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西译文系列II西尼岑：“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作为苏联对时代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挑战的回应（1964—1982年）

《萨拉托夫学报·新系列·历史与国际关系》2022年第1期

“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作为苏联对时代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挑战的回应(1964—1982年)

费奥多尔·列昂尼多维奇·西尼岑

历史学科学博士，社会人文学科教研室副教授

到20世纪60年代初，苏维埃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已经达到一定的制度成熟程度。在四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制度经历了若干连续更替的发展阶段，积累了治理经验和动员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最易损害其合法性的若干特征。苏联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1961年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进一步规定了到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任务。然而，正是在这一阶段，苏联意识形态遭遇了一系列新的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权力机关不得不作出的回应不只是行政性的，也是理论性的。迄今为止，关于苏联权力机关如何回应这些挑战的意识形态问题，仍然研究不足。苏联意识形态工作者在20世纪60—70年代制定并推行的“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在政论写作和大众记忆中常常被简化为某种历史误会。本文研究的资料基础包括已发表材料，以及作者在联邦档案馆和部门档案馆中发现的未刊文献。

20世纪60年代，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意识”经验性地出现了部分脱离“党的影响和控制”的变化，由此使国内“思想政治”形势趋于复杂。苏共二十大以后成为现实的权力去神圣化，降低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权威。与此同时，“科学技术革命”和“趋同论”的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使部分公民形成这样的印象：苏联的进步“完全不是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同工业社会的一般规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在“总体社会层面”同资本主义并无显著差别。苏联权力机关还把苏联民族主义表现的增强列为内部威胁，并将其同“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化”相联系。尽管反宗教斗争已经持续很久，“宗教问题”仍然保持着现实尖锐性。结果，苏联体制内部出现了危险的社会“去意识形态化”趋势，其表现是部分人倾向于“非政治化、社会中立主义、无党派性”，并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自由”。同时，苏联社会某些群体中开始流传关于修订、现代化和寻找苏联意识形态新模式的观点。

在对外政治层面，危机同样明显。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权威，包括其意识形态影响力，已经发生严重侵蚀。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增强，并影响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同苏联路线之间的分歧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一些国家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形式的多样性”。同去意识形态化趋势并行的，是“趋同论”和科学技术革命观念的传播。另一方面，“左倾”和“超共产主义”情绪也有所增强，从苏联正统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在东欧，最令莫斯科警惕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方案”。这一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以苏联意识形态传统为基础，而是同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托·加·马萨里克关于“社会社会主义”的思想连续性有关。它的极端表现，就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这些事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急剧下降，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化”显著增强。其结局众所周知：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在世界范围内，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中国试图从苏联手中夺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中国版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即“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应地，苏联意识形态被中国方面宣布为“修正主义”，北京则试图把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吸引到自己一边。

对苏联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构成意识形态危险。首先，在西方国家共产党人中，苏联和苏联意识形态的权威下降。其次，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形成了关于在高度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身理解，并主张苏联经验并不适用于西方。再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仅降低了自身“革命性”，转向支持“结构性改革”和“和平革命”的政策，而且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多党制的可能性，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对莫斯科而言，最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意识形态趋同”，这种现象被理解为“调和主义”。相反方向的“左倾”极端，同部分西方共产党人中“超革命”情绪的增强相联系，在苏联则被界定为“冒险主义”。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独立意识形态探索进一步加剧了局势复杂性。若干国家制定了关于当前历史发展阶段的自身概念，并把这一阶段称为“发达社会主义”。1960年6月，该术语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进入政治话语，此后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执政党采纳。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改革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以“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为依托。同捷克斯洛伐克并列，民主德国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它虽然仍是苏联最亲近的盟国，却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相当独立的路线。正是在民主德国，建设共产主义时间推迟的问题被提出来。1966年9月，瓦·乌布利希把这一点告知列·伊·勃列日涅夫。民主德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宣布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把这一命题置于自身意识形态中心。1968年4月，民主德国通过了第一部“发达社会主义”宪法。

更进一步，民主德国修订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把社会主义表述为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中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1967年9月，乌布利希建议勃列日涅夫“再次讨论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特征的问题”。民主德国领导人认为，应当延长社会主义时期，使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建设以前先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这一设想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采取的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路线相矛盾。到20世纪60年代末，民主德国开始要求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特殊地位，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乌布利希认为，自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发达社会主义”原创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挑战来自另一条发展路线。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扩大和“共产主义危险”增强，西方统治集团试图通过植入以社会妥协替代社会革命的观念，降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西欧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化趋势。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描述为彼此替代、相互排斥的发展道路。在社会领域，西方“普遍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概念成为苏联意识形态面对的重要挑战。这一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达到实践高峰。需要指出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本来就是对苏联社会政策成就的反应。由于“普遍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缓和了阶级差异，人民福利水平提高也增强了权力合法性。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同科学技术革命扩展相结合，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意识发生去意识形态化，并降低了大众革命性。当然，个别激进群体仍然存在，1968年西方事件即可说明这一点。不过，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也存在对大众去意识形态化的支持。

苏联领导层认识到这些威胁的规模。1966年11月10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开始越来越被感受到”，并且“不能不引起严重忧虑”。会议还确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理论失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的形势，对苏联具有特殊意义。在同一次会议上，尤·弗·安德罗波夫强调，关于意识形态失败的批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被人们跟着我们重复，而且并非只是重复：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它反对我们”。1971年，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有人指出，来自国外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挑战导致苏联地位发生严重“动摇”。根据现有资料，苏联领导层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成就。虽然苏联外交官和领导层代表，特别是在制定1977年苏联宪法时，都曾建议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验，但苏联同时也在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中看到“消除工人阶级民主成果的现实威胁”，因为这一模式形成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够实现公平分配的幻想”，从而削弱苏联政治和社会经济模式的权威。

由此可见，苏联权力机关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方案。这一方案既要概括国家发展成果，又要为国家当前状态提供理论论证，同时回应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国内和国际挑战。勃列日涅夫在自己执政前半期倾向于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创新，并批准对意识形态进行“重新加工”。1966年3月至4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和苏共二十三大，引导苏联研究者重新理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过程。1966年7月，勃列日涅夫在致政治局的文字中写道，有必要实现“理论工作的提高”，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紧张创造性工作”，而这种工作“目前还没有”。

新的意识形态构造，主要由苏联重要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完成，其中包括阿·帕·布坚科、格·叶·格列泽尔曼、鲁·伊·科索拉波夫、彼·尼·费多谢耶夫、格·哈·沙赫纳扎罗夫，以及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工作者米·安·苏斯洛夫，也在新概念的制定和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重新加工”的基础，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形成的“发达社会主义”思想。苏共二十三大文件中开始出现若干相近术语，如“成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和“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在新概念形成初期，还使用过“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体系”等表达。对于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形成的社会，则使用“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等术语。苏联出版物中较早出现新概念最终定名的，是费·米·布尔拉茨基1966年12月21日在《真理报》发表的《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一文。

新概念制定过程中最尖锐的理论问题，是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之间的连续性。因为引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阶段，显然可能削弱意识形态稳定性。许多苏联哲学家认为，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格列泽尔曼和布坚科尤其强调，必须以当下历史条件为依据，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代的条件为依据，并指出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本身内容已经发生变化。然而，“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在苏联也有反对者。部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引入这一概念几乎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在讨论过程中，苏联学者逐渐形成一个较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结论：在奠基者的阐释中，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进步”的社会，而共产主义也不是“单一整体”，它包含不同的“经济成熟阶梯”。

最终，“发达社会主义”概念获得苏联领导层批准。1967年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文件中，这一新意识形态命题得到正式固定。此后，新党纲准备工作开始，而这一党纲预计将描述“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不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定义仍然相当模糊。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把“我国已经建成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界定为这样一种社会：其支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障整个国民经济在现代技术基础上有计划地、稳定地发展”。尽管理论上尚未充分完成，这一概念很快被用于回应苏联所面临的内部挑战和外部挑战。

首先，制定新概念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去意识形态化挑战的回应。权力机关试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现代化，并重新激发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它的兴趣。与此同时，为了恢复苏联意识形态在国内外的权威，苏联强调政治中的“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学说的世界现实意义，其计算依据是保持列宁人格的“神圣性”。对于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评价，权力机关则试图寻找谨慎平衡，因为揭露个人崇拜曾经成为苏联权力和意识形态去神圣化的重要触发因素。“提高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也被视为“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这一设定既回应权力去神圣化，也反驳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共产党中的“修正主义者”，表明多元主义和多党制不可接受。1977年苏联宪法第6条把苏共“领导和指导”作用写入根本法。

面对国内知识分子作用提高以及西方关于不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苏联意识形态以“全民国家”公式作出回应。事实上，这一概念承认知识分子同苏联社会基本阶层，即工人和农民，具有相对平等地位。通过承认知识分子的“应有”作用，“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也回应了技术官僚制挑战。把共产主义建设完成时间推迟到不确定未来，消除了“赫鲁晓夫遗产”问题。同时，保留共产主义作为目标，并把“发达社会主义”宣布为通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则反驳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彼此替代、相互排斥道路的观点。科学技术革命不同于趋同论和技术官僚制学说，它在苏联理论中得到了积极接受，并在新的意识形态构造中占据重要位置，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

对于苏联社会中的“消极表现”，概念以正在形成更高水平“自觉性”的“新人”这一说法加以回应。苏联学者主张，苏联已经形成“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也就是一种政治民族，它被赋予缓和族际矛盾的功能。同时，苏联再次提出“保障在劳动者意识中普遍确立科学世界观的条件”这一任务，其目标是最终克服宗教观点以及其他在权力机关看来不可接受的观念。

在对外政治方面，这一概念首先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的替代性版本。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也被用于论证此类意识形态替代方案的不可接受性。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开始积极推进在国外传播新概念的计划，包括依托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以及在布拉格出版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开展工作。苏联对民主德国的意识形态探索采取温和抵制态度。东德学者的思想并未被直接否定，他们被邀请参与对话，但苏联方面努力使自身解释占据主导地位。1971年，在苏联支持下，乌布利希被迫退休。推动这一结果加速出现的原因之一，正是这位东德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苏联以批判其“修正主义”立场作为回应，但并不只依靠批判。苏联路线也建立在妥协之上，即承认不同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有所差异，只要这些道路仍然处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之内。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化被视为不可接受的现象。以社会妥协替代社会革命的观念、“普遍福利国家”概念、趋同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科学技术革命的方式，都成为批判对象。

苏联权力机关很快确认新意识形态命题取得成功。1968年，苏斯洛夫声明，苏联人民“现在更清楚地理解了应当沿着什么道路走向共产主义”。1971年，在苏共二十四大前夕，勃列日涅夫指出，“我们的人民已经确信我们的学说是正确的，确信党领导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把苏联经济成就同正确表述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并把对外政治形势描述为“意识形态阵线”的斗争，而苏联“近年来经受住了不少考验”。莫斯科满意地注意到，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提出了形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与此同时，苏联并不否认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可以以不同方式展开。1969年，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宣布，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社会主义正在变得“更加成熟”。推进“发达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苏联领导层还声称，在同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意识形态探索的斗争中已经取得成效。按照其看法，1969年会议“巩固了”苏共和若干其他共产党压制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主义的路线，对中国的对外政治路线和“分裂主义政策”作出抵制，并间接谴责若干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路线。这在国内政治中也具有意义。会议结束后，苏共中央建议地方党组织召开全会或党员大会，讨论会议成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和讲座传播会议材料。

然而，即使“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已经被正式引入苏联意识形态，到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仍然未能清楚说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即使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中，这一问题也并不明晰。这种状况不能为权力机关所接受。1971年，苏共中央书记彼·尼·杰米切夫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准确性”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宣布苏联已经达到“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以后，苏联领导人仍然推动学者继续澄清这一概念。20世纪70年代初，“发达社会主义”的定义进一步被加工。叶·彼·西特科夫斯基把“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内部稳定性，以及在这一社会中“向建设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前进运动已经得到保障并开始展开”。格列泽尔曼强调，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其生活不同方面，包括物质技术基础、经济、精神生活、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发展程度之间存在相互适应。布坚科实际上以同义反复描述“发达社会主义”，认为它是已经达到“自身成熟一定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新定义，认为“发达社会主义”是“新社会成熟的这样一种阶梯和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将在社会主义所固有的集体主义基础上完成。

不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家最终仍然未能对“发达社会主义”作出严格界定。保加利亚学者瓦·多布里亚诺夫承认，“要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作出简明概括极其困难”。不仅共产主义的分期问题没有最终解决，“发达社会主义”自身的分期问题也没有最终解决。本应写入这一概念的新苏共纲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未通过。尽管如此，苏联已经存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仍不断被重复。1977年苏联宪法成为正式固定这一概念的重要阶段。其序言写明：“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并把这一社会界定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合乎规律的阶段”。

在“对外政治阵线”上，苏联意识形态的推进仍在继续。同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并未停止，但对于西方社会民主党化的回应，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温和。显然，苏联意识形态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许多西方共产党力量较弱，在同“帝国主义”斗争中，有必要依靠更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1979年，苏斯洛夫确认苏联意识形态在“对外政治阵线”上取得成就，同时强调“意识形态危险”仍然存在，因为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疯狂攻击”仍在继续，这些攻击也试图“诋毁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成就”。在勃列日涅夫继任者执政时期，这一概念受到修订，方向是进一步推迟共产主义建设。1983年3月31日苏共中央决议、契·乌·契尔年科报告以及尤·弗·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社会仅仅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开端。1986年，“发达社会主义”概念被写入苏共纲领，但随着改革进程展开，它很快失去了政治和理论分量。

因此，“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同时包含进步性、保守性和乌托邦性因素。其进步性表现为试图使意识形态适应时代要求，吸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并放弃迅速建成共产主义的幻想。其保守性表现为回到斯大林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解。1952年，斯大林曾指出，为了实现真实而非宣示性的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必须达到高得多的发展水平。其乌托邦性则在于共产主义仍然被保留为最终目标。这一概念的强项，是通过拒绝赫鲁晓夫关于到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方案，使意识形态回到更具“现实性”的轨道。意识形态的重新加工，关闭了“走出”社会主义及其未来命运的问题。换言之，除能够发展并达到新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外，其他社会形式被宣布为暂时并无必要。

此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权力机关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而这首先来自苏共能够提出新的理论公式本身。按照其创制者的设想，这种保守性意识形态转向，正应成为抵御20世纪60—70年代内部和外部挑战的屏障：以“科学”方式解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前状态，以仍然保持神圣性的列宁人格权威和理论遗产为依据，抑制“左倾”冲动，并削弱修正主义解释。新的意识形态方案也有助于缓和对苏联过去评价中的摇摆。一方面，苏联显示出从镇压政策中退却的倾向，这应当能够安抚社会并把它引向建设性轨道。另一方面，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以及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国家成就中的作用，又被温和地恢复。这本应有助于克服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社会分裂。

“全民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概念的引入，意味着从过度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中谨慎后退。这一进路被设想为既影响苏联知识分子，也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时，依托科学技术革命，应当使苏联意识形态适应时代语言，并使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其轨道。最后，由于这一概念建立在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之上，它也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向大众消费社会过渡的问题，提供了某种回答。

苏联意识形态探索的效果具有矛盾性质。在国内，“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在短期内能够缓和上述若干问题。在“对外政治阵线”上，也出现了一些成效。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框架内评价本国局势。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拒绝“趋同论”“工业社会论”“市场社会主义论”，并承认技术官僚制的“不可容许性”。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对苏联的忠诚，中国也未能成功把它们吸引到自己一边。阿尔巴尼亚在同苏联破裂以后曾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1978年又中断了这种关系。中国同样未能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主体吸引到自己一边。

与此同时，这一概念存在严重缺陷。共产主义实现被推迟到不确定未来，事实上使苏联公民失去了几代人曾经梦想的“光明未来”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而苏联制度最初正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概念本身的内容仍然模糊，并且难以为人民理解。由于放弃在可预见未来实现共产主义而产生的“意识形态真空”，没有得到充分填补，从而导致意识形态耗竭。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意识形态经历了一种温和的去意识形态化，尽管这一说法看似悖论，也显然并非权力机关本意。在“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中，重点被转向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意识或“自觉性”发展水平。与此同时，重点也被转向意识形态中性的科学技术革命。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苏联理论家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革命可能压倒意识形态，尤其是因为它同福利水平增长相结合，已经在西方造成社会意识去意识形态化。

总体来看，意识形态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政治活动中的核心位置。从苏共中央全会和苏共代表大会议程可以看出，对他而言，经济和国际关系更为重要。勃列日涅夫试图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之间寻找平衡：前者在包括苏联在内的最发达国家中明显正在失去地位，后者则在“福利社会”和大众消费社会形成过程中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向经济的偏重非常明显，以致1971年1月，在苏共二十四大前夕，苏共中央科学和高等学校部部长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请求勃列日涅夫“把意识形态事业置于保护之下”，并在大会上对此“有力地讲出来”。苏联领导人略带恼怒地回答：“没有必要请求我保护意识形态”，同时强调，他理解必须给“意识形态敌人”以“应有的回击”。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生活的去意识形态化也符合统治精英，即名册干部阶层的利益。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多种原因，这一阶层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真诚信奉共产主义观念，并且几乎公开地倾向于接受“资本主义”价值。

还必须看到，“提高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直至1977年把著名的第6条写入苏联宪法，实际上意味着深度民主化希望的破灭。尽管存在关于镇压已经成为过去的种种声明，实践并未完全证明这一点。杰米切夫强调，在“取消一切行政规范和严厉的德拉古式法律以后”，无法治理这样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国家。苏联主要意识形态工作者之一格·列·斯米尔诺夫则直接指出有必要“运用暴力方法”。在现实中，这类措施被用于对付苏维埃政权的意识形态反对者。“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也没有充分回应知识分子作用增长和技术官僚化情绪。尽管沙赫纳扎罗夫强调，苏联不存在“否定专家日益增长作用”的问题，但苏联意识形态没有放弃列宁—斯大林式的知识分子观，也没有放弃对“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强调。这正显示出其保守性。部分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苏联意识形态，并倾向于持不同政见，这一点在改革时期显示出尤其清晰的后果。

关于苏联正在形成全体公民身份认同，即“苏联人民”的说法，也包含明显夸大。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事件表明，当族际冲突和分离主义运动几乎在所有加盟共和国展开时，这一建构的限度充分暴露。苏联也未能把“科学”思维真正注入大众意识，改革年代的宗教复兴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政策的不满仍在以某种方式继续成熟。1968年，罗马尼亚没有支持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立场。此后，罗马尼亚方面的“反对性”继续存在，并在1979年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问题上鲜明表现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波兰发生反政府事件，后来同独立工会“团结工会”联系起来，并于1980年达到高潮。这些事件显示，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的忠诚并不稳定。苏联新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未能改变中国政策。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进一步加深了中苏意识形态对立。

苏联新概念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长期效果不足，原因较为复杂。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愿意接受作为“落后”俄罗斯继承者的苏联经验。许多东欧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以前有过民主治理经验，居民中仍然保留自由主义情绪。民主德国自认为是马克思和德国旧有共产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这似乎赋予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自主解释的权利。苏联或俄罗斯同多数东欧国家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也发挥了作用。对于中国而言，“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从中国视角看属于“修正主义”，因此难以产生苏联所期待的影响。最后，经济因素同样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福利社会”观念影响力上升，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把重要性让位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成分。

苏联对西方共产党意识形态挑战的回应，建立在一种脆弱妥协之上，即只在严格边界内承认通向社会主义可以有“自己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西方共产党转向“欧洲共产主义”平台，而这一平台在苏联被界定为“反革命”。1976年6月，在东柏林举行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预备会期间，许多独立西欧政党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支持下，顽强抵制苏联强加主要意识形态路线的努力，最终苏联被迫作出重要让步。1979年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以后，意大利共产党中断了同苏共的关系。苏联新意识形态对西方共产党影响不足，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部分西方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历史经验已经不再必要。同时，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独立于苏共，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而不必完全服从苏联意识形态规定。

总而言之，“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未能充分回应西方生活中的新变化，尤其未能回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向无阶级化“普遍福利国家”模式转变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它关闭了20世纪60年代曾经摆在苏联面前的若干道路。第一，由于这一概念继续建立在共产主义建设目标之上，并相应建立在最大限度扩展社会所有制，事实上也就是国家所有制的目标之上，它限制了经济改革道路，即摆脱行政命令体制并引入市场机制的道路。第二，承认苏共“领导作用”，在正式层面关闭了通向民主、多党制和多元主义的道路。第三，它把机器工业置于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降低了苏联社会转向后工业模式的可能性，尽管苏联已经出现了这种模式的萌芽，并进一步造成“福利社会”形成方面的滞后。从长期看，“发达社会主义”概念的缺陷同苏联体制的客观问题结合在一起，使其无法保持稳定有效性。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开始停滞，生活水平增长放缓，权力机关始终未能找到走出意识形态死胡同的道路。结果，国家既没有能够运转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足以部分替代意识形态失败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增长。所有这些，都成为影响苏维埃体制崩溃的因素之一。

——译者注：本文在编译时，根据内容进行了部分删减。

时间：2026年5月23日

稿件种类：重要消息

译者：冷西 陈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