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1966与1968——国际视野中的文革

【摘要】

二战之后，世界出现了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局面。直到文革，中国基本上是仿效苏联的方式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文革，宣告了中国对苏联模式的拒绝，开启了“第三种模式”的探索实践。

苏联共产党从“人民公仆”向“人民压迫者”的蜕变，让世界上许多追求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左翼人士感到失望。文革，为世界上的这些左翼人士点燃了新的希望，“造反有理”成为世界上许多左翼人士共同的口号。中国，也因此得到世界上许多左翼人士的支持。

【目录】

第三势力的出现

既反对戴高乐，也反对法共

革除旧弊之后

活力与秩序，能否兼得?

在2026年回望1966和1968

结语

【正文】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个中国的事件，而是一个世界性事件。文化大革命不仅试图回答中国所面对的发展道路问题，也试图回答世界所面对的发展道路问题。1968年的巴黎，受到1966年的北京的激励。

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二战后最富有原创性的学者之一，对许多问题具有深刻的洞见。她在1968年6月26日写给自己的博士生导师雅斯贝尔斯夫妇(Karl and Gertrud Jaspers)的信中说：“在我看来，下个世纪的孩子们，将以我们认识1848年的方式来认识1968年(It seem s to me that children in the next century will learn about the year 1968 the way we learned about the year 1848.)”。在21世纪过去了超过四分之一时间的今天(2026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阿伦特的看法，像阿伦特一样认识到，1968年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就像1848年一样。

2015年6月17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张世明的文章《被忽视的理论旅行：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例》。文章的主要观点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影响和激励了中国1966年的文化革命，中国的文化革命又影响和激励了1968年法国的“5月风暴”。文中写道：“196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叛运动，对法国青年影响甚巨，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在青年之间流行一时。广大法国大学生服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强调的‘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斗争形式。被中国的‘文革’所吸引，如今在中国青年中声名显赫的福柯等哲学家也开始究心于中国的‘文革’动向。和中国人‘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崇拜得五体投地一样，迅速蔓延开来的法国‘五月风暴’可以说也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以此为指路明灯。在1968年5-6月期间，法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工人罢工遍及全国……这是一种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众运动风暴，但街头游行队伍中高举毛泽东头像和红太阳图案标牌的青年在所多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某些实践方式的影子昭然可见。从形式上看，法国的学生运动肇端于反对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要求教育改革。这一点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率先从教育革命开刀颇为契合。”

张世明的这段话，基本可以成立。

一、第三势力的出现

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局面。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许多左翼人士曾经对苏联寄予厚望。但是，获得政权的苏联共产党人，逐渐发生了变化，逐渐从服务于人民的“公仆”演变为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特权阶层。对内，对人民进行专政，通过特务组织，打压一切民主的声音，迫害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的人士;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党”“老大哥”自居，压制不服从自己的弱小国家，甚至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与中国1957年的“整风运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抗议的人群中，包含着两种力量：一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一是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的进步群众。这两种力量，在抗议活动和整风运动中表达了两种不满情绪，一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一种是对官僚主义的不满。

苏联出兵镇压，既镇压了自由主义者，也伤害了反对官僚主义的进步群众，就像“反右运动”，既打击了自由主义者，也伤害了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进步群众。

伴随苏联官僚主义、特权阶层问题的逐渐凸显，许多曾经支持苏联的左翼人士开始质疑苏联的集权统治，例如罗素、罗曼罗兰、奥威尔、维特根斯坦等等。

世界上许多人质疑苏联的集权统治，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资本主义。世界上许多人，并不喜欢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死，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和“金钱政治”。

正是在这种美苏两霸对峙的时候，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使世界上许多进步人士感到眼睛一亮，使他们看到了第三种势力，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以“造反有理”为口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看到毛泽东在1967年2月8日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中所说：“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二、既反对戴高乐，也反对法共

1966年毛泽东中国的特点是，既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也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创造的概念)，或苏联修正主义。与此相仿，1968法国学生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反对戴高乐，也反对法共。

法国共产党(PCF)对抗议学生持严厉批评态度，法共的基层组织不参与学生的抗议活动，与抗议学生保持距离，将抗议活动视为“资产阶级激进冒险”，曾试图孤立抗议学生。法共领导层对这场由学生发起的运动持根本性的否定态度，视为“小资产阶级闹事”，视参加运动的学生为“小资产阶级的子弟”，认为这场运动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影响”。法共的第二把手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在1966年5 月3 日的《人道报(L’Humanite)》上发文，猛烈攻击学生运动的头号领导人邦迪(Daniel Cohn-Bendit)是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马歇说：“对于这种假革命者必须大力加以暴露，因为他们客观上替戴高乐政权和资本主义大垄断企业的利益服务。”在学生运动初期，法共认为南泰尔的风潮是中国制造出来的。

英国学者西尔(Patrick Seale)和麦康维尔(Maureen McConville)合著的《法国革命：1968(French Revolution 1968)》一书详细记录了法共对学生运动的抵触。书中写道：“邦迪那个倔强的红脑袋在南泰尔一抬起来，共产党就想砍掉它了。(From the moment Cohn-Bendit raised his unruly red head in Nanterre, the Communist Party tried to cut it off.)”法共领导人罗歇(Waldeck Rochet)曾将“左派份子(leftists)”称为“最紧急的危险(most pressing danger)”。

抗议学生们则视法共为僵化的官僚机构，是现有官僚秩序的一部分。学生们宣称，既反对资产阶级，也反对共产党。学生领袖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托洛茨基和切·格瓦拉。他们痛恨法共的“议会道路”和与苏联相关的“官僚修正主义”，追求一种直接的、彻底的解放。在西尔和麦康维尔的书中写道：“这些年轻的托派认为法国共产党已经绝无希望去完成这个任务了，在他们眼中，法共已经僵化，受特权等级支配，并且冻结在不能开花结果的官僚制度里面。更坏的是，它已经变成不过是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追求与资产阶级联盟，梦想在国会取得地位，虔诚地裹在三色旗(法国国旗)里面。(These young Trotskyists consider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to have failed hopelessly in this task: for them it is ossified, caste-ridden, frozen in sterile bureaucracy. Worse still, it has become no more than a left-wing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courting bourgeois alliances, dreaming of parliamentary respectability, wrapping itself piously in the Tricolor.)”5月13日，学生领袖曾嘲笑那些无奈地跟在游行队伍后面的法共领袖为“斯大林主义污秽(Stalinist filth)”。

在具体的行动上，法共努力降低学生的影响，防止学生运动与工人阶级运动结合并形成一股不受法共控制的力量。当“五月风暴”演变为全国千万人大罢工的时候，法共扮演了戴高乐政府的“稳定器”。法共及其控制下的法国总工会(CGT)始终强调，工人运动应由党组织和工会领导，坚决反对学生那种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抗议模式。当罢工高潮威胁到政权稳定时，法共选择了支持戴高乐政府，呼吁复工，积极劝说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从而实际上配合政府平息了这场风暴。

由于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法共既引起右派的警惕，又遭到抗议者们的唾弃。结果，法共在6月的大选中惨败。法共将自己的惨败归咎于抗议的学生，法共第二把手乔治·马歇说：“这完全是邦迪的罪过。(‘It is all Cohn-Bendit’s fault.)”

在“五月风暴”中，法国共产党及法共掌控的工会，并不想推翻戴高乐政府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仅仅希望在现存制度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和更大的影响力，为工人争取更多的“蛋糕”份额。抗议的学生则反对整个现存制度，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三、革除旧弊之后

1789年时的法国，必须改变。路易王朝的统治，必须改变。改变之后，却迎来了充满血腥和动乱的雅各宾专政，继而迎来了一个新皇帝拿破仑，继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波旁王朝，以及后来的皇帝波拿巴三世。1911年的中国，必须改变。满清王朝的统治，必须改变。改变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洪宪皇帝袁世凯，继而迎来了军阀混战，迎来了以武力“军政、训政”的蒋介石，迎来了10年的土地战争和5年的国共内战，尸横遍野，民不聊生，迎来了1959至1960的大饥荒，惨不忍睹。

旧弊，必须革除。但是，革除旧弊之后，法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迎来“太平年”，仍然处于动乱和不幸之中，甚至有的时候，苦难更加深重。

怎样避免革除旧弊之后陷于新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向世界指出了一条新路，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新的可能性。

在1966年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前，毛泽东已经看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是备选项，即使想走，帝国主义也不容你走。1965年5月25日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对王卓超等人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

今天，2026年，这一点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国朝野确实有相当比例的人想走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美国都不容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确实看得比较清楚。毛泽东也已经看到，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道路也不是备选项。1963年，毛主席说：“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法西斯党”。 1974年5月25日，毛主席在自己的书房中建议英国首相希思注意加强欧洲团结，他说：“苏联没有困难吗?我看他们自顾不暇……我看它会输的。” 17年后，他的预言实现了，泥足巨人轰然崩塌，四分五裂。

美国的路不愿走，走不通;苏联的路也不愿走，也走不通。中国怎么办?这是从1956年的苏共20大和“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日思夜想的问题。最终，他选择了自己一直心存疑虑的“大民主”，选择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见1967年2月8日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

四、活力与秩序，能否兼得?

在1966年的夏秋的文革高潮中，学生们喊出了一系列偏激甚至荒诞的口号。那时，使用频率很高的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讲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当时流行的一首歌的歌词是：“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当时，很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1966年8月，大街上可以看到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当时，许多战斗队的名字是来自鲁迅的一句话：“痛打落水狗”。

在1968年巴黎的5月风暴中，学生的反叛矛头并不仅指向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或社会阶层，而是指向几乎一切的现存的社会秩序。这一点，从当时学生的口号中可以看出：

“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

“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

“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

“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更换被雇佣的生活”;

“要么完全彻底解放,要么得不到解放”;

“囚犯的首要任务就是设法越狱”;

“打开一切监狱的大门，关闭一切法庭的大门”;

“看看你的工作吧，多少无聊和折磨在里头”;

“我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我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

“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

学生反对的对象包括教育制度，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文化禁忌(尤其是表现在性问题的文化禁忌)，等等。与1966年的北京一样，最偏激、最荒诞的口号，往往得到喝彩。

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1966和1968年的学生“造反运动”的教训是明显的。群众运动陷入了种种野蛮暴力之中，陷入了嗜血成性的混乱之中，出现了许多公报私仇的现象(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之死，包含公报私仇的因素)。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受到伤害，甚至遭到虐杀。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

一个社会需要秩序，需要法律。失去了秩序和法律，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另一方面，法律和规则通常是由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常常成为这些法律和规则的受益者。改革和革命，常常需要挑战这些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法律和规则。改革和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改变现有的法律和规则。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持守中庸”。

1789、1966(1968)和1989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群众运动不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一种好的方式。不好的原因，就在于许多运动的参与者，心怀一种“不用担责”的侥幸心理。

从2013年开始的几年中，我曾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推动普遍提高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水平。人们常常在网上和网下问我：什么事审辩式思维?我给出的最简单回答是三句话，十二个字：“不懈质疑，包容异见，力行担责”。具有审辩式思维者理解，许多时候，道理是讲不清的，需要行动。行动，或多或少总有风险。行动前，需要考虑可能的种种后果，需要准备为自己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准备承担责任的“单挑”，而不是寄望于逃避责任的“群殴”。

五、在2026年回望1966和1968

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画刊社遭到袭击，导致包括周刊主编在内的12人死亡。袭击者是穆斯林，袭击的原因是该周刊刊出了对伊斯兰先知不敬的漫画。1月11日，370万法国人和40多个国家的政要走上街头，游行支持《查理周刊》，支持漫画家讽刺的自由。

其实，《查理周刊》的漫画不仅讽刺伊斯兰先知，而且讽刺教皇，讽刺法国总统，讽刺美国总统，讽刺一些中国领导人……但是，他们从未讽刺过毛泽东。

几乎所有的人都视《查理周刊》为左翼，一些人将之视为“极左”。此次遇难的漫画家沃林斯基(Georges wolinski)享年80岁，是《查理周刊》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曾于1961-1970担任《查理周刊》主编，是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中坚人物，曾是一员红卫兵干将。

2013年5月，凤凰网刊出了一篇署名“本南丹蒂”的长篇文章，纪念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文中写道：

——1968年无疑是二战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年。整个地球陷入了抗议的沸腾当中。人们对于既定的生活轨道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反叛的激情却在“另一种选择”的口号当中丛生。被殖民者反殖民，被资本者反资本，被xx者反xx，被独裁者反独裁，人们不约而同地率性而为。

——1968年，在美国，青少年们离开他们的中产阶级家庭，过着嬉皮士的生活;反越战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反对征兵，要求撤兵停战的示威抗议此起彼伏。民权运动也到了关键的时刻，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黑人力量”崛起，以至于芝加哥大暴乱。

——反抗，只是反抗。这是1968年的主题，没有蓝图，没有精心设想的乌托邦。

——1968年对于电影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毕竟我们从未像1968年那样离未来如此之近，这是手指月亮的时刻，只有傻冒才会看着手指。

——1968年，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能够如此大规模，如此细致，如此全面的对电影进行考察、批判、实验。虽然看似风波平息之后，电影制片机器仍旧继续运作，但是这已经不再是1968年前的那台机器了，因为它的每一个零件，每一项功能，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被拆解研究过了，都已经可以被怀疑和重置了。

——1968年的故事，已经淌入了电影节的血脉，成为了一则警言，一出神话。风光无限中，徒有虚表的危机依然存在，权力与文化的冲突暗中涌动。抗议声不会离开……他们会盘踞在电影节的边缘，在那里“禁止禁止”，并手指月亮。

“手指月亮”，这真是本南丹蒂的神来之笔。的确，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手指”，还有“月亮”。不仅有“利益”，还有“理想”。

1968是“流”，但“源”则在1966。我们关注1966，关注文化大革命，不仅是由于其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也是由于其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1966年的事件和1989年的事件一样，都不是仅仅影响中国的事件，都是影响了世界的事件，都是改变了世界的事件。

在与旧贵族的斗争中，虽然包括第三等级在内的平民革命者于1793年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甚至处死了路易十六夫妇。其后，平民革命者曾经一度横扫欧洲大陆，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真正战胜贵族，则是在1848年。与此相仿，虽然共存主义者(communist)1949年就曾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直到1966-1968年，共存主义者才真正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节亲手装扮的圣诞树上，挂上毛泽东的像?为什么奥巴马总统的主要助手邓恩(Anita Dunn)在对中学生们演讲时说自己的两个偶像是毛泽东和特雷萨修女?原因就在这里。

以巴黎“5月风暴”为背景的电影《戏梦巴黎》于2004年上演，在1968年的36年之后上映。导演贝托鲁奇说，这部电影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谈到，影片是故意地影射热那亚(2001年，抗议G7峰会)与西雅图(1999年，抗议WTO)。他说，他想将此片作为“给当今青年的一份希望”。

克林顿总统夫妇都属于“1968一代”。1999年，时任总统的克林顿曾对西雅图的抗议委婉地表示了理解。为此，他受到共和党右翼的猛烈攻击。

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一些人以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其突出的代表是尼克松的著作《1999不战而胜》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包括尼克松和福山在内的许多人，认为二战后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已经以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而结束。

由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例如，在哈佛讲授《正义》课程的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许多经济学家注意到，资本主义不仅不公正，不正义，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阻碍作用，尤其是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带来的“蛋糕”中，最大的一块不是被付出劳动的工人和工程师获得，不是被付出劳动的企业管理者和营销者获得，而是被资本和土地的拥有者获得。这一点，在房地产业尤为突出。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调动工人和工程师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调动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

1990-2020的30年间，由于中国缺乏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措施和监管经验，由于缺乏受到新教影响的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由于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所曾警告的犹太人的逐利(利润、利息)倾向的过度泛滥，中国的一些企业家热衷于与基金经理联手在资本市场谋利，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发展生产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企业微薄的盈利被金融大鳄鲸吞，无力投入于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升级。这导致的不仅是“不公正”，而且是“低效率”。

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和福山的“历史终结”的乐观想象，很快就被2011年美国年轻人在的东西海岸掀起的“占领华尔街”和“占领西雅图”的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惊醒。在其后的15年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1917年，这个幽灵席卷了俄罗斯。20世纪中叶，这个幽灵逐渐演变成一场噩梦。不仅对这个幽灵感到恐惧的人们憎恨它，咒骂它，一些曾经为之欢呼的人也对它投去怀疑的目光，如《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英国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20世纪80年代，尼克松、里根总统曾经以为对这个“幽灵”可以“不战而胜”，90年代福山等人则欢呼这个“幽灵”已经被消灭，历史已经终结。

然而，进入21世纪，伴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伴随发展中国家对不合理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的反抗，在雅典，在里斯本，在马德里，在罗马，在巴黎，在伦敦，在西雅图，在纽约……“1968幽灵”一次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今天，2026年，我们可以展望，这个“1968幽灵”将会在世界各地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1968年巴黎的“5月风暴”，被史学家称为“丰衣足食的反叛”，称为“富家子弟的革命”，称为“吃饱了撑的”导致的躁动。58年后的今天，2026年，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有条件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个世界上吃饱了肚子的人总会越来越多;未来，终究会属于吃饱了肚子的人们。我们可以展望，将会出现更多“丰衣足食的反叛”，将会出现更多“富家子弟的觉醒”。

共存理想的生命力，不在饿肚子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吃饱了肚子的那些人身上。对于多数人，只有在吃饱了肚子以后，才会产生对尊严的需要，才可能理解和接受孔子“己欲立而立人”的劝告，才可能逐渐明白，只有使更多的人获得尊严，只有使更多的人习惯于珍惜尊严，自己才可能享受更多的尊严。

台湾作家蒋勋是我非常欣赏的人之一。他在2017年出版的《孤独六讲》一书中写道：“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为 为‘五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为运动本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68年”是打着毛泽东的印记的。超出中国的范围，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看清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清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意义。

1979年发行的《The Wall(墙，大多被翻译为“迷墙”)》是英国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代表作。1982年著名导演艾伦·帕克拍摄了同名电影，将乐队的这个专辑搬上了电影银幕。《The Wall》的歌词是：

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

No dark sarcasm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Hey! Teachers! Leave them kids alone!

All in all it's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All in all you're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歌词大意：我们不要灌输式教育，我们不要强制的思想控制。嗨!老师!饶了我们吧。我们不是墙上的一块砖，我们不愿成为墙上的另一块砖。

在歌曲和电影中，可以听到1968年的余响，可以看到明显的文化革命印记。

一些人局促的视野，影响到他们对毛和对文革的理解。据中新网2015年2月10日报道，美国白宫日前公布了一段记者采访奥巴马的视频，在视频中奥巴马被问及“谁是你一生中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时，奥巴马直言是自己的母亲。实际上，当年奥巴马的母亲，克林顿夫妇，乔布斯等许多人都曾受到1968的影响。这也是《查理周刊》讽刺先知，讽刺教皇，讽刺戴高乐、萨科齐、奥朗德、奥巴马，但从不讽刺毛泽东的原因。

《百年潮》杂志2004年第6、7期连载了郑谦同志的《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一文。文中写道：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往往自称从第三世界特别是从中国获得灵感和启示。佩里·安德森所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把中国作为替代苏联的革命后社会的模式，和一种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样板”。的确，从现象上看，60年代的中国的确向西方左翼或激进思潮提供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十分有利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例如：越来越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直至付诸“大民主”的形式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以空前规模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冲击和“改造”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通过“三结合”的方式让群众参与各种管理，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平等，打破社会等级，反对精英政治;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上山下乡、亦工亦农等方式使知识分子与工农打成一片，实现两者的平等，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高度重视和发挥“反作用”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不断革命”推动生产发展;力倡艰苦奋斗，崇尚无私、忘我的道德境界和革命精神的力量，认为人的意志、精神、觉悟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强大动力，也是发展生产的目的;贬抑物质利益，缩小收入差别;认为富裕的生活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而艰苦的环境和俭朴的生活则有利于培养和保持革命的精神，所以“一穷二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有利起点;坚持政治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和作用，反对技术决定论，反对用经济效益评判一切，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一种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双重超越的现代化模式。

这段话，不无道理，比较中肯。

六、结语

二战之后，世界出现了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局面。直到文革，中国基本上是仿效苏联的方式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文革，宣告了中国对苏联模式的拒绝，开启了“第三种模式”的探索实践。

苏联共产党从“人民公仆”向“人民压迫者”的蜕变，让世界上许多追求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左翼人士感到失望。文革，为世界上的这些左翼点燃了新的希望，“造反有理”成为世界上许多左翼人士共同的口号。中国，也因此得到世界上许多左翼人士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