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重新认识巴黎公社！No.097

1871年5月21日，位于凡尔赛的资产阶级政府对巴黎公社发起总攻，从圣克鲁门攻入城内。凡尔赛军队在巴黎市内大肆杀戮公社社员，“五月流血周”持续到了5月28日，最后被俘的147名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东北角被集体枪决，后来此地成为纪念他们的公社社员墙。

无疑，当时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重要成员卡尔·马克思的作品《法兰西内战》对公社的描述以及政治判断深刻地影响了其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者。然而，这本1871年6月出版的小册子尽管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关于革命与工人民主的原理，但在叙事方面由于材料有限而未能完成历史梳理的功能。如今，人们往往习惯性地引用马克思的论断和公社榜样(当然，这些本身源自当时马克思所理解到的更全面的公社实践，经验也被后来的历史所不断验证)，却对于公社的完整面貌有所不知。

值此155周年之际，我们在公社墙前纪念过去的革命者。法国的Stan同志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公社墙的历史细节，我们在此把它同其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历史综述整合翻译成了中文。在这篇推送中，我们希望中文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个更加真实处于具体历史中的公社革命。

关于作者Stan的经历，可见：《访问法国革命共产主义活跃分子斯坦·米勒(Stan Miller)》

1871年巴黎公社

引言

我们现在在“公社社员墙”前。1871年5月27日，在后来被称为“五月流血周”的一周大屠杀即将结束时，也就是5月21日至28日之间，147名公社社员在这里被枪决，并被埋入墙脚下的万人坑。这147名遇难者，是那一周内被杀害的3-3.5万巴黎人中的一部分。所有在街上遇到的工人、儿童、老人，只要被怀疑支持公社，都会未经任何审判而被就地枪决。

他们为何而战?他们为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府而战。

那么，为什么刚刚诞生的第三共和国会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屠杀的规模，正与有产者所感受到的恐惧成正比。他们恐惧的，不仅是巴黎人民像法国大革命时期、1830年、1848年那样再次起义，更是巴黎人民竟然能够在没有职业政客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自行治理城市长达71天。而在通常情况下，正是这些职业政客和资产阶级垄断着政治代表权。

从18世纪到19世纪，法国不断经历革命的震荡。1789年，资产阶级从贵族手中夺取了政权。拿破仑发动政变之后，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在1830年重新完全掌握国家权力。随后，在1848年二月，一部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道恢复了共和国;但到了六月，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又血腥镇压了工人。因此，1871年震撼法国的事件，其特殊性并不在于工人以革命手段推翻了一个政府，因为他们此前已经多次这样做过。真正前所未有的是，工人阶级第一次为自身的利益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社会把这些人训练成遵守工厂纪律的人，让他们习惯低头沉默、忍辱负重;它用三个苏的工钱雇用他们，又可以随时把他们赶走;它把他们送到征服战争中去挨枪子;它试图让他们习惯于尊重资产阶级的特权;最后，正是这些人创造了现代社会的一切财富，却又被剥夺了这些财富。而现在，正是这些普通人，第一次将要夺取政权，去维护他们自己的愿望。

为此，他们首先必须摆脱帝国——这个盘踞在社会之上的庞大章鱼。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利用1848年六月革命日所造成的恐惧夺取了政权。当时，工人起义遭到军队和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镇压，而波拿巴则以秩序党代表的身份登上权力顶峰。掌握国家之后，他把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取消了1848年事件中取得的自由，清除了议会，并通过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恢复帝国。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帝国战胜了各种抵抗，把法国变成了金融家、银行家和资本家的乐园。但意大利战争之后，帝国失去了教皇和教会的支持，因此不得不向左翼寻求依靠;而随着一次又一次让步，政权也逐渐走向自由化。于是，压在工人阶级身上的专制铁幕——警察监控、告密、审查和镇压——有所减轻。工人阶级利用这一松动，于1864年争取到结社权，并发动了大规模罢工。同年，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这个国际使帝国感到不安，因为帝国在一切社会不满中都看到了它的印记。帝国试图通过三次大审判摧毁它，结果反而使国际工人协会在工人中赢得了声望，同时也让工人把它认定为帝国的敌人。与此同时，国家财政也在崩溃。总之，到1870年，帝国已陷入困境。拿破仑三世试图重振声望、压制异议。怎么做呢?还是那套老办法：把国家拖入战争。

一、从战争到公社

1870年7月，在俾斯麦外交部一次挑衅之后，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宣战。但到了9月2日，帝国就在色当惨败，皇帝本人连同八万多名士兵一起被俘。德军入侵法国。巴黎最初是带着沙文主义热情迎接战争的，战争消息传来时，巴黎街头到处有人高喊：“到柏林去!到柏林去!”然而失败的消息令人震惊。9月3日傍晚，色当战败的消息传到首都。4日，群众——资产者和工人混杂在一起——在波旁宫前聚集闹事。下午，他们冲进宫内，要求废黜帝国、建立共和国。在议会里，共和派领袖犹豫不决。他们不愿接过工人催促他们夺取的政权，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一个来自暴动的权力。因此，他们试图寻找妥协，并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其成员一半是自由派，另一半是共和派。由于必须满足群众的要求，甘必大宣布帝国被废黜。这个前一天还看似强大的帝国，据一位目击者说，就像“一个外表光鲜、内部却化为灰烬的脆弱松散物体”一样崩塌了。

至于新政府，它自称“国防政府”。帝国无法保卫国家，共和国将做到这一点——至少巴黎相当一部分民众是这样要求的。但这其实是一场戏。政府最想做的，是尽快求和以恢复秩序。9月19日起，巴黎遭到围困。巴黎工人坚持继续战争，是因为他们不愿割让一寸土地，也不愿交出自己堡垒中的一门炮;相反，他们完全支持一种体面的和平。然而，首都工人确实是怀着真诚的爱国热情提出要继续战斗。可是在9月19日巴黎封锁完成时，俾斯麦提出了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并支付五十亿战争赔款的要求。工人不愿投降，不愿接受一种屈辱的和平，也不愿让首都遭受军事占领。于是巴黎投入战争，并拥有一个重要工具：国民自卫军(Garde nationale)。

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自卫军发生了变化，成了一支真正的公民民兵。过去，参加者必须自己支付制服费用，这限制了普通民众参与;如今，国民自卫军由所有身体健全的成年男性组成。在工人街区，国民自卫军就是武装起来的工人;而在富人区，民兵则是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于是投入了对普鲁士的战争。对革命者来说，既然共和国已经恢复，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很清楚了：

“当前这场可怕的战争已经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它如今是封建君主主义与共和民主之间的生死决斗……但我们也不会忽视对仍被保留下来并构成威胁的反动势力的防备。为此，我们在各街区组织警戒委员会，并推动建立区级组织，它们在1793年曾发挥过巨大作用。”

在一些坚定共和派的加入下，巴黎革命者——其中，国际工人协会成员居于前列——于是组建了自己的委员会。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小型行政组织。13区、1和5区更偏布朗基派;第15和第17区以及中东部地区，即2、4、10、11、12区，则多为国际派;蒙马特和贝尔维尔则更偏雅各宾派。每个委员会指定两名成员，组成“巴黎二十区国防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de Défense nationale des Vingt arrondissements de Paris)。

马克思对此这样描述：

巴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以现行军事组织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政治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组织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委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委派总代表即军团首长，由他们来代表1个区，和其他19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仍在坚守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一——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但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的种种劣迹、因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出名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

从此，在政府旁边出现了另一个权力机关，它无比直接地体现了人民意志。起初，这个权力并不以立即罢免政府为目标，但它仍然是作为警戒委员会、在对立于政府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首都的民众阶级深深不信任这个政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怀疑它会贱卖和平、把巴黎出卖给普鲁士人。更重要的是，就其性质而言，它本身就是政府的反面：它是巴黎工人阶级的直接产物，并处于他们的武装控制之下。资产阶级很快明白，它必须害怕这个新权力。因此，中央委员会一成立，政府就承诺举行市政选举，试图以此同中央委员会的合法性相抗衡。自1870年9月起，巴黎便同时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权力。

与此同时，巴黎生活在一种重新获得自由的氛围中：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各街区纷纷出现俱乐部，它们通常是警戒委员会的产物;革命报刊重新繁盛起来;最重要的是，各方面都在敦促政府拿出更大的勇气。因为在战争方面，政府遭遇了一场又一场失败。10月27日，巴赞在梅斯投降，10.6万人被迫缴械。正规军至此已彻底失败。巴黎在30日得知这一消息。31日，首都立即爆发出一股不满浪潮。多个运动交织在一起：国民自卫军的代表团前往市政厅，各区区长也随之而去。与此同时，警戒委员会整个上午都在开会;中午，其代表到达格雷夫广场，要求建立公社*。下午，弗卢朗率领五百名贝尔维尔人强行打开人民之家大门。政府被不断扩大的群众包围，沦为囚徒。朱尔·费里趁混乱成功脱身，召集了几支布列塔尼机动卫队和一些仍忠于政府的营。在这些营的威胁下，政府获得了喘息机会。作为交换，它允许布朗基、弗卢朗和其他革命领袖自由离开，并被迫立即举行市政选举。

译者“鹅肝酱不加吐司”注：这里必须说清楚公社(commune)到底是什么。2026年的法国有34875个commune，我们当然不会说法国是一个广泛民主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词在中世纪指向被君主授予自治特权的城市，它最开始的重点正是“地方自治”而不受“中央上层干预”。公社最开始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地理区划的名称，它起源于大革命时期的一种属于下层的自我权力机构。公社首先在1789年由巴黎的激进居民组建起来，以应对反革命的危险，随后这一做法被制宪议会号召推广全国并且真正通过行动有力打击了法国地方的封建制度(恩格斯给《告同盟书》后来写的注里也肯定了这个历史事实)，这个大革命的巴黎公社一直运转到1795年被热月党改组为止。这种改组拆散，以及使用指派的长官接替原本“地方自治”的职能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巴黎这座激进的城市在一个统一的机构中组织起来，从而行某种“逼宫”之事(大革命中发生过太多了次了)。1848年革命中短暂出现的巴黎自治也很快在随后的反革命中被取消，拿破仑三世完全直辖了这个最共和派的首都。然而，在外省，相应的自治制度实际上存在。因此，公社的这个框架加上当时成员的意识形态认知，就使得巴黎公社倾向于自我局限于“地方机构”。因此，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公社”会被资产阶级主导。同样的还有“苏维埃”这个词(当然，它没有地方自治的这种关联)，在俄语里的意思其实就是“议会”。这个注释只是希望能够先抛开中文翻译和语料关联已经产生的“刻板印象”，然后才能真正进入到历史的语境里。

在外省，自9月4日起，里昂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一个以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进驻市政厅，并在那里升起红旗。行政官员和法官被撤职。城市将拥有自己的司法，由公安委员会执行;拥有自己的警察，由选举产生的委员负责。里昂起义是在“打倒耶稣会士!”的呼声中爆发的。委员会于是宣布教会与国家的“革命性分离”，解散修会，查封其财产。教育也将实现世俗化。入市税——也就是进入巴黎时缴纳的税——因不得人心而被废除。城市将通过没收那些逃避国防义务者的财产，以及对所有财产征收0.5%的税来筹集资源，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申报自己的财产。典当行中价值低于二十法郎的物品将免费归还。吉约蒂埃(Guillotière)区由一个革命委员会治理，被宣布为自治公社。但到了9月15日，公共安全委员会就被一个更偏资产阶级构成的公社委员会取代。当时身在里昂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巴枯宁焦躁不安。9月28日，他终于按捺不住，率领几十名武装人员占领市政厅，宣布废除国家。然而，宣布国家终结和真正摧毁国家，是两回事。当天晚上，巴枯宁就被国民自卫军逮捕。南方一些城市也相继宣布过短暂的公社：马赛、格勒诺布尔、蒙彼利埃、佩皮尼昂、纳博讷，还有利摩日。它们同巴黎一样，都是在梅斯投降的消息传来后作出反应的。

冬天并没有改善局势。失业增加，封锁使首都陷入饥饿，死亡率翻了一番。尽管如此，首都仍坚持了下来。革命组织不断指责政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是对的。朱尔·法夫尔在写给甘必大的信中甚至承认，必须打倒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煽动者。事实上，法国资产阶级心里想的只有求和。它宁愿向俾斯麦作出巨大让步，以便迅速维持秩序、镇压工人骚动。政府把巴黎防务交给一些波拿巴派将军，因为它相信——而且判断正确——如果俾斯麦赢得战争，他会恢复帝国。这些将军竭力破坏国民自卫军，并参与制造饥荒。与此同时，梯也尔周游欧洲宫廷，请求各国干预。政府的盘算是什么?它宁愿让普鲁士军队占上风，因为普鲁士一旦取胜，就会负责镇压首都工人的革命企图。

1月28日，政府请求停战，而俾斯麦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法国将遭受军事占领，并支付天文数字般的赔款。最初是震惊，随后便是愤怒。2月8日，在普鲁士军靴的监督下，一个反动议会被选出。新国民议会中有360名君主派和150名共和派，而其中最多只有40自称激进派。弃权人数巨大，尤其因为这次选举是在占领者要求下举行的。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反映了一部分人口——农村人口这一多数——的意愿。巴黎从一开始就同这个新议会处于战争状态。首都工人并不是为了被强加一个君主派议会，才推翻帝国、忍受封锁造成的饥荒、同反动的普鲁士作战并保卫共和国的。

新行政权的首脑不是别人，正是梯也尔。此人一生都以机会主义著称：七月王朝之前，他是共和派的盟友;在王朝时期，他担任部长，并为此变成了君主派;更重要的是，他曾镇压巴黎的共和派起义者，并制定九月法令，使新闻自由化为乌有。1848年，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击败革命。这个政治跳蚤之所以总能被资产阶级重新利用，正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信念。他一生唯一始终不变的路线，就是每当被剥削者试图反抗时，便去镇压他们。这一次，他以奥尔良派保守主义者和开明自由派的身份参加选举，随后被任命为行政权首脑。2月28日，新的和平条件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支付五十亿赔款，并接受43个省的占领。普鲁士人因此将能够进入巴黎，而他们此前并未能攻下这座由国民自卫军保卫的城市。

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调子：3月7日，它采取了两项极为严重的措施。战争和封锁中断了商业和支付。按照危机时期的惯例，政府曾宣布暂停支付房租和商业票据。3月7日，议会粗暴地取消了这两项延期措施。要求支付房租，就是把半个巴黎赶到街上;要求立即支付商业到期款项，就是制造一连串破产。3月10日，议会决定迁往凡尔赛*。对巴黎来说，新议会前往王城凡尔赛，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它等于宣布：政府不愿再处于巴黎工人阶级的直接压力之下。鉴于巴黎无产阶级刚刚因屈辱和平而爆发不满，这就是一种挑衅，必然引发革命;更何况，新议会显然正在考虑复辟。巴黎保留着自己的武器和大炮，使用它们的时候到了。

*尽管如今，凡尔赛属于“大巴黎”都市圈——通过城市轨道交通连接了起来，然而巴黎市区的波旁宫同凡尔赛宫的直线距离有17公里。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六一直居住于凡尔赛宫;1789年10月6日，巴黎女性游行前往凡尔赛宫将国王强迫迁移至巴黎市区，迫使路易十六更好地遵守新宪法。

二、公社

在巴黎，除中央委员会以外，一切权威都逐渐消散。凡尔赛的资产阶级政府谴责巴黎陷入无政府状态。3月13日，梯也尔来到首都，准备“制服巴黎”。他的目标是夺回国民自卫军的271门大炮和146挺机枪，并逮捕中央委员会代表。行动在3月18日夜间展开，但事情很快失控。这里可参见Lissagaray的叙述。勒孔特将军和克莱芒·托马被枪决。后者曾参与镇压1848年革命，并声称自己只是“闲逛路过”。在巴黎人民街区，类似场景到处上演。梯也尔的行动惨败，并走向了与原目标相反的结果：它使局势又向公开革命迈进了一步。于是梯也尔决定离开巴黎，并撤走军队。他让首都行政陷入真空。此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撤离：他不仅带走了部队。正如Lissagaray所写，在凡尔赛的信号发出后：

“大多数职员都已离开岗位。入市税、道路、照明、市场、公共救济、电报——这座160万人城市的所有消化器官和呼吸器官，都必须重新组织……军需部门丢下六千名医院和救护站里的病人，一分钱也不留。甚至连墓地服务，梯也尔先生也试图使之瘫痪。”

可是，梯也尔为什么决定这样撤离?这是真正把国家搬迁到凡尔赛。它是一场政治赌注：把巴黎推入混乱。那些无产者、穷鬼，或者用他的话说，“卑贱的步卒”，不可能组织起来。很快，巴黎人民自己就会要求政府回来。届时，梯也尔就可以放血。资产阶级将通过暴力镇压巴黎起义，赢得多年的安宁。因此，这是一场挑衅。此前从未有哪个政府如此迫使革命者“创造，或者灭亡”。3月18日这一天并没有显出一副革命的样子。人们并不费力地占领了被遗弃的场所，并准备第二天承受政府进攻。当天晚上，中央委员会——其实也很不情愿——看起来成了临时政府。

3月19日早晨，巴黎人得知了夜间发生的大事：中央委员会宣布政府的企图已经失败，承诺举行公社选举，并说明在此之前，中央委员会将以人民的名义代管市政厅。那么，首都的新主人究竟是谁?阿西是机械工人，因参与勒克勒佐罢工而闻名;瓦尔兰是自学成才的装订工人、国际工人协会成员，多年来只为组织工人而活;国际派成员巴比克是香水工;普罗托是受帝国迫害的律师;迪瓦尔是铸工;欧德是记者，他和迪瓦尔都是布朗基派;吕利耶是共和派咖啡馆的常客;布吕内尔是狂热的爱国者;爱德华·莫罗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新来者。因此，这是一个工人政府，被推到了首都的领导位置上。

从3月18-28日，中央委员会负责组织公社选举。而与此同时，梯也尔正试图利用这段时间重建军队。他的计划非常清楚：重组军队，清洗受到革命感染的部队，在凡尔赛集结新的团和大炮，最后摧毁巴黎。然而，在3月18日，一切尚未定局。士兵不再向军官敬礼，而是以威胁的眼神看着他们;他们宣称不愿同巴黎的兄弟作战。凡尔赛政府十分坚定，而巴黎的革命者却在犹豫。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对那个正在准备毁灭他们的人。巴黎劳动人民倾向于宽容。首都的新政府否认自己是政府，并宣布新的公社选举只是为了给巴黎提供一个新的地方领导……换言之，国家政府仍将是凡尔赛政府。中央委员会在最初声明中宣布自己即将退位，因为它担心非法统治会导致“最大的罪行”。正是这种心态，使中央委员会在十天里陷入同巴黎各区区长的谈判泥潭，只为让他们号召举行新选举。

与此同时，巴黎所有不满者都聚集起来。学生青年指责中央委员会违反合法性，但在这些指责背后，他们更主要是不信任委员会中的工人因素。另一方面，区长们、资产者们也在组织自己。对此，中央委员会打算用选举来回应。它以为只要结束非法状态，就能消除内战危险，却甚至没有去问：凡尔赛和资产阶级是否会承认新的合法性?十个宝贵的日子里，巴黎新权力机关的成员疲于奔命，只为争取选举。各区区长和国民议会最初拒绝，后来终于接受。但凡尔赛资产阶级已经赢得了第一回合：它争取到了十天喘息时间，并利用这段时间同俾斯麦谈判重建军队的权利，同时着手付诸实施。

然而，巴黎人本可以准备进攻凡尔赛。3月21日，共和派朱尔·法夫尔在议会中宣称：

“暴动者应当清楚知道，议会之所以在凡尔赛，是怀着返回之意，是为了同暴动作战，并坚决同它作战。”

话虽如此，然而，中央委员会仍然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似乎只是因为梯也尔撤离巴黎，才不得不出现;它仍试图披上合法性的光环，而此时有关君主复辟的传闻早已甚嚣尘上。经过多轮谈判，选举于3月28日举行。投票率相当低。中央委员会表面上的退出权力意愿，受到了选民的惩罚：90名新当选者中，只有13名来自中央委员会。当选的资产阶级候选人立即退出。剩下的是国际派、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这次新选举并没有改变巴黎的真实处境。

与此同时，梯也尔和凡尔赛政府已经开始重组军队，并在外省开展工作。他们把巴黎的新领导层描绘成一群普通刑事罪犯。他们还说，这个新政府危及同德国的和平，因此可能导致战争重启。凡尔赛于是同时通过宣传和武器准备镇压。与此同时，政府等待巴黎全面陷入混乱，以便凯旋归来。但发生的却是相反的事情。资产阶级带着一贯的傲慢，以为没有它，社会就会走向毁灭。在它看来，这些人本应感激资产阶级给了他们工作;这些仆人、工人、这些它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的小人物，这群没有文化、既没受过教育也没出入过沙龙的文盲，又怎么可能管理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更何况，巴黎当时正处于如此严重的饥荒中，人们甚至吃起了老鼠。

工人给了他们一个痛苦的反驳。那么，这个名为公社的新议会究竟做了什么?马克思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第一次，一个工人政府组成了，并试图在梯也尔制造的混乱中恢复一点秩序。

公社的第一项举措，是废除常备军，以武装人民取而代之。公社的市政委员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并可随时被罢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警察被剥夺其政治属性，转变为公社的工具，同样可随时罢免。行政各部门的公务员也是如此。从公社成员到行政体系最低层，所有公职人员都应领取工人工资。公社还取代了资产阶级极其珍爱的议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批几年内稳坐高位的人，因为无法被撤换，便把他们借以当选的承诺踩在脚下。这个只会空谈的议会，被一个选举产生、可以罢免，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行动的机构所取代。它既是行政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资产阶级旧式的行政与立法分离，就这样被废除了。公社发明了自己的行政和管理形式。公社向世界提供了第一个工人政权的实例。3月18日之后，资产者大批跟随政府军离开巴黎。巴黎工人于是重新接管了邮政、卫生服务和大量工厂。没有高级官僚和老板，经济和城市照样运转得很好。

中央委员会成员也必须通过多项社会措施应对紧急局势。3月29日，公社宣布免除10月至4月到期的全部房租;4月2日，废除宗教预算，并通过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实现世俗化，而帝国此前曾任由修会扩大影响。布朗基派律师普罗托提出了一个激进改组司法的方案，虽然没有来得及实施：司法将免费，并由选举产生的陪审团执行。公社还考虑了女子教育方案。巴黎开办了第一所男女混合学校。由马隆和弗兰克尔领导的劳动委员会在短短数日内完成了重要的社会工作：4月28日，面包工人的夜班劳动被废除。自3月18日以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罚款和工资扣款必须归还。典当行抵押物的出售被暂停。在革命动荡中，许多工坊和工厂因业主逃亡而关闭。公社指定一个委员会，同各行业团体合作，将这些被遗弃的工坊和工厂转交给工人合作社，同时对逃亡资本家给予补偿。在给国民自卫军成员的妻子、母亲和遗孀发放75生丁补助时，不再区分所谓“合法”与“非法”女性。妓女也从这种堕落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所有这些，都在72天里实施了。不到三个月，由巴黎无产阶级选择并监督的公社社员，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运转方式。劳动者管理国家，以回应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公社最重要的事业，就是建立了一个人民政府，一个由工人管理、为工人服务的政府。

《每日时报》驻巴黎记者对此难以置信。再也没有政治偶像和伟人了。他在5月6日写道：

“无论公社拥有什么样的权威，它竟不断易手，这真是令人震惊和沮丧;我们今天都不知道明天谁将掌权……在这些永无休止的变化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不到一只发号施令的手。公社是由等价原子组成的集合体，每个原子都嫉妒另一个，而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最高权威。”

这就是让资产阶级记者先生们如此不安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支配他人。照他们的说法，这简直是恐怖之极。对当时而言，这些进步实在伟大。今天，其中许多内容似乎已经有些平常。然而必须想象当时首都的处境：它正遭受封锁，刚刚走出法国近代史上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仍然懂得采取措施，帮助首都全体居民。对马克思来说，公社的事业首先就是它自身的存在。恩格斯谈到公社时说：“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三、局限

然而，尽管公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巨大事业，它仍只存在了两个半月。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将其推翻。即便如此，我们仍不得不追问：公社政府的局限是什么?它是否犯下了加速自身灭亡的错误?

公社的第一个错误，也是致命错误，就是过于仁慈，或者说过于天真。当凡尔赛准备推翻革命时，公社只是宣称自己的事业将树立榜样，并相信只要尊重法律框架，就可以防备资产阶级。当政府向法兰西银行借入2.52亿法郎来重建军队、准备镇压巴黎时，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公社却不敢撬开财政部的金库。他们只向法兰西银行借了1600万法郎，其中1000万还是巴黎市在银行中的贷方余额。公社是巴黎的，因此拒绝触碰一个全国性机构。然而，如果它掌握了这笔资金，就会严重打击凡尔赛的财政，无疑会使梯也尔招募打手的任务更加困难，也会使自己获得武装、供应首都的手段。换言之，它本可以应付当时最迫切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中央委员会对“非法”几乎怀有一种恐慌。这解释了为什么它把十天浪费在同各区区长围绕选举问题的徒劳争执上，而不是准备首都向凡尔赛发动攻势。然而，中央委员会的合法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本身就是国民自卫军的产物;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当政府试图通过逃往凡尔赛让巴黎陷入混乱时，它承担起了组织首都的责任。这种对形式主义的热爱也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委员会成员是有原则的人，但他们把原则变成了偶像。例如，3月19日，阿西提议解除戒严状态。他这样解释：

“我们是以自由的名义来到这里的。必须把自由广泛而完整地宣布出来。戒严状态，即便敌人就在一座城市门前，也只是一种专制统治手段。中央委员会应当抛弃军事专制的武器。让我们投票解除戒严状态!”

当然，这并没有阻止几天后枪声响起，更没有对凡尔赛集团的军国主义造成丝毫损害。

不过，假设即便浪费了十天，公社仍未完全失败。那么，当它终于戴上合法性的光环之后，又做了什么?

有必要谈谈组成公社的人。国际派——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派都处于少数。绝大多数是怀念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再加上一些资产阶级改革家和人道主义者，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委员会中许多人对人性抱有理想主义乐观态度，相信一切都由理性支配，相信公社事业显而易见的正义会自然而然地征服所有法国人。他们往往不了解农民和资产者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的坚韧。这种乐观主义一旦以军事形式出现，就更加危险。因此，当人们得知凡尔赛派在4月2日发动进攻时，竟感到震惊。

公社十分重视象征。人们不是向凡尔赛进军，而是焚烧象征死刑、为人深恶痛绝的断头台;他们推倒象征帝国专断的旺多姆圆柱。这根圆柱引发了无休止的辩论，正如选举曾经引发无休止的讨论一样。5月19日，当凡尔赛军已经逼近城墙时，公社还在处理剧院事务。当枪炮已经成为唯一语言时，人们仍想用动议来对抗资产阶级。随后，还有大量时间被浪费在讨论究竟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公社负责国民自卫军的问题上，而事实上，两者的首要任务都是保障巴黎工人政权的存在。

为他们开脱一句，也必须说，这些被推到首都领导位置上的人，确实被新任务压得疲惫不堪。这些有文化的小资产者和自学成才的工人，夜以继日地投入首都重组工作。考虑到活动家人数如此之少、任务如此巨大，其成果也确实令人钦佩。

然而，一些简单措施本可能产生效果。他们掌握着档案，却只用来逮捕告密者;其实公布某些文件，本可以让各国外交机构感到不安。这本可以成为吸引欧洲各国关注公社的一种手段。至于同法国内地的联系，人们只找到这样一种表述：

“委员会将负责维持友好关系，并由此促成联邦。它应通过宣传促进国家解放。”

公社也派出了一些代表前往外省。但为了发动法国，它花费不到十万法郎。与此同时，凡尔赛则用仇恨性的胡言乱语淹没整个法国。

梯也尔写道：“在巴黎，已经内部分裂并掠夺公共金库的公社正在无力地躁动。巴黎人厌恶它，正迫不及待地等待摆脱它的时刻。”别处又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外国人或惯犯篡夺的独裁统治，它以谋杀开创自己的统治，并且每天都通过逮捕好公民来显示自己。”报刊也报道所谓“公共机构遭到劫掠，夜间持械破门抢劫私人住宅”。

4月2日凡尔赛发动进攻时，公社大为意外。3日，巴黎工人受到震动，走上街头高喊：“去凡尔赛!去凡尔赛!”公社对事件规模之大感到惊讶，犹豫是否支持这次并非由它决定的出击。尽管如此，第二天人们还是向凡尔赛进军，由欧德、迪瓦尔和弗卢朗率领三个营。但这些领袖并未做好准备。炮兵数量不足。尽管前一天已经发生了事情，人们仍以为军队不会向国民自卫军开火。凡尔赛拥有六万多人。除了被煽动到狂热的反动小资产者外，这支军队还由准备同“赤色危险”拼命的农民、以及梯也尔用几枚硬币和一碗饭搜罗来的流氓和酒鬼组成。布列塔尼农民人数众多。他们跟在神父身后列队行进，连一句法语都听不懂。人们向他们灌输仇恨，说公社社员拖延战争，使他们无法回村，于是把他们激怒来对抗巴黎工人。

4月3日成为灾难。公社损失了一些人，也有一些人被俘;但由于这次进攻来得意外，它动摇了公社，使公社放弃了主动进攻。这等于最终损害了自己的信誉。更糟糕的是，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被交给了一个无能之人;后来虽换人，却也为时已晚，而且换来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此人就是罗塞尔，一名前军官，最后逃走了。问题并不在罗塞尔本人，而在于公社看到自己军事组织面对凡尔赛时如此软弱，便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强人”身上。但在革命时期，这远远不够。军事组织极为糟糕：行动缺乏协调，装备没有得到充分使用。无政府主义和地方主义偏见在其中起了作用。各地方单位往往拒绝承认中央领导;这才是最大问题。人们各自退回自己的街区，保留自己的弹药和大炮。在这种条件下，要协调行动、制定作战计划，当然极其困难。

尽管如此，为共和国而战，尤其是为了某种能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东西而战，这一信念仍鼓舞着勇气，支撑着那些死守巴黎的人。战斗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尽管没有准备、缺乏装备，巴黎工人仍在炮弹和连续射击下坚持抵抗了整整一周。

梯也尔方面并不急于结束战斗。最初几天他已取得决定性优势，但现在他任由行动延续下去。他需要让人相信首都是极难夺回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为无情报复辩护。巴黎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恐。他们愿意献出生命，但不愿交出巴黎。于是他们点燃公共建筑。再一次，人们在没能及时向凡尔赛进军之后，转而攻击权力象征。也有一些人质被处决。但到5月26日，这已经是一场绝望者的斗争。5月28日，当凡尔赛军夺取最后的防御工事时，公社走向死亡。

四、镇压

资产阶级原本十分确信工人政府会迅速崩溃，但事实使它不得不失望。因此，它更坚决地要摧毁这场起义。因为这场起义仅凭自身存在，就已经威胁了资产阶级及其特权。凡尔赛军一进入首都，就开始对巴黎人口进行系统性灭绝。公社已经失败了。但这还不够。必须杀死它，必须放血，必须把一切颠覆性思想，甚至只是共和思想，都淹没在血泊中;必须屠杀，以换取长久安宁。犯罪工具是正规军，而这支军队已经被精心准备好来扮演这一角色。3月18日，维努瓦将军曾下令，对抵抗或使用武器的国民自卫军成员“就地枪决”。从一开始，国民自卫军就被当作叛乱者对待。士兵以近乎愚蠢的天真接受了指挥部的一切诽谤。当指挥部感觉部队已经被煽动到狂热状态时，就把他们放进首都，并确保屠杀尽可能扩大。

在血腥周期间，塞居尔伯爵夫人宣称：

“梯也尔先生不愿做任何会触怒红色分子的事情;更有甚者，他同他的朋友、议长格雷维一道，阻止右翼成员发言……圣梯也尔对这些可憎的恶棍怀有父亲般的温情。”

然而，抱怨梯也尔“仁慈”的恐怕只有伯爵夫人一人。从一开始，屠杀就成为常态。许多目击者说，他们在街垒附近看到堆积如山的尸体，仿佛证明那里发生过大规模枪决。尽管攻占蒙马特高地并不困难，军队仍把在场男子屠杀殆尽。此外，每个路人都遭到检查，每一所房屋都被搜查;任何最细微的迹象，都成了不可反驳的致命证据。凡是身上带有军用装备的人，都被拉到墙边枪决。无数不幸者因为身上或住所里有一件国民自卫军制服上衣或裤子，就死在枪下。消防员本来就因没有跟随政府撤退而受到怀疑，又被指控用消防泵装满煤油，助长火灾;他们被一车车押走。在勒伊大道兵营，人们挑出其中九人枪决。

“煤油女”的传说同样致命。凡尔赛报刊乐于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个荒诞故事：她们携带装有煤油的瓶子和奶罐;她们通过地下室通风口向里面泼洒煤油，再用随身携带的大量火绳点火。可她们是谁?报纸并不说明。正因为如此，任何女性都可以被视为嫌疑人。如果发现她身上有火柴，或者携带瓶子，她就倒霉了。橄榄油、漂白水、牛奶，都会变成煤油。“煤油女”被军队辱骂和殴打。数百名女性就这样被杀害。对伤员也同样残酷。伤口本身就证明他参加了冲突，于是被枪决。至于照顾伤员的同谋——医生和护士——同样该死。共和派被枪决，因为公社是共和派;外国人被枪决，因为公社是国际主义的。革命者东布罗夫斯基的名声，解释了为什么军队杀害了如此多波兰人。最重要的是，人们随意杀戮。

从血腥周一开始，指挥部就试图把死亡工业化。出现了大型机器：一些用来快速审判，一些用来大规模杀人。军事学校和蒙索公园变成了筛选中心。审判极其草率。人们还发明了各种羞辱：强迫认罪、下跪、向教堂致敬、在垃圾堆上枪决。巴黎街头出现真正的血流。失控的仇恨甚至转向尸体，有人用脚踢“公社社员肮脏的脑浆”。巴黎到处都是尸体。屠杀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资产阶级只有在害怕瘟疫时，才停止杀戮疯狂。

勒孔特·德·李尔现在可以安心睡觉了。他曾宣称：

“终于结束了。我希望镇压能够彻底到再没有任何东西敢动弹;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它是根本性的。”

至于泰奥菲尔·戈蒂耶，则围绕公社社员押送队伍写起了官方文学：

这些队伍精疲力尽，被肉体和精神折磨折腾得近乎疯狂，以野兽般的队形抵达凡尔赛;“这些可怜虫被酒精、战斗、路途、酷热、极端处境的高烧以及即将死亡的恐惧折磨得干渴难忍。许多人以为旅程尽头等待他们的就是草率枪决。他们喘着粗气，像猎犬一样，发出嘶哑粗浊、已经没有唾液润滑的声音喊道：“水，水，水!”

结论

与此同时，4万人被法律筛选。人们最关心的是速度;判刑就像血腥周中的处决一样迅速。总共1万3450人被判处各种刑罚：死刑、监禁、流放阿尔及利亚或新喀里多尼亚。总计约有2.5万名巴黎人因为起义而被杀害，因为他们试图在地上建立平等的统治而被杀害。2.5万名死者和1万3450名被判刑者，为自己的仁慈、为自己相信榜样足够有力、为自己更重视披上一层合法性外衣而不是向凡尔赛进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巴黎工人阶级像马克思所说那样“冲天”而起的日子里，另一位文学家欧内斯特·费多写道：

“工人先生们，仅仅因为他们爱酒瓶胜过爱劳动，因为他们很少洗手——毕竟他们没时间洗——就开始认为一切都应归他们所有，地上的一切都属于他们;他们从未学过别的东西，只各自学过一点职业，却自以为已经懂得足够多，可以有利地取代所有文明民族的政府。多亏这些奇妙理论……事实已经证明……经验、劳动、科学、思考、沉思什么都不是，什么用也没有;只要粗俗、没教养，满身污垢和烟草臭味，动不动嘴里叼着烟斗骂人，就足以被看作一种更高级的存在……

“威胁我们的不再是野蛮，侵入我们的甚至也不再是蒙昧，而是纯粹而简单的兽性。”

资产阶级的滔滔不绝，反映的是它刚刚经历的巨大恐惧。镇压则是这种恐惧的对应物。为了不让公社社员白白死去，共产主义者以及一切想要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人，都必须吸取1871年革命事件的教训。而第一条教训就是：为了建立新社会，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公社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拒绝为夺取政权而赋予自己进行战斗的手段。可以说，权力某种程度上是落到了他们手里。这当然是一个优势，但更是所有幻想的开端，尤其对于那些大多数并非革命者、而只是被卷入革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在完成革命之前，就先玩起了社会主义。尽管如此，马克思——尽管他保留了许多意见——以及后来的列宁——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批判孟什维克政府，并以真正的工人国家与之相对——都仍然以公社为依据，把它看作工人国家的预示。不过，二人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

同时，公社的政治纲领大大超前于它的时代，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前于我们今天：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制定社会和工人立法，提出女性主义诉求，承认外国人的投票权。可惜的是，这一纲领没有时间得到充分实施。

不过，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纲领本身，更是公社的政治实践方式：政治代表从人民中选出，可以被罢免，并领取工人工资。正因如此，公社在革命者思考如何改变世界的历史中，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阶段。对被压迫者来说，仅仅夺取国家，即使是通过选举夺取国家，也是不够的。必须夺取国家，但更重要的是改造国家。避免权力腐化的唯一办法，是不再让少数人掌握权力，而是让权力由民众的代表会来承担。1870-71的国民自卫军委员会、1905和1917俄国的苏维埃、1918德国的代表会、1956匈牙利的代表会，正是这类形式。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保证被压迫者的利益真正得到考虑。

还需要说明的是，这面墙并不是原来的那面墙。原墙上带有弹孔，后来被重新用于一座“纪念所有革命受害者”的纪念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纪念碑是在左翼压力下于1909年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外落成的，位于尚普兰广场，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西侧、甘必大大街另一边。纪念碑的名称是“献给所有革命的受害者”，这种说法把革命者的死和反动派的死混在一起。

而我们主张，并不是所有死亡都具有同等意义。那些为进步事业而牺牲的人，与那些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人，并不相等。前者值得我们尊敬，后者只配受到蔑视。

参考文献：

LISSAGARAY, Prosper-Olivier,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la Découverte, 2004.

MARX, Karl,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1871.

TALES, La Commune de 1871, Spartacus, 1998.

MICHEL Louise, La Commune, histoire et souvenirs, la Découverte, 2005.

VALLES Jules, L'insurgé, Garnier-Flammarion,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