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观心：叶企孙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了吗

很多人一提到文革，就会说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到迫害，然后列出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名单，比如老舍，比如叶企孙，比如赵九章、姚桐斌等等。

笔者之前写过几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里面介绍了文革初期被高干子弟主导的破四旧、打砸抢中对知识分子的伤害。

但这绝对是违背文革路线的，是违背文革的纲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的，这完全是“十六条”中所说“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的。

“十六条”还特别地指出，要保护知识分子：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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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我们谈一谈叶企孙。

我们先看一篇《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第3期发表的作者为刘克选、胡升华的评传《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是如何描述的：

【十年动乱开始时，叶企孙尚未受到冲击，仍在坚守着教学岗位。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6月，国家经委、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翻出熊大缜案批斗吕正操时，前往北大叶企孙家中进行所谓调查，被北大的红卫兵组织获悉，立即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而开始了对叶企孙的揪斗、审查，并被关进牛棚。肉体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他精神近乎崩溃，得了幻听症，天天“听”到造反派们在广播里点名批判他，并能对他的一切行动做出反应，多么绝望的感觉：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运降临，中央军委办公厅竟将他逮捕，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他后来也绝口不提，说是已答应过要保密。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在里面写过不少交待材料，因为其中一些被装入他的档案在此期间他患了前列腺肥大症，放出后已两腿肿胀，步履艰难。

叶企孙被送回北大后，学校继续对他的“特务问题”进行审查，工资停发，只发少量生活费，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除了饱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苦外，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无休止地“交待”，“悔过”，人性遭到空前毁灭就在如此境况下，他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从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倾诉，而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这种“儒”味，这种“达观”，曾让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难禁!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与另一位物理学老前辈饶毓泰作比较，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象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象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然而，正是这种Plasticity对他晚年的悲剧起着相当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关方面对叶企孙的“C.C.特务”问题，做出了“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以示“宽大”。他恢复了教授待遇，住进北大公寓。这时仙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无法就床安寝。1973年教授体检，医嘱需动手术治疗，并警告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肾脏随时可能坏死，然而叶企孙认为自已的病状是人体自然衰老现象，他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无需治疗”。在他看来，他一生要做的事已基本做完，即使做手术治疗能延长几年寿命也无多大意义。何况，几年来，他已尝够了世态炎凉，一些本来应该帮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帮助他的人，避之犹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讳漠如深，更不必说主动来过问他的病情，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过程”的逃展。

1977年新年伊始，中华大地已绽出几丝春的暖意，但在叶企孙的生命历程中，却是最寒心的冬日，疾病一误再误，生命的活力终于耗尽，1月9日有人发现叶企说话混乱，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因情况危急，马上送到北医三院，但却不让住院，只准在观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后门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为时已晚矣：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带着所谓“历史问题”的尾巴，惨淡地告别了人世......

叶企孙去了，然而以他为主角的悲剧却仍在继续，北京大学有关方面为再次表示“宽大”，根据“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办法，于1977年1月19日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从此之后的近十年间，他的名字和事迹很少有人提起，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叶企孙这个人一样。

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做出了为熊大缜平反的决定，至此，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化为乌有!这种结果虽然是公正的，但却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某几个人已经死了，而另外几个人还活着!

象生命过程一样，历史的进程也是不可逆的，如果相信未来的历史可以、而且希望它不再出现昨天的悲剧，能更理性地发展，为什么不拾起“历史”这面镜子?!】

很多文章也都是这个论调，大概源出此文吧。

在这篇文章中，叶企孙被审查，是因为牵扯到了熊大缜(又名熊大正)这个历史疑案。谈叶企孙，必须要谈熊大缜案。

《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的作者之一胡升华在《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熊大缜一案，情形较复杂，我们尝试理出一些关键线索，并作些分析：熊去冀中不久，便被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长，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才能和战争的实际需要，当然也反映区中部分领导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理解和重视，但是区中也有些领导成员认为这么快提拔熊不妥，并对他的来历有所怀疑，以至调一人去充任供给部政委，以便对他进行监察熊任供给部长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组织了不少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或长期或短期地来冀中开展工作，这些人来去比较自由，区中部分领导对他们产生怀疑，但无法审查这些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与军人虽不能说格格不入，但各方面的差异是显然的，相互间自然有些隔阂，且供给部技术研究社成就突出，或有树大招风之虞。这些潜在的问题都有可能激化，但并不是熊大缜一案的直接起因。“熊案”的直接起因与“天津觉政军联合办事处”有关。

“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于1937年，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建的统战组织，对此姚依林和朱其文两位领导同志已作了证明，朱其文同志就曾做为共产党的代表在该办事处内工作过。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王绶青，他在给熊大缜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希望熊回冀中后谋求吕正操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合作，说得更明白些，从他的立场出发，是要吕正操听鹿钟麟的指挥。叶先生认为吕、鹿应该联合，不过他觉得鹿钟麟也应实际一点，着眼于抗战大局，在以“唐士”为名的文中，他写道：“鹿主席是中央任命的省主席，他的意见是应当尊重的，但太不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办法恐怕在事实上头难以实行，已成的政治局面，新主席终得予以现实上的考虑”。叶先生也对熊大缜说了希望吕、鹿合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只要对国共两党的政治观点和组织形式作些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但叶先生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产生这样的愿望，是无可指责的。他这种愿望对熊大缜的影响应当是不可忽视的，熊曾给叶先生写信，称“拟渐谋两方之沟通”，1938年秋，鹿钟麟曾派员去冀中“接洽”，熊主动与鹿方来员联系(这种多余的“主观能动性”除了说明熊过于自信外，还说明他对共产党的组织观念了解不深)，遂有“拉吕的部队到国民党去”之嫌。1938年底国共合作形势急转直下，最后一封“天津觉政军联合办事处”给熊大缜的信，成了所谓“真凭实据”。1939年4月，冀中军区除奸部队以“国民党派遣特务”的罪名逮捕了熊大缜。这封信是塞在伪造成肥皂的炸药里送入冀中的，信中无暗语，内容大致说：你派来的人我们已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我们有办法，要运去的物质也准备好了。就是说熊大缜让他们帮忙干的几件事，他们都给办了，落款是“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当时只要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调查一下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性质，以后的悲剧或可避免了，但没有调查，而肯定它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从而将熊大缜逮捕，平津学生几十人全被捕，张珍作为组织者当然也不会幸免。对熊严刑逼供产生了一份荒唐的“供词”，其中说叶企孙是一个老CC特务，自己也是叶发展的一个CC特务，但自己来冀中时，叶很不赞成。接着又向熊进一步逼问冀中的CC组织，熊不得不说：因为我实在不是一个CC，所以说我实在不知道。冀中逮捕这么多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上级党组织很重视，派员来处理(当时冀中还有另一大案)。经重新审查认为：逼供不足为凭，且除奸扩大化趋向应予纠正，结果除熊大缜外，其余人宣告无罪释放，熊大缜因与“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联系”，仍被定为特务.或许这是一种两全的办法。1939年，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频繁扫荡，7月份，在机关转移途中，押解人员未得到组织决定，将熊大缜野蛮处死(此人为此曾受处分)，三个月后，组织上正式宣布：熊为汉奸，国民党特务，已被处决。

杂的战争环境，难以避免一些错误

“熊案”情形大致如此，分析内在原因，约有下列几条：

1.共产党是从白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长期的对敌斗争，养成了很强的敌情观念，在复杂的战争环境，难以避免一些错误

2.冀中根据地的特殊起因及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均增大了上述错误发生的可能性

3.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但国共双方的水火之势并未得到真正的缓解，双方的“磨擦”似乎从未真正停止过，从未达成真正的相互信任，一直是互相防范着。在这一前提下，熊大缜才会在国共合作并未彻底破裂时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捕

4.党内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感，这或许是最关键的一点。当时这种情形有一定的代表性，危害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央对此已有察觉。毛泽东同志专此在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定指出：“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有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决定分析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然后提请注意知识分子问题的五条原则，最后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遗憾的是：决定做出之日，熊大缜已入黄泉!】

《南渡北归》里记述了熊大缜案。

【或许正是后来的胜利者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除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南按：据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大缜等青年知识分子落入虎口却无力施救。

许多年后，平原地区的老民兵还不无自豪地向幼稚的少年讲述他们当年用土法造地雷，炸得鬼子满地找牙的神奇故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人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中方官兵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的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未曾有过的重创，基本上土崩瓦解。

而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教学、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电报，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电，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友善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情况，帮助营救。就在各方紧密联络与想方设法之际，日军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劣势，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大缜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其引入一块高粱地，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出，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为某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末。】

《南渡北归》完全是采用了偷天换日遮遮掩掩的笔法，而且是采取了造谣的恶劣手段将熊大缜包装成为一个受尽冤屈的爱国者，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暗喻为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其引入一块高粱地，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出，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

在《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与《南渡北归》中都提到了“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

《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

【“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于1937年，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建的统战组织，对此姚依林和朱其文两位领导同志已作了证明，朱其文同志就曾做为共产党的代表在该办事处内工作过。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王绶青】

《南渡北归》：

【“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南按：据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

《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与《南渡北归》完全是在给“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洗白。

《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刊载了刘志鹏、方艳华所写的《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探析》介绍了这个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七七事变之后，为应对华北沦陷区党政军分离的态势，国民党以聚集于天津英法租界的人员、机构为班底，联合平、津、冀等日占区的单位组设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为了填补国民党政权退却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增进华北沦陷区各党政军工作单位的联系，免去各单位在华北各设办事处或联络点的冗繁及危险，1937年11月，由留驻天津英租界的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潜伏于北平的国民党临时党务机构华北党务第三组主任许惠东发起，依托于平、津、冀及北宁路国民党的党务组织，在天津英租界组成临时党政联席会议，后又联合聚集于天津英法租界及平、冀日占区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于1938年4月底改组为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王若僖被推为主任，绥远省驻津办事处处长黄云白担任秘书长，秘书由华北党务第三组秘书姚晋檠及军统天津站书记曾澈担任。组织方面实行委员制，凡参加联办的各单位负责人均为委员，除王若僖、许惠东、黄云白外，还包括中统华北区主任张庆恩、中统河北省调查室主任沈哲臣、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国民党华北党务第二组书记长苏吉亨、三青团平津支团部筹备处书记王任远、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代理院长路秀三、桂系派驻天津代表刘劭襄。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华北专员、教育部派驻华北战区的督导人员若干人。其机构职责规定为：(1)及时明了各党务单位工作情形、人员履职情况，提出对策建议(2)沟通军政单位之工作及意见，照料各单位在津事务(3)对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对于沦陷区国民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及时事政情的指示进行通告转达(4)为华北党部人员往来经过津市小作逗留，各单位过津人员接头或负重要使命同志需要特别接待者，提供“寓所备用”，并“予以居住、旅行、办公等方便”。办事处下设政治、军事、社会建设三个委员会，初规定委员每周开会一次，联络据点设在英租界56号黄家花园义聚和米面庄、法租界匡时学校，1940年1月以后，改为每月召集在津各单位负责人员汇报两次。】

根据笔者查询资料，并没有所谓的“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而应该是“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一文中说“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王绶青”。

《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探析》一文说：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王若僖被推为主任”。

读者会问，这两个办事处的主任一个是“王绶青”，一个是“王若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与“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这两个机构肯定不是同一个机构。

事实是什么呢?

王若僖与王绶青是同一个人。

清华校友总会网站上的一篇由卞僧慧(1946届历史)写的文章《天津英租界的两个抗日据点——几位清华人在天津的抗日故事》记载了王若僖与王绶青是同一个人：

【1938年端午节(6月2日)熊大缜来津，叶企孙同他去见王崇植。通过王崇植认识了王缓青(王若僖)。王若僖原为天津电报局局长。装配无线电收报机所需零件，主要靠王若僖协助获得。】

由此可见，王绶青或者王缓青是一个笔误，与王若僖应该是同一个人。而《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与《南渡北归》中所谓的“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即是设在天津的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从《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探析》一文中可知，这个办事处是国民党领导的，领导成员还包括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成员中的三青团更是被蒋介石视为后备军并亲自担任团长。

熊大缜没有经过党组织与“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接触，这个问题难道是小问题吗?

而且，王绶青“在给熊大缜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希望熊回冀中后谋求吕正操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合作，说得更明白些，从他的立场出发，是要吕正操听鹿钟麟的指挥。”熊大缜接受国民党方面的任务，让共产党队伍接受国民党指挥，这是什么性质?难道不应该接受审查吗?

熊大缜在被组织审查后，为避免是冤案，毛主席亲自派人到冀中核实。派去核实的人是王耀南(开国少将)。王耀南的孩子王太行专门针对熊大缜写过一篇文章以辟谣——包括用石头砸死熊大缜的谣言。

《地雷战功臣熊大正冤案正议》

【《中外文摘》2010年第23期刊登了张港的《熊大缜：被冤杀的地雷战功臣》2016年《读者》杂志第11期转载的《钟山》杂志2016年第2期，刊登了詹谷丰，《地雷：叶企孙的咒语》一文张方的《敌后军工生活回忆》这些文章介绍了清华毕业生熊大正和汪德熙院士到冀中参加抗日、研制炸药、埋地雷炸火车的英勇事迹，以及之后熊大正被抓为特嫌意外死亡的事情。以后还看到许多文章谈到熊大正被冤屈迫害，被乱石砸死!

中外文摘作者：张港说：(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1945年1月)美军观察组情报员，艾斯•杜伦上尉独自来到冀中平原考察，见到熊大缜后惊叹地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

熊大正是1939年去世的，1945年美军观察组情报员艾斯•杜伦上尉难道见到熊大正的鬼魂了?!可见上述文章的谬误是多么的显而易见!

本文作者王太行的父亲，王耀南在抗战时期是第二战区少将工兵副主任，领导华北部队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的工作，曾被毛主席派到冀中调查熊大正案件。王太行觉得这些文章说的与事实不符。尤其最近中央电视台《老故事》栏目也以同样错误的口径介绍了熊大正案件，王太行感到有出来澄清事实的紧迫感。因此专门写了这篇文章，以正视听。

一、八路军为什么要肃反

1、日本的特务活动非常猖獗

冀中根据地有38个县，日军只占领了县城，八路军占领农村。

抗战时期，在八路军根据地的日本特务活动非常猖獗：朱德总司令在129师巡视工作时，潜伏的日本特务在茶水中下毒，朱德总司令匆匆外出，没有来得及喝茶，这杯茶水毒死了朱德的参谋129师王宏坤旅长一次指挥作战，潜入旅部的汉奸即乘机在其身后打冷枪(新华日报中华民国29年5月7日二版)女特务梅芳刺杀彭德怀未遂我的父亲王耀南也被特务护士往眼睛里滴毒药水差点弄瞎眼晴还有潞城常建邦特务案桐峪郝成林特务案太谷县“州八道新民总会”大特务案麻田刘三柱特务案潞城常建邦特务案辽县刘执中、杜桂堂特务集团案襄垣王懋富特务案……

面对严酷的斗争，八路军必须肃反。1939年初，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锄奸科，在晋西北抓捕了一个大汉奸，他交代：日本特务机关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是喜多森一少将，日本特务机关指挥部在天津。(新华日报中华民国29年5月7日二版)日本特务机关在每个县都有下级机构，主要以药店、小卖部、香堂、武馆为联络点，收集情报。从1939年至1941年，延安保卫机关共破获73个日本特务组织，抓捕了数百特务。对这些特务八路军不打骂、不侮辱，一个也没有被处决，这些特务最终都成为改造对象。只有冀中根据地发生过这么一件奇案：被关押的特嫌，熊大正死于非命。

2、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也没有闲着

国民党军统开办了不少特务训练班，其中，“汉训班”在抗战期间培养了631个特务，打入八路军各根据地。军统的第二代谍王沈之岳(第一代谍王戴笠)，在延安中共中央机要部门负责机密文件的收发工作。沈之岳打入中国共产党长达九年，有7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他是共产党情报首领康生最得意的助手。由沈之岳出谋划策进行的延安整风，效果可想而知。还有一个军统特务冒充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刺杀毛主席未遂。可见当时军统特务的活动有多猖獗!在延安，特务吴南山自首，32个军统特务被捕获。在其他根据地抓了55个特务。被抓的特务中有3人愿意参加八路军，其余的被捕特务被送到重庆交还给戴笠，物归原主。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沈之岳担任蒋经国时期的国民党安全局中将局长。在台湾，沈之岳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为此在台湾的1300多共产党员被捕。

1942年7月2日，毛泽东对129师发出电报：《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对四方面军干部要：‘一视同仁’，藏在电报局特务把毛主席的电报改成：‘有所不同’，结果129师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余伦胜和两个团长看到电报后，离队出走，他们被民兵发现，怀疑他们是特务，将他们押解回了129师师部，后来，在延安查电报原文，才搞明白是特务搞的离间计。

二、《关于熊大正等人特务案的请示》来龙去脉

1939年4月底，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党委就熊大正案上报延安：《关于熊大正等人特务案的请示》。毛主席非常重视冀中特务案，立即派晋察冀边区政治部副主任舒同，除奸部长余光文到冀中调查此案，他们的报告毛主席没有认可，毛主席不相信一个小单位全是日本特务。

抗战时，我的父亲王耀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少将工兵副主任，任129师工兵主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兼晋察冀武装部长，兼冀中军区武装部长，负责在华北441个县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王耀南从晋察冀军区到延安汇报工作，毛主席命令王耀南到冀中再次调查熊大正特务案。

在冀中，燕京大学的女生吴寿贞等一大批从北平出来的青年学生，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到革命根据地，比如：加入到战线剧社的王凯、王琛、陈英、章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政部副部长)等几位同志，都没有受到保卫部的审查。通过日本交通线到冀中的人，都受到严格审查，其中包括熊大正。

王耀南认真看了熊大正的材料，有32卷，其中口供有81页(现在，这些材料一页不少，都存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熊大正的罪证是：

第1：熊大正收到了一封密信。密信是1938年8月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顺子牙河从天津给供给部送来的一批“肥皂”。附夹了一封信，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这是日本特务机关指挥部在天津的地址。平津保交通站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交通站，熊大正是通过日本特务机关的平津保交通站到保定，再到冀中根据地的。锄奸部认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第2：把没有经过中试、安全没有保障的地雷发给战士，地雷发生了爆炸，造成100多个八路军战士伤亡。

第3：熊大正说：鹿钟麟，朱怀冰，张荫梧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合法长官，冀中八路军没有国民政府的任命，是非法武装，八路军就应该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冀中八路军打鹿钟麟合法军队是错误的。

第4：熊大正未经批准，私自到北平、天津。

王耀南经过反复调查：

原来，熊大正想发明一种新的雷管，好申请专利。熊大正想用雷酸银做雷汞的替代品。熊大正到天津查资料发现国外1800年就发明了雷酸银，1822年雷酸银雷管获得了专利。他自己偷偷搞发明，怕别人抢了他的专利，所以未经批准到北平、天津查资料。但是除奸部认为熊大正在京津地区搞特务活动。

八路军缺雷管

当时八路军的TNT(黄色炸药)炸药非常充裕。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缺引信的废炮弹不计其数。战争常使用的82迫击炮弹装0.4到0.6公斤TNT炸药，一次大战下来，缺引信的炮弹有几万发，没有引信的炮弹里的TNT根本不会爆炸，华北到处是这种废炮弹。阎锡山储存的大量没有引信的迫击炮弹和TNT炸药，堆积如山，所以TNT炸药有的是。问题是没有雷管。

八路军最缺的是雷管。雷管里面装填的是雷汞。大炮、子弹的底火用的也是雷汞。雷汞生产非常简单，在低温下，先用硝酸和汞反应制备硝酸汞，然后加入乙醇(甲醇也可以)生成雷汞。日军对汞控制的非常严，一个医院只允许保留一支体温计和一个血压计，八路军只能另想办法找雷汞的替代品。

1938年4月，清华大学的熊大正(熊大缜到冀中后，改名熊大正)说他能够发明雷汞的替代品。熊大正要求按重庆正教授国难薪饷的待遇每月给160个袁大头担任旅级部长。冀中八路军满足熊大正一切要求，7月，晋察冀军区任命熊大正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长，专门解决雷汞的替代品问题。

熊大正不让别人看他怎么生产雷汞的替代品，他没有请假，私自到日军占领的北平清华大学和天津购买原料，生产了一百多个雷银雷管，没有经过中试，大试，就发到部队，安到地雷上，没有想到，地雷发生了爆炸，死伤了100多个八路军战士。

王耀南告诉熊大正：黄崖洞兵工厂试验过雷酸银，太危险，不能用。欧洲1891年就发明了雷酸铅，1907年已经获得专利权，制成安全雷管。兵工厂的几个留德博士带回来氮化铅安全雷管的生产工艺。黄崖洞兵工厂正在试生产。

王耀南问熊大正：你玩过砂炮没有?有人叫甩炮，就是往地上一摔就响的那种儿童玩具。熊大正说：玩过。王耀南说：烟花爆竹中的砂炮都是用雷酸银与砂子制成的。鞭炮商店有的是砂炮。雷酸银非常危险，一片羽毛落到上面都可能引起爆炸。我的叔叔就是被雷酸银炸死的。你只是在实验室经过小试，就急急忙忙大量生产装备部队，造成这么多战士伤亡，这不但是不懂生产工艺，也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怪，你确实需要好好改造思想。

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决定成立冀察战区，委任鹿钟麟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率领15万部队进驻八路军根据地，搞摩擦，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多人。

1939年6月，八路军120师、北上挺进支队和冀中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分割包围，把鹿钟麟，朱怀冰，张荫梧，石友三，庞炳勋，孙良诚，赵云祥，胡和道赶出了冀中。

在残酷的反摩擦斗争中，熊大正发言表示：鹿钟麟，朱怀冰，张荫梧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合法长官，冀中八路军没有国民政府的任命，是非法武装，国共合作，八路军就应该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冀中八路军打鹿钟麟合法军队是错误的。熊大正的言论引起了冀中领导的注意。加上熊大正是通过日本特务机关的平津保交通站进入冀中的。

在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批准下，冀中保卫部立案审查熊大正。在审查中，熊大正揭发了张方等近百人是特务。

王耀南给毛主席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

熊大正是特务的证据不足。熊大正案关押的几十个人都不应该是特务。他们没有任何特务行动，他们没有和外界联系过，只有熊大正一人指认，孤证不立。

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不同意王耀南对熊大正特务案的结论，联名要求中央重新派人复查熊大正特务案。毛主席又派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彭真、中央保卫部部长许建国等人复审。彭真，许建国复审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正需进一步审查之外，其余人员全部无罪释放。

三、熊大正是怎么死的?

1939年7月22日，日军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扫荡。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组织部长刘亚球、宣传部长周小舟、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孟庆山副司令员、孙毅参谋长、孙志远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保卫部部长翟骏、冀中军区锄奸部部长罗文坊、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和警卫连蔡如臣连长，田世昌看守所长和100多个机关干部，在向白洋淀转移途中，警卫连班长史建勋借口枪走火，把熊大正打死了。史建勋的哥哥就是被熊大正作的新雷管的地雷炸死的。后来，史建勋被处分，送回了原籍。史建勋不可能当着这么多领导干部的面，用石头反复8次砸死熊大正。】

从王太行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在国共摩擦期间，熊大缜(熊大正)竟然说八路军是非法武装，要求八路军听从国民党反动派摩擦专家的指挥。而这些摩擦专家对八路军犯下了滔天罪行：“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决定成立冀察战区，委任鹿钟麟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率领15万部队进驻八路军根据地，搞摩擦，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多人。”

与上述细节一样，还有一个细节，《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南渡北归》中都只字未提：“熊大正不让别人看他怎么生产雷汞的替代品，他没有请假，私自到日军占领的北平清华大学和天津购买原料，生产了一百多个雷银雷管，没有经过中试，大试，就发到部队，安到地雷上，没有想到，地雷发生了爆炸，死伤了100多个八路军战士。”

《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南渡北归》选择性地遗漏这些重要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用石头砸死熊大缜，更是谣言。王太行一文已经说明：“警卫连班长史建勋借口枪走火，把熊大正打死了。史建勋的哥哥就是被熊大正作的新雷管的地雷炸死的。后来，史建勋被处分，送回了原籍。史建勋不可能当着这么多领导干部的面，用石头反复8次砸死熊大正。”

王耀南代表中央到冀中核实熊大缜(熊大正)的特务案，认为熊大缜是特务的证据不足，但“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不同意王耀南对熊大正特务案的结论”并“联名要求中央重新派人复查熊大正特务案”，“毛主席又派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彭真、中央保卫部部长许建国等人复审。彭真，许建国复审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正需进一步审查之外，其余人员全部无罪释放。”

可以看得出，毛主席特别重视这个有极大分歧的案件，因此第二次派代表来调查此案，作为中央代表的彭真经过调查：除熊大正需进一步审查之外，其余人员全部无罪释放。

可见，在这个案件中并没有扩大化，完全是实事求是地处理，即使对熊大缜月没有做出定性，而只是“需进一步审查”。

那么，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为什么坚决不同意王耀南代表中央的第一次调查呢?

因为还有几个细节。

“红歌会网”刊载了作者时代尖兵的《揭秘扑朔迷离的熊大缜案》：

【一、出身名门望族。熊大缜1913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西省南昌市冈上乡月池村，月池熊氏是名门望族，先后走出300余名院士、博士、硕士、副教授、教授，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熊育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等都出自月池熊氏。熊大缜父亲熊正琦，曾任国民党吉林省财政厅长、国会议员;熊大缜伯父熊正瑗留学日本，曾任梁启超秘书、国会议员;月池熊氏家族其他人有很多商贾官宦或教育人士，与国民党高层多有牵连。

二、主动参加八路。1938年，由于日军封锁，八路军非常缺乏制造雷管的雷酸汞。1938年4月，清华大学熊大正(熊大缜到冀中后，改名熊大正)来到八路军冀中根据地，说他能发明雷酸汞的替代品，并要求担任旅级部长，按重庆正教授待遇每月发放160块银元。冀中军区满足熊大缜一切要求，7月任命他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长，专门解决雷酸汞的替代品问题。

三、肩负特殊使命。1938年6月，国民党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并指令吕正操接受鹿钟麟领导，鹿钟麟要求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主任、天津电报局局长王崇喜，希望熊大缜能说服吕正操与鹿钟麟合作，熊大缜接受任务并将此事告知叶企孙，说“拟渐谋两方之沟通”，这句话现在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容易引发歧义，因为这种所谓的沟通可以理解为共同抗日而协调，也可理解为替鹿钟麟做说客，拉拢刚刚脱离国民党的吕正操重新投入国军怀抱，否则，如果真的涉及合作抗日，当时已有正规渠道畅通无阻，为何还要通过年仅25岁的熊大缜从中撮合?可见，这项任务已远超熊大缜的职权范围，而且因他与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有书信来往，从而留下多个铁证;另外，为完成“沟通”任务，他们设定“吕鹿合婚”为暗语，并在通信中使用暗语，还有秘密电台和专门联络人;根据叶企孙交代，熊大缜任务就是说服吕正操接受蒋介石和鹿钟麟领导，因为他和熊大缜都支持蒋介石。1938年秋，鹿钟麟派人到冀中接洽，熊大缜曾主动与之联络。

四、一封密信露馅。1938年8月，熊大缜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顺子牙河从天津给供给部送来的一批“肥皂”(火药)，其中夹杂一封密信，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而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恰恰是国民党特务组织，锄奸部由此认为白纸黑字，熊大缜特嫌铁证如山。

五、英语聊天反常。1939年1月，鹿仲麟派邵鸿基为团长的考察团访问冀中，团员方平(北大学生，国民党特务)拜访供给部，供给部政委王文波负责接待，熊大缜当着王文波的面用英语和特务聊得火热，十分反常，大家都很疑惑：如果聊天内容不涉密，为何要用英语?而且，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已告诉王文波方平是特务、熊大缜有特务嫌疑，此举更增加了王文波对熊大缜的疑心。

六、同学反目揭发。英语聊天风波不久，熊大缜因批评一个同学比较过火，同学忍无可忍怒骂熊大缜是汉奸特务，吵架内容被举报到军区政治部，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当时国民党为同共产党争夺学生，在高校学生中发展特务，其他人虽没加入，但对那些加入的同学有所察觉。同学无意中的怒骂，更增加了熊大缜特务嫌疑。

七、立场明显错误。1939年2月，八路军120师、北上挺进支队和冀中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发动反击，将鹿钟麟、朱怀冰、张荫梧、石友三等赶出冀中。这本是好事，但身为八路军旅领导的熊大缜，却罕见地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说鹿钟麟、朱怀冰、张荫梧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合法长官，冀中八路军没有国民政府的任命是非法武装，八路军应该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冀中八路军打鹿钟麟合法军队是错误的。

八、身边多有特务。熊大缜的反常言论引起冀中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加上他来到冀中军区，经国民党1937年成立的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介绍，由日本特务机关平津保交通站经过保定进入冀中根据地，而办事处主任是CC派特务;熊大缜到冀中军区后，其日常工作是从白区买入各种军工原料，但经手人多是间谍或双重间谍;熊大缜恩师叶企孙的好友朱家骅同样是蒋介石心腹、国民党高官、CC派特务，后曾出任中统局长;叶企孙哥哥曾出任青岛电报局局长，也是国民党高官，这些都让人对熊大缜疑虑重重。

九、炸死百余八路。碰巧熊大缜为技术保密，禁止别人看他生产雷酸汞替代品的过程，而且在没有请假的情况下，私自到日军占领的平津购买原料，生产100多个雷酸银雷管，又未经中试、大试就发到部队使用，结果地雷爆炸，死伤八路军100多人。

十、调查一波三折。1939年3月，熊大缜被定为国民党特务、日本汉奸接受调查，并在调查中揭发40多名特务。时任国民党中组部长朱家骅，马上通过特殊渠道得知熊大缜被抓的消息，迅速将此事通过电报告知远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叶企孙，叶企孙又通过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陶孟和等人，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反映情况，并最终惊动延安。毛主席闻讯非常重视，派晋察冀边区政治部副主任舒同、除奸部长余光文调查此案，报告未获毛主席认可;后派129师工兵主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晋察冀武装部长、冀中军区武装部长王耀南调查，王耀南看了熊大正的材料，有32卷，其中口供81页，经多方取证调查后说熊大缜等人都不是特务，建议全部释放，遭到中共冀中区委、冀中军区领导的反对;毛主席又派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彭真、许建国等人复审，调查后建议“熊大缜继续审查，其他人全部释放”。

十一、不幸死于非命。熊大缜被逮捕后，态度非常强硬，让保卫人员极度痛恨，还有人推测他曾受过特务训练，这为日后悲剧埋下祸根。1939年7月22日，日军对冀中根据地扫荡，在中共冀中区委、军区领导向白洋淀转移过程中，警卫连战士与熊大缜发生矛盾，班长史建勋借口枪走火将其打死，而史建勋哥哥就曾被熊大缜制作的新雷管的地雷炸死，史建勋被处分后送回原籍。

十二、平反困难重重。文革结束后，熊大缜平反事宜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因他是八路军职位较高的军官，问题主要发生在冀中地区，中央军委便委托河北省委办理平反事宜。最后在聂荣臻、吕正操、钱伟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化工部副部长张珍、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王林等人的积极奔走下，虽然遭到商业部副部长王文波等人的强烈反对，但仍在1986年8月被河北省委秘密平反。即便如此，还有很多当年参与办案的老干部，到死都认为“熊大缜是特务，案子没搞错”。因是秘密平反，知情人不多，只是到近年才被大肆宣传。

十三、评价夸大其词。目前，许多媒体对熊大缜的评价言过其实。如说他是“天才科学家”，其实他仅进行了雷酸汞替代品的开发，并未进行科研工作，靠这点成果算不上科学家;如说熊大缜招揽100多名平津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到根据地，这同样是虚构，因为当时平津已落入日军之手，特务较多，招募不可能大张旗鼓，加上许多高校南迁，可招募的学生并不多，所以，真正招募到根据地的学生仅有几人;如说熊大缜发明地雷战，技术达美军先进水平，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因为地雷战起源于1941年-1943年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当时熊大缜已去世1年多;如熊大缜曾炸毁日本火车，这种说法也是杜撰，因为当时冀中根据地，每杀死一个敌人、破坏一段铁路、炸毁一座桥梁都有详细记录，根本没有类似记载。(2022-5-24)】

此文中“五、英语聊天反常。1939年1月，鹿仲麟派邵鸿基为团长的考察团访问冀中，团员方平(北大学生，国民党特务)拜访供给部，供给部政委王文波负责接待，熊大缜当着王文波的面用英语和特务聊得火热，十分反常，大家都很疑惑：如果聊天内容不涉密，为何要用英语?而且，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已告诉王文波方平是特务、熊大缜有特务嫌疑，此举更增加了王文波对熊大缜的疑心。”

在国民党特务打入我根据地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些疑点，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能不调查吗?

“乌有之乡网站”转载了公众号通吃岛的一篇《网络伤痕文学批判》：

【冀中军区说熊大正是特务的根据是什么?

他们给出四条证据：

第一，熊大正收到一封天津寄来的密信，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密信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送到，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交通站。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这是日本特务机关指挥部在天津的地址。

第二，熊大正作为八路军供给部部长，生产并发给战士假地雷。假地雷爆炸后，炸死一百多个八路军战士。

第三，散布消息说，八路军应该服从国民党指挥。冀中八路军未经国民政府任命，所以是非法武装。冀中八路军打鹿钟麟合法军队是错误的。

第四，他个人私自到天津活动。

那么，王耀南将军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两点：

第一，以上四条证据都准确无误，是铁证如山的。

第二，但是，熊大正并不是特务，他供出来的人也都不是特务。

王耀南将军认为熊大正不是特务的理由，那个春秋笔法回答里面也提到了，我引用下王耀南将军原文：

冀中军区周围有日军181个据点，在18平方公里内就有一个据点。有42个伪县政权。日军兵力多达18300人，伪军1.3万人，共有200多门大炮，200多辆汽车。平均每一据点有敌伪160人，一门炮及一辆汽车。日军多次对冀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始终没有发现冀中司令部。如果被关押的人中，只要有一个是特务，冀中军区司令部早就被日军消灭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熊大正不是特务，收到的密信、私自去天津、假地雷这几件事都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候，王耀南将军专业性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他经过调查发现，“假地雷”的问题出现在雷管。一般的雷管装填的是雷酸汞，但熊大正制造的雷管装填的是雷酸银。密信中所说的给他的货物是雷酸银，他私自去天津也是为了购买雷酸银。雷酸银性质非常不稳定，极易引起爆炸。一百多个八路军战士被假地雷炸死就是由于这批雷酸银雷管。

那么问题又来了。首先，作为清华大学来的技术专家，熊大正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其次，他购买雷酸银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这就要从熊大正来八路军的原因说起。

当时八路军的武器库中，TNT炸药非常充裕，因为中国连年战争，废炮弹非常之多。但是，八路军非常缺乏引爆用的雷管。下面引用原文：

雷管里面装填的是雷酸汞。大炮、子弹的底火用的也是雷酸汞。雷酸汞生产非常简单，在低温下，先用硝酸和汞反应制备硝酸汞，然后加入乙醇(甲醇也可以)生成雷酸汞。日军对汞控制的非常严，一个医院只允许保留一支体温计和一个血压计，八路军只能另想办法找雷酸汞的替代品。

1938年4月，清华大学的熊大正(熊大缜到冀中后，改名熊大正)说他能够发明雷酸汞的替代品。熊大正要求按重庆正教授国难薪饷的待遇每月给160个袁大头;担任旅级部长。冀中八路军满足熊大正一切要求，7月，晋察冀军区任命熊大正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长，专门解决雷酸汞的替代品问题。

请大家看仔细，按照熊大正的要求，八路军给他的薪饷是160元每月!当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津贴是每月5元。而且，熊大正年仅25岁，本科才毕业两年。以他的学历、能力、声望、资历，到了重庆根本当不了正教授，更不要说八路军还让他担任旅级部长。当时的八路军里，陈赓大将也只是旅长。可以说，八路军求才若渴，给了这个25岁年轻知识分子能给到的一切。】

【当时冀中区的领导坚决不同意(王耀南)这一调查结论，联名请求中央重新派人调查熊大正特务案。这也很能理解。一毛钱掰成两半用的八路军，在面临日军扫荡和国民党摩擦的双重压力之下，给了你160元的月薪，顶格的待遇，满足你一切要求。结果你偷偷摸摸造炸药，偷偷摸摸跑去日占区，造出一批假地雷炸死一百多人。这可是一百多个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反而死在你手里。这前后你还散布言论说八路军应该交枪听国民党统一指挥。

你不是特务谁是特务?就算调查结果说你不是，当时战士们的情感上都不会接受。

毛教员又派彭真等人复审，规格更高了。复审的结果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正需进一步审查之外，其余人员全部无罪释放。”

注意这个结果。熊大正招供的其他人是逼供出来的，可他本人的重大嫌疑却是有相当多的证据支持的，因此他本人要接受进一步审查。而这时的“锄奸扩大化”也可以理解。因为位于华北的冀中军区是面临着扫荡+摩擦的双重压力，环境极其严酷，日军和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渗透，稍有不慎就可能葬送整个冀中区。一百多名优秀的战士因为“假地雷”牺牲，绝不是小事儿，宁可把事情想得复杂严重一点。

当然，我不是否认当时锄奸扩大化的负面影响，也不是否认熊大正在加入八路军不到一年时间里做出过的许多正面贡献。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他来到八路军享受到的超高规格待遇、他个人的名利思想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恶果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根据上述的资料，不难得出结论，在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的坚持下，继续对熊大缜进行审查是完全正确的。

即使在1986年8月河北省委给熊大缜后，曾经在冀中战斗过的当事人，比如商业部副部长王文波，强烈反对给熊大缜平反，“很多当年参与办案的老干部，到死都认为‘熊大缜是特务，案子没搞错’”。

【文革结束后，熊大缜平反事宜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因他是八路军职位较高的军官，问题主要发生在冀中地区，中央军委便委托河北省委办理平反事宜。最后在聂荣臻、吕正操、钱伟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化工部副部长张珍、装甲兵政治部副主任王林等人的积极奔走下，虽然遭到商业部副部长王文波等人的强烈反对，但仍在1986年8月被河北省委秘密平反。即便如此，还有很多当年参与办案的老干部，到死都认为“熊大缜是特务，案子没搞错”】

熊大缜案件谈完再看一下叶企孙。

文革期间，红卫兵在批判吕正操时，发现了熊大缜案件的档案资料，与叶企孙有关系。那么，审查叶企孙也就自然而然、完全正常了。毕竟还有因熊大缜而造成的100多名死伤的八路军战士的真相还没有弄清楚。难道这100多名八路军战士的死伤在“大师的大师”的盛名之下就要被无视吗?这是对革命先辈们应有的态度吗?如果不审查。那是站在什么立场呢?能对得起这些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吗?

将对“大师的大师”叶企孙正常的审查当做“迫害”，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难道“大师的大师”比死伤的100多名八路军战士金贵吗?

根据《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一文，“1972年5月，有关方面对叶企孙的“C.C.特务”问题，做出了“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这怎么就成为文革期间对叶企孙的迫害了呢?

可以说，这个调查结果还给了叶企孙清白，不仅仅是对死伤的100多名八路军战士是一个交代，对叶企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免得以后被其他人误解为真的与特务有关系。这样的审查，与迫害扯不上半点关系。

《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还描述了尤其是“乞讨”的“惨景”：

【叶企孙被送回北大后......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叶企孙真的“乞讨”了吗?

根据作者时代尖兵《多角度揭秘“晚年乞讨”的叶企孙》：

【七、文革经历曲折

因作风西化，而且历史上与国民党高官关系密切，加上与某些人关系不和，叶企孙1967年6月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1968年6月到1969年11月，被中央军委办公厅以“CC特务”的罪名逮捕、关押1年半之久。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交代了反共反苏的事实和派遣熊大缜到冀中策反吕正操的经过。但由于三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北大副校长周培源等人的营救和保护，加上叶企孙确实做过一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出于统战考虑，军委办公厅1969年11月将其释放，为保障其基本生活，每月发放50元生活费。

50元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当时物价便宜，加上叶企孙没有子女，50元足够生活，而多数工人月工资不超过36元。因此，当时的叶企孙衣食无忧，每天有女保姆来家照顾，根本不存在沦为乞丐的可能。某些媒体说他“晚年乞讨”、“常常身穿一件破长衫，腰间系一根草绳，迎着西北风，仰天孤坐”、“借钱买苹果”，纯属胡说八道。

“九一三”事件后，国家加大纠偏力度，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对叶企孙作出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论，恢复了教授待遇，补发了以前工资，并在中关园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叶企孙再次召回照顾自己几十年的“男仆”，重新过上有较高保障的生活。

其实，国家对像叶企孙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非常照顾，据他本人回忆，解放后他的工资四百多元，比毛主席的工资还高，“文革前每月在家吃20顿饭，其余全是在外吃”，经常看戏看电影、四处游玩。特别是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不吃肉，却依然给这些人“特供”牛奶，因此才有叶企孙给浮肿学生喝牛奶的段子，这些段子在说明叶企孙爱护学生的同时，也间接证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曾获得国家优待。至于他1970年代的生活，有人说他“晚年乞讨”，有人说他家里有茶叶、饼干、巧克力、大前门香烟等稀缺物资，至于采用何种说法，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政治需要。】

时代尖兵还有一篇文章《“叶企孙晚年沦为乞丐”或是无耻的谎言》：

【至于有人回忆1975年夏见到叶企孙时“衣履陈旧、室内空荡，看了此情，心里很为难过”，纯属个人观感，因为如果一个月入350元的大学教授都活得如此悲催，那么全国人均月入50元的几千万工人肯定是水深火热，可当时多数工人的生活据说还算幸福。

根据叶企孙学生戴念祖《一代宗师叶企孙的晚年》的回忆，1972年摘帽后，“戴念祖和陈美东每个礼拜都会去叶企孙家中求教”，“戴念祖的上门求教一直持续到1975年”“1974年春节，我(指戴念祖)带着我的女儿去给叶老师拜年。他知道我大年初一会去看他，事先买了一大桶巧克力，拿饼干盒子装了，还给我买了大前门烟”。在1974年有巧克力和大前门香烟这些稀罕货，足见叶企孙的生活即便不是大富大贵，也绝不像某些人渲染的那么悲惨。

事实上，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叶企孙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非常照顾。如1937年 8月，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何干之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贴费，还委派1名警卫员”;1938年11月，到达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的待遇是每月津贴 15元，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每月津贴15元;1940年1月，到达延安的印尼籍华人医生毕道文的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贴费 20元，并为他配备勤务员 1名、翻译 1名、马 l匹”，而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仅是每月10元津贴费。

建国后，知识分子同样受到优待。如马寅初工资500元，吴玉章工资440元，季羡林工资345元，比野战军司令都高，中学教师月均工资44元，小学教师则为34元。而据叶企孙回忆，解放后他的工资有400多元，“文革前每月在家吃20顿饭，其余全是在外吃”，此外还经常看戏、看电影、旅游，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带头不吃肉，却依然给他特供牛奶，这才有了叶企孙给浮肿学生喝牛奶和给某学生送4个苹果的感人故事。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病去世，追悼会在八宝山公墓举行。死后能入八宝山，绝非普通的政治待遇，否则不会有官员放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这从侧面说明叶企孙生前已恢复待遇。】

在信息传播被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掌握的时代，造谣是极其容易的，他们只选取片面的资料、甚至是谎言来作为他们对人民群众洗脑的手段。他们向人民群众灌输的是：知识分子不能动，动就是迫害。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自媒体如火如荼地发展，几千年来信息传播第一次不再被少数“精英”所垄断，谎言一点点被揭穿，污水一点点被冲刷，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