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清明节：毛泽东为何落泪？

今天是2026年的清明节。窗外，雨，一场紧接一场地落着。在这个祭奠先烈、追远故人的时节，我的思绪跨越了九十一年的时空，被这场迷蒙的春雨，带回了那个天地昏暗、血雨腥风的年代。

想象一下，贵州北部重重叠叠的山峦，在蒙蒙雨雾中时隐时现。而在那大山深处，有一支飘忽不定的红色大军，正拖着疲惫、伤痛却又无比坚毅的步伐，在泥泞中跋涉。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这是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宋之问的绝句，却精准地映照了1935年临近清明时的红军。

此时的云贵高原，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正在春雨中竞相开放，如火如荼。然而，马背上的毛泽东却无心欣赏这雨中的红色花海。他的眉头紧锁，夹着香烟的手指微微颤抖，他的目光，穿透了贵州的重重雨雾，正深不见底地投向千里之外的云南，投向那未知的金沙江畔。

四渡赤水，毛泽东刚刚指挥红军用一连串出神入化、声东击西的战术，把国民党各路追剿军甩在了身后。但这绝不是一场轻松的戏剧，这是在刀尖上跳舞。上百个团的川军早已如临大敌，完成了长江防线的严密布防;聚集于川南黔北的国民党追兵，仍有几十万之众。面对前堵后追的铜墙铁壁，遵义会议确定的“从贵州入川过江”的原定计划，显然已经不可能完成。

毛泽东不得不绞尽脑汁，在绝境中锻造新的突围计谋。

就在这乌云压顶的时刻，情报部门探得了一个惊天消息：蒋介石为了将红军彻底“聚歼”于云贵高原，竟然携夫人宋美龄、德国军事顾问端纳，以及陈诚、晏道刚等一干军政大员，飞临贵阳亲自督战。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原本凝重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常人难以察觉的冷峻笑意。他在心里暗叹：机会，终于来了。

一场足以载入人类世界军事史册的惊天骗局与战略大转移，就在这阴冷的清明雨季中，悄然拉开了帷幕。

一

一切都在隐秘和迅速中进行。

1935年3月28日，中革军委果断下令，留下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在乌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造声势，死死牵制住敌人的重兵集团;而真正的红军大部队，则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趁着茫茫夜色和倾盆大雨，迅速向南，准备强渡乌江。

大雨之中，乌江上空乌云翻滚，江水咆哮如雷。这恶劣到了极点的天气，对于行军是灾难，但对于隐蔽战略意图，却是上天赐予的最好掩护。敌人的侦察机在厚厚的云层上空盘旋，视线完全被雨雾遮挡，只能盲目地朝着江面扔下几枚炸弹，便悻悻扬长而去。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在几乎没有遭遇敌人任何像样抵抗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完成了。

大雨初歇，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泥土混合的腥气。毛泽东策马过江，在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递过来的军事地图上，用红蓝铅笔重重地画了一条长长的、不可思议的弧线。

围在身边的几位红军高级将领看着那条弧线，先是震惊，继而恍然大悟。毛泽东重新选择的过江地域，根本不是守备森严的川南，而是长江上游、水流更加湍急、但敌人兵力极度空虚的金沙江!

这是何等的大气魄!何等的大智慧!

然而，就在这个战略意图刚刚明确、全军上下准备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则惊雷般的噩耗传来，令中共高层震动：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随部队南渡乌江时，突遇敌机轰炸，失踪了。

钱壮飞是谁?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片璀璨的星空，那么钱壮飞绝对是那颗在最黑暗时刻发出最耀眼光芒的暗夜巨星。他是中共情报界当之无愧的顶尖级人物。

早在1929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组成地下情报战斗小组，像三把锋利的尖刀，直接刺进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心脏。他们被周恩来满怀敬意地誉为“龙潭三杰”。

1931年4月，中共历史上爆发了一次致命的危机。长期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竟然可耻地叛变了!顾顺章掌握着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所有核心机密，他扬言要面见蒋介石，将中共中央高层一网打尽，并供出了党在上海的多处重要地下机构。

那是一个几乎要让中国共产党遭到灭顶之灾的恐怖周末。如果敌人的计划得逞，中国现代史将被彻底改写。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关头，担任国民党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截获了武汉发来的加急绝密电报。他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断抢在敌人行动之前的几个小时，将这份决定党生死存亡的情报送出了南京。

正是因为钱壮飞的这一举动，周恩来、瞿秋白、陈云等一大批中共最核心的领导人，才得以在敌人破门而入的前一刻紧急转移，免遭罹难。

钱壮飞，以一己之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两个月后，身份暴露的钱壮飞告别了留在白区的家人，历尽千难万险，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继续他的情报事业。遵义会议后，正是钱壮飞、曾希圣等一干情报高手的卓越工作，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密码，让敌人的军事部署在红军面前几乎变成了单向透明。这为毛泽东后来“四渡赤水”的神奇用兵，提供了既快又准的情报支撑，使得身陷重兵围追堵截之境的红军，一次次绝地重生。

情况万分紧急!得知钱壮飞失踪，周恩来焦急万分，连忙派出多批侦察员沿途寻找。这段时间，钱壮飞因为长途跋涉和繁重的工作，身体每况愈下。中革军委刚刚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他甚至还尚未到职。

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

两天过去了，依然没有消息。

到了第三天傍晚，依然没有找到钱壮飞的任何踪影。只有乌江咆哮的江水，仿佛在诉说着某种悲壮的秘密。

远处的晚霞如血一般殷红，和近处漫山遍野怒放的杜鹃花燃烧在了一起，映红了毛泽东苍戚的面容。他在雨后的泥泞中停下脚步，默默地掏出一根烟，点上。青色的烟雾在贵州的暮春中缓缓升腾。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像钱壮飞这样掌握着党和红军无数核心机密的情报专家，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他绝不会轻易落入敌手。如果找不到人，那就只剩下一种最大的可能，他已经身遭不测，甚至可能为了保密，选择了最决绝的牺牲方式。

看着眼前那如血的残阳，长征以来那悲壮、惨烈的一幕幕，如同一把把尖刀，再次剜开毛泽东的记忆，浮现在他的眼前。

二

这支如今在云贵高原上艰难跋涉的队伍，曾经是何等的兵强马壮!

曾经，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赣南闽西的红土地上生机勃勃;那支红军，曾经让国民党几十万“进剿”大军无可奈何、丢盔弃甲。

可是，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和那个完全不懂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把持了红军的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惨痛的失败。那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铸就的红色队伍，不得不被迫离开他们深爱的苏区，踏上了一条吉凶未卜的长征之路;那个承载着千百万劳苦大众希望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悲壮地成了一个“马背上的共和国”。

长征出发时的那个夜晚，夜色茫茫，秋风瑟瑟。苏区的百姓十里相送，他们把家里最后一把米、最后一块布都交给了红军。战马那最后一声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那是用双脚丈量死亡的旅程。多少年轻鲜活的生命，从此倒在了这条凶险莫测的无尽长路上，再也没有醒来。

1934年10月21日，队伍才刚刚出发，甚至还没有彻底走出江西的边界，惨烈的牺牲就开始了。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在率部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时，壮烈牺牲。

洪超是谁?他是闻名全红军的猛将!他曾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是个独臂将军。他当过朱德、毛泽东的警卫排长，凭借着不要命的冲锋陷阵，担任过四个主力师的师长，也是当时红军队伍中最年轻的主力师长之一。倒下那年，他年仅25岁!他的搭档、当时的师政委，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黄克诚。

而，洪超的牺牲，仅仅是长征路上那条血色长河的开端。真正让全军上下肝肠寸断、乃至绝望的，是那场被后人无数次痛心疾首提及的——湘江战役。

在湘江之畔，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激战了整整五天五夜。原本8.6万人的长征大军，在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五万多名红军将士的鲜血，把清澈的湘江水染成了刺眼的暗红色。当地的老百姓悲痛欲绝，立下誓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役中，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主力第三十四师，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被敌人的重兵死死切断了退路，全军覆没!

29岁的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突围无望、腹部受重伤的情况下不幸被俘。这位从秋收暴动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铁血湖南汉子，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担架上的屈辱押送，宁死不当国民党的俘虏!在押送途中，他趁敌不备，硬是用手从腹部的伤口处，生生地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这是何等惨烈、何等决绝的信仰之光!

那绝对是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段记忆。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霖、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短短几天之内，整整14名团以上的高级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

要知道，他们和陈树湘一样，都是在无数次残酷的反“围剿”战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个个身经百战，战计百出。他们本来有着极高的军事素养，如果按照以往毛泽东的打法，他们完全有机会趁敌人立足未稳，大穿插、大迂回，率部杀出一条血路。

然而，长征之初那荒谬的“大搬家式的撤退”，把印钞机、兵工厂的笨重机器甚至盆盆罐罐都带上了，生生把一支原本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的红军队伍，捆成了一支行动迟缓的“叫花子搬家队”。头上是敌人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桂军和湘军，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

这不过是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力量的一次无耻绞杀!而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被完全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他跟随着队伍，走在泥泞的队伍里，无能为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一批又一批曾经跟随他出生入死、无比勇敢的红军官兵，因为上层瞎指挥的教条主义，毫无价值地倒在血泊之中。那一刻，毛泽东的心在滴血，他的愤怒与悲痛，无人能够真正体会。

没有什么比死者的鲜血，更能激发生者的反思了。

面对一批批倒下的战友，看着即将覆灭的革命火种，几乎每一位活下来的长征将士，都在痛苦中怀念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日子。他们在流血，他们在呼唤，呼唤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

湘江之战一个半月后，在贵州遵义的一座小楼里，历史迎来了最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一刻，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唯物史观虽承认历史必然性，但伟人的时机与才略无可替代。没有他，中国革命或许会在反动派的屠刀与漫长黑夜中长期徘徊，甚至像巴黎公社后的法国无产阶级那样，即便摸索百年，仍难以破解夺取与巩固政权的核心密码，进而陷入永久的黑暗。

而我们何其有幸，在这支队伍即将走到悬崖边上的最危难关头，迎来了毛泽东的重新出山。连一直跟在屁股后面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将领们都敏锐地感觉到：这支原本不堪一击的疲惫之师，突然间仿佛换了灵魂，回到了那个令他们闻风丧胆的“朱毛”时代!

早春时节，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打打藏藏，神出鬼没，犹如天降神兵，一下子就彻底打乱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于川黔边界的部署。2月28日，红军二占遵义，短短5天之内，干净利落地砸碎了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吴奇伟部两个师的兵力，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第一个酣畅淋漓的大胜仗!

紧接着，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河，把国民党各路几十万追剿军像溜猴一样拽开了一个星期的距离。

然而，战争的本质就是死亡与牺牲。胜利的甘露，永远浸泡着烈士的鲜血。

就在二占遵义、攻打娄山关的惨烈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阵亡。这位曾经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在红军中威望极高的著名战将，牺牲时年仅27岁!

站在娄山关的制高点上，看着漫山的如血残阳和随风飘拂的战旗，毛泽东的心情沉重。悲愤与豪情交织，他挥笔写下了那首气吞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不仅仅是写景，这更是他对牺牲战友的悲歌，是他对中国革命即使遭遇重创也要熔铸新生、从头再来的钢铁誓言!

三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才失邓萍，又失钱壮飞。连折两员大将，在长征路上的这个清明时节，毛泽东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悲痛。但他不能流露出一丝的软弱，因为他是全军的主心骨。

其实，在这个阴冷的雨季里，让毛泽东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深深牵挂的，不仅仅是眼前这些突围的战士，还有那些奉命留在江西苏区的战友。

长征大军离开苏区后，由于电台被毁，中央红军早已与苏区失去了所有的通讯联系。但凭借着对时局敏锐的判断力，毛泽东太清楚了：千里之外的苏区，在失去主力部队的掩护后，无疑正面临着比长征还要残酷十倍、百倍的绝境!

那里，有他同胞血脉的三弟毛泽覃;有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结交的最年长的挚友何叔衡;有因为坚决支持他的正确路线而惨遭牵连、被撤职的古柏;还有被他高度评价为“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刘伯坚……

留在苏区的这1万多人，后来被悲壮地称为“死亡军团”。

事实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主力红军刚一离开，蒋介石就调集了足足20万大军，像铁桶一样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实行残忍的“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换种”的焦土政策。

面对几十倍于己的强敌和日益缩小的包围圈，分散突围，成了这支队伍保留革命火种的最后一线希望。但这所谓的突围，实际上就是一场毫无支援的绝命冲杀。

那个多雨的春天，成了中央苏区的“死亡春天”。

1935年2月24日凌晨，党的一大代表、中共元老何叔衡，和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才华横溢的瞿秋白，在闽西上杭县水口镇附近突围时，与敌人的大部队遭遇。

为了不拖累同行年轻同志的突围，59岁的何叔衡，这位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老学者，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猛地挣脱了身边警卫员的搀扶，决绝地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而身体羸弱的瞿秋白则不幸被俘，他在狱中留下了数万字的《多余的话》，4个月后，他唱着《国际歌》，从容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何叔衡，那是毛泽东早在1914年就相识的挚友啊!1918年，他们一起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1921年，他们又一起代表湖南出席了党的一大。毛泽东对这位大他17岁的长者充满了敬重，曾评价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在瑞金时期，何叔衡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他铁面无私，亲自主持审判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而被处决的县处级干部，贪污公款246.70元的左祥云一案。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纯粹的共产党人，却因为不赞成当时愈演愈烈的“左”的肃反政策，被无情地撤销了全部职务。

当红军被迫长征时，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却被剥夺了发言权，他甚至无力带上自己的这位老友一同突围。于都河畔那压抑的送行，竟然成了两人此生的永别。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3月6日，党的六大中央委员、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阮啸仙壮烈牺牲。同一天，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古柏，也在突围战中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古柏，那是毛泽东器重的左膀右臂!他协助毛泽东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篇著名的社会学巨著《寻邬调查》。毛泽东在文献中毫不吝啬地赞美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邬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然而，正因为古柏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遭到了“左”倾路线的沉重打击。他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一起，被地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史称“邓、毛、谢、古”事件。在这一政治漩涡中，这四位年轻干部遭遇撤职与批判。长征出发前夕，古柏与毛泽覃被剥夺了随主力战略转移的权利，被迫留在环境极度险恶的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最终在那片土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直到1937年秋天，毛泽东在延安接到了古柏二哥的来信，才知道自己的这位至交，早在两年前的那个春天就已经血洒突围之路。毛泽东悲从中来，含泪为他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同样在这个“死亡春天”里陨落的，还有曾经策划和领导了宁都起义的刘伯坚。

宁都起义，那是一场何等伟大的手笔!它促使被派来“围剿”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全副武装倒戈，加入到了红军队伍，极大地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在毛泽东一度病重、几乎失去生命危险的时候，正是刘伯坚冒着触怒高层的风险，打电话紧急报告张闻天，毛泽东才得以及时救治。

正因如此，刘伯坚彻底得罪了极左主义的当权者。长征前夕，叶剑英路过于都，刘伯坚为他饯行。两位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钢铁汉子，在酒桌上对饮畅叙，不禁泪流满面。刘伯坚哽咽着央求叶剑英：“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队伍走吧!”

叶剑英深知刘伯坚的才华与忠诚，立即向当时的最高负责人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请求，并正式向中革军委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这个合理的请求，被冷酷地拒绝了。刘伯坚只得黯然留在那片越来越小的根据地里，等待着注定的毁灭。

3月4日，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率部向油山突围时，在一场惨烈的遭遇战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

蒋介石的走狗们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企图用羞辱的方式摧毁这位高级将领的意志。3月11日，敌人给刘伯坚戴上重重的脚镣，押解他走过江西大庾人潮涌动的青菜街。

然而，敌人彻底打错了算盘!刘伯坚拖着沉重的铁镣，却昂首挺胸，步伐坚定。他视死如归的从容，不仅没有丢共产党的脸，反而把国民党的看守吓得胆战心惊。就在那条喧闹的大街上，这位内心坦荡、信仰如铁的革命者，当街吟出了一首气贯长虹、不朽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在黑暗的死牢中，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刘伯坚，依然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甚至在狱卒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完成了一首《狱中月夜》，并成功寄给了自己的兄嫂。

在信中，他留下了那句让无数后人热泪盈眶的遗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临刑前的那天，他提笔给深爱的妻子王叔振写下最后一封绝笔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信的结尾，字迹变得仓促：“12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然而，历史的残酷往往超越了戏剧的想象。刘伯坚直到牺牲的那一刻也不知道，他深爱的妻子，再也看不到这些沾满鲜血的信了。因为，几乎是在刘伯坚牺牲的同一时刻，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的王叔振，也在闽西长汀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夫妻二人，同为信仰，魂断苏区。

而刘伯坚英勇就义的3月21日，正是千里之外的贵州战场上，毛泽东四渡赤水即将完美收官的时刻……

这一连串的噩耗，是毛泽东在率领长征大军九死一生到达陕北之后，才陆续得知的。在1935年的这个清明节，毛泽东甚至无暇去确认哪怕一个战友的生死，他甚至无暇为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兄弟留下任何祭奠的文字。

因为，他是主帅。他的肩上，扛着剩下这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扛着中国革命最后的希望!他只能将一切的悲痛，死死地熔铸在心底最深处，转化为战场上冷酷和精准的抉择。

四

眼下，毛泽东心中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利用蒋介石飞临贵阳这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彻底把扼守在金沙江畔的滇军主力给调出来。

这是一场大胆的心理博弈，毛泽东要以几万疲惫之师，去恐吓那个拥有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最高统帅。

红军主力一渡过乌江，毛泽东立即下令全军换上崭新的精神面貌，刻意营造出要大举攻打贵阳的架势。红军的先头部队大张旗鼓、毫不掩饰地亮出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震撼口号。

4月6日，正是清明节的第二天。红军如同猛虎下山，占息烽，下开阳，势如破竹，兵锋直指贵阳城下!

此时的贵阳城内，情况如何呢?可以说是极度空虚!城内仅有黔军战斗力极弱的4个团，而距离贵阳较近的国民党部队，也不过是刚刚在遵义战役中被红军打得丢盔弃甲、闻风丧胆的吴奇伟部残兵败将。

面对这支突然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眼皮底下的红军，一向自诩运筹帷幄的蒋介石顿时慌了神。他完全摸不清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以为红军真的要来端他的老底。惊恐万状的蒋介石，急忙下达了一道严厉的“救驾”手令，命令原本驻守在云南的滇军孙渡部，不惜一切代价，星夜兼程赶赴贵阳“护驾”!

说穿了就是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

孙渡纵队接到死命令，以疲惫的状态，三天狂奔了400里，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贵阳城下。然而，就在滇军抵达、国民党各路大军即将对贵阳形成铁壁合围的危险时刻，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在贵阳城郊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转折!

红军主力突然转向西南前进，准确、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像泥鳅一样滑了出去，冲出了包围圈，一路狂奔，昂首挺胸地进入了云南境内。

紧接着，毛泽东又在云南境内上演了更为精妙的戏码。他让红军先头部队摆出威逼云南省会昆明的架势。这一下，不仅蒋介石傻了眼，连“云南王”龙云也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抽调全省仅有的兵力死守昆明。

就这样，毛泽东乘着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被彻底抽空、极度空虚的绝佳时机，率领红军主力悄无声息地抵达了金沙江畔的皎平渡。

在这荒无人烟的江边，红军靠着仅仅找到的7条破旧小木船，日夜不停地摆渡。当蒋介石如梦方醒，终于明白毛泽东“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全都是虚晃一枪的障眼法，急忙调遣重兵扑向金沙江时，红军的最后一名战士，已经平安地登上了江北的土地，并从容地销毁了船只。

巧渡金沙江!

几万红军大军，彻底把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长江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跳出了自长征以来最危险的包围圈!

毛泽东以宏大的战略视角，把几十万敌军如同提线木偶般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以走制敌的光辉典范!

然而，就在毛泽东挥师渡过金沙江，率领红军走向胜利的时候，命运却再次向他展现了残酷的一面。

跋

4月25日，也就是1935年清明节过后的第19天。

在江西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深处，一位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指挥员，带领着仅存的几十名游击队员，被漫山遍野的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

子弹打光了，突围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这位指挥员没有退缩，他面色铁青，默默地给步枪上好刺刀，准备与冲上来的敌人进行最后的白刃格斗。

就在他起身怒吼、准备冲锋的那一刻，一颗罪恶的流弹击中了他的右腰上方，子弹残忍地一直穿过了他的前胸。

他魁梧的身躯顷刻间重重地倒在了故乡的红土地上，但他的手中，依然死死地紧握着那把生了锈的钢枪。

敌人像野狗一样扑上来，从这位壮烈牺牲的指挥员上衣的贴身口袋中，搜出了一件物品。那是一张已经被主人的鲜血彻底浸透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目光沉静，面容清癯。而在照片的背面，是那个人刚劲有力的亲笔题字。

照片上的那个人，是毛泽东。

而这位倒在血泊中的游击队指挥员，正是毛泽东一母同胞的亲三弟——年仅29岁的毛泽覃。

毛泽覃，这位曾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时担任联络员的红军骁将，这位因为坚持哥哥的路线而被无情打击的坚强战士，最终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兑现了对这面红旗的绝对忠诚。

在这场轰轰烈烈却又无比惨烈的中国革命中，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不仅要承受数以万计战友牺牲的心理重压，更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敌人的屠刀下。

从妻子杨开慧，到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从妹妹毛泽建，到后来的长子毛岸英。为了这个国家的解放，为了全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毛泽东一家献出了多位至亲的生命!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劫难而浴火重生的钢铁脊梁!

时间到了1940年，周恩来派人把当年在乌江边失踪的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已经在重庆苦苦等待了丈夫整整八年、望眼欲穿的张振华，直到此时，才在延安的窑洞里，得知了那个令她肝肠寸断的结局。

钱壮飞的次子钱一平后来回忆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杨家岭，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把我叫去，周伯伯眼眶泛红地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立刻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可是，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只有40岁……’”

同志们。

在这个2026年的清明节，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当我们今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房间里，享受着和平年代的春风与安宁时，请不要忘记91年前那个贵州山区的雨季。

请不要忘记那些倒在湘江之畔、倒在乌江急流中、倒在苏区突围路上的年轻英魂。

他们原本可以像我们一样，安稳地度过一生。但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给我们蹚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燃成了灰烬。

他们是用鲜血写就了那句誓言：“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上存在，就是为了将红旗插遍全中国!”

其本质在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反复重温这段历史、为什么要信仰唯物史观，因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带领人民群众走出死亡泥沼的，是那些具备了卓越智慧与钢铁意志的无产阶级领袖，以及无数前仆后继的先烈。

雨过天晴，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年年岁岁，依然红得像火，红得像血。那是先烈们的英魂，在凝视着这片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