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见汪精卫至今没有令人可信答案之疑问分析

1955年，潘汉年托陈毅转交中央的材料中写明：1943年，他是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汪精卫不知道潘汉年要来，他不在办公室，胡李潘三人就不一定能见到汪精卫。另外，汪精卫每天要为日本人办理的事情很多，就是他同意要接见的人，也不一定他当天就有时间能够接见。事先没有时间预约，他绝不可能在那里一直等待。“挟持”是突然发生的事，你们三个人怎么一去就会见到他?换句话说：李士群若没有事先与双方约定安排好时间，潘汉年又突然坚决拒绝去见办公室内等待的汪精卫，李士群岂不是要大丢面子?汪精卫不仅会觉得此人办事极不可靠，甚至还会大发脾气!

“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说法，可信度很低。尤其是，潘汉年当时并没有及时报告饶漱石和党中央，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后，他与胡均鹤这个唯一的知情人，共同隐匿屏蔽到1954年后的十多年以后。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讲话的心理压力下，潘汉年被迫不情愿的自己交代后，“被胡李二人挟持”的说法，其可信度就更低了。

汪精卫见到潘汉年时，他对潘汉年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身份显然是十分清楚的，李士群随便带一个用了化名的、不知底细、毫无安全感的人来见他，他肯定是不会接见的——尤其是他不止一次受过未成功的暗杀。他必然是想从潘汉年这个特殊人物那里得知所需要的信息。潘汉年究竟对汪精卫讲了什么内容?汪精卫又询问了什么问题?在李士群、汪精卫死了以后，只有胡均鹤与潘汉年他们二人自己才知道。读者会完全相信二人共同隐匿屏蔽十多年后的自我描述和所谓“交代”吗?

从上面分析的情况出发，1955年，潘汉年也不会毫无顾忌、无保留地对李克农、罗瑞卿、杨奇清这些领导人如实讲述他会见一个汉奸头目的谈话内容。他经由陈毅提交的交代材料可信度也是很低的，中央政治局绝不会也不可能完全采信他提交的材料。尤其是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3年，汪精卫若不相信或不满意他当面回答的相关问题和对其提出的某些要求时，怎么就会让他一个敌对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全身而退了?许多研究者仅仅根据潘汉年与汪精卫谈话的一两段非常简单的自述内容，就言之凿凿地轻易认为潘汉年见汪精卫没有谈什么实质性内容，岂不是天真得幼稚可笑!

众所周知，潘汉年当年代表中共中央与陈立夫、张冲、顾祝同、邵力子等众多国民党方面的高官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的谈判和秘密接触，由于蒋介石对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的极不信任，许多谈判和接触过程中的细节，未参加谈判的汪精卫他们是不知道的。汪精卫就连这些简单的细节问题都一点没有询问过吗?显然这些谈判和接触过程中简单的涉密问题，也是不能随便告诉汪精卫这个汉奸头目的。汪精卫对其回答不满意，潘汉年怎么可以全身而退!这也是潘汉年一直隐匿屏蔽到1955年的一个最可怕梦魇。

另外，汪精卫就不会或一点都没有对潘汉年提出过任何其它要求——提供共产党方面的某些信息，这样简单的要求都没有提出过吗?他后来就没有通过胡均鹤、李士群再次联系过潘汉年吗——一次都没有联系过或有过多少次呢?有哪位读者或研究者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些几乎无法解答查清的疑问?中央政治局连上面这两个简单的历史问题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以后还会有大肆炒作的所谓“潘汉年冤案”及相关文章吗?只有把中央政治局对这些简单问题的思考与主导作用完全彻底隐匿(不包含有许多受误导的隐匿者)排除在外，才可以大肆炒作所谓“潘汉年冤案”。

笔者谈到的这两个简单问题，直接就关系到潘汉年是否已经被汪精卫反向利用的事实。不是“毛泽东大笔一挥”“此人从此不可信任”，而是公安部李克农、罗瑞卿、杨奇清这些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也绝不敢随便相信他潘汉年对这些问题会说真话!尤其是他还与胡均鹤不诚实地共同隐匿屏蔽并具有欺骗性地不正常情况下继续合作了十多年之久。

非常清楚：中央政治局在获知潘胡二人会见汪精卫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再让他二人继续欺骗性地进行合作十多年之久!这就是一个曾经立有过许多次于人民有益的大功劳的高级干部之顶级悲剧。聪明人反被聪明误、一失足成千古恨!潘汉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实例。是否有后来者还想要再次效仿?

潘汉年这个曾经“久经考验的革命者”为什么要秘密去见汪精卫

1955年，潘汉年自己递交的相关材料认为：“他是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公安部的负责人罗瑞卿、杨奇清及相关审查人员一定是不会轻易、也不敢相信他这一句话是真实的，首先就是因为他与胡均鹤这个历史复杂人物不诚实地共同屏蔽隐匿了十多年之久，办案人员不可避免地要把见汪精卫这件事放到1943年前的抗战大环境中去考察。李士群、胡均鹤二人的经历就必然成为对照审查潘汉年的一面镜子。时值当时的抗战大环境处于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大量高级将领降日，滇缅远征军遭受日军重大打击惨遭失败，国际唯一最重要的援华路线滇缅公路被截断;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也在日伪军三光政策的多次扫荡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敌后根据地的人口由一亿人减少到五千万——在华北长城沿线制造出千里无人区，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减少到四十万)，左权将军与戴安澜将军在敌军的凶残进攻中为国捐躯。

此时潘汉年与胡李二人秘密去见汪精卫必然无法排除其思想发生动摇、想要预留个人退路的重大嫌疑。试问：有谁可以或敢于提供潘汉年肯定没有预留个人退路这一想法之令人可信的证据?后来审查的实际发展情况表明，中央政治局和负责组织审查的公安部罗瑞卿、杨奇清肯定没有放弃对这一个最简单直接疑点的询问、调查与证据材料收集。因为对于潘汉年这样的高级干部，明确这一点就是要据此判断其所提交材料可信度的最重要最关键依据。

为什么后来潘汉年案件会牵涉到审查上海公安系统3000多人，可以断定，直接的原因就是无法证明和排除：潘汉年见汪精卫没有预留退路的想法或者其当时实际已经为汪精卫所反向利用情况;甚至在四五年去延安时，面对毛泽东对相关问题之询问时，他还是坚决否定了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这就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增加了他当时具有为自己预留退路的可能性。他对毛泽东这次询问的否定，不仅说明他不诚实地欺骗了中央政治局，实际上还在误导中央政治局给饶漱石发出了错误判断情况下的部分相关电文内容如下：

“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事情非常清楚：若不是受到潘汉年的欺骗性误导并取得信任，毛主席会让刘少奇和康生联名给饶漱石发出这样内容的电文吗?中央政治局还会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对其保持绝对的信任吗?中央政治局难道不会要求饶漱石立即终止潘汉年与胡均鹤这个危险人物的联系，立即将潘汉年调离上海吗?所谓危险人物就是指：李士群被毒死以后，汪伪撤销了“76号特工总部”，接着又成立了一个“政治保卫局”，由原军统特务头子万里浪和胡均鹤分任正、副局长。以后，“政治保卫局”又分别设立了专门管上海地区的第一局，专门管南京地区的第二局，胡均鹤兼任第二局局长。中央领导人和饶漱石也没有谁敢于保证两个一起去会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人，不会再次为汪伪日所反向利用。哪位读者或研究者可以提供潘汉年没有再次通过胡均鹤这个南京第二“政治保卫局”局长与南京汪精卫联系的证据?

连周恩来总理得知潘的情况后，都表示问题非常严重，要李克农积极介入案件的调查，难道总理都非常重视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不闻不问吗?许多幼稚可笑的文章内容，却轻描淡写地表示“潘汉年见汪精卫没有谈什么实质性内容”!这些幼稚可笑文章的一个历史虚无类通病就是：把许多老资格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集体主导作用完全排除在外，好像中央政治局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就毛泽东一个人在那里摆布潘汉年一样!

对潘汉年案件必须进行的相关审查过程

1951年，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一个可疑的人物，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潘汉年与杨帆同上级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发生了严重矛盾，杨奇清所调阅之案件中认定有两个犯人应该枪毙的，他们继续维持原判，没有枪毙。杨奇清副部长给上海公安局作报告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就在报告现场的同一栋楼上也不去参加。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就因为胡均鹤问题做出过检讨，不久又被接受停职检查，并且免去了胡均鹤上海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同时不准他继续再穿军装。这是在饶漱石和潘汉年都没有发生问题和受到严重怀疑情况下处理的。这个处理结果显然是考虑到：大上海一个具有600万人口的极其重要性，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方面考察，上海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而当时任命胡均鹤上海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是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的，潘汉年和陈毅正副市长都是同意的，罗瑞卿也认为胡均鹤这个人使用的效果是好的——胡均鹤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几百名国民党潜伏特务，协助破获了许多特务潜伏的电台。无疑是立下了大功。尽管有这样的背景，持不同意见之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显然是有更充足的理由获得了更高级别的认可和支持，否则不可能有：免去胡均鹤上海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职务，杨帆接受停职检查的结果。

饶漱石出问题后的1954年9月，曾经被饶漱石批准为上海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胡均鹤被逮捕审查，此时的潘汉年内心肯定发生了激烈的震动——胡均鹤是否会说出隐匿十几年见汪精卫的往事?潘汉年还是继续坚持隐匿屏蔽到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又有半年多时间。分析到这里，读者还会看不出潘汉年想要继续隐匿屏蔽那不光彩往事的强大心理愿望吗?

直到毛主席号召全党高级领导干部向党组织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并劝诫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若不交代，以后一旦发现，罪加三等。毛主席这一句话中：“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若不交代，以后一旦发现，罪加三等。”——这些斩钉截铁、敲山震虎式的语气分析可以知道：毛主席显然已经认定，最少有一个交代者是有罪的，否则不会有“罪加三等”，只给“最后一次机会”的说法。

由此可以反推出胡均鹤至少已经透露了会见汪精卫的某些情况，潘汉年根据毛主席的讲话也判断出胡均鹤已经牵连到他自己，他已经无法再继续隐匿和屏蔽三人去见汉奸头目汪精卫的事实。支持此判断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媒体刊登所谓“中共与日伪秘密接触谈判”的谣言时，面对毛泽东的当面询问，他都坚决隐匿屏蔽会见汪精卫的情况。若不是判断得出，被逮捕关押之胡均鹤透露了会见汪精卫的秘密，他必定会继续隐匿屏蔽下去。潘汉年见汪精卫案发后，不可避免地首先要将潘汉年与胡均鹤的长期欺骗性合作重新进行审查，这就是潘汉年案件会牵涉到审查上海公安系统3000多人的原因。网上可以看到的数据，最终审查只有十几人继续留在上海公安系统工作，约有300人逮捕判刑，其它多数人退出

上海公安系统工作。也就是说：对潘汉年与胡均鹤的长期欺骗性合作重新进行审查的结果，实际就是重新组建了一个上海公安系统。这对于大上海一个具有600万人口的重要城市，建立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存在众多历史疑问的公安系统，难道不是非常重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