贯写错了，辉县属于河南，不属于河北)

由此可见，这个陈祖第很狡猾，群众看到他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他在弥勒的最后一面。南逃越南，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还是趁着解放初期户籍制度不完善，隐身在昆明的茫茫人海，更为现实。

请示领导后，汤科长带了三位侦查员，去昆明寻找陈祖第。

经费有限，火车坐不起，只能坐汽车，弥勒当时没有长途汽车，只有人货混搭的卡车路过，而且还是老掉牙的“木炭汽车”。

所谓“木炭汽车”，就是以木炭代替汽油作燃料，马力自然不足，平地或下坡尚可平稳运行，一遇上坡，就要靠乘客下车推，不但运行

云南昭通剿匪部队向俘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时间比汽油车缓慢得多，司机还要额外配个助手，相当于火车司炉，上坡更费乘客。云南这地方，本身就是高原，坐这种车就是折磨。

所以这种车搭车人少，就便宜得多，办案人员经费少，只能坐这种车去昆明。出发前，又了解到有个商贩跟陈祖第关系不错，要到昆明进货，汤科长决定暗中与其同行，以便寻找线索。为了不打草惊蛇，换了便衣，盯着这个商贩，等他上了车，大家再抄近路，翻身越岭，徒步赶往宜良，等于在前面等他，造成不经意的偶遇。

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交通不便，人走路怎么能赶上坐汽车的?但在当年，这还真不稀罕，时人吐槽，“云南交通一大怪：火车没有汽车快，汽车没有马车快，马车没有行人快。”

剿匪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模范行动影响和争取因听信土匪谣言被迫逃离的群众回家。

汽车早七点出城，侦查小组看着汽车远去后出发，120里路，下午三点赶到宜良火车站，半个多小时后，汽车才姗姗来迟。宜良到昆明，每天只有下午五点一趟车，大家分散，跟着目标上了车。

出了昆明站，分成两组，轮流跟着走。目标死活没有发现侦察人员，径直走向宝善街。这里是昆明市中心的老牌商业街区，繁华异常，走不远就是南强街和金马碧鸡坊。传统上，凡是弥勒人到昆明讨生活的，首先落脚就在此处，弥勒老乡开的铺子很多，有点弥勒会馆和老乡会的意思，吃住都有照应。

目标住下后，侦查员兵分两路，两位同志也在附近找地方住下，看好目标，汤科长带了另外一位同志，到就近的公安分局联系工作，请求帮助协查。一连几天，毫无进展，目标卖了东西后，正常采购，也没接触什么可疑人员，就回弥勒去了。

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破路破车。

回弥勒，还是继续住在昆明?

大家决定住下，以宝善街——这个弥勒在昆明人员的集散地为中心点，开始访查，争取发现新的线索，一条条捋到底，看能不能抓到陈祖第。

想法不错，问题是经费有限，住宿费没了，只好搬去军区招待所。

新问题又出现了，宝善街附近的弥勒在昆明人员，通过公安的同志协查，基本访查结束后，是否还要扩大范围，如果扩大范围，在昆明这么大的城市里，茫茫人海，公安的同志还有自己的工作，单凭侦查小组的四个人，拿着一张老照片，去搜寻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罪犯，难度可想而知。

民国时代的昆明碧鸡金马牌坊。

难虽难，动起来，办法总比困难多。索性大家用笨办法过筛子，通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几乎是不眠不休，把昆明市区内，凡是有弥勒人聚集的地方，都走访了一遍，遇到相关人员就做社调，决不允许有漏网之鱼。

没想到，陈祖第没抓到，却有意外之喜——相继发现了从弥勒逃来的县党部和三青团的几个头子，还有恶霸地主若干。

这些家伙，交给公安部门后，同志们仍然心急如焚，毕竟陈祖第抓不到，压力还在持续增大，“抓错人”和“破坏政策”的帽子依旧存在，有些人等着看笑话，不断讲怪话，念紧箍咒……

滇越铁路明信片。

正当大家有点无计可施，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有天下午，在金碧路上转悠，偶遇了一个弥勒来的年轻人，认识汤科长，主动打招呼，自我介绍姓王，是城关人，做小生意的。反暴乱的时候，因为违法戒严令，在街上摆摊，被我们抓过，经过几天教育放了回去。他主动提到，你们是不是在找陈祖第?我上个月来昆明进货，碰到他了。

汤科长一听，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赶紧拦住话头，生怕万一有陈祖第的同伙或熟人看到听到，就容易出岔子，把人带到军区招待所内详谈。

抗战初期的昆明街景。

小王说，他见到陈祖第后，陈祖第把他拉到住处，吃吃喝喝，还想拽着他，一起做生意。陈祖第在得胜桥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两个人一起吃住，不分彼此，形影不离。后来陈祖第不知怎么，从弥勒中学骗来个女学生鬼混，就把他踢到火车站候车室睡觉，从此就不管不问了。

问题是小王的钱，都被陈祖第骗光了，想离开昆明回弥勒，路费都没有，眼下吃喝都成问题。关键是他知道陈祖第是个狠角色，自己不辞而别，怕万一找自己算帐，要弄死他怎么办?

其实，早几天他就看到汤科长，又担心说不清楚，被我们怀疑是陈祖第一伙的，就更麻烦了。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找我们说清楚，求“大军”(当时西南群众对我军的尊称)，无论如何再解放他一次。

街头小贩与市民。

为了彻底打消小王的顾虑，汤科长先是耐心向其宣讲了有功政策，告诉他，你既不是参与暴乱人员，不但不会受罚，而且检举有功，理当受奖，我们还会保护你，不会向无关人员暴露信息来源渠道，尽可放宽心。

一听这话，小王终于长舒一口气，主动交代了陈祖第的具体住址，以及生活规律，并与汤科长约定：今天他不动声色，继续找陈祖第报到，晚上继续回火车站候车室睡觉。不惊动其人，同时防止我们抓捕时扑空。第二天一早，在陈祖第的住处附近见面，带大军同志，抓捕陈祖第!

送走小王，汤科长要求大家检查好武器和刑具，然后抓紧休息，养精蓄锐。

昆明近日楼

同志们却表示，可算等到了，太兴奋了，完全没有丝毫睡意，而且都没有表，最近实在太累，怕睡过去了，万一误事呢?索性不睡了，打扑克熬夜，等到天一亮，就出发。

当晚，大家说是打扑克，却都心不在焉，时不时出去，到院里看看星星和月亮。启明星刚升起来，同志们纷纷换上便衣，再次检查好武器和刑具，准备行动。

刚走出招待所大门，小王就迎上来，原来他也激动得一夜未眠。生怕夜长梦多，万一陈祖第跑了，他也没个好，所以很久就来等着。

昔日的德胜桥，桥下为盘龙江。

由于天太早，公共汽车还没发车，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为了抢时间，在小王的带领下，大家一路小跑，不断串小巷抄近路，走了一个小时，终于到了胜桥西头的矮墙后。此处距离得胜桥东，靠北边第二个门的平房，即陈祖第的住所，近在咫尺，而且正对着，观察视角极佳。由于隔着水面，再加上矮墙的遮蔽，我们方便观察对面，对面却不容易看到我们。

此时天还没大亮，大约五点多钟，陈家的门突然打开，走出来个上着蓝衣下穿黄裤的男人。小王马上说：“快看，他就是陈祖第，可能早上出来上厕所的。”同时提醒汤科长，陈家有后门，千万别让他从后门溜走。

抓捕行动随即开始，一组堵门，一组绕后，汤科长负责前门。

滇东平彝(今富源)剿匪部队召开军民大会，动员群众，共同肃清匪患。

刚要走，小王又叮嘱一句，陈祖第可能有事，不如不会起这么早，估计是要做早饭，饭后去赶火车，要注意这家伙会些拳脚，又心狠手辣，大军同志，务必小心!

汤科长不愧是老侦察兵出身，绕后那组同志先走，他在这边看着到位后，才带人直扑前门。说时迟，那时快，汤科长一脚踹开门，大喊一声“陈祖第”，两把枪同时对准了正面对墙角生炉子的陈祖第。

“啊!你们是谁?搞错了吧?姓陈的不在这里住，我姓李，他住隔壁……”

真狡猾，事到如今，还在玩心眼儿，想支开我们逃跑。

缴械投降的土匪。

汤科长拿出那张老照片，说：“这张照片不会错吧?”

这边捆了陈祖第，后面的同志也进来了，负责清查房间。被子里还藏着个穿旗袍的女人，小王也进来了，帮着把陈祖第的私人物品带上，押送拓东路派出所。

经过对陈祖第的审讯，他交代了组织反革命暴乱的情况，跟我们此前掌握的完全一致。“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就是两个重要统战对象——县工商科长李焕文、第六区副区长李绍梅。城内由陈祖第负责发动暴乱，李焕文在幕后指挥，居中协调;城外则由李绍梅负责，在阿乌村发展力量，作为接应。

被我公安部队抓获的反动会道门骨干。

“‘李团长’对李绍梅很器重，因为他是副区长，又掌握有武装班。‘李团长’曾经说过，一旦起手，不管成和败，县城都是呆不住的，必须拉出去，东出和阿乌村的力量汇合，然后拉队伍，上大黑山，安营扎寨，再和文山的‘反供救国军’项司令联系，能坚持半年，等法国人、美国人和老蒋，一起打回来就好了，天下还是我们的……”

前面讲过，陈祖第是李焕文的老部下，李焕文起义前，在国民党弥勒县保安团当团长的时候，陈祖第就是他的亲信，所以陈祖第张口闭口，就是“李团长”。

如今，陈祖第到案，又指认了李焕文、李绍梅在暴乱中的罪行，说清楚了他们在暴乱集团中的责任，等于证据链彻底完整了，这两位“重要统战人物”，终于被剥下了画皮，不由某些人不闭嘴了。

贫雇农翻身大会上，我剿匪部队向群众分发胜利物资。

接着提审李焕文，这家伙依旧嘴强牙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并不知道陈祖第已经到案并且招供，所以仍以“谁能证明我有罪，我愿接受政府枪毙”来对抗。

这句话，我们已多次记录在案，且次次有他的签字。但我们还是想挽救他，仍然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能够自己交代问题。可不管怎么讲政策，李唤文顽固如初。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带来陈祖第，让李焕文清醒一些。

剿匪部队深入村寨，向被迫从匪的家属做思想工作。

看到陈祖第，李焕文的心理防线马上就坍塌了，神色大变，体若筛糠，一头栽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彻底交代了所有罪行，连起义前干过啥坏事，怎么欺男霸女，怎么抓卖壮丁，帮国民党县政府打杀地下党，帮地主老财弄死敢于反抗的群众——这些我们掌握不掌握的，竹筒倒豆子，都说了。

至此，案情已基本清晰，但要结案还必须把李绍梅，再抓回来才行。

问题是上次没抓住陈祖第，抓回来李绍梅，惊动了某些统战人士，这些人会不会继续为其说情，甚至无理搅三分，而且因为他在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学习，是上了提拔名单的民族统战干部，要抓李绍梅，必须得到云南军政委员会的批准，惊动太大，有同志有顾虑，主张要不就算了，反正抓了李焕文。

举办自新土匪训练班，使之回归正常生活。

汤科长把案情进展情况，以及大家的意见和担心，都汇报给了学校领导。领导很有担当，负责此案的赵副校长指示：抓紧时间，不漏掉骨干，尽快结案。军里已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了，这个案子不彻底搞清楚，我们是不能离开这里的，也无法向弥勒人民交代。

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办成铁案，就堵不住某些人的嘴，同时更不能给弥勒人民留后患。

带着所有案卷材料，汤科长二上昆明。

省军管会相关同志看了材料后表示，人可以抓，但李绍梅是地方干部，还要经过省民政厅批准。到了民政厅，谈了情况，又请相关同志看了材料，他们又认为李绍梅虽然有罪，应当归案回当地处理，但去革大抓人得讲究点方法。

云南省委党校，昔日的“革大”所在地。

因为李绍梅这批去“革大”学习的，都是旧政府官员，都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公开把人铐上抓走，对全校震动很大，对学员的学习改造不利，必须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好在这些困难，汤科长都想到了，提前就准备了应对之策。

最后，在答应一定把事情办得稳妥的情况下，民政厅才开具了给革大的介绍信。

当时的革大，就是今天昆明市西山区杨家村，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的所在地，在当时距离相对较远，所以汤科长雇了辆马车。

解放前夕，南京街头的胶轮马车。

到了革大，先去找校部，校部的同志态度很好，说已接到民政厅电话，具体办理请到保卫科商量。保卫科看了省军管会的批示，表示积极支持，并说已做好准备。用今天的话，有预案!可见并不是碰不得，关键是要把工作做好做细。

两边商定，不在学校带人，由他们找个理由，把李绍梅送到马路边的岔路口，只要坐上马车，就算交接完毕。随后怎么办，就是汤科长他们的事了，革大保卫科就不管了。

午后，汤科长他们在马路边等候，此时正是学员休息时间，李绍梅扛着行李卷，保卫科的同志提着他的洗脸盆，俩人一前一后走出校门。

李绍梅上了马车，保卫科的同志就走了。那边走，这边我们的两位侦查员，一左一右上车，把人夹在中间，立即给他戴上手铐。

四川剿匪部队的指战员访问遭受土匪祸害的群众。

李绍梅问，这是怎么回事?

汤科长也不多说，只说县上有些事，你回去就清楚了。

押回弥勒，不用见陈祖第，看到李焕文垂头丧气，没了昔日“风采”，李绍梅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在审讯上没费大劲，交代政策后，他就交代了与“李团长”怎样商量“起事”的全部罪行。

还说由于自己出身地主阶级，对减租退押不愿意，我们来了，他的日子不好过，所以跟“李团长”一拍即合，而且时值朝鲜战争爆发，他们更心存幻想。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有法国人和美国人联手，蒋介石更是胜券在握，打回来就是时间问题。要想“重见天日”，依旧是他们说了算的天下，就得赶紧动手，早早造成既定事实。

西昌地区少数民族自卫队员给剿匪部队指路。

这样国民党回来了，弥勒仍是他们说了算，所谓“流水的县长，铁打的老爷”，你懂的，李焕文和李绍梅，其实就是弥勒的“黄四郎”，谁触碰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就跟谁斗!

经过反复核对材料，这起弥勒“火把节暴乱事件”最终定案为反革命性质，李焕文为首犯，李绍梅和陈祖第为骨干。历经大半年的努力，所有案犯全部归案，且都供认不讳。

不过，最后处置仍须经省军管会审批。

于是汤科长三上昆明，省里非常重视这起现行反革命案件，很快做出批示，要求一切按法律来办，广而告之，以儆效尤。

西康剿匪部队出发前，向彝族同胞告别。

批示下到弥勒，部队和县政府商议，准备共同召开公审公判群众大会。县里要求各区，都要派代表来参加。

在一个小县城里召开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过去没有过，因此震动极大。

群众大会召开当日，县城和城关的群众，纷纷上台，控诉李唤文和陈祖弟在保安团时，欺男霸女，横行乡里，害得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罪行。六区特别是牛背村的农民，更是对李绍梅恨之入骨，这种坏事，他也没少干，同样民愤极大。

原先因为政策问题，我们压着，不断说服，现在暴露出来，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严办三人，给群众撑腰，为群众解恨，不要遗患无穷，让群众继续担惊受怕，小心打击报复。既然敌人不让我们有好日子过，妄图反攻倒算，我们凭什么还要继续姑息养奸?

1951年4月7日，武昌各界群众三万多人集会，控诉匪特恶霸残害人民的罪行。

群众意见充分表达后，大会主席选对了省里的批示，对三名主犯判处死刑，其它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况分别判处徒刑不等。

罪有应得，群众自然拍手称快。

顺便说，小王也因为有立功表现，不但没被追究，反而授奖。

会后，赵副校长代表部队，向弥勒人民挥手告别，他说：军里早已给了新的重要任务，现在这个案子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可以放心的走了。弥勒人民再有需要我们的时候，不管是哪支部队，随叫随到，因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1949年11月11日，江西遂川四万多群众公审匪首萧家璧。

最后，我还想再说说，前面提到的“项司令”。

时任“反供救国军滇东南纵队独立第一支队”副司令的项朝宗，苗族上层人士，祖父项从周是著名的抗法爱国英雄。项家自认祖籍河南项城，是楚国名将之后，自觉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对于中华民族有大功，更在苗族同胞中深有威望。项朝宗跟我们的地下党也很有渊源，掩护过地下党，帮我们打跑了国民党的猛硐汛长，当选过农协主席。

按理说，这算是我们的人，可由于他的活动区域在中越边界，跟越南人民军有矛盾，连带我们也跟着吃挂捞，国民党又趁机制造矛盾，拉拢项朝宗，法国人更没少给武器弹药。项朝宗就站过去，随着陈赓部队解放滇东南，开始剿匪，项朝宗跟我们的矛盾越来越深，手里还有了血债。

不过，项朝宗终究是有血性的汉子，在党的政策不断感召下，后来回国投诚自新，为民族和统战事业做了很多工作。

弥勒市烈士陵园，致敬在剿匪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