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文 | 孙承宗

一、从三个优秀的军事统帅谈起

很早很早以前，在祖国东北地区就居住着一个叫做“女真”的少数民族。到公元十二世纪初年，女真族的完颜部落里，有个叫阿骨打的，统一了邻近各部落，建立了金朝。后来金朝被蒙古灭亡。到了明朝后期，留住在东北的女真各部，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在自己的首领努尔哈赤的领导下，统一了分散的女真各部，在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起后金国。到了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的时候，又把国号改为“清”，把女真改称“满洲”。

为了争夺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首的后金统治者，同明朝进行了二十多年战争。在战争中，明朝军队里产生过三个优秀的统帅，他们就是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他们的遭遇都很不幸，但是历史并不因为他们的不幸而贬低他们的业绩。

明朝后期，政治非常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恣意声色，不问政事。腐败黑暗的政治，醉生梦死的贵族，濒于破产的农村，流离失所的人民，就是这个社会的写照。那时候，生产力比中原地区落后的后金社会，却正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飞跃发展的过渡时期。这个社会内部虽然也有矛盾，但情况要比明朝统治的中原地区稳定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明政府的军事统帅去指挥部队彻底打垮后金的进攻，是不可能的。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杰出的组织才能，稳定了处于混乱状态的前线，整顿了处于溃散状态的军队，在蓟辽前线上阻挡住了进攻的敌人。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所以受到后人的称赞和怀念，原因也在这里。

孙承宗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熊廷弼在他以前，袁崇焕在他以后。在这三个防守边疆的优秀统帅里，他承先启后，地位是很重要的。

二、独身走塞外

孙承宗，字稚绳，别号恺阳，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出生在高阳(今河北高阳)。

孙承宗少年时非常好学，书读得很多。他在作官以前，就很关心国家大事。当时，明朝的东北边疆已经不很平静，除了蒙古部落的不断骚扰以外，新兴的女真真族也在日益威胁着明朝的边疆。为了了解边疆形势，孙承宗在三十七岁那年，身穿布衣，脚踏麻鞋，带着宝剑，独自一个到塞外，登恒山，渡桑干河，从飞狐、拒马(在今河北涞源一带)直抵白登(今山西阳高附近)，又从纥干、青坡(在今山西大同以东)南下。同时，他还到过大宁三卫(在今河北平泉以北)等地。除亲自观察边疆地形以外，他还访问了不少久历戎行的老将和士兵，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不少有关边防守备以及塞外各个部落实力等情况。后来，又同他们一起，周游了边垒要塞。

经过这些实地考察，他对边疆形势、塞外风尚，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对他一生的事业有很大的关系。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孙承宗考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是他政治生活的开始。

公元1620年，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即位，孙承宗给皇帝当日讲官，向这位十多岁的皇帝进行“君德”的教育。陪伴皇帝读书，各种忌讳很多，是一件危险的差事，所以当时一般做日讲官的人胆子都很小，生怕讲错了话，得罪皇帝，对自己不利。可是，孙承宗与众不同，他敢于不避忌讳，纠正皇帝读书的错误。他所讲的东西，通俗易懂，憙宗很喜欢听，认为这个长胡子的讲官(孙承宗的胡子很多)讲得最好。

这个时期，孙承宗虽然在翰林院做文官，但是对边事仍然很关心。当时，东北边疆的形势是这样的：女真真族内部已经基本统一起来，努尔哈赤在1616年即汗(北方一些少数民族称其最高首领为汗)位，建立了后金汗国。从1618年开始，努尔哈赤率领军队攻占了明朝的抚顺、清河(在今辽宁新宾西南)。明朝的东北边境受到严重的威胁。在1619年，明政府曾经派了一个叫杨镐的做辽东经略，发兵攻打后金军队，企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不料，明军在萨尔浒山冈(在今辽宁新宾以西)被打得大败，杨镐也被朝廷逮捕下狱，由熊廷弼接替了他的职务。

这次战役，历史上称为“萨尔浒大战”。这以后，从表面看，局势好像又稳定下来，一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就以为前线形势已经好转，产生了轻敌思想，根本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孙承宗不同意那种看法，他对形势做了这样的分析：明军士气不振，敌情不明，在军事上仍然处于被动地位。他对军事斗争形势的正确分析，获得了朝廷里许多人的赞同。

后来，朝中一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大臣又攻击熊廷弼只管整顿军务，不敢出兵作战。熊廷弼受不了这个冤枉气，就辞职不干，皇帝批准了他的辞呈，让一个不懂军事的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

三、第一次督师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又向辽东进军，先后攻陷沈阳、辽阳。辽东经略袁应泰兵败自杀。这个消息传到京师，朝廷大为震动。御史方震孺建议请孙承宗出任兵部尚书，其他许多大臣也都同意他出来主持辽东军事。可是，熹宗不愿让他离开讲席，后来还是叫熊廷弼出任经略。熊廷弼到辽东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主张先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建立巩固的阵地，以控制全局。而广宁巡抚王化贞却轻率冒进。他在自己阵地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就主张派遣部队袭击后金，并且吹嘘说：“我愿率领六万人马同敌人大战一场，一举荡平他们!”熊廷弼极力反对这种作法，可是王化贞掌握着实权，熊廷弼无可奈何。努尔哈赤利用明军内部意见不一，举棋不定的机会，率领大队人马横渡辽河，对广宁的守军发起突然袭击。后金军队来势很猛，明军抵挡不住，纷纷逃跑，广宁陷落，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的消息传来，明朝廷内部各派系吵成一团，但是大家在失败情绪的笼罩下，却拿不出个主意，战守议而不决，边防束手无策。孙承宗就在这种情况下，被熹宗任命为兵部尚书。这时是天启二年(1622年)的二月，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

孙承宗对这个任命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去边疆之前，他置酒向亲友告别，席上招待客人的饭菜很好，他自己吃的饭菜却很粗糙。有一个客人对这种作法很有意见，对他说：“用小名誉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并不是担负天下重任的人所应当做的事。”他回答说：“先生的教诲很好，但是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名誉。好的衣服，甘美的食物，我在做秀才的时候是并不厌烦的。自从中了进士回来，觉得我的身子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况且朝廷多事，边关常有警报，假若自己一旦担负了重要责任，不能吃苦耐劳，就没法率领大家。从此以后，我就不敢贪图饮食和身体的安逸，强自锻炼，直到今天，已经有十九年了。”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没有见识和毅力的人是做不到的。

孙承宗接受任命以后，立卽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疏，指出当前天下弊端极多，希望皇上极力修明法度，励精图治。对兵事也提出不少意见，他说：“这些年，军队多半不操练，军饷多半不核实;以将用兵，却使文官招募训练;以将临阵，却叫文官调遣分发;以武官经略边疆，却经常在幕府里增设文官;以边疆大事付托经抚大臣，而战守等具体问题，却要询问朝廷。这些都是很大的弊端。”

明末的军队，武备荒废，纪律松弛;有的部队空设名额，冒领军饷;皇帝怕掌权的武将跋扈，派许多人到部队里做特务工作。有时一点小问题都要请示皇帝决定，弄得军队指挥不灵，散漫无力。孙承宗针对这些情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但是，腐败的明朝政府，直到灭亡，也没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孙承宗一面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意见，一面就积极着手措置边防。自从广宁失守以后，辽东前线的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又赶忙派了一个叫王在晋的前去接替熊廷弼。王在晋胆小怕事，他到了前线不仅不敢出战，反而想把关外大片领土全部放弃，退守山海关。因此，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朝廷拨款，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地方，修一道二十里长的重关，派兵四万把守。这个意见遭到他的属下袁崇焕的激烈反对。

袁崇焕是一个因为胆识出众而被推上明、清之际历史舞台的英雄人物。他是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中进士，授邵武(今福建邵武)知县。他同孙承宗一样，喜欢谈兵，一遇到退伍的老兵，就同他们一块儿谈论边塞的事情。因此，他对边塞的情况十分了解。天启二年，他到京师朝见皇帝，都御史侯恂看出他是个很有军事才干的人，于是就竭力推荐，结果被破格任用为兵部职方司主事。

广宁兵败以后，大家议论纷纷，袁崇焕却独自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单骑出关，去探视形势。回来以后，他把关外形势讲给朝臣们听，并且大胆地对人说：“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可以守住关防!”他的话充满了藐视敌人的豪壮气概。这在当时，对那个被努尔哈赤的铁骑吓破了胆的明王朝，简直是一声惊雷。于是，他被派往关外监军。

袁崇焕一人可以守关的壮语，不是一句空话。当时，明朝的兵力进攻不行，防守还是可以的。袁崇焕在了解了边关形势以后，胸中已经有了一个积极防御的方针。他的主张是坚守关外，以捍卫关内。就是在举足轻重的宁远(今辽宁兴城)要塞，建立坚固的防线，以阻挡后金军队的南下，保护山海关。因此，他很不同意王在晋退守山海关的意见。可是，因为他是王在晋的下属，自然拗不过上司。后来，他就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宰相叶向高，指出王在晋消极防御的错误。叶向高看了信说：“这件事不能以想象来决定，应当亲身前去看看。”孙承宗便主动提出由他前去视察。

天启二年六月，孙承宗单车前往山海关。他到达山海关以后，听取了将官们的意见，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觉得袁崇焕的意见对。为了揭露王在晋退守山海关的错误方针，他同王在晋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辩论。下面就是两人辩论的主要内容：

孙承宗问王在晋：“你建议的新城如果修成，是不是打算把守卫旧城(山海关)的四万人调去防守呢?”

王在晋说：“不，那时要另外设兵防守。”

孙承宗说：“如果这样，那末八里以内守兵就有八万人了。一片石(在今河北抚宁东北，是山海关的侧翼)西北，不也是应当设兵把守的吗?况且筑关在八里以内，新城背后就是旧城，这样一来，旧城的陷坑地雷，究竟是为敌人设置的，还是为新城的守军设置的呢?如果新城可守，那还要旧城做什么?如果不可守，那末四万新城守兵撤退到旧城下，你是开关让他们进来呢?还是闭关把他们交给敌人?”

王在晋说：“山海关外有三道关，可以让逃兵从那里进城。”

孙承宗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敌人来了，士兵仍然像过去一样地逃跑，还要修筑两道城关干什么?”

王在晋说：“我将要在山上修筑三个寨子，容纳逃兵。”

孙承宗说：“士兵没有逃跑就修了寨子等待他们，这等于教他们逃跑。而且逃兵既然可以入寨，敌人也可以跟在他们后面追进去。现在我们不图恢复大计，却只想退守关里，这就等于撤掉自己家门口的藩篱，让敌人天天到我们屋子里面来捣乱。这样一来，京城东面还会有安静的地方吗?”

王在晋被问得目瞪口呆，无言相对。他的意见终于被否定掉了。

王在晋的意见被否定以后，孙承宗就打算让袁崇焕守宁远，阎鸣泰守觉华岛(在今辽宁兴城东南，即今菊花岛)。由于这两处地当要冲，孙承宗又亲自出关观察形势。经过这次考察，他对关外的情形了解得更加具体了。他觉得宁远靠山傍海，右翼的觉华岛峙立海中，和它互成犄角，实在是个险要的地方。如果把这两处修建成坚固的堡垒，就可以扼住敌人入关的通道。谁知那个目光短浅的王在晋对这个意见又表示反对。孙承宗很有点豁达大度的作风，他不因自己的意见正确而盛气凌人，他同王在晋推心置腹地谈了七天七晚，王在晋始终不肯答应。孙承宗回朝以后，就把自己在辽东前线了解到的情况一一奏上。熹宗十分同意孙承宗的意见，认为王在晋不能担任大事，就把他改任为南京兵部尚书。从此，王在晋怀恨在心，不断诋毁孙承宗，直到孙承宗死后，还写书骂他。

同年八月，因为前方经略缺人，孙承宗要求亲赴山海关督师。正在为边防发愁的熹宗一听，自然十分高兴，立刻批准了他的请求，叫他以原官督理山海关以及蓟辽、天津、登莱(今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等处的军务。临走时，还送给他一把尚方宝剑，隆重地为他送行。

孙承宗上任以后，首先集中力量巩固山海关的关防，安定民心，制订兵制，修建营房，筹备粮饷，招抚逃亡，设置火器炮石，准备战守器械，清除敌人间谍，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

他很注意使用新式武器。那时候，西洋大炮已经传入中国，但是会使用的人很少。孙承宗便抽人进行专门训练，积极鼓励士兵学习。孙承宗还很注意加强薄弱环节。当时，山海关的守军中，比较精悍的骑兵只有几百人。经他整顿以后，骑兵扩充为三千，组成骑营。此外，孙承宗还在山海关设立了译番(翻译)、侦谍(侦察敌情)、大力捷足(力气大，行走迅速)等六馆，招揽全国豪杰，为边防出力。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整顿，山海关才真正成为一座坚固的关城。

山海关的防务就绪以后，孙承宗立即倾注全力经营宁远。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他先后命祖大寿、袁崇焕等修筑宁远城。袁崇焕规定城制，高三丈二尺，址广三丈，分配诸将分头动工，第二年建成。以后，孙承宗又派遣军队把守锦州、松山(在今辽宁锦县南)、杏山(在锦县西南)、大凌河(在锦县东)、小凌河(在锦县东南)、右屯(在锦县东)等地。在这些地方建筑工事，修缮城堡，作为宁远的前卫。各个军事据点之间，大警互援，小警自卫，并挑选精兵，组成小部队，乘机出击。这样，以宁、锦为重点的一条新防线全部告成。

孙承宗督师蓟辽的四年中，共修复大小城堡五十四座，练兵十一万，淘汰弱兵一万七千，节省经费六十八万，收复疆土四百里，几乎恢复了辽河以西的失地。另外，还建立了车营十二个、水营五个、火营两个、前锋后劲营八个，造甲胄、器械、炮石、渠答(尖锐的铁片连缀成的御敌工具)、卤楯(大盾)几百万。买牛种，置农具，开垦屯田。远近兵民安定，商旅云集。

这个期间，努尔哈赤一方面因为忙于整顿内部，另一方面也因为孙承宗边防工作组织得好，无机可乘，因此按兵不动三年多。

四、在政治斗争中被挤下台

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观察边疆的军事斗争。明朝末年，边疆军事斗争的发展是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的。从根本上说，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决定着边疆的军事斗争。明朝的宦官历来就是皇权统治的支柱，再加上熹宗又是个庸庸碌碌、没有什么才干的皇帝，根本处理不了复杂的国家大事，因此也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宦官为他出谋划策。这样，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便成了他政治上的灵魂。

魏忠贤看见孙承宗名高望重，很想把他拉到自己这方面来。有一次，熹宗派了一个叫刘应坤的宦官，到前线犒军。行前，魏忠贤就嘱咐刘应坤，到了前线要向孙承宗示意，竭力笼络他。那知道孙承宗根本不买这个帐，当刘应坤来见他的时候，他连一句话都没有同他说。这下可把魏忠贤给气坏了。从此，他恨透了孙承宗，处心积虑地伺机报复。

魏忠贤等阉党的胡作非为，早已引起朝中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吏的不满。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向皇帝告发。魏忠贤搜罗、编造了许多罪名，企图陷害杨涟等人。孙承宗听说了这件事，便想以入朝祝贺圣寿为名，面见熹宗，揭露魏忠贤的罪恶。不料孙承宗入朝的打算很快就被一个叫魏广微的知道了，他便去给魏忠贤通风报信，说什么孙承宗带领着军队回来“清君侧”啦，又说什么孙承宗已经约好让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应啦等等鬼话。魏忠贤信以为真，顿时吓得魂不附体，绕着御床哭了起来。熹宗一向是袒护魏忠贤的，于是就赶忙下了一道圣旨，不准孙承宗回来。魏忠贤拿着这道“没有圣旨就离开防地，不合祖宗的法度，违犯者要严厉惩办”的圣旨，连夜派三道飞骑前去阻挡。孙承宗在通州接到圣旨，只得返回。

从这以后，魏忠贤便唆使他的党羽不断上书诽谤孙承宗。孙承宗无奈，只好上书求去。皇帝便叫大臣们讨论孙承宗的去留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廷臣意见不一，最后还是决定挽留。可是，过了不久(天启五年九月)，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孙承宗手下一个叫马世龙的大将，有一次，派出一支小部队去袭击耀州(在今辽宁海城一带)失利，死了四百多人，两个带队的将官，一个阵亡，一个自杀。耀州之役，原是一个很小的战役。明军方面，乘敌人守备空虚，组织小部队做一次突然的袭击，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措施。但是，由于担任这次出击的明军，内部闹矛盾，互相不配合，行动又不愼密，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以致损兵折将，失了锐气。但是后金军队在这次战役中也受了挫折，伤亡不少人。

胜败是兵家常事，何况一个对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小战役，本来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对一个神经脆弱，经不起一点风浪的没落王朝说来，耀州战役的失利，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消息传来，首先是属于阉党的兵部尚书高第惊惶失措，吓得伏到地上哭了起来;一些只说空话，不负责任的人们，也出来评头论足，举朝汹汹不可终日。御史陈世俊便建议叫孙承宗放弃关外，回师退保山海关。

孙承宗早已受够了这班阉党的肮脏气，再加上这个回师山海关的建议，更破坏了他整个的军事部署。他真是气愤极了，把回师的意见斥之为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坚决要求辞职。熹宗早已对他失去了信任，便批准了他的辞呈。

孙承宗被排挤下台以后，熹宗就叫懦弱苟且、胆小怕事的高第接替他的职务。高第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布置全面的大撤退。他下令尽撤锦州、杏山、松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等地的防守器具，把上述各地的守军全部赶进关里。高第真是个没有用的大草包，就连个撤退也组织不好。在撤退途中，大队人马争先恐后、慌里慌张地往关里跑，大家挤在一起，乱成一团，沿路死亡了很多人，号哭的声音震动原野，一路上还丢掉了大量粮食，倒真真象是打了一个大败仗。

被孙承宗称赞为英俊实际、敢作敢为的袁崇焕，坚决地抵制了高第的逃跑政策。他忠告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关外几个城堡已经收复，怎么能轻易放弃呢?如果锦、右动摇，山海关就失去了保障。”高第不听，还要他撤出宁远、前屯(在今辽宁兴城西南)。袁崇焕斩钉截铁地说：“我做这里的官，就应当死在这里，我绝不离开。”袁崇焕死不从命，定要坚守宁远、前屯两座孤城，高第无法，只好让他留下。

孙承宗走了，来了个懦弱怕事的高第;锦、右也撤了防，宁、前变成了孤城。正在厉兵秣马，积极寻找战机的努尔哈赤，听到了这些消息，真是满心高兴。就在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十三万人马，西渡辽河，直捣宁远。高第听到这个消息，吓得面无人色。

当时，宁远城中守兵仅有一万多人，双方兵力很悬殊。可是袁崇焕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他和勇将满桂、祖大寿、何可刚等，集合将士，刺血为书，誓死守城。他们用孙承宗督师时配置的西洋大炮，轰击攻城的后金军队。后金兵虽然很勇敢，可是无情的炮火却使他们血肉横飞，最后不得不解围退去。后来，袁崇焕又率兵追逐三十里，歼灭敌兵一万多人。

宁远的胜利，对没落的明王朝来说，是一付兴奋剂。当宁远被围的时候，廷臣个个悲观失望，认为宁远一定守不住。不料十几天后，却传来了惊天动地的捷报，朝野上下欢喜得简直发了狂。

宁远胜利的取得，固然是由于袁崇焕的正确指挥，以及全城军民的奋勇抗战，但是，它也同孙承宗几年督师、苦心的经营分不开。朝廷里不少人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觉得宁远大捷，孙承宗虽然不在，但是城池、战士、兵马、器械都是他督师时经营办理的。明政府论功行赏，封他的一个儿子为锦衣卫千户。孙承宗不肯接受这个封赏，上书推辞掉了。

五、第二次督师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熹宗死了，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思宗，年号崇祯。思宗一即位，就赶走了魏忠贤，并且起用了许多被魏忠贤挤下台的人。孙承宗因为王在晋的挟嫌报复，仍然闲散在家。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在围攻广宁的时候负了重伤，在当年的八月死去。他死了以后，第八子皇太极即汗位，改元天聪。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大队人马，绕过辽西，取道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今河北遵化、迁安北部关口)等地入塞，作试探性的进攻。由于明朝关内的防务空虚，后金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不几天就攻下了遵化，直逼京师。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人们又想起了孙承宗，便急忙建议思宗起用他。思宗立即命他以原官兼兵部尚书扼守通州。因为通州在京城的东面，守住通州，就可以捍卫京城。孙承宗接到命令，立即动身北上。他刚刚进入朝堂，思宗就惶急地问道：“敌人已经到了坝上，我百无一备，怎么办?”孙承宗很沉着地说：“坝上到都城不过二十里，都城到大内(皇城)又二十里;如果敌人真的到了坝上，那么谍报行四十里来报信的功夫，恐怕敌人也已经追到城下。敌人到城下，就会有烽炮报警，城中居民也必然惊扰。但是，现在城里很平静，所以断定敌人还没有到坝上。”思宗一听，惊魂稍定，接着又问道：

“现在所恃唯有你了，不知你将如何为朕(皇帝自称)调度?”孙承宗回答说：“三河(在今北京顺义东南)是敌人由东面到西南的必经之路，守三河就可以阻止敌人西奔，还可以遏止敌人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团结人心，抚恤士卒，整理器械，设置炮火等许多意见。思宗听了这一番话，认为只有他可以应付危局，便索性把他留下，调度京城的防务。

孙承宗受命以后，连夜巡视都城，检查防守情况，他周阅都城以后，又登上城头巡视，只见守城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烤火，守将们喝得醉醺醺;大炮也安置得不是地方，所贮器械也不发给士兵使用;安定、德胜两门外的东北和西北，地当要冲，防守的士兵却很少。巡视完毕，孙承宗又连夜把情况上奏，并着手进行整顿。

后来，思宗又觉得守近不如守远，改命孙承宗出镇通州。孙承宗到达通州以后，立即召集文武官吏商量军事，当时敌人的哨骑已经到了通州的四郊，城里守军心慌意乱，有的甚至想同敌人议和。孙承宗坚决反对，他说：“城下之盟是可耻的。我受命剿灭敌人，并没有受命同敌人议和。我决心与城共存亡，希望大家也能这样。诸君要守就守，不愿守就开门请走，不要在这里惑乱人心!”军心安定下来以后，他便着手布置城防。这时候，袁崇焕听说京城吃紧，和祖大寿领兵入卫，很快赶到蓟州(今河北蓟县)。皇太极吃过袁崇焕的苦头，知道从他手里讨不到什么便宜，便挥师西去，围攻北京。孙承宗急忙派遣尤岱、刘国柱等率兵赴援。袁崇焕和祖大寿也领兵赶到，双方在广渠门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金兵在战斗中受到一些挫折，退却十多里。皇太极恨透了袁崇焕，说：“这个人不去，就没法图谋明朝的事。”于是，他便搞了一个反间计陷害袁崇焕。昏庸糊涂的思宗居然信以为真真，就以通敌的罪名把袁崇焕逮捕下狱。祖大寿听说了这件事以后，怕自己也被牵连在内，就率领所部东去。

袁崇焕的不白之冤激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尤其是一些关外将士，经常跑到孙承宗那里去号哭，要求为袁崇焕雪冤。孙承宗虽然对袁崇焕有所了解，至少对所谓袁崇焕通敌的说法是有怀疑的，但是，他认为皇帝的主意已经定了，没有挺身出来为袁崇焕剖白，袁崇焕终于被残酷处死。

袁崇焕死了以后，孙承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为了争取已经东去的祖大寿，他几次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进行安慰，又派辽东的旧将马世龙到祖大寿军中去争取他。后来，终于把祖大寿挽留下来。

这以后，孙承宗又奉命把守山海关。他到了山海关以后，一方面安抚关城的百姓，整顿防务，一方面又派遣马世龙率领一万五千人马入卫北京。皇太极这次率兵入塞，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并没有做久居之计。因此，他们在大肆焚杀一通以后，就开始退兵了。当马世龙抵达通州时，后金军队已经撤退到遵化。但是，后金兵在撤退途中，沿路又攻占了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滦州(今河北滦县)等地，并且还留下一部分人，分别把守这些地方。

到此，紧张了五个多月的北京城才暂时解除了警报。但是，后金在关内安下的四个军事据点，却像四把尖刀，插在北京的背脊上;如果不拔掉这四把尖刀，北京城就没有安全可言。因此，恢复关内四城，就成了当时保卫京畿安全的迫切任务。

恢复关内四城，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留守四城的几个后金将领，不仅能征善战，而且对内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再加上后金这次进关，进展比较顺利，没有遭到很大的挫折，留守士兵的士气比较旺盛。明军方面，人数虽然不少，但大多数是临时拼凑而成，缺乏必要的战斗训练，有的军队连军饷也发不下来，情况比较乱。不过，恢复关内四城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要求，士兵和将官都愿意为收复失去的疆土奋勇作战，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行动以前，孙承宗和手下众将商议应该先收复什么地方。马世龙建议先打遵化，不少人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孙承宗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四城当中，永平的兵力最强，其次是遵化，迁安、滦州只不过是羽翼，应当首先从这两处发起进攻，以求迅速突破敌人的防线，然后再扩大战果。迁安和滦州二城之中，又以迁安比较易取，但是迁安在北，易取难守，不如暂时放一下，以分散敌人兵力，先取滦州。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五月，马世龙和祖大寿等率领大军对滦州发起攻击。孙承宗坐镇抚宁督战。为了迷惑敌人，孙承宗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在攻城前夕，他命马世龙分出一部分人马前往遵化，装作攻城的样子，以牵制敌兵。马世龙、祖大寿率领明军主力，向滦州靠拢。兵临城下以后，明军首先用大炮轰塌几处城垛，步兵趁机登上城墙，一举攻克滦州。守城敌军在逃跑途中，又中了祖大寿的埋伏，伤亡了很多人。

永平的后金将领听到了滦州吃紧的消息，立即派兵赴援。不料援兵在途中遭到明军何可纲部的邀击，被迫折回。他们知道永平也难以守住，于是在城中大肆屠杀一番以后，便从冷口关逃走。孙承宗派兵穷追，又收复了冷口关等四十几个边防堡垒。接着，迁安、遵化二城也很快攻克。短短十几天工夫，四城全部收复了。

在这次战役中，明军士兵和将官作战很勇敢，攻打滦州时，天正下雨，士兵冒雨作战，不肯后退，马世龙身中数箭也不肯回营。这证明明军只要指挥正确，还是有战斗力的。

这次战役的胜利，也证明孙承宗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清代满族人昭莲在一本名叫《啸亭杂录》的笔记里，对这次战役作过这样的评论，他说：“我过去读孙奇逢写的孙承宗传记，说他恢复永平四城，功绩很大，以为是夸大的话。近来读《八旗通志》，才知道皇太极东归以后，留守关里的都是一些智勇兼备的人。孙承宗能以刚集合起来的乌合之众，挫折了许多名将的锋锐，使他们弃城远逃，这实在是一时的出乎意料的大胜仗。”

孙承宗恢复关内四城以后，又于崇祯四年(1631年)的正月东出巡关，重新整理关外旧防。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高第经略辽东的一段时期中，把关外的几个重要据点如大凌河、右屯等地全部放弃。孙承宗认为，大凌河地当要冲，而且距山海关较近，应当把大凌河城首先修筑起来，以便固守。这年七月，动工兴建。不料城工尚未完成，后金兵就前来围城。孙承宗派辽东巡抚丘禾嘉率兵赴援，双方在锦县东南的长山遭遇。因为丘禾嘉耽误了军机，以致战事失利。到了十月，大凌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投降。

大凌河失守以后，朝廷里的许多大臣就接二连三地上书皇帝，说大凌河城不应该修，有的甚至把大凌河陷落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孙承宗身上。这样一来，孙承宗就被夺去官职，回家闲住。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去“汗”号，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清”。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皇太极派他的弟弟多尔衮率领清军分道入塞，十月会师通州，十一月打到了孙承宗的故乡高阳。这时，孙承宗已经是一位七十六岁的老翁，但是，当他听说清兵到来，马上带领家人登城扼守。他对守城很有经验，清兵连续攻打几次，都没能攻下。后来，敌人发动了猛攻。当时，高阳城内武器异常缺乏，城中居民把房屋拆毁，取出横梁和竖柱充当滚木，用面盆和茶壶代替铅弹，打击敌人。就这样坚持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城才被攻破，孙承宗被俘。清军劝他投降，叫他做军师，他说：“谁给你们做军师，休要胡言乱语，快把我杀了吧!”清兵劝他出钱赎命，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天朝有个没钱的孙阁老?”说完大骂，最后不屈而死。

六、结束语

孙承宗生活在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的时代，他的一生中，除做了十几年文官之外，其他时间，主要是在反对后金统治者进攻的斗争中度过的。

后金统治者的不断进攻，破坏了关内人民的经济生活，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孙承宗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和后金的军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在历史上都是应该肯定的。他坚贞不屈的精神，同岳飞、文天祥等人一样，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孙承宗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广宁失败以后，前线既缺少精兵，又缺乏给养，困难很多。再加上阉党的阻挠排挤，以及那班只说空话不务实际的人们的空洞议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简直使人无所适从。朝廷里的一般当权派，又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军事。他们一会儿盲目乐观，要求轻率冒进;一会儿又怕得要死，要求全面撤退。胜利了，还保不定有麻烦;失利了，就要丢官，掉脑袋，连妻子儿女也得流放千里。在这种情况下，当个统帅是非常困难的。

孙承宗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排除万难，练兵筹饷，修筑城堡，在山海关、宁、锦一线，建立起巩固的防线。由于有了这条巩固的防线，才使努尔哈赤到死没有能够实现他入关争雄的愿望。他的儿子皇太极，后来虽然避开这条防线，偷着从别处进了几次关，但是，终因背后有这么一个硬钉子，害怕腹背受敌，不敢在关内逗留太久。

为了拔掉这个硬钉子，皇太极曾倾注全部兵力，攻打宁、锦诸城，企图从这里打开山海关的通道。后来，他虽然占领了宁远、锦州等地，可是山海关还在明军手里，因此他到死也没能完成努尔哈赤的遗志。

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孙承宗的政治节操也是好的。他看不惯阉党的胡作非为，始终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即使在家居期间，他也不肯向阉党屈服。当时，一些地方官为了讨好魏忠贤，打算给他建立一座生祠，他们请孙承宗执笔写个呈文给官府，孙承宗坚决拒绝，他说：“这种事诸公自己去做吧，不必问及我这残废野人。”

孙承宗还有一些好的作风。比如，他很注重了解实际情况，生活比较简朴，能够刻苦锻炼自己;对待士兵比较关心，等等。这些，都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