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毛主席其实早就看穿了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最近，有同志在后台私信我，说现在网络上乃至一些所谓的学术圈子里，有一种论调甚嚣尘上。

他们傲慢地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简单粗暴地打包定性为“照搬苏联模式”。在这些人的笔下，仿佛前三十年的艰辛探索，不过是莫斯科指令在远东的刻板复制，是僵化、教条和盲从的代名词。

这种论调，不仅是对历史的极端无知，更是包藏祸心的历史虚无主义。

它试图用一种偷懒的、标签化的叙事，去抹杀中国无产阶级在老人家带领下，为了蹚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付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探索与决绝抗争。

今天，就让历史唯物主义来验一验，这层谎言的画皮究竟还能遮掩多久。

我们来看看，老人家为了摆脱那个僵化、官僚的“苏联模式”，究竟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怎样波澜壮阔、甚至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的伟大突围。

一

要说清楚我们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苏联模式”。

在建国初期，我们确实“一边倒”地学习过苏联。

这不丢人。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唯一现实参照物。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连一辆拖拉机都造不出来的烂摊子，向老大哥学习基础的工业化构建，是历史的必然。

但老人家是何等敏锐的战略家?他很快就察觉到了这套模式深处的致命隐患。

苏联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在经济上，是重工业的绝对优先，为此不惜通过极其严酷的“工农业剪刀差”去疯狂压榨农民，把农村当成工业化的殖民地(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

在政治与管理上，是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和技术官僚治国。工厂里实行“一长制”，厂长和总工程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工人只是执行指令的生产工具。

在社会结构上，它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个脱离群众、享有特权的高薪官僚阶层。

老人家看到了这头逐渐僵化的巨兽。

他绝不能容忍中国革命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最终变成少数官僚和技术专家的私有物;他绝不能容忍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再次沦为被系统性剥削的底层耗材。

从1956年开始，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旨在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伟大探索，正式拉开帷幕。

二

1956年，老人家发表了那篇光芒万丈的历史文献——《论十大关系》。

这篇文献，绝不仅仅是一篇经济学讲话，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苏联模式”递交的独立宣言。

在《论十大关系》中，老人家第一条就直指苏联模式的死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苏联的做法是竭泽而渔，“把农民挖得很苦”，导致农业长期停滞，甚至连人民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好。

老人家明确提出，中国决不能走这条死路。我们必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这种辩证法，彻底打破了苏联那种机械的、僵化的计划指令模式。

它体现了老人家最核心的政治底色：人民性。

在他眼里，农民不是冷冰冰的“积累来源”，而是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是活生生的人。任何不能改善最广大底层人民生活的工业化，最终都将失去政权的合法性。

紧接着，在1957年，老人家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把一切社会冲突都归结为敌我矛盾，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的悲剧。

而老人家则极具理论勇气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充满矛盾，并且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高度。

这是在政治哲学上，对苏联那种僵硬、冰冷的国家机器理论的彻底超越。

三

如果说宏观战略上的破局在于《论十大关系》，那么在微观的生产关系和工业管理体制上，老人家带领我们打出的最漂亮的一击，就是“鞍钢宪法”。

苏联在工厂管理上，奉行的是所谓的“马钢宪法”(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管理法)。

这套东西的核心就是“一长制”和物质刺激。它强调厂长绝对的权威，强调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工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只要听话、干活、拿奖金就行了。

它必然导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阶级鸿沟的重新固化。

老人家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无产阶级客体化”的倒退。

1960年3月，老人家亲自批示，将中国工人阶级在鞍山钢铁公司探索出的一套全新管理模式，命名为“鞍钢宪法”。

它的核心是五个字、三句话：“两参一改三结合”。

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这是人类工业史上一次破天荒的伟大创举。

它彻底颠覆了苏联模式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精英统治逻辑。

老人家要打破技术垄断，要剥夺官僚阶层高高在上的特权。干部必须下车间流汗，工人必须上谈判桌参与管理。

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这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一个脱离劳动人民的新生资产阶级在工厂内部复辟。

后来，连远在欧洲的法国学者贝特兰，在考察了中国后都深受震撼，认为“鞍钢宪法”才是真正克服了异化劳动的、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工业管理模式。

拿这套充满了劳动者主体性的伟大探索，去和僵化的“苏联模式”划等号?

这不是无知，这是无耻。

四

在国家权力的运作模式上，老人家同样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深刻的解构。

苏联的经济体制是“条条专政”，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的各个部委(托拉斯)。地方和企业没有任何活力，整个国家像一台庞大但迟钝的机器。

为了打破这种官僚专制的死局，老人家在探索中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他大规模地向地方下放权力，鼓励地方甚至公社大办“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炭、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

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分权，更是战略上的深谋远虑。

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工业布局，一旦遭遇核打击或者全面战争，顷刻间就会瘫痪。

而老人家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通过三线建设和地方工业的去中心化，打造了一个即使被打散，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依然能够独立坚持战斗、维持基本生产的“人民战争”经济底盘。

同时，人民公社的建立，也是中国对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彻底扬弃。

苏联的集体农庄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农民依然是被剥夺的客体。

而人民公社，在老人家最初的构想中，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基层政权组织。它是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大地上，试图将政治权力、经济命脉和武装力量(民兵)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伟大尝试。

虽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因为缺乏经验和某些干部的“左”倾狂热，我们走过弯路，付出了代价。

但这绝不是照搬苏联!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避免中国重蹈苏联那种官僚机构日益臃肿、人民彻底失去权力的覆辙，而进行的惨烈突围。

五

为什么今天会有人如此热衷于将前三十年污名化为“苏联模式”?

因为他们害怕承认前三十年探索的核心本质。

老人家晚年之所以和苏联彻底决裂，甚至将重兵陈兵于珍宝岛，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民族主义的领土纠纷，而是因为路线的彻底决裂。

老人家敏锐地看到，苏联在赫鲁晓夫及之后的时代，已经蜕变成了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那里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完成了内部的利益固化，他们霸占了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在国际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在国内对人民实行专政。

老人家倾其后半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防止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

他要防微杜渐，他要让群众始终保持阶级斗争的弦，他要让那些端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僚明白，这江山是人民的，谁要是敢背叛人民，搞特权、搞走资派那一套，人民随时有权利把他们拉下马。

这种对官僚体制的极限施压，这种将权力彻底交还给底层的狂飙突进，是苏联模式敢想、敢做的事情吗?

苏联的官僚们只会在克里姆林宫里分红，而老人家却试图砸碎那扇紧闭的大门，让广场上的风吹进来。

跋

1991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夜，莫斯科红场上的镰刀锤子红旗黯然降下。

那个曾经庞大无比、拥有数万枚核弹头的苏联，轰然解体。

在这个过程中，苏联的工人阶级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因为在几十年的“苏联模式”下，他们早就被异化成了政治上的旁观者，他们对那个特权横行的官僚体制早已失去了最后的一丝感情。

苏共的官僚们，摇身一变成了新俄罗斯的寡头。他们用私有化的名义，光明正大地瓜分了苏联人民积累了七十年的财富。

猪，不仅被养肥了，最后还把屠宰场据为己有。

长夜未尽，警钟长鸣。

当我们今天回头凝望那段历史时，我们才终于读懂了老人家当年的孤独与伟大。

前三十年，绝不是什么僵化的“苏联模式”。

那是一个古老文明在实现工业化跨越的最危险阶段，为了不沦为资本的附庸，为了不蜕变为官僚的私产，所进行的一场史诗般的自我革命。

正是老人家那种绝不妥协的探索，那种哪怕跌倒、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把“主体性”还给最广大人民的决绝，为我们这个国家注入了最深沉的政治底色，也铸就了中国抵御任何修正主义和资本剥削的最后一道精神防线。

污蔑那段探索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因为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

他们害怕的，是那个曾经让一切剥削者和特权阶级都在人民面前瑟瑟发抖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