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当人看很难？不为人知的淮海战役细节（5）

华野八纵六十七团九连战士向黄百韬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碾庄发起冲锋，战后该连被华野授予“碾庄圩突击模范连”的光荣称号。1948年11月，邹健东 摄

1949年11月1日上午，邳县碾庄圩(今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

天下着雨，苏联《真理报》记者西蒙诺夫，在南下采访我解放大军途中，路过徐州，提出要到淮海战役战场去实地考察。在当地驻军司令部作战科长恽前程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年前，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旧战场。

庄外，曾经密如蛛网的近迫作业，已荡然无存。蒋军的几百个地堡，多数都归为农田，只留下在庄角边的几个土堆，长满了衰老的瓜蔓和蒿草，要不是部队的同志支点，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了。庄内黄百韬的兵团司令部还保留着，不过也已经是破屋断垣了。院里堆满了炮弹壳、汽车轮子、钢盔、马鞍等杂物。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6日第一版上的相关消息。

恽科长原先是中野六纵的突击营长，作为亲历者，讲得绘声绘色。西蒙诺夫是苏联著名的军事小说作家和战地记者，参加过卫国战争，对于这场60万战胜80万的战争奇迹，更是好奇不已，问题不断。

对于我军实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瓦解敌军政策，西蒙诺夫问道：“让敌人的士兵来当解放军?发给他们武器吗?”

恽前程回答：“发的，这些俘虏兵绝大部分是穷苦人出身，是国民党抓壮丁强迫他们入伍的，一经诉苦教育，就能提高觉悟，知道为谁打仗，马上就能调转枪口去打国民党。这些解放战士机智灵活，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许多人在战斗中还立了战功，担任了班长、排长，有的还成了战斗英雄。”

恽前程同志向西蒙诺夫讲述攻击敌人的情况

西蒙诺夫睁大眼睛摇着头说：“噢!这太新奇了，简直让我不敢想象。在我们的卫国战争中，可不敢把冲锋枪交给被俘的敌军士兵。”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我军共俘敌320355人，其中20多万化敌为友，在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转化下，成为英勇顽强的解放战士。

以华野为例，淮海战役开始，部队总数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达到55.1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淮海战役一角。1949年1月，郝世保 摄

在华野部队中，以六纵为例，淮海战役前，全纵人数仅2.3万余人，淮海战役中该纵作战50次，歼敌达7.2万余人，战役结束时，全纵人员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增加到4.3万余人。战役中该纵伤亡占战前人数46%，但是战役结束后，人员增长了80%。有的连队补入的淮海战役中的解放战士占全连人数的80%。第30团立功人员中，补入的淮海战役中解放战士约1/3。

问题来了：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兵，包括基层干部，凭什么能迅速转换立场，甚至军服都来不及换，就是撤掉国民党军的符号，就重新拿起武器，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为共产党冲锋陷阵?

换言之，为什么国民党军的长期教育迅速失效，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短期教育迅速起效呢?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美)考夫曼 摄

这篇我们不妨以伤兵的角度，来看看国共两军的巨大差别，即展现两个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下的军队差异性。更重要是告诉大家，为什么国民党军队是反动军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反人民与为人民，这就是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失败，人民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自古有战争就有伤兵，伤兵理应得到军队的照顾和社会的尊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给伤兵改了个名字，叫“荣誉军人”，简称“荣军”。其实这个称呼，最早是教员同志改的。按理说这是好事，不过，国共两军的荣誉军人待遇，却是天差地别。

国民党的作风，熟悉的都熟悉，那叫“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待自己的伤兵也是如此，他们为你而战，你却把他们视若敝履。抗战时期，有民族感情的遮羞布，还相对好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丧尽民心，“荣誉军人”不但不“荣誉”了，而且成为了社会危害。不管是社会上说的“四大害”、“五大害”和“十大赖”，国民党军的伤兵都“名列前茅”。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伤兵。

不是这些国民党军的伤兵，天生就是坏痞，说到底还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阶级属性使然。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暴力工具，国民党军队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先天性是反人民的，这些伤兵中的绝大多数是被抓来的壮丁，即被国民党反动派强征来的农民，后者在乡受地主的压迫，到了军队里又受到官长的压迫。在国民党的整个统治体系看来，这些人根本不是人，牛马都不如，用会计学上的词来说更准确，叫“低值易耗品”。就是价值相对较低、容易消耗的物品。所以什么伤亡，无所谓，再抓一批壮丁就好了。而且死得越多越好，长官们正好可以吃空饷，整个利益链条上的大大小小反动派，也能参与分肥。由此，他们怎么可能在乎伤兵的痛苦和活路呢?

今天有人拿民族叙事，给国民党反动派当遮羞布，问题是你在乎所谓的“民族大义”，国民党反动派在乎你吗?

伤兵的伙食

以刊载国民党退伍官兵动态消息为主的《战友》杂志，1946年第1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西湖十景之外的荣军求乞图》的短文，就很说明问题。

“西湖除了十景之外，还有不少奇景，在点缀这美丽的西湖，有一景是，荣誉军人在公园中乞讨，不妨拿位连长为例，他半生戎马，两条腿贡献八一三上海之役，他经过伤兵医院、荣军工厂，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喝血的，他被迫领他的太太三个小孩在各地流浪。他看到‘接收’、‘复员’、‘胜利’的景象，他听够了‘国家’、‘民族’的宣传，现在是全家都在西风里萧瑟，别无所有，只有四个勋章，在破军衣上闪烁发光。”

抗日军人、有功之臣，国民党尚其如此对待，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淮海战场上正在行军的国民党军。

淮海战役之初，在徐州外围，李弥兵团的阵地上，《纽约时报》记者利伯曼(Henry Lieberman)，看到了一场战斗过后，我军20具牺牲战士的遗体。他注意到其中有些明显是被俘后，遭到近距离射杀的，脑后有手枪弹孔。利伯曼愤怒地质问陪同和在场的国民党军官，这些人是不是被俘后又被枪杀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只是耸了耸肩。

同行的美联社记者托平(Seymour Topping)，吐槽说：“国民党军队并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自己的伤兵尚且救治不及，就更别说在战场上发现的共产党的伤兵了。”

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情况，他们对于自己的基层士兵和下级军官，尚且不当人看，怎么会善待我军的伤员呢?

迷茫的“国军”，不知为谁而战?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国民党军方面，基层官兵一旦受了重伤，便极有可能遭到遗弃，甚至杀害。药品是宝贵的，怎么能给穷大兵用呢?一条“烂命”，值不当用药。子弹都未必值得“浪费”，自生自灭就好了，活埋都算“厚道”的，好歹“入土为安”，稍有“体面”了。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从徐州撤出，根本没有通知医院里的伤兵。

一〇〇军和七十四军的伤兵，第二天清晨醒来，一看医院里的护士与看护兵都不见了，到了开饭的时候还不见回来。只得起床，一拐一跛地出去看，哪知医院内的药品、器材都空了，才发觉是已经逃走了!

好在徐州解放后，我军把这些国民党军遗留的伤兵，根据伤情进行收容治疗。

国民党军队利用民房构筑的阵地。

有些伤兵消息灵通，伤情也不那么重，还能动弹，就到大街上拦军车，希望能带他们走。百般哀求也没用，对方根本不停车，直接碾压，气得伤兵破口大骂，诅咒蒋军赶紧被解放军消灭光。

包围圈里的伤兵就更惨了，冰天雪地，毫无遮拦，他们被直接被丢弃在荒野上，无人照顾，活活饿死、烂死。

黄维兵团的伤兵医院，实际上就是双堆集(今属安徽濉溪)的一块漫天野地，床位则是一排排一尺多深，两尺宽，四五尺长的长坑，一万多伤员，就这样暴露在凛冽的北风之中。即便是北风凛冽，仍能嗅到欲呕的腥臭，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

不知要走向何方的国民党军士兵。

我军解放这里后，被救助的国民党伤兵中，有个阜阳被敌强抓的青年农民张学彬。看到解放军，可看到亲人了，他放声大哭，边哭边说： “我被打伤送到这里已经十几天了，他们(指蒋军军官)对伤兵根本不管，谁也不来过问，不给吃喝，不给换药，冻死饿死由你。负伤轻的还可以冒着十八军的厮打抢夺，抢些从飞机上丢下来的饼干、大米和馒头，弄点死骡、死马肉来煮吃;受伤重的就只好活活的等着饿死冻死。兵团司令部都是拿飞机丢下来的饼干和大米去喂马。可是，从来也没有送给伤兵一点。许多轻伤员便爬到兵团司令部去，要点残汤剩饭来充饥。兵团司令部的人抢得多了，都拿到这里来卖，一个馒头二十块金圆券，一碗米十元，连喝一碗开水也得五块钱，可是伤兵们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去买呢?因此，不是冻死，就是饿死，哪一天都得抬出去两三百个。”

杜聿明集团的伤兵“待遇”，我上篇写过，感兴趣的朋友自己捋。

为谁而战，直到如今，对岸的“军队”也没有搞清楚。

一言以蔽之，蒋军根本不拿人当人看，哪怕是他们的“自己人”。说到底，还是蒋军的基层官兵，“含蒋量”不足。高级军官不但有药，还能坐飞机空运南京，不过你的“含蒋量”够了，还得防着郭一予这样的人，这个我前面也写过。国民党太腐败了，实际上谁也没个好!

我军的伤员，与之相比，实在是天上地下。

伤员同志不但能得到及时医治，从基层部队卫生所、纵队医院、野战医院，直到后方医院，根据伤情进行分层级处理。轻伤者多在基层医院或纵队医院包扎敷药即可，重伤者则需在后方医院治疗。重伤员到后方医院后，医生会对其进行检查、处理、开药，然后入院治疗。

民兵担架队在战场上运送伤员。

以华野第一野战医院为例，伤员一到医院，首先是医务人员立即检查伤员受伤部位及伤情，对受伤处进行针对性、有效的处理。清洗血迹，更换新敷料，减轻疼痛。有的伤员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有的骨折伤员，要进行完善固定，经过医治，让伤员疼痛感觉减轻。其次，护理人员将热饭、热菜、热汤，让伤员吃饱、喝好。有的伤员口腔部位受伤和重伤员，他们自己吃有困难，护理人员一口一口喂，使伤员同志没有饥饿感。再其次，对伤员身上灰尘要用热水擦澡、擦身，换上干净衣服。有的伤员身上生疥疮，搽上药膏治疗。重伤员脚下冷，护理人员用烧热的砖头，包上旧布或报纸，放在脚下取暖。

住院期间，既有部队首长、战友和文工团，以及群众慰问，对伤员同志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光荣负伤，表示敬佩。医务人员也经常请伤员同志在伤情允许的情况下，给大家讲他们的光荣事迹和战斗故事。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拉满，此外还享受负伤津贴，罐头、香烟、糖果、奶粉等战利品，群众“投喂”的大米白面、猪牛鸡鸭，更是从不断顿。有位苏中的同志，甚至吃到了家乡的糕团。

担架队上前线。

这里有必然特别提到苏鲁豫皖各解放区的支前群众，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遗忘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篇幅所限，这篇就不写了，后面会详细写。不过，我还是想引用陈毅同志诗词《记淮海前线见闻》中的几句，作为群众对于子弟兵热爱的佐证。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

群众有多爱子弟兵，就有多恨“遭殃军”。两次荣立一等功，被授予“特等功臣”荣誉称号的女担架队员李兰贞，当年就曾讲过：“共产党来了后才翻身的。1947年蒋匪‘扫荡’，一口大肥猪，二十多笆斗花生，全挨蒋匪担光了。一提起这事，心里恨得要命!”

说到底，谁把人民当人看，人民才会把他当人看，进而拥护他，支持他，反之则反对他，打倒他!

1948年11月21日，在淮海战役中，华野八纵队六十七团二连六班战士冲到黄百韬兵团设在碾庄的司令部，逐层搜索国民党兵。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不拿人民当人看的，势必要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这样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讲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从这方面来说，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和最高行动准则，所以人民军队是真正实行了革命的人道主义。说白了，就是真正的大仁大义。在淮海战役中，就有不少体现。

1948年12月16日，我军彻底歼灭了黄维兵团的第二天一早，解放军各部都派人到那块黄维兵团的“伤兵医院”空场上，一方面掩埋伤兵的遗体，另一方面救护幸存的伤兵。

被刘汝明兵团炸毁的淮河大桥。

各个连队都派人担着饭和水，先给那些饿了许多天的伤兵们吃饭。我们的炊事员同志，担着几十担饭，走进双堆集、大小马庄、金庄、吴庄之间野地上的伤兵停置场时，许多敌人的伤兵，都感动得哭起来。

在伤兵场上的伤兵，一眼望不到边，很多已经流血死了，有些则是冻死、饿死了，没有死的伤口大部已经青肿化脓。遍地是喊饥叫饿声，临死的呻吟声，伤痛的惨叫声。当我们的战士，送来热汤热饭，拿着碗给重伤员喂饭时，有些伤兵感激得，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叩起头来。

下午，各单位的担架队和救护人员都赶来了。有的单位，直接搭建炉灶和手术台。担架队开始搬运伤兵到我们的野战医院，一视同仁进行治疗，卫生员则给伤兵换着药。

黄维兵团的大批伤兵在饥饿中呻吟。

敌一一四师五十四团战炮连的士兵程福存，当我们给他换药时，他感激地说：“蒋介石抓我的兵，替他送死，解放军给我饭吃，养我的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呀!”

敌十一师一个传令兵掏出了一个小纸包，送给来救治他的我军排长卫春山，我们的同志说啥不要，传令兵说：“我实在没法报你们的恩，这是个金戒指，送给你们吧?”

不但坚决拒绝，卫春山同志还做起了对方的思想政治工作，说：“你么也是受了蒋介石的压迫，我们救你们就和救自己的兄弟一样!”

伤兵感动得大哭，表示好了一定参加解放军，一起打老蒋。

中野战士给被国民党军遗弃的伤兵送饭送水。

有些战士拿出了自己珍藏不舍得用的生活用品，送给伤兵用。战士周子方把一双新袜子送给了一个伤兵，黄福生把自己的一条新毛巾给一个腿受伤的伤兵包扎伤口，许多同志还把自己的衬衣、单裤，甚至棉袄棉裤，都送给伤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救护国民党军伤兵的同时，蒋介石看到战败，竟然命令空军连续轰炸双堆集一带，许多炸弹落在伤兵场上，炸得血肉横飞，伤兵们哭喊连天。

敌一一八师伤兵刘玉德，气得“亲切问候”蒋介石：“蒋介石呀，你比我们给你打仗，没打死，又想用飞机把我们炸死呀?有朝一日，老子伤口好了，一定要报仇呀!”

黄维兵团伤兵遍野。

顺便说句，这是蒋军的基本操作，抗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中，蒋介石也这么干了。早上，方先觉投降。当天中午，蒋介石就派来大批飞机，轮番轰炸，炸死炸伤大量被俘官兵。

说到底，还是那句话，蒋介石不拿人民当人看，甚至不拿“自己人”当人看，焉能不败?

从这个意义来说，立场问题很重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还是把人民的利益仅仅放在口头，实际上骑在人民头上，拿人民当牛马，甚至当“低值易耗品”。如何站位，站在谁的一边?绝不是件小事，可以拿所谓“客观中立”来搪塞的。

历史教训深刻启示我们，一切脱离人民、偏离人民、背离人民的政治力量，终究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失去人民的支持。

大娘慈母心，护理子弟兵。

最后，照例我们还是画个重点，以教员同志的一段话，来作为结尾，同时与大家共勉共思考。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政府是翻身农民的靠山，临沂县朱陈区区长在农民的新田契上盖上红印。

又：这篇写得我头晕脑胀，不断地偏头痛。一不小心，灶台上的锅熬干了，搞得屋里狼烟动地，孩子埋怨不说，饭也没吃好，锅也坏了，又得花钱。屋漏偏逢连夜雨，对我这个完全没有固定收入，基本靠写作搭尚为生的基层革命史方向自媒体人来说，太难了!

不过，也有个好消息。

打开我的“大号”(党人碑)，准备发今天的文章，赫然看到一段读者留言。

“金成山是我的伯父，他的父辈哥三个，他父排行老大，我爷排行老二;我小的时候父亲常给我讲我伯父的故事，可惜那时我还小，父亲去世又早，所以伯父金成山的事迹在我的印象中是模模糊糊且零散破碎的，看见这篇文章，深感震撼和感激!”

金成山烈士，就是我写过的《胜利了却意难平》里提到的一位基层抗日英雄。原承德县一个村子里的地下党，八路军组织的抗日组织报国会的主任。完完全全是个老实巴交却顶天立地的中国农民。

当然，生前不是大官，身后也英名不显。

但是我看到了，被他英勇不屈，在日“满”伪警察的屠刀下，被汉奸连砍数刀，仍屹立不倒，高呼革命口号，这种精神让我折服，毕竟我也是抗日革命者的后代，虽然我祖父是冀鲁豫的县区干部，但他们的抗日意志是相通的，我有责任去书写这些无名英烈。

尽管毫无经济价值，甚至还要被体制内某些人“问候”。

但必须有人去做，因为烈士在天有灵，群众也会看到。

说真的，看到烈士后代的留言，我激动不已，比发大财还开心，又一位我写的基层英烈的后代找过来了，我已经根本记不清，这样有多少了。

所以，尽管我满肚子牢骚和怨言，仍要做下去。

别的不为，为了英烈，为了他们的后代，为了享受到他们牺牲带来的福祉，却不知道他们英名的大多数人，也值得我去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