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的教训（下） 五月风暴为何失败？

封面：5月3日索邦大学的学生集会

中译者按：

1968年，巴黎索邦大学学生5月3日的抗议最终在5月13日演变为一场全国总罢工。然而，罢工并没有像建制工会官僚期待的那样散去，而是在第二天的凌晨就开始持续爆炸扩散，最终演变为一场历史性的有1000万人参与的政治事件。然而，五月终究失败了，尽管如今的回忆会谈论五月的遗产给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变革，然而戴高乐主义依旧夺回了权力，第五共和国屹立至今。五月发生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征如何?它又为何失败?五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

此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埃内斯特·曼德尔回顾五月风暴的文章。上半部分见：1968年5月的教训(上)高度工业化国家的革命如何发生?

在第四和第五节中，曼德尔通过盘点工人的行动，证明1968年5月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工资请愿运动，而是一场已经显露出双重政权可能性的革命高涨;但由于缺乏扎根工厂的革命组织，它没有进一步发展为现实的权力突破。曼德尔批评了当时戴高乐主义的“参与”以及统一社会党的“自治管理”，阐述了“工人监督”作为过渡口号的适当性。这一部分中还可以认识到曼德尔从1968年法国的现实中，得出的关于先锋队的教训。副标题为译者拟的。

1968年5月的教训

四、群众的自发性、双重权力和革命组织

让我们承认，学生在1968年5月真正地拥有革命意愿;但绝大多数劳动者难道不是局限于接受工会领导人给罢工赋予的请愿性质吗?因此，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Jean Dru及其他人呼应了法共的分析。

要知道劳动者群众在五月的日子里的真实想法，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其实并没有被请作发言。然而，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发现他们的关切是很容易的。只需要将劳动者召集到企业的全体大会上;让他们广泛地发言;决定由全体工人群众占领工厂;在那里确立最广泛的工人民主;在罢工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重新集会;简言之，就是在这场总罢工的框架下创建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这一形式，由随时可被罢免的代表组成;这种在群众的批判注视下进行的持续质疑与辩论的形式，正是苏维埃的形式——为此类罢工倡导这类形式的，不仅有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甚至还有1918年的考茨基。法国工人运动的官方领导人远低于这里的考茨基【15】。

【15】列宁，同上，第261页，引用了考茨基的话：“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面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

工会领导人试图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些群众性的占厂和思想交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学生的革命发言人进入工厂，这些事实表明，他们对劳动者的反应不是那么放心。被召唤来批准“格勒纳勒议定书”的劳动者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它，这一事实则表明群众想超出纯粹请愿运动阶段的本能意愿。

此外，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劳动者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大幅提高工资，那么他们为何自发走上了占领工厂的道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法国劳动者进行了许多提高工资的运动。这些运动从未取得能与1968年5月相提并论的规模;其行动形式也从未能与1968年5月的相提并论。通过占领工厂;通过数万，有时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通过在企业上升起红旗;通过在各方面迸发出诸如“十年就够了”;“工厂归工人”;“工人权力”、“权力归劳动者”的口号，劳动者群众表明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涨薪【16】。

【16】再引用列宁的话：“把莫斯科十二月斗争这样的人民运动说成是密谋活动，(参见“左派分子冒险”!曼德尔注)说出这种话实在是社会民主党的莫大的耻辱!”(1906年5月“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3卷，第49页。)

但是，存在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它表明，劳动者想走得比单单是争取“工资和良好选举”的常规运动要远。这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在那些有机会自由表达、官僚屏障被撼动乃至倒塌、来自基层的创举能发展的地方所展现出的行为。对这些经验做的盘点远远不完善;但这个清单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布雷斯特的无线电报总公司(CSF)工厂，劳动者决定继续制造，但生产了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特别是“无线对讲机”，它帮助罢工者和示威者抵御镇压;

—在南特，罢工委员会试图通过分发通行许可和用路障阻止进入城市来控制进出城市的交通。此外，似乎该委员会甚至还发行了一些商人和耕种者接受为货币的信用凭证;

—在卡昂，罢工委员会禁止所有人进入城市，持续24小时;

—在维特里(Vitry)的罗纳-普朗克(Rhône-Poulenc)工厂，罢工者决定与农民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并寻求将该经验扩展到其它企业，同时还讨论了向“积极罢工”(即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计划恢复工作)的切换，并且得出结论，最好将这一尝试推迟到其它几家企业跟随他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17】;

【17】应当指出，同样的这些工人自发地同西欧各地的若干化工厂取得了联系，表现出了比所有欧洲工会领导层加在一起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欧洲意识”。“国际金属工人联合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分部(FIOM-CISL;德国DGB、比利时FGTB、英国TUC等都加入其中)在五月事件期间正召开代表大会，但它的声援并没有提升到比向罢工者提供…1万美元支持更高的水平(每个罢工者0.1美分)。

—在莱米罗(Les Mureaux)的水泥厂，工人们在总大会上投票罢免厂长。他们拒绝接受老板重启投票的提议。因此，这个厂长随即被送到这个水泥厂的一个分厂，在那里，为了与莱米罗的工友团结一致，劳动者们立即开启了该厂历史上首次罢工;

—在圣-团安(Saint-Ouen)的Wonder牌电池厂，罢工者在总大会上选出了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表明他们谴责总工会(CGT)的改良主义方向，他们在工厂内筑起街垒，禁止工会官员进入;

—在萨克雷(Saclay)，核能中心的劳动者从工厂征用设备来继续罢工;

—在鲁昂的造船厂，劳动者将销售革命文学的青年置于自己的保护下，并拒绝那些追赶并试图逮捕他们的共和国保安队(CRS)进入工厂;

—在巴黎的几家印刷厂，当内容直接对罢工有害时，劳动者要么强行修改了头版大标题(《费加罗》)，要么拒绝印刷报纸(《民族报》)。*

*中译：前者Le Figaro为中间偏右报纸，后者La Nation为戴高乐主义喉舌。

—在巴黎，学生-工人-农民联络委员会(CLEOP)组织了农业合作社供货的食品补给车队，这些车队在工厂分配产品或按成本出售(例如，鸡肉80生丁，鸡蛋11生丁);塞尔日·马雷(Serge Mallet)【18】提到了法国西部类似的行动;

【18】统一社会党(PSU)活动家，后来著有《工人权力：官僚还是工人民主?》(Le Pouvoir ouvrier, bureaucratie ou démocratie ouvrière ?, Editions Anthropos, 1971)。

—在索绍的标致工厂，劳动者建造了路障，以抵抗共和国保安队的入侵，并胜利地将他们赶出了工厂;

—在巴黎的雪铁龙工厂，初次尝试是适度和萌芽的——征用卡车以便为罢工者提供补给;

—也许是最有力的例子：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的大西洋造船厂，尽管工会机关不断施加压力，劳动者却占领了企业，并且【持续了十天】拒绝提出直接诉求清单【19】。

【19】关于这些不同信息的来源，尤其参见Le Monde, 29 mai 1968 ; Le Figaro, 30 mai 1968 ;La Nouvelle Avant-Garde, juin 1968 ;Le Nouvel Observateur, 19 juin et 15 juillet 1968 ; « Mai 1968, première phase de la révolution socialiste française », numéro spécial de la revue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mai-juin 1968, etc.

当这份清单被补齐时，难道还能否认，它表达了工人阶级掌握自身命运、并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重组社会的自发倾向?这些难道是纯粹请愿性罢工的表现，是一种“平常”的罢工表现?还是说，这是一场由于其规模和逻辑，推动群众自身超出直接诉求的罢工【20】?

【20】瓦德克·罗歇引用列宁的话：“说目前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十足的空话。”面对这个诡辩的巨大程度，人们真是目瞪口呆。瓦德克·罗歇是想暗示列宁写过这样的话吗：“说一场伴随着占领工厂的1000万劳动者的罢工，是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步，那就是十足的空话”?同一个列宁，难道不是写过总罢工提出了权力问题、提出了起义问题吗?

有人用立法选举的结果，以及它所反映的戴高乐主义高涨，来反驳这种分析。但是，这些分析深深染上了议会愚蠢，装作不知道资产阶级民主下的选举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轮投票中，左翼获得41%的选票，戴高乐派获得44%。但是，如果考虑到大量劳动者这一次因为厌恶各大工人组织的政策而弃权，尽管他们仍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行动;如果考虑到数十万青年曾经是1968年5月运动的先锋，却仍然被一种反民主的选举制度剥夺了投票权——而且，由于拒绝更新选民名单，那些刚刚达到成年年龄*的人也被剥夺了投票权——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推定，即便在5月30日的巨大失望之后，左翼和戴高乐主义的力量在法国人民内部仍然处于均势。

*中译：1968年，法国的成年年龄即获得选举权的年龄是21岁，这直到1974年才被调至18岁。根据当时Michel Pierre TEXIER在一个电台节目中的说法，有260万青年参与了1968年的运动，然而他们都没有投票权。而1968年的立法选举第一轮登记选民数量为2817.8万。

然而，这种均势是在戴高乐主义的一次胜利手腕、以及左翼一次可悲的战术失败之后出现的，后者接受了阶级敌人规定的游戏规则：在纯粹请愿的基础上停止罢工;事实上接受对极左的镇压;把1968年5月提出的攸关问题交给选举来裁决。难道能够有一丝怀疑——如果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左翼一边，如果其能够让五月四周中积累起来的巨大斗争性、热情和勇敢结出果实，用以实现工人监督、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和街区委员会、在地方和地区层面联合并在全国层面结成联盟、武装罢工纠察队、向人民开放的印刷厂，同时满足直接诉求——在这种情况下，6月23日晚左翼无论如何仍然代表着的法国全国的45%，不会在几天之内变成超过50%?

因为整个当代历史都证明：如果“对内战的恐惧”是中间阶级和“摇摆选民阶层”作出政治选择的一个动机，那么，转向最强一方阵营的倾向;跳上通往胜利的战车的诱惑;最坚决、最有力的主动性的吸引力，在天平上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决定性重量【21】。在这个意义上，戴高乐早在5月30日晚上就赢得了战斗，与其说是因为他集结了“恐惧党”，不如说是因为他抢在那些带有犹豫、循规蹈矩、停滞不前和投降精神的政治对手之前采取了行动。

【21】“他们忘记了各资产阶级政党所以能统治下去，在极大程度上是靠它们对民众的欺骗，靠资本的压迫，以及在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各小资产阶级政党最显著的特点，这些政党通常总是想用多多少少隐蔽的阶级调和的形式来代替阶级斗争。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应当让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条件下，即在保存资本权力和资本压迫的条件下——公开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并且应当夺取政权。’”(1919年12月16日“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8卷，第23页。)

人们经常反驳我们所主张的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战略、过渡纲领战略，说这种战略只有由各大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本身来实行时才有效。没有那只有这些组织才有能力筑起的堤坝，来抵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不断渗透，工人阶级目前就注定只能停留在请愿斗争之中。1968年5月的经验完全推翻了这种悲观诊断。

当然，如果存在没有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群众性工会和政党，并且不停用挑战和总体性质疑这个制度的精神教育劳动者，那么这会是一张巨大的王牌，能够加速劳动者内部革命阶级意识的成熟——即使这些工会和政党并不是夺取政权的合适工具。但是1968年5月的经验表明，在没有群众性的革命先锋队的情况下，这种意识觉醒仍然终究会在无产阶级内部爆发出来，因为它是由劳动者多年来每天积累的新资本主义矛盾的全部实践经验滋养出来的。

列宁曾说，自发性是组织的萌芽形式。1968年5月的经验，使我们能从两个方面明确这一思想的现实性。工人的自发性从来不是纯粹的自发性;在企业内部，先锋小团体的酵母在起作用——有时只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活动家——其坚韧和耐心，正是在这些社会沸腾达到顶点的时刻得到回报。工人的自发性通向一个更广泛(vaste)的先锋队的组织，因为在几周之内，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理解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法国的可能性。他们理解到，为了这个目的必须组织起来，他们抓住千万的连线与学生、知识分子、革命先锋小组建立联系，而后者正一点点塑造法国无产阶级未来群众性革命党的形态，其中“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22】从现在起已经显现为最坚实、最有活力的中坚力量。

【22】JCR于1968年6月被解散。它的许多活动家随后创办了1968年9月的周刊《红色》(Rouge)，并在1969年建立“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译：LCR，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而后于2009年重组为“新反资本主义党”(NPA)。)

我们并不是对纯粹而简单的工人自发性顶礼膜拜的人。即便这种自发性在官僚主义机器的保守主义面前必然被重新评估【23】，它在面对高度专业化和集权化的国家机器与镇压机器时，也会碰到明显的界限。在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在一个全国领土范围内自发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毫无疑问，将来也不会做到。即使是在法国这样规模的整个国度内扩展双重权力机构，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会因为缺乏一个已经充分扎根于企业之中的先锋队而变得困难得多，而这本可以迅速普遍化少数先锋工厂中劳动者的创举。

【23】我们无法在此分析法国和意大利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保守主义的物质根源和社会根源。这些根源一部分同经典改良社民主义的根源相同，一部分不同。不过，只要在“意识形态”层面指出一点就够了：一个机器如果被以“新民主”和“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及议会道路”的精神教育了二十多年，那么，当它面对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面对这种高潮打破“合法性”和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束缚时，它不可能不被完全弄得不知所措并解除武装。

此外，夸大1968年5月劳动群众自发创举的规模没有任何好处。这种自发创举作为潜能到处存在;但无论是在发动占领工厂的层面，还是在前文提到的双重权力创举的层面，它都只是在一定数量的有限案例中成为现实。行动中的学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摆脱了将其导入改良主义道路的努力;劳动者则在多数情况下再次任由自己被引入其中。不应责怪他们;责任在于那些官僚主义机器，它们多年来一直竭力在劳动者内部窒息一切批判精神、一切反对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方向的表现、一切工人民主的残余。1968年6月戴高乐主义的政治胜利，是工人运动为法国无产阶级内部先锋队与群众之间尚未被颠覆的关系付出的代价。

但是，如果说1968年5月让我们又一次记录下了缺乏适当的革命领导这一事实，以及由此对革命高潮的胜利产生的不可避免后果，那么，这一经验也使我们得以(三十多年来在西方第一次)看到问题的真实规模和走向解决的道路。为了让1968年5月能够朝着双重权力实现第一次决定性突破——让法国在保留整个力量比例的情况下经历自己的1917年2月——所缺少的，是一个在企业中具有不亚于它在大学中既有规模的革命组织。在这个精确的时刻和这些地点，人数有限、表达清晰、拥有正确的纲领与政治分析并能被听见的工人中坚，本来就足以阻止罢工者的分散，足以在全国主要工厂中确立群众性争取和民主选举罢工委员会。当然，这既不是起义，也不是夺取权力。但是，法国和欧洲历史上决定性的一页本来已经可以被翻过去。所有相信社会主义可能而且必要的人，都必须努力让下一次能够做到这一点。

五、参与、自治管理、工人监督

为了夺取权力，需要有一个革命先锋队，它已经使多数雇佣劳动者确信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它已经能够把无产阶级多数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如果法共曾经是一个革命政党——也就是说，如果它即使在革命并未提上日程的时期、甚至在列宁所说的反革命阶段，也曾以这种精神不停教育劳动者——那么，在抽象意义上，1968年5月夺取权力是可能的。但要这样的话，许多给定条件就会同1968年5月的现实大不相同。

既然法共不是革命党，既然没有任何一个先锋小组在工人阶级中已经拥有足够的影响，1968年5月的结局就不可能是夺取权力。但是，一场伴随着占领工厂的总罢工，能够而且应当以争取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实现过渡诉求作为结局，也就是说，以创造一种双重权力、一种群众的事实性权力(同资本的法定权力相对[pouvoir légal])作为结局。为了实现双重权力，一个群众性革命党并非必需，以下便足够：劳动者强有力的自发推动，由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先锋队加以刺激、丰富和部分协调;这个先锋队虽仍然太弱，无法直接同传统机关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但已足够强，能够在实践中超出这些机关。

这个有组织的先锋队还不是一个党;它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党，是未来党的中坚。而如果这个党的建设问题，大体上处在列宁在《怎么办?》中勾画的类似框架中，那么它的解决，必须由六十年的经验来丰富，并纳入今天帝国主义国度中的无产阶级、学生和其它被剥削阶层的一切特点。

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历史上看，这一尝试将会是第三次(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共已经失败)，而过去的失败，使劳动者和学生对一切操纵尝试、对一切图式化的教条主义、对一切试图用遥控目标取代群众自己给自己提出的目标的努力，产生了明显且正当的不信任。相反，正是这样一种能力——支持并扩大每一个围绕正当目标的局部运动、显示自己是所有这些局部斗争和部门斗争的最好组织者，给予了革命活动家(及其组织)必要的威信，使其能够把这些斗争整合进一场总体的反资本主义行动之中。

戴高乐主义的“参与”运动的欺骗性已被充分揭露，因此不必在这里长篇大论。只要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投资的无规律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也就是失业。只要生产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为了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它就不会首先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标，而会转向利润最高的部门(包括通过“操纵”需求)。只要在企业中，资本家和他的经理仍然保有指挥人和机器的权利(droit)——从戴高乐到库夫·德·穆尔维尔，政权的所有维护者都很清楚地说明，他们丝毫没有想过质疑这种权力(pouvoir)!——劳动者就会继续在生产过程中被异化。

把资本主义体制的这三个特征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一幅社会图像：在其中，无产阶级处境的根本特征仍然存在。生存的不安全仍然存在。生产者的异化仍然存在;消费者的异化甚至还会增长。劳动力的出售将像从前一样导致剩余价值的出现和资本的积累——而这种资本属于另一个阶级，并不属于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它的那个阶级【24】。在这些界限内的“参与”，归根到底等于一种加剧异化的尝试：让劳动者失去自己被剥削的意识，却并不消除剥削本身。无产者将有权被咨询，以便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被解雇。家禽能够参与选择自己被拔毛的方式，真是幸福啊!

【24】不必详谈“利润参与”的欺骗性质;它是戴高乐主义版本的“人民资本主义”，后者是美国和西德资本家所钟爱的东西。只有在它把劳动者从出售劳动力的经济义务中解放出来时，也就是说，只有在它允许劳动者构成一种足以保证其生存的财富时，它才会消除无产阶级处境。一个导致这种结果的“资本主义”将会否定它自身，因为它在自己的企业中将再也找不到可以剥削的劳动力。

然而，仅仅揭穿关于“参与”的空话还不够。这种蛊惑宣传在五月危机时出现，并非偶然。它表达了政权方面的一种意识：它意识到了新资本主义法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并预感到这些矛盾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的爆炸性。否则，如何解释大资本的重要力量竟然被迫使用一些它们哪怕在1936年和1944—1945年都可以不必使用的论点?1919年1月，德国社民党在“社会化正在进行”的口号下反对斯巴达克派、反对工兵苏维埃;戴高乐则试图遏制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暗示他准备自上而下实现一场革命——当然是在秩序和安宁中实现。

五月的爆发一下子在整个法国社会面前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在帝国主义国度中的社会问题。谁指挥机器?谁决定投资、投资方向和投资地点?谁确定劳动节奏?谁选择要制造的一系列产品?谁确立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源使用上的优先顺序?尽管有人试图把总罢工重新压缩为劳动力报酬问题，但经济和社会现实仍然迫使、并将继续迫使所有人讨论马克思曾经表述过的根本问题：不仅是提高工资，而且要废除雇佣劳动制。

革命社会主义者对此只能感到喜悦。事件的这种转向证实了他们多年来一直宣告的东西，即：新资本主义经济和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的逻辑，将越来越多地把辩论和行动的重心，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转移到维持还是推翻资本主义结构的问题上，在企业中、在经济中、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都是如此。

在五月危机期间，“自治管理”的口号被各方提出。作为一个一般宣传口号，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不过，条件当然是要把“企业的自治管理”替换为“劳动者的自治管理”，并且明确说明后者意味着一种民主集中化的投资计划的出现，以及若干额外保障;否则，“去无产阶级化的生产者”就有可能发现自己仍旧一无所有，甚至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失业者【25】。

【25】南斯拉夫的例子证明，如果自治管理被限制在企业层面，并且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过度扩张，以保护劳动者免受“集中化”之害为借口(仿佛一个常设的、严格尊重工人民主的全国工人代表会——苏维埃——大会的权威，不能作为反对官僚的有效战斗工具一样)，那么它将会同时增加社会不平等、官僚的力量以及劳动者的灾难(包括解雇和大规模失业)。

但是，作为一个行动的直接目标，在那些已经提出立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革命前形势之外，特别是按照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FDT)某些领导人有时使用这一口号的方式，它包含着一种危险的混淆。劳动者的自治管理需要以推翻资本的权力为前提，包括在企业中、在社会中以及在政治权力层面。只要这种资本的权力仍然存在，想要逐厂地把决策权转交给劳动者，就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仿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战略决策是在这个层面作出的，而不是在银行、托拉斯、垄断组织和国家层面作出的!)。它还是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因为如果它偶然开始制度化，它就会倾向于把工人集体变成生产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为了同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就不得不服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和利润的命令。这样绕了一圈，发现回到了同戴高乐主义的“参与”所追求的结果一样的东西：剥夺劳动者意识到自己被剥削的意识，却不消除这种剥削的核心原因。

因此，五月事件以及对新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在质疑企业和经济的资本主义框架这一问题上所提示的直接回答，既不能是“参与”(公开的阶级合作)，也不能是“自治管理”(间接整合进资本主义经济)，而只能是工人监督。“工人监督”之于劳动者，正如“总体性质疑”之于学生。

工人监督，就是劳动者确认自己拒绝让资方自由地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就是争取由劳动者自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被罢免的代表【26】拥有否决权：对雇用和解雇、对流水线节奏、对引入新的生产、对继续维持或取消某种既定生产、当然也对企业关闭，拥有否决权。即，只要劳动者还没有取得揭露资本家如何在谈论价格和利润时做手脚的可能性，就拒绝同资方或政府就整个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这就是打开资方账簿，并由劳动者计算真实成本价格和真实利润空间。

【26】若干罢工委员会(尤其是巴黎地区老佛爷百货和罗讷—普朗克工厂的罢工委员会)是在成员可按其选民意愿被罢免的制度下选举产生的。

工人监督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现成图式，由先锋队试图把它套到阶级斗争的真实进程之上。相反，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它在很大程度上同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战略、同争取过渡纲领的斗争相一致)必须途经群众直接关切的一切曲折道路，必须不断从劳动者、家庭妇女、学生、革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现实中涌现并反复涌现出来。

1968年5月争取到的工资上涨，是否“必然”意味着成本价格上涨?上涨到什么程度?零售价格上涨真的来源于这种报酬上涨吗【27】?资方是否企图通过加快节奏来“弥补罢工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是否试图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来恢复自己的利润率?法国在几天之内遭受外汇储备流失，谁应对此负责?总不会是劳动者，甚至是“一小撮左派分子”，把数十亿法郎转移到瑞士和其它地方去了吧。正是从这些问题，以及由日常现实引起的类似问题出发，围绕工人监督的鼓动才能够不断扩大、更新和完善。

【27】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提醒说，美国钢铁托拉斯习惯于把已经决定的涨价推迟到罢工之后的第二天，以便能够把责任归咎于“过度的工资上涨”。

目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创造新的制度。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意识水平、斗争性、对资方和政府每一项反动措施针锋相对地回击的能力;目的在于，不是在词句中、而是在行动中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正是这样，群众的革命性豪迈将会得到确证，他们将表现出决心：排除资本主义的“秩序”和“权威”，创造一种更高级的秩序——明日的最严格尊重劳动者民主的社会主义秩序。正是在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普遍化的时候;在同资方的力量较量不断扩大、并由此产生群众革命意识觉醒的时候;在各处涌现双重权力机构——从“消极占领”到“积极占领”的过渡，即在劳动者自身管理下重启经济——的时候，才获得一种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真实的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建制化”自治工厂的危险才会消失;由劳动者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大会，才能够掌握新权力的经济组织，同时在政治层面显现为新权力。1968年5月的历史功绩在于证明：争取这种工人监督的斗争、双重权力从新资本主义矛盾最深处和群众创造性创举中诞生，对于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来说都是可能而且必要的【28】。随后一个阶段将看到它的充分展开，也就是说，将把向社会主义突破、向人的去异化突破提上日程。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继续战斗。

【28】篇幅不允许我们在此讨论1968年5月的爆发在欧洲国际层面和欧洲以外国际层面上的意义与后果。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决定性的日子里，尽管戴高乐同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种种分歧，但国际资本却一致飞奔前来支援他;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官方工会运动和官方工人运动完全无力组织哪怕一项声援行动，来支持这场西方几十年来所见过的最广泛的总罢工，这一景象可悲至极。

1968年7月20日

埃内斯特·曼德尔

附记：

在从国外返回比利时途中，埃内斯特·曼德尔于8月底前后被纳博讷(Narbonne)警方盘查，拘留12小时，随后根据6月10日作出的禁止居留令，在严密看守下被押送至比利时边境。《现代》支持本刊合作者对这一新的警察任意措施所提出的抗议;这种措施使《罗马条约》所规定的人员、思想、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趋向于只剩下“有待增殖的资本的自由流通，以及有待剥削的劳动力的自由流通”。顺便说一句，这一事实“再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哪怕其宣传者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

《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