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秀山：张国焘两封“劝告电”，揭开西路军领导人不接受中央军委指挥的思想根源

1937年1月至3月间，西路军第三次西进到甘州(张掖)以西地区后，与中央军委发生严重分歧，西路军领导人多次对军委提出质疑和指责。1月8日和3月4日，军委副主席张国焘给西路军领导人发了两封“劝告电”。张国焘在第一封“劝告电”中指出：“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3月4日张国焘第二封“劝告电”，则更加具体，直接指出西路军领导人的错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正是这些错误，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张国焘路线的“错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彻底失败。张国焘这两封“劝告电”，击中西路军主要指挥员的要害，揭开西路军领导人不接受军委指挥的思想根源，也是西路军领导人坚持西进不愿东返的根源，更是几十年后试图推翻中央决议的根源。

一、张国焘第一封“劝告电”的背景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形势为之一变，中央提出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协商，西路军东返，在兰州由东北军于学忠补充弹药被服等物资。

西路军领导人为此提出不同意见，1936年12月23日电提出：“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同时认为，此时东返兰州对“策应主力行动作用不大，……我进迫兰州不合算”。同时提出东返的两个条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二马’于凉州一带。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1]中央无法实现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这些要求，12月27日同意西路军继续西进。这一事实，并不是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无条件东返”。

1936年12月27日，西路军开始第三次西进。1937年元旦，红五军攻占高(台)、抚(彝)，九军和西路军总部以及红三十军行进至甘州(张掖)西南一带，遭到马家军的尾击。

二、西路军与军委发生分歧的由来

1937年1月2日，西路军领导人准备按计划向高、抚进。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2]西路军领导人提出“先停再走”方案，即根据敌情，再决定是大部停下休整还是继续西进。

1月4日，西路军领导人话风一变，从相当自信，到无比困难，西路军到了进不可、打亦不可的地步，要求中央提供外力援助。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讲述了目前的困难局面，提出外力援助要求：“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情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西路军领导人提出：“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在电中表达了对军委的不满，“情报消息多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3]

1月5日，军委复电西路军领导人：“徐、陈、李及军政委员会：（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4](注：西路军领导人电中所说“抚彝”，与军委电中所说“临泽”为同一地。今为临泽县蓼泉镇，当时为临泽县政府所在地。“抚彝”为旧称，清时设“抚彝厅”，即“绥靖安抚少数民族”之意，民国二年改“抚彝县”，民国十八年改临泽县。)

军委的复电遭到西路军极其强烈的反应。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一是军委阻止其继续西进是变更任务;二是没有援助导致不必要的损失;三是要求西路军“集中力量比登天还难”。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述，失败的原因是“停下不动”。西路军停下来的目的是得到援助后继续西进，西路军领导人与军委的分歧由此而来。

三、西路军领导人对军委的全面指责

1月6日，西路军对军委主席团的回电不仅表达了极度的失望和极度的不满，电文充满怨声之气和对军委的全面指责。

军委主席团：

㈠西路军实力：五军仍四个团，每团约八百人，骑团约百余，内有新兵约一千；九军只三个团，每团约八百余，骑团百五十余；三十军六个团，每团约六百余；骑师约三百余骑。弹药极少，刀枪甚缺。此次由永昌行军共减员八百余。

㈡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上事实不易做到。

㈢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

㈣来电所谓不依靠任何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

㈤西路军以现有力量，可以在此争取必要时间准备以全力接近远方。

㈥负完成任务，但停此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时，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5]

这封电报西路军从力量现状、地理环境、战略方针、外力援助、现有能力、任务需求等六个方面，对军委的指挥进行全面质疑和指责。

一是作战力量现状。结论是“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二是战场条件。难以集中兵力，“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结论是这种地形条件，集中兵力根本做不到;三是任务变更。指责军委“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四是外力援助。中央有没有外力，有没有可能争取?货物什么时间可以送到?五是现有能力。西路军现可以在此争取时间，全力接近远方，但需要条件;六是完成任务的条件。如果停在此太久消耗实力，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二马”，如果要我们完成任务，建议四军、三十一军归建。可以想象，军委毛泽东等领导接到此电后是个什么心情，张国焘见此电后也是如坐针毡。

四、军委对西路军领导人“指责电”的解释

1月7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领导人：“徐、陈：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详容另告。”[]

军委的解释，并没有平息西路军领导人对军委的不满，直接导致西路军主帅的“三怒”，并且在其回忆录中表达了出来。一是变更任务。该回忆录认为，军委命令西路军“暂时勿再西进”，是变更其任务。西路军领导人此时提出停下来休整，徐向前认为只是一种临时的、暂时的，他在回忆录中表述为“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而认为军委的命令则是不同意西路军再向西进。西路军领导人怎能不恼怒;二是援助无望。西路军停下来的目的是获得援助，即1月4日电中提到的“三或”。即：“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现在“一或”未得，还不让我们继续西进。西路军领导人怎能不恼怒;三是行动受制。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军委命令约束了西路军的行动，使西路军丧失了行动自由。这一点，西路军主帅在回忆录中表达的极为明显，并且认为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军委12月27日电令：“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现在又不让西进，所以西路军在1月6日电中讲：“停此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西路军领导人怎能不恼怒。

这是西路军主帅在回忆录中所言：“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出处。

五、西路军领导人再要援军和军委的指示以及张国焘的“劝告电”

1月7日夜，西路军向高、抚行进时，被马家军伏击，西路军指挥机关遭到打击，损失严重。1月8日，西路军领导人致电军委：“再次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7]西路军领导人此电已经有要挟的意味了。

1月8日，军委连发两电，向西路军领导人指出西进与创建根据地的利害关系，分析其利弊。同时，军委副主席张国焘也出面“劝告”，做西路军领导人的思想工作。

军委在复电中指出：“甲、你们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乙、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8]

军委第二电再次劝告：“西路军仅‘二马’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乘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9]

张国焘太了解自己的部下在想什么、想干什么。张国焘此时在中央，既看到战略全局的急剧变化，也看到中央统一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己的部下并不认同中央路线。所以，张国焘1月8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同时指出：“相信和细密准备独立击退‘二马’，是西路军必须担负的。”[10]

1月9日，军委对西路军领导人的要求提出批评，用词也极为严厉：“㈠四军、三十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㈡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能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紧缩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㈢政治团结一致，自信能解决当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11]

当日，西路军回复军委，做出“决在此灭敌”的决定：“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决在此灭敌。”[12]

西路军与军委的分歧，以西路军“决在此灭敌”的决定，暂时得以平息。但是，西路军领导人既没有按自己的预先计划进驻高、抚，更没有按军委的意图集中力量反攻追敌，反而是分兵把守，调整后的部署更加分散，五军分驻高台、临泽，结果被敌各个击破。

西路军领导人与军委的分歧，西路军领导人在思想未通、态度没变、极其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动接受了军委和张国焘的劝告，定下“决在此灭敌”的决心。这种情绪反映到作战上，直接导致高台和临泽作战的失败。

六、西路军一位主帅在回忆录中的揣测

西路军一位主帅对这一时期与军委的分歧记忆深刻，他在回忆录中记述：“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难。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吧？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13]

张国焘的“劝告电”，击中徐向前等人的要害，以至于在回忆录中大骂张国焘是机会主义。因为西路军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与张国焘事先谋划好的，现在张国焘翻脸了，指责他们怀疑中央、不认同军委。

停下来休整，是西路军自己提出来的。自己讲“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甚荒凉”。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此时到了进不可，打亦不可的地步，向东不愿，向西不行，不停下来还能怎么办。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对军委指示的揣测极其的唯心，“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一是军委并没有要求西路军策应;二是因形势变化需要策应，完全是无稽之谈，西路军领导人12月23日电已经否定了策应;三是军委指示“暂时勿再西进”，完全出于对西路军领导人所讲的客观情况和生存安危的考虑，徐向前反而怪罪和指责军委改变任务不让西进，由于西路军“停下来不动”，以致遭到高台、临泽大败，无疑要军委负责。

七、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质疑中央路线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作战失败后，根据此前军委意图一度向东返，几天后又决定重返倪家营子，第一次突围无疾而终。固守倪家营子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反复提出援军并质疑中央路线，与军委发生多次分歧。2月21日，西路军向西突围至威敌堡，第二天又重返倪家营子。2月24日，西路军领导人再次向军委提出援军要求，对中央路线提出质疑，并再次强调实现自己提出的“根本大计”。

中央军委：

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敌于天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

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的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或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

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但东进亦不可能。我们虽拼战到一人一弹为止，但此前途危险极大，恐全军牺牲，不但毫无代价，且壮大敌之人马久长，敌重振威风，影响中国红军前途，造成将来敌再来，此地困难，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即望实现此议，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如何望告。

徐、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14]

西路军领导人在此电中提出两个“究竟”，以自己提出的建立抗日后方的“根本大计”，质疑中央路线。张国焘所讲：“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张国焘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军委并没有因西路军领导人的质疑，而忽视西路军所处的危险局面，军委紧急组建援西军，试图解救危机中的西路军。

八、西路军领导人再次提出取得甘北奠定大计被中央和张国焘批评

3月4日，西路军被马家军围困在倪家营子，日夜连战。西路军领导人致电党中央、军委和多位将领，再次要求援军速来实现“根本大计”。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讲到：“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前天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之精神，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事急，时盼望速复。”(15)

中央书记处当日回复西路军领导人：

㈠中央对西路军全体同志奋斗的精神，深表嘉许，对目前西路军所处的危险境地表示深切同情。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并利用各种方法帮助你们。（你们要）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

㈡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㈢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

㈣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过去的一切指示与方法，（使）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

中央书记处[16]

同时，张国焘也发出第二封“劝告电”，指出西路军领导人的错误：“甲、希望你们能够依照中央三月二日指示（指中央书记处三月四日电，中央二日拟，四日发），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乙、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丙、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着不正确的估计。丁、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戌、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要从自己手里失去了党和红军的光荣呀!”[17]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错误及思想根源心知肚明，这一切都源自于张国焘及西路军主要指挥员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现在，张国焘变了，可西路军主要指挥员没有变。

九、张国焘两封“劝告电”的历史价值

张国焘两封“劝告电”，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这两封“劝告电”：一是向我们澄清了西路军领导人不接受军委指挥的思想根源;二是向我们澄清了西路军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的来源正是张国焘;三是向我们澄清了几十年后西路军翻案的历史渊源。

张国焘这两封“劝告电”，不仅指出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且揭开了西路军领导人执意西进、不接受军委指挥的思想根源正是来自于张国焘。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18]

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的始作俑者正是张国焘本人。自与中央会合后，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不愿北上要南下，要到成都吃大米;退回川西后进到甘南地区，仍然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不愿北上要西进;会宁会师后，还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借机西渡要占领河西，即西路军领导人所称的“抗日后方”。虽然张国焘没有过河，但张国焘路线仍然影响和左右着西路军领导人。

傅钟在回忆文章中讲：“朱总司令是主张四方面军不要在甘南停留而径直跨过西兰公路去会合一方面军的。后来陈昌浩也提出过，四方面军向陇东北前进。张国焘则相反，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耻的说：“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朱总司令嘲笑他胆子太小了，说：“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的，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抢。国焘同志你莫要溜边边呀!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进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的先锋队、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吆，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能跑的赢了!””[19]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起，再发生磨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得到西路军主要指挥员的赞同支持和拥护的。

1937年中央《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在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指出：“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张国焘两封“劝告电”，揭开了西路军领导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一直发展漫延存续到五十年之后。徐向前撰写回忆录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都有一个相同的核心观点：“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按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当年张国焘两封“劝告电”，揭示了这一说法根本不成立。而且，西路军主要指挥员“自始至终”对军委的指挥抱着抵触心理和抗拒情绪。有时看似接受，实际并没有按照军委指示去做。上世纪八十年代试图推翻中央决议，正是这种“根深蒂固”思想的反映和表现。

西路军领导人坚持西进方针与中央路线背道而驰。中央统一战线方针，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不可靠，主张不仅西路军、而且红军主力都要西移，避战求安。中央意图不论是反蒋抗日，还是逼蒋抗日，还是西安事变后的联蒋抗日，红军要走向抗日前线;而西路军领导人按张国焘意图，要在河西建立“抗日后方”，实现“根本大计”。中央在西路军领导人不愿东返的情况下，指示其建立根据地，而西路军在西进过程中，一味的避敌，保存实力。西路军领导人是借打通国际之名向西退却，行占据一方之实的张国焘路线。

既然战略上不能说服西路军领导人，得不到西路军领导人的认同，军委只好退而求其次。在战役指导上，军委几个关键性意图一个都没落实。一是军委三次劝其东返，可西路军坚持西进;二是军委指示其集中力量击敌，可西路军领导人处处分兵把守各自为战;三是军委指示其先立足才能向西取武器，可徐向前认为先西进取武器再回击;四是军委指示只能依靠自己，而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没有外援无法完成任务。徐向前不仅当年是这样的认识，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时，仍认为如果继续西进，就不会导致西路军的严重失败。

陈昌浩在延安向中央写的报告里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当时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20]

徐向前1959年写给张掖地委的信中指出：“西路军确实是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他们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什么在河西遇到“马家军”就吃了败仗最后只剩下少数人退到新疆呢？从这种惨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建军路线和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引导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21]

徐向前原本对西路军失败有着清醒和深刻的认识。西路军失败原因，正是因为没有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也没有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即张国焘所讲：“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所以走上“错路”，可晚年翻案把失败说成是“自始至终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

张国焘两封“劝告电”，为世人揭开西路军严重失败的根源。中央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任何试图推翻这一结论的说辞，都是对历史的颠覆，对党和人民的不忠，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注记：

[1]1936年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为目前迫切与极大要求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5页

[2]1937年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占领抚彝高台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

[3]1937年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行动情形致军委及总政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0页

[4]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暂勿西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1页

[5]1937年1月6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关于西路军实力及行动方针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2页

[6]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

[7]1937年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再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夹击敌人致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

vv[8]1937年1月8日《军委主席团关于在临高地带创建根据地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4页

[9]1937年1月8日《军委主席团关于创建肃、甘、安根据地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5页

[10]1937年1月8日《张国焘关于坚强信心独立作战致西路军领导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6页

[11]1937年1月9日《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集中歼敌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7页

[12]1937年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为集中主力在沙河堡灭敌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8页

[13]《徐向前回忆录》第400页

[14]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

[15]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要求速派援军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9页

[16]1937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对西路军的指示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0页

[17]1937年3月4日《张国焘关于坚决拥护中央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1页

[18]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册)第168页

[19]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傅钟，(1900年—1989年)四川叙永人，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组织部长兼川陕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0页

[20]《徐向前回忆录》406页

[21]1959年3月2日，徐向前写给张掖地委的信及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