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的论据被质疑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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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开始考虑依据曾对外完全保密，而现在对历史学家稍稍打开一点儿门缝的苏联档案文件进行研究，或许笔者可以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找到更多一些对斯大林“揭露”的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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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竟然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发现，即发现“秘密报告”中所有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竟然没有一个与事实相符。更加确切地说就是：所有经过检查的论据，全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原来，赫鲁晓夫在其讲话中没有谈及一件可以称得上符合斯大林和贝利亚真实情况的事实。整个“秘密报告”全是由形形色色歪曲的事实编织而成，而这就是被陶布曼所称的“伟大的英勇行为”，并为此把赫鲁晓夫捧上了天！当然，这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在《纽约时报》发表的纪念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对赫鲁晓夫谎言的批评，尽管篇幅很短，但还是值得赞许的[3]。

作为学者，这一发现并不让笔者感到愉快，甚至不是笔者所希望的。因为这样的研究结果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惊讶和怀疑，就连笔者自己最初也只预计，赫鲁晓夫的“揭发”中有1/4 或大约1/4的内容可能会是捏造的。研究的结果立即使我不安，而且至今也无法平静。如果我确认赫鲁晓夫所有的“揭发”都是假的，人们会相信我的论据吗？如果不被人相信，笔者的这一研究将没有任何价值，尽管为收集和归纳证据以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性，笔者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甚至可说是为之呕心沥血……

20世纪（如果不说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演讲”竟是欺世之作？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就荒谬绝伦。要知道，问题并不只是这一想法如何，而且还包括其显而易见的后果。请问，谁愿意仅仅以笔者做出的结论为理由，“从零”开始重新看待已经成为过去的苏联、共产国际，甚至是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对问题做出如下想象要容易得多：显然，这个作者是以粗制滥造冒充史实的作品为生，其在隐瞒真实情况并试图以捏造方式炮制指控赫鲁晓夫的东西，以求轰动效应。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笔者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阁，问题也因此而自行消失。

另外，笔者因对斯大林的尊敬（虽然也有批评）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斯大林在几十年中是该运动公认的领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当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其带有“偏见”的政治倾向性完全一致时，最善意的说法是怀疑该作者不够客观，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如果笔者的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揭发”中只有1/4是毋庸置疑的造假，我将会平静得多。

但既然已经查明，赫鲁晓夫所有的“揭发”事实上都不是真实的，那么作为学者的我，就要承受比一般情况下更加沉重的证明“揭发”是造假的压力。因而，我希望读者能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某种不同寻常的提供材料的方式。

本书分为两个独立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是相互交叉的部分。

第一部分（一至九章）研究“秘密报告”中的论据，这些论据是赫鲁晓夫“揭发”的精华。这里要提前指出，作者将赫鲁晓夫“揭发”的论据，归纳为57个。

对“秘密报告”中的每一个“揭发”，先引用“秘密报告”中的说法，然后，再通过历史证据进行研究，而这些证据多数引自第一手资料，少数情况是来自其他资料。笔者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现存的所有证据中提供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的演讲是谎话连篇。笔者使用的证据主要来源于俄罗斯档案部门。鉴于大篇幅引用文件有碍于对历史证据本身的理解，正文中只对所使用的证据做了扼要概述，而比较详细的文献原文，放在每一章的文献资料中。

该书的第二部分（十至十二章）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并从笔者所完成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该部分对赫鲁晓夫在其充满谎言的“秘密报告”中所使用的手段类型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提到的那些党的领导人的平反材料，予以特别关注。

需要对文献资料的引用说几句话。除了传统的脚注外，笔者力争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指出互联网现有的全部或部分资料来源。在该书俄文版完成之日，这些资料均可浏览。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美国同行和俄罗斯同行，他们阅读了本书较早期的版本并进行了评论。自然，他们不应对本书依然会有的任何缺点承担责任。在任何情况下，笔者都将感谢读者提出的意见和对该研究的评论。

格雷弗·弗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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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kita S. Khrushchev. The New Leader.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Introduction by Anatol Shub，notes by Boris Nikolaevsky. New York：The New Leader，1962.

[2] Nikita S. Khrushchev. The New Leader.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Introduction by Anatol Shub，notes by Boris Nikolaevsky. New York：The New Leader，1962.

[3] 举几个例子：不是赫鲁晓夫，恰恰是贝利亚，解放了许多犯人，虽然并不是如陶布曼所说的以“百万计”；赫鲁晓夫提议应搞周年纪念的“解冻”，实际上在斯大林晚年已经开始，恰恰是赫鲁晓夫限制了其规模，缩小至仅搞反斯大林的材料；斯大林想在1952年10月辞职，但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拒绝了他的请求；赫鲁晓夫说自己“没有参与”镇压，但实际上，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听从斯大林的训诫，而且在该问题上采取主动，要求得到比斯大林所希望的更多的处决“限额”。陶布曼断言：“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保持了他的人性。”准确地说恰恰相反，赫鲁晓夫比任何其他人更像歹徒和杀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