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延安整风：重点是解决路线是非问题以及思想问题！

作者简介：聂荣臻，四川江津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苏联学习。次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7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北平市市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抗战末期我在延安的两年，主要是参加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从1942年就开始了。我们到延安以后，1943年10月10日，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研究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了总结提高阶段。

分清路线是非，中心是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被称作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条路线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到1935年1月，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它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曾一度使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王明路线是怎样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这要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追溯起。

1930年9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对纠正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三中全会后，王明在米夫支持下，就否定三中全会，指责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他发表了名为《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条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路线。王明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宗派反党活动。

1931年1月，在王明教条宗派集团的控制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把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全部推翻了，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且将王明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会后，王明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借口，将其宗派集团的人提拔到中央领导位置，并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派"钦差大臣"到各根据地夺取领导权。

王明上台后，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白区工作中，打出了"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的旗号，推行所谓"进攻路线"，经常无视客观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因而，使不少同志和党的组织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与破坏。到1933年初，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致使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存在，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其错误路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使得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

抗战开始，王明又从右的方面提出了"一刀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王明主张把一切领导权都交给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王明的这一口号。他说，王明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正确地执行统一战线，应当是有团结、有斗争。

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批判了王三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但是，还有若干历史问题，路线是非问题以及思想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和解决。

在整风过程中，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这个文件搞得相当不错，短短的、纲领式的，分清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做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

整风的同时，还普遍进行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对干部的审查。毛泽东同志为整风运动规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清理队伍确定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方针，保证了整风运动和审干工作的顺利进行。

但是，在审干工作中，也出现过逆流，这股逆流是由康生造成的。康生具体负责审查干部的工作，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个河南省的党组织，都被他怀疑了。许多中央委员，被列入他怀疑的名单。连恩来同志、剑英同志，他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最革命。

我认识康生几十年了，这么多年，有这样一个感觉，凡是有他参加的事情，几乎都要出乱子。审干工作中，由于康生夸大敌情，怀疑同志，他发起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逼，供，信"，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干扰了审干工作的正常进行。

我从晋察冀赴延安途中，就听到在搞什么"抢救运动"。我不相信这个"抢救运动"。当时我就说过：我们那里如果有那么多特务，我们还能在敌后站住脚吗?我们的党如果这样严重不纯，又怎么能够把那么多根据地搞起来呢?在敌后，环境那么残酷，斗争那么尖锐，不能搞什么"抢救运动"，那样会把党搞乱，会把部队搞乱的。

多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了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了首长负责、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少捉不杀"。只要人还在，虽有冤枉，总是可以平反的;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谈到我党历史上出现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我的感受很深。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个根据地都搞过肃反，也都犯有程度不同的扩大化错误。

1932年初，我去中央根据地的时候，那里的肃反还未结束，江西那里打AB团，福建那里搞社会民主党。中央根据地具体负责肃反工作的人叫李韶九，他专搞我们的干部，收集了许多人的材料，随随便便就处理。陈毅同志跟我说，他也被李韶九怀疑上了，担心李韶九要对他下手。后来，在一次战斗之前，毛泽东同志把打土豪得来用作军费的一些金子交陈毅同志保管，这一下，陈毅同志心里有底了。他想，毛泽东同志这样相信我，我就不怕你李韶九了!这是陈毅同志亲自向我讲过的一件事。我们到江西不久，打AB团就趋向缓和了，因为，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起草的信传到了这里。后来李韶九垮了，他经手的这些案件才开始重新清理。

张国焘也杀了不少人。他搞肃清"改组派"，还把许继慎同志杀了。许继慎同志是安徽人，黄埔一期学生、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打仗很勇敢，在作战中负了伤。南昌起义前后，他从九江转到上海，以后被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曾任红一军军长、师长等职。结果被张国焘杀掉了。我听剑英同志说过，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许继慎不是改组派，杀错了，是件冤案。张国焘专门杀害知识分子，廖承志同志差一点被他杀掉，因为是廖仲恺的儿子，有些影响，要不然他的脑袋早掉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廖承志还被监禁着，后来被红一方面军要了过来，这才免遭杀害。

在洪湖地区，王明派去的"钦差大臣"也杀了一些干部。从苏联回来的一批干部，因为去中央革命根据地路途远一些，就经我的手，分配到洪湖地区工作。从上海到汉口，再从汉口到洪湖，是比较方便的。我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才得知这批干部有的在作战中牺牲，但也有不少人被冤杀了。

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是很惨痛的。所以，到抗战期间，各个根据地在肃反问题上，处理就比较慎重，在这方面没有出大的乱子。延安审干，虽然康生搞了"抢救运动"，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的恶果。

整风过程中，在延安还举行了华北会议。参加华北会议的，除去新四军的同志，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

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百团大战战果很大，用意也是很好的，只是后来硬啃敌人的据点，非要攻下来不可，使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华北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显然是过头了、过火了，搞得彭德怀同志本人也很难过。

整风嘛，重点应该是分清路线是非，至于每个同志在作战指挥或具体工作上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那是次要的，同路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解决的方式也不能一样。我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了那么长时间，难道就没错误，没缺点?肯定会有不少的缺点甚至是错误。我在华北会议上，也做了自我批评。但是，这应该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尽管整风审干中出现过偏差，尽管华北会议开得过分一些，但是，延安整风的收获是极大的，使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统一了思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到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全党确确实实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实际的准备，奠定了基础。

“读书熏陶思想，思想指引行动，行动改变未来”

上文摘自任文主编的《我所亲历的延安整风》，本套书分为上、下两册，内容主要包括“整风学习”、“审干工作”、“抢救运动”等整风运动中的几项重要内容。书中收录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如胡乔木、杨尚昆、聂荣臻、师哲、邓力群、李维汉、温济泽、伍洪祥、刘廉民、陈模、张宣、莫文骅、张鼎丞、李兆炳、张逢时、曾克、王德芬、杨奎松、李东朗等人的回忆录，以及毛主席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分析。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访谈及回忆，记述了整风运动中的重要事件、重大场面，过程和结果，整体呈现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