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不要脸？不为人知的淮海战役细节（2）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车。(美)伯恩斯 摄

杜聿明是蒋介石的救火队长，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复调杜聿明在东北和淮海战场救急，甚至徐州撤出前，东北局势紧张，还曾想再把杜聿明调去解围。

可就是这样的方面大将，蒋介石对其也是相当有所保留的。

黄百韬兵团被我军歼灭后，为救黄维兵团之围，拱卫“首都”，蒋介石召杜聿明秘议，决定撤出徐州。杜聿明自以为得计，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到处都是跑冒滴漏，唯独糊弄他一人!

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在执行杜聿明“将徐州市各公私银行的现金集中，随军押运”的指令时，发现要查封的银行，早就人去楼空，不但现金运走了，连职员家眷细软，都已用专机运走了。

淮海战役在即，国民党军大量从上海运往徐蚌地区。

要知道，杜聿明是上午到南京，见到蒋介石，中午飞回徐州，随即找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司令面授机宜，连书面的撤逃命令也来不及下。银行的动作如此之快，显然是有人提前打招呼，也就是说，他还没回徐州，徐州的银行就接到撤退命令。这个人是谁，细思极恐，也可能是蒋介石身边人，或者宋孔，甚至可能是蒋介石本人，所以杜聿明听到谭辅烈的报告，不禁拍案大叫道：“老头子、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教我怎能打胜仗!”

无独有偶，杜聿明的顶头上司刘峙，也是这号德行。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部署放弃海州和连云港，改守徐州，计划将李延年的九绥区部队撤回徐州作战。

淮海战役期间，正在指挥作战的“国军”将领。

计划到了刘峙那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部队安危，而是自家在海州的几处盐店买卖会不会蚀本?军事会议都顾不上召开，先叫亲信的机要科长周某转告盐店经理唐某：“随李司令官走，不可到连云港搭船。”

言下之意，赶紧卷款跟着李延年走。

唐某在找李延年报到前，还不忘给生意伙伴打招呼，我要走了，你们也赶紧!

然后，唐某找李延年报到，说要随同李延年一起撤离。此时，“国军”撤退的消息，通过唐某的电话，已经搞得满城风雨，几乎人人皆知，唯独李延年这个“项目负责人”，还蒙在鼓里。更可悲的是在唐某告诉李延年后的几个小时，李延年才得到刘峙的正式通知。

淮海战役期间，“国军”一处迫击炮阵地。

无奈之余，李延年只能跟“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巡视官李以劻吐槽：“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这样泄漏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这不禁让我想起，1947年11月在沈阳，时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杜聿明，与副总司令郑洞国的一段谈话。

俩人是老战友，又是黄埔前后同学，所以无话不谈，郑洞国慨叹：“目前东北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现象，远比当初我在北平见他时预想的严重得多，倘不及时设法，终要失尽民心的。”

淮海战役结束，杜聿明被我军俘虏。

杜聿明沉默半晌，语出惊人，他说：“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

说到这步，气氛尴尬，郑洞国只当杜聿明是酒后气话，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然应验了杜聿明的预言。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战前夜，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自己都不信国民党能打赢了。当然，这也不妨碍国民党铁喇叭和肉喇叭，到处散布各种“好消息”，毕竟骗住一个是一个，唬住一时是一时，哪怕自己人信了。

淮海战役包围圈里，李弥跟副司令、参谋长一起晚餐。

都这时候了，还真有人信，比如前面提到的徐州“剿总”办公厅主任郭一予，这位中将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实在是奇葩中的一朵奇葩。

徐州西撤的时候，郭一予仍旧派头十足，坐着一辆刘峙跑路遗弃的一部崭新美国高级轿车，开着收音机，一边听着时髦的美国爵士乐，一遍搂着新收的战地临时太太——徐州某单位的花瓶女职员，夹在逃窜的蒋军中行进。

顺便说下刘峙，杜聿明从南京开会回徐，徐州机场已经满是要逃往南京的“重要人物”。他们各显神通，空军人员则大发“国难财”，附乘运送伤官或其他军用飞机逃南京，每人一根金条，后涨到三、四根金条。

上海解放前夕，机场及防空兵阵地。

导致徐州机场拥挤不堪，蒋介石命令刘峙率徐州“剿总”机关空运蚌埠指挥的计划，都难以置信，第二天才飞走。

在国民党军中，郭一予有个外号，叫“六一居士(原是欧阳修的号)”，不但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还是广东军事飞行学校、陆大甲级将官班、高等教育班、庐山训练团和中央训练团的一期生，囊括六个一，故得此名。

更有意思的是，郭一予不但是蒋介石的学生，还曾是教员同志的学生，毕业于教员的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入党的老同志。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将军

入黄埔之前，曾在中共湘区区委创办的长沙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任教务主任。由何叔衡、夏曦介绍投考黄埔，到上海参加复试。彼时，教员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理文书主任、组织部秘书，负责接待各地前来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的复试工作。

有此经历，在黄埔又加入国民党，所以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郭一予没有像老同学蒋先云、陈赓、杜聿明一样上阵厮杀，从连排长做起，而是边学航空，边在飞校附属飞机工厂任党代表。

1926年“中山舰事件”，成为郭一予的人生分水岭。虽然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和重点培养对象，教员同志的学生，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一头扑进蒋介石的怀抱。从此脱离共产党，成了国民党的“忠贞同志”，先后参加复兴社、三青团，由军职转政工，做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最后得到老同学杜聿明的照顾，才升任这个中将军衔的徐州“剿总”办公厅主任。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官兵

由此可见，尽管善于钻营，但蒋介石作为新军阀，对政治工作和政治干部是不太感冒的，所以郭一予蹭蹬半生，混得并不怎么样，可谓起大早赶晚集。

不过，一旦权利在手，郭一予便立刻迎风怒放，将权力使用到极限。哪怕这是最后的疯狂。其中一个表象，就是疯狂变换临时战地太太，至于所需费用哪里来?懂的都懂。国民党当时已经烂透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程度大小罢了。

就是这个郭一予，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还闹出个不大不小的乐子，给即将覆灭的杜聿明集团及腐朽透顶的国民党，上演了一出闹剧。

上海，即将开赴徐蚌前线的“国军”准备登车。

1948年12月26日的淮海战场，杜聿明集团即将覆灭前夕，南京派来一架教练机，来送蒋介石的一封长信。杜聿明趁这架飞机回南京之便，命把负伤的七十军军长高吉人送回南京。

高吉人和杜聿明渊源极深，他们都是陕北老乡，高吉人就读黄埔四期和高教班，以及后来跟着杜聿明一路高升，除了作战英勇外，与杜聿明的不断提拔，关系很大。重伤之后，杜聿明还在给这位老部下找生路，相当厚道了!

驾驶员叫彭拔臣(一说彭绂臣)，完成送信任务后，准备飞走，发现除了抬上来的高吉人外，自己的驾驶座，被郭一予占据了。

上海，即将开赴徐蚌前线的“国军”准备上船。

据杜聿明身边的作战科长张干樵回忆，杜聿明的确安排了高吉人和郭一予，一起撤走。文强也说，郭一予是学空军的，自告奋勇，要护送高吉人去南京。只是“他的居心是尽人皆知的。”

不过现实原因却是这驾教练机，只有两个位置，郭一予占据了驾驶座，彭拔臣就上不去了。郭一予虽然是学空军的，但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了，飞机还得彭拔臣开，他也更熟悉飞机状况。此外，彭拔臣还着急回南京结婚。

但是好说歹说，郭一予就是一屁股坐定，说啥不下来。

问题是不下来，飞机你也开不走啊!

徐州，大队“国军”开赴前线。

彭拔臣只能不断解释，要求郭一予下来，好让他发动飞机。

此时我军的炮火猛烈，不断招呼这架飞机，彭拔臣急眼了，粗野地大骂郭一予，后者也不生气，反正笑骂由你，我自岿然不动。最终，彭只能跳上飞机，一屁股坐在郭身上开动飞机。

飞机终于开了，螺旋桨却打中了前来送行的总务处上校科长黄绍宽的胳膊，胳膊被打折，螺旋桨也坏了，最终飞机还是没有飞起来。最终，三人都成了我军的俘虏。

淮海战役期间，“二公子”的战车部队。

郭一予进了功德林，彭拔臣则由飞将军变成陆地战俘，谈及此事，后者不禁慨叹：“中将都这样不要脸，国民党反动派怎么不垮!”

该走的正主走不了了，高吉人绝望透顶，觉得这下活不了了。

老战友、五军副军长郭吉谦来探视，高吉人请他出个主意。郭吉谦说： “你的伤这么重，如果跟着一块儿突围，甭说别的，沿途颠动也把你颠动坏了。依我看，不如留在此地不动，共军来了，见你的伤这么重，会原谅你的。”

果真如此，淮海战役结束后，高吉人被我军俘虏，随后送到后方医院给予医治。不但重伤得以痊愈，而且还趁机脱逃，回到蒋介石那边，后来在台湾担任重要军职。

淮海战役期间，“国军”的伤兵。

机场的荒诞闹剧，在场的看客中，还有位一一六军二八七师的政工处长蔡射受，当天他还见到了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覆灭在即，邱清泉到处讲话，给所属各部队少校以上军官打气。

都到这时候了，邱清泉还在吹牛，说：“上有飞机，下有战车(坦克)，南面几个兵团靠过来，到时候揍死他(解放军)!”

对此，显然大家不信，连邱清泉本人也是不信的，否则他也不会死到临头，还疯癫作恶。

淮海战役期间，“国军”的重机枪阵地。

蔡射受后来回忆：“邱清泉这个野兽，在元月八日自知死期已至，兽性大发，派了两个武装卫土强要五军某秘书之妻到他住处，某秘书夫妇大哭，其他人劝她去的好，不然的话一怒之下两人性命难保。某秘书妻无力抗拒，随卫士前去，被邱奸污。”

最后的疯狂，还不止于如此。

覆灭前夕，邱清泉的嫡系五军军部里还在夜夜笙歌，大搞舞会，伴舞的女性多来历不明(据说是女政工员和女眷)，什么人?我前面有文章讲过。

蚌埠车站，抽烟的女“国军”。

有次大雪天，舞会仍然照旧，二八七师参谋长彭鹤也应邀参加。途中，看到军部的木栅外面地上，躺着一百多个五军重伤兵，呻呤之声不绝，是因不准入内，卫生人员便把他们放在村外地上走了。

军官们欢舞了一夜，雪花也飞舞了一夜。

次晨彭鹤回来，看到这些伤兵都埋在雪里冻死，有的手脚露在雪地上。当然对此，彭鹤之流无动于衷，倒是蔡射受多年后，仍在感慨：“这些人都是农民子弟，国民党反动派以抗日名义强征来的，死得如此凄惨，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

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是反人民的，是坚定地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他们视人民如草芥，如仇寇。

浦口，抱孩子的“国军”家属。

覆灭前夕，蔡射受有次到本师一个团的驻地去。团长带着他到处巡查，走到一处，只见一座只有四壁，而没有屋顶的房子框框里，挤坐着四、五十个老人、妇女、小孩，旁有哨兵监视。

蔡说这群老百姓，你们困住他们干啥?

团长说，这是兵团司令官的命令，不能放他们回家。

原因何在呢?

淮海战役初期，“国军”强迫徐州市民挖掘战壕。

蔡射受发现，他们部队所住的村庄没有被看管的群众，因为只剩下一个孤老婆婆了。以后才知道，二兵团在鲁西作战，一贯如此作法。据五军团长萧佛南说，他们在鲁西常在被集中的居民群里，挑选姿色较好的妇女，强迫陪酒，还有被他们强奸的。

这不就是妥妥的“杀民养军”政策吗?

熟悉古代史的朋友，不知道是否会想起历史上的“两脚羊”、“舂磨寨”，想起“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诗句?

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

从这个意义而言，国民党反动派真是集大成者，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言：“所谓中国‘固有文化’的嫡系继承者国民党反动派，从固有文化的黑暗方面来看，确是集大成的至圣。”

画个重点：私心作祟，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违背人民的意愿，脱离人民的支持，焉能不败?以史为鉴，实在于此!

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33名，杜聿明和蔡射受正好在名单的一头一尾。

又：这个系列，想想还是作为一个相对常态的存在吧?写哪算哪，我看自己的能力，朋友们也省得不断来问，还写不写?

写这篇的时候，有个点，我想想还是没写出来。

写到国民党方面贪腐成风，突然想到一个著名典故：杜聿明说郭汝瑰清廉的出处在哪儿?

淮海战役中，负责国民党层面最高军事计划制定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是我们的地下党。相当长时间，没有人发现他的“通共”迹象，但是杜聿明却坚定地认为，郭汝瑰一定跟解放军有联系，所以他告诉“参谋总长”顾祝同：“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此语见杜聿明的《淮海战役始末》)

究其原因，就是杜聿明发现郭汝瑰竟然比自己还清廉，据此他向顾祝同，甚至蒋介石打小报告，说：“我自己已经是比较清廉的官了，可郭汝瑰更是清廉得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

结果，不但顾祝同不信，还为郭汝瑰打包票，就连蒋介石也大为光火，说：“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去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这次，我想到这个问题，看了杜聿明的《淮海战役始末》和郭汝瑰的回忆录，以及《杜聿明传》、文史委编的《我所知道的杜聿明》等史料，并没有发现出处，所以也就没写。也许是我看的不仔细?有朋友知道出处的吗?

这篇写到今天凌晨两点半，早晨六点半起来，送孩子上学后，继续写终于写出来了，原本写了一些东西，想想还是暂时别放出来了。比如写到国民党内的所谓“清官”，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就像文中提到的杜聿明和郑洞国，我也看到了一些东西，本来要写出来的，后来想想后人还在，别自找麻烦。

好啦，写完配好图，发出来之后，就该给孩子做饭了，下午出去打工。原来的电动车跑坏了，买了新车，不努力跑跑，单靠写文章，我和孩子都得饿肚子。所以，大家方便的话，拜托多多“搭尚”，这样我才能少往外边跑，四处讨生活，省下时间，能在家看看书，写点东西出来。

此外，还要继续跟大家托付下这个新号，原来的老号，还会更新，但是万字长文，一来写得太累，大家看得也累，搭尚太少，顾不住本，二来更重要的是老号，被凭泰死盯，艮㐬太厉害，所以就开了新号。有朋友说不太会关注新号，不知道怎么搞，可以扫描下面这个码，就能关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