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劳动运动与劳动关系：1907—1928

编者按

1.零散且自发的经济斗争、手工业时期的劳动者组织(友子同盟)->现代工业环境中劳动者组织(分散的劳动组合)->诸劳动组合的同盟和战线统一->萌芽阶段的日本共产党;

2.个人地位提升与成功->自我修养、教育机会、“公正对待”与社会地位提升->“将工人当作人对待”与“人类解放”->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

3.日本统治阶级的劳动政策由单纯压制转换为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

本文呈现了如上三条日本工人运动的演变图景，矛盾运动的双方都在试错和摸索中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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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下)

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中)

日本劳动运动史——1868—1914(上)

战前日本左翼史简明教程|序言

正 文

引言

本文所要承担的课题，是考察从日俄战争时期到评议会解散为止，工人阶级的状况与劳动运动。本文所涉及的时期，正是劳动运动真正实现发展的阶段。然而，无论是从笔者自身能力来看，还是从研究现状与篇幅限制来看，要分别对工人状况和劳动运动作出独立而充分的考察，都并非易事。

因此，本文将主要以劳动争议为线索，探寻劳动运动的发展阶段，并着重追究各个阶段的历史特质(1)。至于工人状况，则只在为此种考察所必需的范围内加以论及(2)。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劳动运动

1.日俄战争后的大规模争议

1907年，即明治四十年，是劳动运动的第二次高涨期。始于1897年第一次高涨期的《同盟罢业调查》，到这一年记录了60件、11,483名参加者;不过参加人数仅统计了其中54件，另有6件人数不明。这一数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高纪录(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争议接连发生在大型矿山、军工厂、造船厂等构成日本资本主义根基的大型经营体之中。

这一系列争议的直接原因，显然在于物价上涨，尤其是米、盐、味噌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不过，物价上涨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争议会在矿山和军工厂中集中爆发。

关于军工厂，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解释。也就是说，在这些工厂中，战争期间繁忙时期发放的津贴和奖金被取消，加班也减少，因而工人的收入大幅下降。这确是事实。然而，这一事实同时也意味着，参加争议的工人在战争期间曾经获得过大幅收入增长。横山源之助曾记述，炮兵工厂的工人由于日俄“战争之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忙与工资”，甚至出现了“日薪一日元以上的工人，一个月收入超过一百日元”(4)的情况。

若从“贫困”的角度来看，相比金属工人，战争期间“骤然陷入冷清”的纺织、织物工厂等行业的工人处境更为严峻，受物价上涨的打击也必定更大。在矿山中，与成为暴动主力的采矿工相比，那些没有参加暴动的杂役工人显然工资更低。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主张军工厂等处的工人并未陷入“贫困”。我只是想指出，成为争议原因的“贫困”或“困乏”，在性质上不同于过去许多论者偏好强调的“原生性劳动关系”中的那种“贫困”。

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重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甲午战争后虽仅有小幅上升，但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一种不同于其劳动力供给母体——都市杂业阶层和贫农阶层——的生活结构(5)。日俄战争虽然伴随着极为严酷的劳动强化，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正是重工业工人一度已经摆脱、或者正在摆脱“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这一事实，使他们在战后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贫困”。

然而，仅凭以上几点，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1907年会在大型矿山、军工厂等处接连发生暴动和同盟罢工。“贫困”固然是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并不是说只要贫困，或者只要意识到贫困，就一定会发生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始终存在。那么，为什么它会在1907年这一时间点上成为同盟罢工和暴动等行动的原因呢?要解明这一点，首先有必要观察争议本身的特征。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军工厂和造船厂中，下级工头与熟练工人成为运动的中心，并对职员阶层和高级工头进行抵抗。同样，在矿山中，以采矿工为中心的熟练工种工人，也对饭场头，以及从矿业所长到现场职员的管理层表示反抗。厂长和矿业所长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无视职场惯行的就业规则，并以罚金、削减供应米、解雇等严厉处罚强制执行。工人对职员和高级工头的不满，则主要源于他们在加薪、承包价格决定等方面索取贿赂，存在大量不公正对待。

这些矛盾是在日俄战争前后，这些经营体急速扩大规模(6)、推进新技术引进的过程中产生的。创业初期，技术人员数量很少，而且生产强烈依赖手工熟练，因而经营方无法直接掌握生产过程的末端，只能把作业承包给资深工人，并将作业指挥、监督、工资决定，有时甚至包括雇用与解雇在内的权限都委托给他们。然而，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新生产手段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工厂内部分工体系变化，这种间接管理体制被迫发生修正。虽然因产业、企业乃至具体职场而有所不同，但经营方逐渐强化了对生产过程的规制。取代师傅承包制的，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承包制，或者计件工资制度。

师傅承包制的废止，意味着多样而富有弹性的职场惯行被划一化的工厂纪律所取代。师傅承包制固然允许师傅工人对下属进行严酷支配，也允许其在劳动条件决定等方面作出任意处理。然而，另一方面，师傅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建立在日常接触基础上的、带有“人情味”的关系。在面对职员或其他工人集团时，师傅工人也往往是普通工人的保护者。师傅承包制的废止给经营者带来了利润增长，但对工人来说，却未必意味着劳动条件的改善。同时，统一工厂纪律的支配，并不意味着在决定每个工人的劳动条件时废除了任意性，也不意味着基于客观标准的公正待遇得以实现。工人的等级评定、作业分配等，依然委诸高级工头和下级技术人员的判断，而贿赂仍然能够发挥作用。

在矿山中，由饭场头承包作业的制度也被废止，饭场头的任务被限定为确保劳动力、督促入坑、监督作业等。因此，饭场头的收入变为固定津贴、雇入矿工时的介绍手续费、根据下属矿工入坑工数而获得的手续费等。随着物价上涨，其实际收入减少。为此，饭场头通过提高伙食费和供应品价格等方式，在流通环节加强剥削，从而加深了与矿工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随着作业承包的废止以及矿业资本对矿工的直接雇用，饭场头作为矿工雇主的外衣被剥去，其中间剥削者的本质暴露出来，其对矿工的支配力也随之削弱。日俄战争后，军工厂和大型矿山中争议之所以能够发生，其客观条件大体如上。

不过，作为矿山和军工厂中大规模争议接连发生的另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工人一方的主体条件。一般而言，过去人们在强调这一时期争议的特征时，往往突出其自发性和非组织性。也就是说，在《治安警察法》之下，劳动组合的存在不被承认，因此生活陷于困顿的工人不满便自发爆发。暴动和罢工并非由劳动组合组织和领导，这一点确是事实;就此而言，这种特征描述并不能说是错误的。然而，我并不赞成只强调自发性的倾向。因为正是1907年以前运动的经验与传统，才使矿工和铁工之间能够发生争议。

我们不妨以成为这一系列争议“导火索”的足尾暴动为例来看。正如人们常说的，这场暴动并不是在1907年2月4日“突然”发生的。事实上，早在暴动发生三年多以前，一名以组织“全国矿工大组合”为目标的矿工——永冈鹤藏——就已经进入足尾铜山，并在矿山工人之间持续而顽强地开展活动。

为什么矿山工人中会产生像永冈这样的劳动运动组织者?这首先与矿山工人的自主互助团体“友子同盟”的存在有着深刻关系。永冈决心成为矿山劳动运动的组织者，是由于片山潜的促动;但他之所以能立即接受这一劝告，背后有几个原因：他本人作为友子同盟的一员拥有长期经历，也曾在各地矿山辗转流动;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曾以友子同盟为基础组织同盟罢工，或者成功开展过以秋田县为对象的废除矿工税运动。进一步说，永冈之所以能够在足尾持续活动三年，也是因为矿业资本和饭场头等不能无视友子同盟“流动就业”的惯行。考虑到在没有友子同盟传统的筑丰煤田，即使到了1920年代，劳动运动组织者要进入煤矿用地内部仍非易事，这一事实的意义并不小。

在三年的活动期间，永冈谴责资本家如何无视工人的生命与安全(7)，并以具体事实追究职员和饭场头的不公正。很明显，他的活动对于工人站起来采取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06年秋，南助松从夕张加入并成立大日本劳动至诚会足尾支部后，运动迅速发展。至诚会突破了自铁工组合以来以互助活动为轴心的组织方针，提出加薪、改善供应米等要求，并号召如果要求不被接受，就进行同盟退职(8)。至诚会还向友子同盟的组织开展工作，取得其支持，同时领导了夺回友子同盟互助金出纳权的运动。该出纳权曾被饭场头夺走，并成为中间剥削的手段。至诚会最终取得了成功。就在饭场头约定将出纳权移交给友子山中委员的前一天，暴动开始了。站在暴动最前面的那名男子，很可能已被饭场头收买。

另一方面，军工厂和造船厂的争议同铁工组合等运动经验不可分割，这一点也可以得到确认。比如，1902年、1906年、1912年多次发生争议的吴工厂中，有村松民太郎等相当数量的原铁工组合会员在工作(9)。又如，在大阪炮兵工厂争议中，有人指出来自吴等地的“流动工人起了主导作用，煽动了一部分工人”，并称“这些流动工人似乎此前已在各制造所经历过同盟罢工等”(10)。

而且，这些争议的经验和传统，还将由亲眼见闻过它们的青年一代继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2.友爱会

1907年的高涨之后，劳动争议迅速退潮。1908年至1910年的罢工件数分别只有13件、11件、10件，参加人数也不过823人、310人、2934人。此外，社会主义运动在足尾暴动后不久召开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大会之后，随着镇压加强，内部对立也趋于激化;“大逆事件”之后，几乎被逼入无法动弹的状态。基于这些事实，1908年以后至米骚动为止的时期，通常被称为“冬之时代”，并且往往被视为运动的空白期。然而，近来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城市中民众骚扰事件接连发生这一事实，这一时期也正在被重新考察。只是，关于包括米骚动在内的城市民众运动，另有专章论述，因此这里将以友爱会为对象，并且通过将其与甲午战争后成立的铁工组合相比较，来接近这一时期的运动。

把铁工组合与早期友爱会相比，立刻可以注意到二者具有共同的特质。二者都是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产生，成立之后“有识者”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二者作为劳动力出卖者的组织都很无力，其主要目标在于使工人“自觉”到“劳动的神圣”，通过“团结”进行“修养”，努力“提高技能”，从而谋求工人“地位的提高”。

这些事实暗示着二者所面对的问题具有共同性。

第一，由知识分子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化”，正对应于日本资本主义本身是“自上而下”培育起来的这一事实。原本，在没有手工业行会传统的日本，工人之间自主规制劳动条件等事项的惯行较为薄弱。欧美各国异质技术之所以几乎没有遭遇抵抗便被接受，也是由于这一缘故。旧有工匠阶层的组织本就薄弱，而他们同新产生的工厂工人之间，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人脉谱系上，都存在断层。这些事实限制了工厂工人自主运动的发展(11)。毋宁说，工人的组织化，是作为拥有欧美劳动运动知识的“有识者”的宣传启蒙活动而开始的。

第二，在二者的主张中，最吸引工人的，是关于“地位提高”的号召。当时，许多青少年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而他们的目标是“立身出世”和“成功”。通过半工半读进入高等学校，成为官吏或公司职员;或者从商店小伙计做起，最终拥有自己的店铺——这些都是“立身出世”和“成功”的典型范例。与此相对，成为工厂工人或矿山工人则意味着在“立身出世”竞争中的落伍，因为这些是新的职业领域，致富机会贫乏，灾害风险又高。工人的挫折感表现为“喝、赌、嫖”之类道德颓废的蔓延，并进一步放大了“一般社会”对“工人社会”的歧视。因此，以“劳动神圣论”为支撑、并以欧美先进社会的实例为依据的“地位提高”号召，便能够成为他们参加劳动运动的重要契机(12)。

不过，在工人阶级的压倒性多数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尚未从“下层社会”中分离出来的阶段，“地位提高”的要求大概并不会十分强烈。然而，对于那些即便只是稍稍开始脱离“下层社会”的工人上层而言，提高社会地位的号召却具有强烈感染力。回应高野房太郎等人号召的是熟练工种“铁工”，尤其是“师傅工人”;早期友爱会以熟练工为基础，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然，铁工组合与友爱会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铁工组合重视互助活动，而友爱会的互助活动不过是同伴交往程度的活动。铁工组合正如其名称所示，只把金属机械工人作为组织对象，而友爱会则向包括手工业者和女工在内的一切工种敞开门户。

但是，最大的差异在于：铁工组合几年后便衰落了，而友爱会却稳步成长，最终发展为名副其实代表日本劳动组合运动的劳动总同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下面想围绕这一点进行考察。

首先成为问题的是领导者的差异，尤其是其社会地位的差异。就铁工组合而言，高野房太郎和片山潜都曾在美国真正意义上“苦学”，并基于在那里获得的知识与体验，试图在祖国培育劳动组合。然而，他们在日本社会从事公共活动时，缺乏有效的“头衔”，在人际交往关系等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

与此相对，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士铃木文治拥有优越得多的条件。在运动初期，这种差别绝非微不足道。早期友爱会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支部所在企业的董事和工程师的支持与协助。这固然是因为友爱会的理念为经营者和技术人员阶层所接受——他们正需要一种积极适应工厂纪律的新型工人;但同时也不能否认，铃木及其后援者的“头衔”发挥了作用。

然而，这毕竟只是帮助友爱会顺利发展的条件。更根本的因素在于，这十余年间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成长。

关于数量上的成长，只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便已足够：1897年铁工组合成立时，重工业工人仅有3.2万人，而到1914年已达18万人，是前者的5.6倍;到1919年则达到39.2万人，是前者的12.2倍(13)。

另一方面，探究质量成长的有力材料，是机关报和机关杂志。这里没有余裕对其内容作比较考察，但就铁工组合的准机关报《劳动世界》而言，工人自身的发言极少。《友爱新报》最初一两年也大体相同，但从1914年4月第26号起设立了“自由文坛”栏目，开始刊登工人的投稿。到了《劳动及产业》时期，向这一栏目投稿的人数增加，1916年1月号中甚至写道：“近来投稿非常之多，每月竟多达数百封。”在这些工人投稿者中，还产生了平泽计七这样的人物，他发表了包括社会剧《工厂法》在内的许多优秀戏剧和小说。

当然，工人质量上的成长并不仅仅体现在投稿的增加上。最初仅由知识分子担任的本部人员中，也开始任用菊地喜市、平泽计七、福田龙雄、松冈驹吉等工人出身的活动家，并让他们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先进工人之所以产生，背景不仅在于一般学校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还在于机械化的发展开始要求工人具备更高的知识水平。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们背负着运动传统这一事实。

例如平泽计七。他的工人生活始于1903年，当时他进入日本铁道大宫工厂，成为工匠见习生。他的父亲也自1899年以来一直是该工厂的锻工。不言而喻，日本铁道正是以1898年的日铁争议为契机组织起来的矫正会的组织基础。而在大宫工厂本身，铁工组合也设有支部;1900年3月，该支部成员还曾作为中心力量准备罢工，并开展了改善待遇运动。平泽在这一时期作为该工厂工匠之子生活于大宫，并且自14岁起自己也成为工匠，很难认为这些运动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又如产生了松冈驹吉以及三木治郎、桂兼吉、小泉七造、小西喜代藏、中田惣寿、饼田守一、藤沼荣四郎等众多活动家的室兰支部，是以日本制钢所室兰工厂为基础的。日本制钢所室兰工厂则是以从吴海军工厂集体迁移来的工人为中心新设的。如前所见，吴工厂早已以“铁工组合的落败者”为中心，经历了多次罢工。从吴迁来的工人于1909年在室兰围绕地方税问题同町当局发生争执;在友爱会成立前的1912年，也曾发起加薪争议。松冈崭露头角，也正是在这次争议之中(14)。

3.劳动组合相继出现的背景

强调1917年作为划时代节点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要主张1919年的运动不过是1917年的简单延续。1919年，尤其是其后半期，大量劳动组合相继成立，这一事实本身便值得注意。根据渡部彻的研究，这一年设立的劳动团体总数达211个。不过，其中也包括女工供给组合和企业内部的互助组合，并非全部都是劳动组合。还有一些团体虽然采取了劳动组合的形式，但其目的似乎主要只是为了参与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代表的选出;或者也有一些令人怀疑是为了应对普选、培育选举基础而设立的组织。还有一些显然是为了对抗自主性劳动组合而建立的御用组合。然而，即使在这些团体中，也有后来发展为自主性劳动组合的组织，因此不能仅凭领导者的意图来判断该团体的性质。毋宁说，正是以极其多样的意图来组织工人这一点，才应当被视为这一年的一个重要特征。

那么，为什么这一年劳动组合会相继成立呢?人们常常指出的因素，是俄国革命的影响、米骚动的冲击，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意义。这些因素都不可忽视。但问题在于，过去的研究往往只是把这些因素并列提出。实际上，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会因运动参加者所属阶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例如，在这一时点上，俄国革命对日本工人阶级产生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巨大。这是事实。然而，另一方面，对于作为组合组织者登场的知识分子而言，俄国革命的冲击绝不小。只要看看麻生久、佐野学、野坂参三等早期新人会会员，便可以明白这一点。

与此相对，对工人而言，在1918年的时点上，相比俄国革命，和平条约决定设立国际劳工组织这一事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更大影响。第一，是因为日本参加国际劳工组织被认为是劳动组合获得公认的第一步。事实上，原内阁曾表明如下态度：“并不认为劳动组合本身立即便是危险的。若劳动组合有变为危险之虞，或者有企图变为危险者，则不得不加以取缔;但如果没有任何危险之虞，而是平稳地成立组合，则认为毫无妨碍。就今日之状态来看，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危险。”(17)这实际上确认了并不存在禁止劳动组合的法律。此外，针对在野党宪政会提出从《治安警察法》第17条中删除“诱惑，或煽动”字样的修正案，政府虽拒绝接受，却也表明了限制该条适用范围的意向，称当“其工厂内之人相互约定要实行时，若对此施加压迫，究竟如何，或许对此类者，未必有必要依此条加以取缔”(18)。

并且，在资本家之间，这一时期承认组合的论调也在增强。例如，1919年6月，大阪市就职工组合之可否向各工厂征求回答时，认为可行者有120家，认为时机尚早者17家，认为须视指导者而定者12家，而认为不可者仅有12家(19)。

第二，和平条约第427条中所包含的劳动非商品原则、团结权等“一般原则”，被友爱会员视为迄今友爱会等组织的主张已经获得国际承认，因此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尤其是劳动非商品原则，对那些已经从单纯的社会地位提高要求，发展到认为工人同样是人，并由此强化劳资对等意识的先进工人，产生了强烈感动。资本家一方在同一“一般原则”中主要关注八小时劳动制和禁止幼年劳动，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国际劳工组织，都必须记住，正是因为日本工人阶级已经具备主体性地接受这些因素的力量，它们才得以成为运动高涨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1917年至1919年间大量工人参加争议和骚扰这一事实，才是使劳动组合相继出现成为可能的最根本因素。

3.走向劳动战线统一的动向

跨越企业界限、能够规制劳动条件的行业工会，在日本未能成长起来，这是贯穿日本劳动运动历史的一项重要特质。这一事实无论好坏，都对日本工人阶级的性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过，至少到1910年代为止，劳动市场尚未按企业加以分割，许多工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劳动条件，在企业之间辗转流动。因此，在同一产业，尤其是同一工种的熟练工人之间，存在着超越企业界限的连带感。友爱会组织海员部以及若干职别组合，印刷工组成信友会，矿山工人成立全国矿工组合，也都显示出这种连带感的存在。然而，除海员之外(20)，这种基础绝不牢固。

日本的劳动组合并不具备通过伴随入职规制的徒弟制度、劳动时间限制等方式来自主规制劳动条件的力量。因此，工人若要现实地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除了以同盟罢工、怠工等为武器，同各经营者分别交涉之外，别无他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而言，劳动争议不得不以企业为单位展开。而且，资本家有意识地强烈排斥与本公司“从业员”以外的人进行交涉。这些事实容易使劳动组合带有强烈的企业内部性格。友爱会的支部在以争议为契机扩大组织时，常常转化为企业别组合，也与这一事实有关。

尽管如此，1917年以后的劳动争议频发和劳动组合相继成立，显示出工人团结已具有一定范围。并且，这一事实本身又进一步作为培育更广泛工人团结的因素而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先进工人之间，开始产生超越职业与经营体界限、作为工人阶级的连带感。

在培育这种阶级性连带感方面，比起以个别资本为对象的劳动争议，围绕政治问题展开的共同斗争反而发挥了更大作用。第一，是撤废《治安警察法》第17条的运动和普通选举运动;第二，是围绕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代表选出问题以及反对官选劳动代表的运动。

第一项运动的开端，是由友爱会，尤其是以神户联合会为中心的关西活动家打开的。那是在1919年初。1919年8月，友爱会改称“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并在名实两方面表明自己是劳动组合的全国组织，这也可以说是该运动的直接成果。普通选举运动则在翌年2月前后进一步集结了更广泛的劳动组合。在关西，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关西劳动联盟;在关东，则成立了普选期成治警法撤废关东劳动联盟。

第二项运动不仅推动了友爱会，也推动了许多劳动组合的共同斗争。首先，1919年9月，未被允许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代表选定协议会的小石川劳动会、新人赛璐珞工组合等18个团体，结成了大日本劳动联盟。随后，政府不顾劳动组合的反对，任命鸟羽造船所技师长桝本卯平为劳动代表之后，友爱会、信友会、大日本劳动联盟、大日本矿山劳动同盟会等组织一致展开反对运动。经过这种共同斗争，劳动组合统一的动向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到1920年，终于发展到组织恒常性联合体的阶段。同年5月2日，借第一届五一劳动节之机，友爱会、信友会等九个团体结成了劳动组合联盟会(21)。类似的尝试在关西也有进展，友爱会、向上会、大阪铁工组合等13个团体结成了关西劳动组合联合会。劳动组合联盟会和关西劳动组合联合会都是地方性联合体，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活动方面，都绝不能说是强固的组织。但是，从围绕普选、废止治警法、国际劳工组织等特定课题的共同斗争，发展到网罗主要劳动组合的恒常性组织的结成，其意义不可轻视。

围绕政治课题展开统一行动，以及劳动战线统一的进展，也使人们在面对个别劳动争议时，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视角：不再把争议仅仅看作该经营体工人的问题，而是将其作为整个阶级的问题来把握。众所周知，1919年12月，在大日本矿山劳动同盟会参与的足尾争议中，友爱会、信友会、小石川劳动会、日本交通劳动组合等召开协议会，并发表声明称：“对于一切劳动争议，吾人不将其视为单纯的局部问题，而认定其关系吾人劳动阶级全般之消长;今后一切私情概予排除，期以一致协力，努力贯彻之。”显然，在这一背景之下，存在着通过反对桝本劳动代表运动所积累起来的共同斗争经验。

翌年，即1920年4月东京市电罢工之际，正在筹备五一劳动节的各组合一致支持日本交通劳动组合。五一劳动节当天，也通过了支援该争议的紧急动议。劳动组合联盟会除围绕战后恐慌造成的失业问题，要求政府和资本家实施失业对策，或发表反对自上而下制定劳动组合法的宣言等活动之外，也大力支援劳动争议。在1920年友爱会纺织劳动组合发起的富士纺争议、正进会发起的东京15家报社印刷工争议中，组织了募捐、声援演讲会和支援示威等活动。

三、战后恐慌与劳动运动

1. 恐慌的影响

1920年，即大正九年3月，战后恐慌开始了。这场恐慌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劳动运动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劳动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15人以上规模的民营工厂工人人数，从1919年末的148万人减少到1920年末的137万人，减少了11万人，约下降7.3%。不过，这一数字还不足以充分显示恐慌对劳动运动造成的影响。因为劳动运动的发展因产业而异，恐慌的影响也并非在各产业中一律相同。

在战后恐慌中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恰恰是此前一直作为劳动运动主要舞台的造船业和金属矿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异常跃进的造船业，在1919年造船量，也就是汽船建造量达到63.6万总吨的高峰之后，到1921年降至21.7万总吨，1922年降至10.2万总吨，1925年更减少到4.8万总吨。金属矿业，尤其是产铜业，除军需减少之外，又在与智利、刚果等地大矿山开发以及美国低价铜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美国铜之所以低价，是因为采用浮游选矿法等新技术，能够大量处理低品位矿石。这样，此前曾是世界主要铜输出国之一的日本，转而成为铜输入国。表3显示的是造船业与金属矿业中工人人数的变化。

表3：船舶制造业、金属矿业工人人数。船舶制造业为常时使用15人以上工人的工厂在12月末日的统计数，依据《工厂监督年报》各年;金属矿业为6月末日统计数，依据《本邦矿业之趋势》各年。

造船工人在五年间减少到五分之二，矿山工人则减少到四分之一。当然，造船工人与海军工厂、机械工业的一部分之间，矿山工人与煤矿工人之间，都具有相通的职务内容，因此劳动市场中的竞争关系并不像这些数字显示得那样严峻。然而，随着1922年《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的签订，军工厂也大幅裁减人员;煤炭矿业的工人人数也以1919年为高峰，此后一直减少到1932年。因此，劳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对于工人而言极为不利，这一点并无改变。

反映这种状况，1920年5月以后，罢工急剧减少。就要求内容而言，反对降低工资、增加解雇津贴等成为主要要求。不过，与过去不同的是，即便处在这种不利状况之下，组合组织仍然得到维持，工人也积极转入反击。最能显示这一事实的，是1921年7月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到2.7万人，这不仅创下此前单月最高纪录，即使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时期来看，也居第二位。

2.三菱、川崎争议

2.7万人这个数字，主要是由神户的三菱、川崎两造船所争议所造成的。这场争议在若干方面具备了此前未曾见过的特征。它不仅在规模上是战前最大的争议，而且在内容上也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表明日本劳动运动已经达到新的阶段。

第一，也是最大的特征，是这场争议超越了个别经营体的框架，被有意识地作为劳资两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阶级斗争来进行。其他几个特征，也都同这一点有着深刻关系。

第二个特征，是要求内容的新颖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以经济要求为中心，而是把团体交涉权这一权利问题置于中心要求的位置。

第三，是工人方面尝试进行工厂管理。

第四，是争议最终以工人方面的失败告终，自主性劳动组合被逐出企业内部，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劳资意思沟通机构而设立的工厂委员会。

关于这些特征，本文没有余裕逐一详细讨论，因此这里主要围绕第一点来看(22)。

众所周知，三菱、川崎争议是在此前大阪地方一系列要求确认团体交涉权的争议(23)的强烈影响下开始的。率先点燃导火索的是大阪电灯公司的争议。友爱会大阪联合会倾全力声援这一争议。随后，5月的藤永田造船所争议由于同样是造船工人的争议，神户联合会大概也因此比大阪联合会更早行动，而且先后四次召开支援争议的劳动者大会，并发表宣言，要求“确认以全国性横断组合作为背景的团体交涉权”。在大阪，住友三家公司，也就是电线、制钢、伸铜，也组织了要求团交权的争议。友爱会大阪联合会通过这些斗争迅速扩大了组织。

这些一系列争议的顶点，就是三菱、川崎争议。6月25日，争议从三菱内燃机开始，7月2日扩展至川崎造船，7月4日扩展至川崎兵库工厂，7月5日扩展至三菱造船，7月11日又扩展至三菱电机，迅速扩大。在此期间，7月4日，以友爱会神户联合会为中心，神户各劳动组合召开劳动者大会，并以“联合团”的名义，向神户市内的工厂主提出“确认团交权”的要求。争议还波及神户制钢、台湾制糖、邓禄普橡胶等企业。

川崎、三菱两争议团中，有许多并非友爱会员的工人参加;但负责领导争议的，是贺川丰彦等友爱会干部。在争议的最后阶段，友爱会把本部移至神户，由铃木文治等人负责指导争议团总联合本部。以友爱会旗下组合作为中心，全国各地劳动组合中有许多“斗士”赶来声援，捐款也超过了一万日元。

另一方面，资本家一方对于这一问题极不妥协。因为它关系到“权利”，而且是要把这种权利承认给难以由他们控制的横断组合(24)。三菱三家公司和川崎造船相继进入工厂闭锁，并解雇了大量活动家。7月12日，川崎争议团发表工厂管理宣言之后，镇压进一步加强。警察禁止市内示威，限制张贴标语，并逮捕、拘押了大量工人。军方则以“保护军器”为名派遣宪兵队，又进一步驻扎一个步兵大队负责警戒。

随着争议长期化，争议团的团结开始瓦解。由于没有罢工基金，捐款又全部用于运动经费和给被捕者的慰问品，因此争议团成员及其家属不得不在一个多月里没有收入地生活。况且，在不景气状态下发动罢工，对资本家造成的打击也较弱。7月25日，工厂重新开工，工头阶层组织起御用团体，奔走于瓦解争议团的活动之中。警察禁止纠察，并保护上工者。至此，胜败已经很明显了。8月8日，最高干部会决定复工。12日，两争议团发表“惨败宣言”后解散。友爱会员被逐出川崎、三菱两造船所以及神户主要经营体，曾经是友爱会最大据点之一的神户联合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3.工厂委员会制

面对一系列要求团体交涉权的争议，资本家一方以导入工厂委员会制作为回应。本来，组合方面所要求的，应当是承认以横断性劳动组合为对象的团体交涉权;但由于实现这一要求的前景困难，组合方面也逐渐转向次优方案，即要求加入劳动组合的自由，以及设立工厂委员会。他们期待的是，通过组合代表被选为委员，工厂委员会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团体交涉场所。

然而，资本家一方所意图的，是一种作为自主性劳动组合替代物的“意思沟通机构”。委员会通常由“从业员”互选产生的委员，以及同等数量的公司方面指名委员组成;它并不是“协议、决定机构”，而不过是“咨询机构”或“恳谈会”。一般而言，关于劳动条件的问题被排除在委员会议题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主性劳动组合能够得到维持，并且多数“从业员”支持它，把组合代表送入委员席位，那么工厂委员会就有可能从“意思沟通机构”转化为团体交涉的场所。然而，以川崎、三菱争议为代表，资本家正是全力将自主性劳动组合逐出企业内部。

如前所见，此时劳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已经决定性地不利于工人一方。当然，如果组合组织足够强固，那么即便劳动市场不利于卖方，也仍然能够维持组织。然而，当时许多组合才诞生数年，只组织了“从业员”的一部分而已。并且，劳动组合并没有法律保护;相反，以事实上禁止罢工的《治安警察法》第17条为首，各种镇压性立法如罗网一般密布，国家权力可以任意用这些法律来压制劳动运动。

以争议为契机，忠实于经营方的工人被提拔，而不合作的人则被排除。这样，从总体趋势来看，到1920年代末为止，几乎所有大企业中的自主性劳动组合都被关在门外了。当然，不同产业、不同经营体中，其时期和形态也有所不同(25)。

随着“意思沟通机构”的设置，共济组合、购买会、诊疗所、寄宿舍、公司住宅等“企业内福利设施”也得到改善和充实，将工人整个包揽进企业内部的体制得到强化。核心工人主要从新毕业生中录用，并在企业内部培训设施中进行技能训练;与此同时，为了塑造亲近经营方的工人，“规训教育”也受到重视。

经过这一过程，大企业的劳动市场逐渐按企业分割、封闭起来。随着长期勤续的普遍化，企业内晋升制度，以及依照勤续年数或“年功”而涨薪的制度逐步得到整备。另一方面，临时工制度被广泛采用，它不仅承担着面对景气波动的调节功能，也成为“选择非组合性工人”的手段。

那么，资本家一方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以设置“意思沟通机构”的方式来应对自主性劳动组合呢?

这是因为资本家首先把争议的原因归结为：随着经营规模扩大，经营方与从业员之间失去了人际接触的机会，因而劳资之间缺乏意思沟通。可以说，这一认识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一个侧面。

早在1913年秋的社会政策学会上，铃木文治在论述日本同盟罢工的特质时便指出：“其直接原因并非单纯基于经济问题，而是极多出于道德上、人格上，或感情上的动机。”他还说：“今日之工人……在任何东西之前，首先要求作为人的待遇。”(26)这一指出，可以由日本铁道机车司机争议、吴工厂争议、足尾暴动等大量事例加以印证(27)。

而且，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劳动争议和劳动组合运动的工人，已经“甚为迫切地希望由其自行选出的代表直接与企业者交涉”(协调会《有关劳动委员会法之建议案》)。面对这样的工人，除了承认劳动组合，或者设置一种能够替代它的机构之外，大概别无他法。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的景气能够长期持续，承认劳动组合的路线也许会更加一般化。然而，战后恐慌后的状况，使得把自主性劳动组合排除出大经营体变得容易了。

四、劳动运动思想的变化

1.从“地位提高”到“解放”

这里，我们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运动思想的变化。

最初抓住友爱会员等先进工人的，是“民主主义”。早期友爱会关于地位提高的要求，主要是期待工人自身通过修养而被一般社会所接受;但后来，这一要求逐渐变成了“首先承认吾等的人格”这样的主张。在这里，所要求的不只是自我修养，更是要求资本家和监督者改正其对待工人的态度。友爱会由亲睦修养团体，转变为贯彻工人要求的团结体。1916年至1917年，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划时代节点，这一点前文已经论述过。1919年展开的普选运动、劳动组合公认运动、治警法修正运动，也都位于这一延长线上。

如前所见，对于日本工人而言，劳动组合绝不仅仅是“劳动力出卖者的组织”。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组合在决定劳动条件方面力量薄弱;但同时，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工人对社会歧视怀有深切愤怒，并且对大企业的待遇缺乏“人情”、非人道化抱有强烈不满。

“吾等之劳动运动，决非单纯之金钱问题。当然，工资问题、待遇问题乃劳动问题之直接刺激机线，实属当然;然而，其原动力与中心要求，则是自觉的人类解放，是要求承认人间平等的自觉呐喊。它是对资本家专横与压迫的权利夺还式反抗运动，是雪辱战，是生存权之主张，是生活意志之高扬。吾等欲逃离奴隶般屈辱之地位。”——《劳动者新闻》第12号，1919年6月15日。

友爱会神户联合会机关报上一名工人的发言，清楚地显示出工人期待劳动运动承担什么。劳动运动被期待成为以“人类解放”和“社会改造”为目标的运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接近并参加劳动运动，其动机同样是“解放”和“改造”。

然而，在这一阶段，关于通向“人类解放”的路径，以及“社会改造”的方法，几乎还没有得到具体讨论。因此，就这一限度而言，运动内部的对立尚未显露出来。毋宁说，过去对社会主义表现出强烈排斥反应的友爱会，到1919年8月的七周年大会上，已经把“有名有姓”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作为来宾对待，并邀请他参加联欢会致辞，还以热烈掌声欢迎他。

这一时期，在言论界，关于“社会改造”的海外“新思潮”接连被介绍进来。诸如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世界产业工人主义、修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2.“工团主义”

在这些新思想中，继“民主主义”之后抓住劳动运动的，是“工团主义”。不仅是从早期起便带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信友会、正进会等印刷工组合，在友爱会内部，到1920年，工团主义的影响也在关东，以及关西的京都地方活动家之间扩展开来。在阪神地方，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贺川丰彦影响力较强;同年10月友爱会第八周年大会，便围绕议会政策还是直接行动的问题，关东方面与阪神方面发生了激烈对立。然而，以三菱、川崎争议的失败为契机，贺川对劳动运动的影响力衰退，“工团主义”的全盛时代到来了。

原本，工团主义运动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固定理论体系之上的运动。毋宁说，它是把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体制内化”持批判态度的战斗性工人之间展开的运动加以理论化之后形成的。

日本的“工团主义”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它与其说是基于欧美工团主义理论而形成的运动，不如说，是这一时期劳动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各种倾向被称作“工团主义”。那么，所谓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是什么呢?第一，把劳动组合运动的首要目标置于废除阶级制度;第二，否定包括普选运动在内的一切政治运动;第三，容认机械破坏等实力行使;第四，排斥知识阶级领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欧洲工团主义理论的核心——总罢工论——是缺失的。为了废除阶级社会，不能依靠通过政党的运动，而必须依靠纯粹由工人阶级自身组成的劳动组合，也就是“工团”的直接行动;这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本来是工团主义理论的中心命题。在那里，直接行动意味着罢工、怠工，尤其意味着总罢工。与此相对，在日本的“工团主义”中，总罢工几乎没有成为问题，取而代之被强调的，是战斗性少数者的暴力行使，并且这种暴力行使常常被称为“直接行动”。这与“怠工”一词的译语独立发展形成一组有趣的对应：本来“怠工”包含通过机械破坏等方式妨碍生产，但在日本，它只被理解为组织性怠业这一种形态，最后甚至变成了个人偷懒的意思。

这种倾向当然反映了日本运动所处的状况。在友爱会倾全力投入的三菱、川崎争议失败之后，总罢工已不可能成为现实问题。与此相对，少数者的破坏行动，则被认为是剩下的唯一手段，因为它能够表明工人并非机器，而是具有意志的人。不过，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争议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频繁伴随着破坏。组织性、计划性的捣毁行动，只是在1921年1月的足立制作所争议中发生过。藤永田造船所、三菱、川崎争议等也都被适用了骚扰罪，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示威队伍同负责取缔的警察发生冲突。只是，虽然均以未遂告终，在大阪电灯争议中，西尾末广等人曾计划使用炸药进行破坏;在三菱、川崎争议中，赤松克麿等人也曾制定过以炸药破坏的计划。他们虽然站在同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相对立的立场上，但在把劳动组合运动的目的置于革命，并承认少数者实力行使这一点上，显然是“工团主义者”。在因“无政府派与布尔什维克派对立”而破裂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创立大会”翌日，即1922年10月1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心组织——总同盟第十一周年大会上，总同盟修改了创立以来的纲领，其内容正可谓工团主义本身。纲领写道：“吾等确信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不可并立。吾等期望以劳动组合之实力，实现劳动者阶级之完全解放，并建设自由平等之新社会。”原文着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无论如何，日本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正是在这一阶段，第一次以具有一定群众广度的方式，认识到废除资本主义社会乃是自身的阶级使命。

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劳动组合运动会从劳资协调论一下子跃进到“工团主义”呢?以这一点为主题进行考察的渡部彻认为，在“工团主义时期”之前的1919年后半，基尔特社会主义成为劳动运动的指导理论，并作为连接环节，使“工团主义”容易被接受(28)。他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来自日本劳动运动一直作为模范的英国的理论，它关于废除工资奴隶制、主张工人自治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性格，同日本工人的问题意识具有同质性，因此能够毫无违和感地被接受。他还指出，从基尔特社会主义向工团主义转变的契机，是1920年前半普选运动的挫折和战后恐慌。

这是一项相当细致的分析。不过，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疑问：它是否确实像在论坛中受到追捧那样，对整个劳动运动产生了影响?此外，即使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连接环节，确实使“工团主义”更容易被接受，但它是否就是急速“工团主义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也仍有疑问。更一般的疑问在于，这种解释似乎把制约运动的客观条件视为“外在因素”而加以轻视，同时又过高评价了理论所发挥的作用。

确实，战后恐慌本身是运动的“外在因素”。然而，在这一条件下展开的工人运动经验和生活经验，并不是单纯的外部因素。与其说是工团主义理论招致了运动的“工团主义化”，不如说，在官宪严厉镇压、资本方面毫不留情的攻势之下，运动接连惨败，既有运动方针的困境在所有人眼中都已经明白无误，正因为如此，工团主义才会被迅速接受。

再补充一点，我认为，友爱会以及日本劳动组合原本作为“劳动力出卖者的组织”就很薄弱，反而主要关心工人地位的提高，这一事实，也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能够毫无抵抗地被接受的重要因素。友爱会关于“地位提高”的要求，在大正民主主义高涨之中，已经发展为要求承认“人格尊重”和“人类平等”。而这种要求与总同盟修正纲领中“以劳动组合之实力，实现劳动者阶级之完全解放，并建设自由平等之新社会”的表述之间，似乎几乎没有被意识到断裂。因此，这项内容极其重要的纲领修改，几乎没有经过像样的讨论便获得通过。实际上，前文引用过的《劳动者新闻》1919年6月号上一名工人的发言，在论旨上同第一次《劳动运动》创刊号，也就是同年10月号卷首所刊大杉荣《劳动运动的精神》完全一致。先进工人在接受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时，并不需要多大的思想“转变”或“飞跃”。

3.“布尔什维克主义”

即便说劳动运动整体上“工团主义化”了，当然也并不意味着形成了统一的运动。在运动内部，组织关系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同时，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对立也逐渐显露出来。也就是所谓无政府派与布尔什维克派的对立。

“无政府派”和“布尔什维克派”都把劳动运动的目标掲为劳动者阶级的解放，以及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建设;在否定普选运动这一点上，二者也是共通的。将两者区分开来的，是关于劳动组合运动的组织论，以及对俄国革命的评价。

围绕组织论的对立，在1922年9月围绕集合全国主要劳动组合而创立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工人的自主和自治，主张劳动组合的“自由联合”。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派”则认为，要对抗中央集权化的资本主义，必须集中战斗力，因此主张组合的中央集权式合同。总联合创立大会成为采取“合同主义”的总同盟系统与立足于“自由联合主义”的反总同盟系统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场所。结果，劳动战线统一的尝试，反而激化了对立。不同立场的组织为了共同面对敌人而建立“协同战线”，这一点在口头上虽被提出，但在实际运动中几乎未被考虑。双方都只是抽象地宣称自己关于劳动组合应有组织形态的原理更具优越性。

无政府派与布尔什维克派对立的另一项争点，是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原本，天皇制下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于处在沙皇压制之下的俄国革命运动抱有强烈关心和共鸣。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们造成了强烈震撼。不仅是老一代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运动的青年，也加强了对俄国革命以及引导其成功的列宁主义的关心。其中，山川均通过杂志《社会主义研究》等，精力充沛地研究和介绍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指导性理论家。

另一方面，大杉等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也支持俄国革命。大杉比堺、山川等人更积极地接触共产国际，甚至在第二次《劳动运动》中同“布尔什维克派”的近藤荣藏等人合作。然而，随着他们得知工农俄国迫害无政府主义者的事实，大杉等人开始谴责苏维埃，并同“布尔什维克派”发生对立。

“布尔什维克派”通过同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斗争，逐渐开始摆脱否定政治行动的工团主义倾向。于是，到1922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之下，日本共产党成立了(29)。

共产党的成立，在日本工人阶级历史上，意味着一种此前全然没有先例的新型组织的出现。第一，共产党是非法的秘密结社。《治安警察法》第1条规定“政治结社”负有申报义务，第8条则赋予内务大臣禁止结社的权限。社会民主党以及以往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受这一规定制约，要么掲出妥协性的纲领，要么明知会被禁止结社仍提出申报，然后立即遭到禁止。共产党作为非法秘密结社，便不再需要顾虑这些问题。尽管最终未完成审议，1922年纲领草案能够提出“废止君主制”的要求，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随着这一党的出现，工人阶级建立自身权力，第一次成为实践性课题。统治阶级很好地理解了这一事实。总同盟的修正纲领在字面上具有共同内容，却未被追究;而共产党的创立，则需要制定《治安维持法》来应对。

第二，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是国际性革命运动组织的一部分。日本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对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言，都意味着社会问题和劳动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时，就已经能够预见问题的重要性和未来发展方向，并有可能向先进诸国的经验学习。然而，在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方面，被统治阶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尤其是日本乃远东一岛国，并且在语言等方面属于异质的文化体系，这对于经济上和教育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工人阶级来说，是同国际运动交流并从其经验中学习的巨大障碍。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不容易在其本来的承担者——工人阶级之间扩展，并且长期以来主要由知识阶级承担，也同这一事实有着深刻关系。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总是在运动尚处萌芽时便抢先下手。治安对策首先是“思想对策”，其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

共产国际日本支部的成立，在这一点上对于日本工人阶级追回落后发挥了一定作用。只要想想1922年纲领草案、1927年纲领、1932年纲领等对日本运动造成的影响，便可以明白这一点。通过这些纲领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交流，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摆脱了思想运动和启蒙运动的阶段，开始学习如何根据对现状的科学分析，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运动。另一方面，双方理论水平差距过大，也带来了对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权威的盲从等负面因素，其影响同样并不小。

这样看来，共产党的成立在历史上具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然而，正如成立半年后党员数只有58人所显示的那样，其组织力量绝不强大。而且，刚刚诞生的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缺乏统一，其实际状态也可以说是以往思想团体和劳动团体中的中心分子的联合体;后来“上海会议一月提纲”对此曾予以严厉批判。

五、治安政策的转换与劳动运动

1.治安政策的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运动的迅速发展，迫使统治阶级确立新的应对措施。1919年劳动组合公认的动向、1920年以后重新转向高压政策等，在经历反复试错的过程中，新的劳动运动对策逐渐形成。

不过，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我想稍稍回溯一下，先考察政府的劳动运动对策和治安政策。治安政策是制约运动展开的重要条件，但此前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

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治安立法，人们立刻会想到《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而说到《治安警察法》，通常又会把第17条作为问题加以讨论。许多史书往往将其与英国的《禁止结社法》视为同一性质，或者称其为“劳动组合死刑法”，并说罢工正是由此受到毫不容情的取缔。然而，这种叙述并不一定准确。

第一，《治安警察法》第17条并不是禁止工人团结本身。对于以“使人加入或阻碍加入关于劳务条件或报酬而采取共同行动之团结”为目的的行为，它不过是禁止“对他人施以暴行、胁迫，或公然诽谤”而已。暴行、胁迫、公然诽谤本身原本就是刑法上的犯罪，而且一般而言刑罚比《治安警察法》更重。从实际效果看，它不过是绕开了单纯暴行和名誉毁损属于亲告罪、必须“等待告诉方可论罪”这一限制。此外，实际依据《治安警察法》被命令解散的，几乎都是“政治结社”;劳动组合被命令解散的最初事例，是1928年的评议会。

第17条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规定，以“遂行同盟罢工”为目的，不得“诱惑或煽动他人”。罢工总是伴随着某种“诱惑、煽动”，因此如此规定之下，罢工事实上便被禁止了。从劳动组合一旦被禁止罢工便不成其为劳动组合这一意义上说，把该条称作“劳动组合死刑法”是可以的。

不过，问题在于它如何适用。请看表4。1914年至1925年之间，因违反第17条而被检举者，即便包含同其他法令违反并合处理的案件，也只有154件、1165人。这一时期的罢工件数为3208件，因此该条适用率仅为4.8%。而且，在被检举的1165人中，起诉犹豫、不起诉等超过半数，达596人;无罪或免诉者也有99人。有罪者为213人，截至1926年仍未决者为257人(30)。仅看这些数字，认为《治安警察法》毫不容情地取缔罢工，恐怕并不准确。

表4：伴随劳动争议的犯罪检举人数，警保局调查

原表按年度列出1914年至1928年间，因骚扰罪、骚扰罪与其他法令并合、《治安警察法》第17条违反、第17条与其他法令并合、骚扰罪与第17条并合、《关于处罚暴力行为等之法律》违反、该法与其他法令并合，以及其他法令适用而被检举的案件数与人数。各年度均以上段为件数、下段为人数。原注说明：依据社会局劳动部《昭和三年劳动运动年报》第414—415页“自大正三年至昭和三年伴随劳动争议之犯罪检举表”。但原表中1928年数字的一部分有误，已参照同书第413—414页“昭和三年伴随劳动争议之犯罪检举调查”订正。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治安警察法》之下，劳动运动获得了比预想更多的自由保障呢?当然不是。第17条本身的存在，因其不知何时会被适用，便构成了对劳动运动的重大制约。而且，资本家和警察为了压制运动，最大限度地利用该条文进行威吓。

但这里有必要重视的是，以《治安警察法》和《治安维持法》为顶点的治安立法体系，以及这些法律的适用被“当局”极为恣意地执行这一事实。制约劳动运动的，并不只是《治安警察法》第17条或《治安维持法》。不能忽视若干补充这些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更日常地规制运动的治安立法。

例如《行政执行法》。这部法律与《治安警察法》同在1900年制定，它承认可以拘束“有暴行、斗争及其他危害公安之虞者”。由于这一规定意味着，即使某人并未犯下任何罪行，只要警察认为其“有危害公安之虞”，便可以将其拘束，因此它被广泛用于把劳动争议的领导者和声援者“关进猪圈”，从而瓦解争议。这种拘束虽然受到“不得至翌日日没以后”的限制，但通过形式上释放再重新拘束的方式，事实上可以持续拘束许多天。

《警察犯处罚令》也经常被用来拘束劳动运动者的人身;并且，根据《违警罪即决令》，无需经过审判，仅凭警察署长即决，便可宣告拘留或科料。

此外，在废除《治安警察法》第17条的同时，又制定了《关于处罚暴力行为等之法律》。结果，因“伴随争议的犯罪”而被检举的案件数和人数反而都急剧增加。1926年的案件数创下此前最高纪录，人数则仅次于米骚动发生的1918年。第17条的废止使罢工合法化，却绝未带来对争议取缔的缓和。

进一步说，在治安立法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是规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诸项立法。在这一点上，《治安警察法》同样重要。它要求集会履行申报义务，允许警察对集会进行“临监”;在认为发言“有紊乱安宁秩序或妨害风俗之虞”的情况下，可以命令中止发言，并进一步赋予其解散集会本身的权限。

《新闻纸法》和《出版法》也成为阻碍运动发展的桎梏。组合等机关报刊如果刊载“关于时事之事项”，便必须依据《新闻纸法》缴纳高额保证金，最高为2000日元，最低也达250日元。若刊载事项被认为“紊乱安宁秩序”，则从宣传单到海报都会被禁止“发售颁布”，并遭到扣押。为了避免被禁售，不得不使用“伏字”。

在这种限制之下，要在公开场合、大众层面讨论运动方针等问题，并纠正错误，并不容易。运动经验未能作为整体共同财富积累下来，同样的错误反复出现，这也并非没有原因。

2.劳动运动的方向转换

1923年，即大正十二年秋至1924年之间，政府的劳动政策发生了转换。其主要内容，是1923年10月山本内阁发表实施普选的声明，以及翌年2月，在清浦内阁之下，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代表的选出方式改为由劳动组合互选。

一般而言，这一政策转换被概括为从单纯压抑转向“胡萝卜与大棒”。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换并非通过法律制定来实现，而只是作为政府的态度表明和行政措施来实行。为什么不把1925年《普通选举法》的成立，或者1926年《治安警察法》第17条的撤废作为转换点呢?此外，如果说是行政层面出现了承认组合的动向，那么也可以把1919年表明缓和适用《治安警察法》第17条的时期，或者1920年公布劳动组合法案的时期视为划时代节点。

结论先说，我认为劳动政策的转换点仍然是在1923至1924年。理由在于，这些措施成功地促成了运动一方的“方向转换”。换言之，这些措施正是由于能够引出运动的方向转换，才显示出其有效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劳动运动对策也由此结束了试错阶段。1925年的《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以及1926年《治安警察法》第17条的撤废，可以说是这一转换的收尾工作。

给人以劳动运动“方向转换”深刻印象的，是总同盟的方针转换。山本内阁发表普选声明后不到一个月，11月，总同盟便在中央委员会决定，普选一旦实施，便行使选举权。并且，翌年2月的总同盟第十三年大会确认了这一方针，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否定国际劳工组织的方针，决定“利用”国际劳工组织。政府变更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代表选出方法，是在总同盟大会四天后的2月16日发表的。官业劳动总同盟也同总同盟同时召开大会，决定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因此，劳动代表选出方法的变更，大概事先已经传达给组合一方的一部分人了。

总同盟的“方向转换”是由政府的普选声明触发的，但在其背后，还存在若干因素。

第一，是从1921年到1922年，总同盟尤其是其根基所在的东京，在组织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根据《大正十一年劳动运动概况》，截至1922年末，东京的总同盟组合员仅有852人。特别是作为主力的金属机械工人方面，东京铁工组合只有35人，东京电机工只有156人，状况可谓惨淡。造成衰退的原因包括：1921年1月足立铁工所争议、园池制作所争议中，因工厂破坏和工厂占据等事件有大量人员被检举;同年7月，东京联合会因大会纷争而陷入解体状态;同年11月，芝浦制作所、池贝铁工所成立了企业别组合，许多组合员离开总同盟并加入这些组织。刊载于《劳动》1921年1月号的棚桥小虎《回到劳动组合去》引起了先进工人的反感;而刊载于《前卫》1922年7、8月合并号的山川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却获得包括总同盟右派在内的广泛支持，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运动的新方向正在被探寻。

第二，在总联合运动中，总同盟同“自由联合派”发生对立，这一事实一方面增加了“布尔什维克派”在总同盟内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其对政治运动的否定性评价发生了根本改变。总同盟以及各组合积极参加1923年反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等“三恶法”的运动(31)，表明这种倾向并不限于总同盟，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劳动运动。就对政治运动的积极姿态而言，运动的转换已经开始了。

第三，是“鞭子”的一面，即1923年6月第一次共产党检举，以及同年9月关东大地震下恐怖暴力的影响。尤其是在地震期间，不仅发生了大杉事件、龟户事件等虐杀事件，大量社会主义者和劳动运动家也受到军队和警察的迫害，并遭到私刑。这一影响是多样而深刻的。一部分人由于恐惧镇压而脱离运动，甚至有人开始积极展开反共运动。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人通过检举事件第一次得知共产党的存在，并因非人道的恐怖暴力而坚定了投身运动的决心。对于运动的“方向转换”而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事件，劳动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认识到自己并未获得一般民众的广泛支持。这种认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是共同的。问题在于，要基于这种反省重新选择哪一个方向。

第四，这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地震影响。以震灾后的失业对策等为契机，铃木文治同后藤内相等内务官僚之间的接触加深了。“胡萝卜与大棒”不仅在普选和国际劳工组织等“政策”层面推进，也在一部分劳动运动指导者同内务官僚之间的“关系改善”层面推进。国际劳工组织后来成为双方交流的舞台，并具有重大意义。创立之时铃木文治曾拒绝参加的协调会，与劳动组合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变化。例如，滨田国太郎曾为了援助日本海员组合的活动，向协调会申请两万日元融资(32)。说到资金援助，铃木文治也曾以“震灾善后策之一端”为名，向朝鲜总督斋藤实请求每年一万二千日元至一万五千日元的援助，用以在总同盟内部设立“朝鲜人部”，开展“朝鲜人劳动者之保护救济、户籍品行之调查、职业介绍、促进相互理解、思想善导、感情融和等事业”(33)。

由以上内容也可以看出，总同盟的“方向转换”是在内部包含左右对立的情况下推进的;就当时而言，它是基于行使投票权、利用国际劳工组织这类具体方针上的结果性一致而展开的。

注释

（1）

关于以争议为线索探寻劳动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质这一问题意识、方法，以及其研究史背景，请参照二村一夫《劳动运动史(战前期)》(收于劳动问题文献研究会编《文献研究・日本的劳动问题》增补版，综合劳动研究所，1971年)。1970年以前的文献已在该论文中介绍，因此本文的注释主要限于此后的研究。

（2）

起初，笔者也曾希望对工人状况加以考察，并为此推进了准备工作，但最终不得不放弃。主要理由在于，这一时期的工资统计若按原样使用，完全不能胜任分析。关于本文所涉及的时期，1900年以后，农商务省命令全国各商工会议所实施的“诸雇佣工资”调查，被认为是可以进行时间序列比较的工资统计。然而，其可信度之低，甚至使当时的农商务省统计课长吴文聪感叹：“各商业会议所之报告极为参差，疑问百出，几乎多不可信。”而且，该统计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即缺乏工资率与工资收入的区分。即便列出这种数字，也无法阐明工资的实际状况，反而可能错误传达事实。此外，该统计在战后恐慌发生的1920年改变了调查格式，这也导致在最需要进行时间序列比较的时候，比较变得不可能。

（3）

见隅谷三喜男解说《职工及矿夫调查》(光生馆，1970年)所收内容。另请参照二村一夫书评。需要说明的是，该调查存在相当多的遗漏。青木虹二《日本劳动运动史年表》第一卷(新生社，1968年)，是一部力作;它对本文所涉及时期的劳动争议附以出处，作了网罗式记录。关于1907年，该书记录了238件，其中包括未伴随争议行为的事件。不过，其中甚至包括落语家和娼妓的争议;作为劳动争议来看，大约有200余件，其中同盟罢工约为150件左右。

（4）

横山源之助《东京的工厂区及工厂生活全景》，收于《日本劳动运动史料》第3卷，1968年，第13页。

（5）

兵藤钊《日本劳资关系的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第203—213页。关于该书，亦可参照二村一夫书评。

（6）

截至1906年，吴工厂和东京炮兵工厂各有2.3万人，大阪炮兵工厂1.6万人，足尾铜山1.3万人等。矿山和官营工厂是男性工人最大的集中地点。

（7）

矿山和军工厂劳动争议较多，其背景之一在于这些产业中劳动灾害发生率很高。以劳动灾害为契机参加运动的组合活动家并不少见，例如山本利一，即至诚会;福田龙雄、安藤国松、小泉七造，以上为友爱会;高岛信次，即全国矿夫组合;北岛吉藏，即南葛劳动会等。即便从平泽计七作品的主题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在这一时期劳动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

（8）

有观点把这一时期的争议同1907年恐慌联系起来加以解释，但这恐怕是错误的。1907年上半年，仍然延续着自前一年后半以来的企业热潮。南等人关于同盟退职的号召，也正是以“作为战后经营，矿业事业到处勃兴，急切等待劳动者”这一事实为依据的。毋宁说，恐慌是1908年以后争议退潮的原因之一。

（9）

广岛县社会运动史刊行会《广岛县下的明治社会主义运动与吴海军工厂的罢工》，1966年。

（10）

劳动运动史料委员会《日本劳动运动史料》第2卷，1963年，第93页。

（11）

正如“同盟进工组”所显示的那样，并非完全没有例外。另需说明的是，矿山工人的情况略有不同。在那里，直到1910年代，采矿作业都尚未机械化，因此存在某种程度的技术连续性;此外，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世界有数的产铜国，事实上，早在德川时代便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雇佣劳动者。基于这些因素，矿山中存在自生性的运动和自生性的组织，这就是“友子同盟”。不过，即使在这里，围绕劳动条件等进行自主规制的惯行也很薄弱。此外，虽然也存在关于徒弟期间的规定，例如“三年三月十日”，但实际上几乎已经空文化。这个事实同日本劳动组合作为劳动力商品出售者组织极为弱小，有着深刻关系。关于手工业行会与劳动组合之间的关系，人们通过韦伯夫妇对布伦塔诺的批判，已经熟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谱系上的关系。然而，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的是，如果没有行会所确立的社会惯行和自主规制传统，行业工会便不可能成立。

（12）

在金属工人的经历中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是在官营工厂开始其劳动生活的。此外，组合活动家中也有许多中途退学者或放弃升学者。究竟这只是反映了工人整体的倾向，还是运动参加者中特别强烈的倾向，并不一定明确。不过，帝国大学法学士能够立刻成为劳动运动指导者;反过来，排斥知识阶级论又能够产生巨大影响，这些现象大概也同上述倾向具有深刻关联。

（13）

兵藤钊，前引书，第90页、第322—323页。不过，1919年民间工厂的工人人数依据《工厂监督年报》。参见注(15)。

（14）

石田幸成编《室兰地方劳动运动史》，1961年，第18—26页。另关于这一点，曾获得池田信氏的教示。

（15）

这里所说的数字，即开战之年1914年的工厂工人人数为95万人、1919年为161.2万人，是依据农商务省《工厂统计表》所载5人以上规模工厂的数据。这一数字经常被引用，用来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的增长，但其可信度存在很大疑问。例如，把1919年末各府县数据同《工厂监督年报》第四回中“常时使用十五人以上职工之工厂”的职工数相比，北海道、富山、山梨、长野、长崎、大分六道县中，《工厂监督年报》的数字反而更大。尤其是长崎县，《工厂监督年报》为25,505人，而《工厂统计表》仅为8,856人。其中船舶制造业只有281人，显然遗漏了三菱长崎造船所。1920年的《工厂统计表》中，长崎县总数为26,967人，其中船舶制造业为17,768人。因此，《工厂统计表》中机械及器具工厂的工人人数，1919年为256,876人，1920年为265,137人，显示为增加。另一方面，《工厂监督年报》中，1919年为28万人，1920年为24万人，减少了4万人。相比工厂方面自行申报后直接汇总的自计式《工厂统计表》，更应信赖通过工厂监督官临检工厂而得到核查的《工厂监督年报》数字。另需说明的是，以他计式调查职工10人以上规模的《农商务统计表》中的职工总数，除1918年外，每年都少于15人以上规模的《工厂监督年报》，这也产生了不合常理的结果。

（16）

职工以外的人夫依据《工厂统计表》，官营工厂工人依据《第三十九回日本帝国统计年鉴》，矿山工人依据《本邦矿业之趋势》，通信工人依据《递信省年报》。以上数字均转引自劳动运动史料委员会《日本劳动运动史料》第10卷，1959年。运输工人则为第一次国势调查中运输业本业者中的劳务者人数，依据内阁统计局《大正九年国势调查报告 全国之部 第二卷》，1929年。不过，在国势调查中，其他产业内部从事运输的人也被计入，因此若作为运输产业工人人数，则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