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雷|公知、资精请注意：毛主席自己也曾准备过“下放”

假日，熟人、朋友间走动多。聚谈中，有几个知道我是当年经历事情比较多的人，要我写几句话，说明一下毛主席当年搞“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和一批批人进五.七干校”的事。我答应了。即此命“键”！

文革结束后，公知、资精们开始批判、否定文革；批判、否定文革中，公知、资精们中间出现了伤痕文学派；伤痕文学中写得较多的通常有，“蹲牛棚”； 而“蹲牛棚”大体有三种：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和一批批人进五.七干校。

记得，在伤痕文学之邪风的发端，就常常有公正严肃的人站出来解释、辟谣说：把当年文革的上山下乡、下放和进五.七干校，写得悽惨悲慽，说是“挨整”“蹲牛棚”，是特别不符合事实的。然而，当时的不少公知、资精对此“置若罔闻”， 就连十八大后我党明确提出——不要简单化否定前三十年——的观点，他们依旧“我说（行）我素”，仍是一个劲地哭诉“上山下乡、下放和进五.七干校”是整人，让人“蹲牛棚”，是一种迫害。

动辄用“蹲牛棚” 说事的公知、资精可能不知道，也可能心里明明清楚，但仍闭着眼睛、弯着舌头，胡嚼乱喷。其实，毛主席自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也曾准备过“下放”。

这里，我要说几句话。

——首先，我要重复说多年前，在网坛上发表的观点：毛主席时代的上山下乡、下放和进五.七干校，是毛主席当年——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既有改造人们世界观的意义，又有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更有向广大群众学习、缩小各种各样的不合理差别的作用。不了解这一战略的造人善事、反修防封资复辟的宗义，不了解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和“进五.七干校”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和措施，造就一批批时代新人，社会、官埸生态良好，党的威信极高的现实，信口开河，逞口舌之快，歪曲历史，是会把自己绑搏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现在的“毛泽东热”，以及毛主席纪念堂、全国各地的有关毛主席纪念馆、地，常年门庭若市，节假日人流如潮，颂扬留言，千千万万，比之那几个同毛主席有离心倾向的人的纪念馆、地——门庭冷落，留言寥寥，形成的鲜明对照，是极能说明这一问题的。

——其次，毛主席去世后，有少数公知、资精，出于复仇的邪恶心理，谋图搞资本主义，竭尽“抹黑”毛主席时代之能事，歪曲“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和进五.七干校”。我要说，这，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真像是，当时有多种情况的“下放”，比如有城市人口进农村式下放，有机关精减而下放的，也有培养接班人的锻炼式下放，更有知青支援农村、边远地区（上山下乡）的下放，还有作为各类骨干为艰苦、落后地区服务而下放的，以及进五.七干校学习式下放。其中，仅有极少数极少数右派、走资分子接受基层群众再教育的进干校、到农村的下放。无疑，最后这种情况的下放，在执行过程中，有个别地方，曾因阶级敌人报复而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不公正、不合理。然情况也绝非如后来“伤痕文学”所揭露的“处处惨无人道”。在我读过书的中学，就曾有过好几个“大右派”下放在那当老师，生活、工作上同常人是一样的。其中，只有一人，后来在文革中稍受点冲击，时间不长，情况也不严重。

——再次，毛主席自己，当年也准备下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曾多次说过：进了紫禁城，当了大官了，我成了最大的官僚主义者了……我要下去，办一年农业，再办一年商业（大意如此，不会有错）。他还常说：我要做两件事，一是写一本书，写自己，把优点缺点都写进去；二是骑马考察黄河……据毛泽东身边人回忆，毛主席的这些想法，可不是随便想想、随便说说的，他当时确实是做了准备，只是后来因故（坐骑——老死，国内外出了点情况）没如愿。

所以，有些人把下放说、写得那么悲惨；当时下放人们是那么的悲“壮”！是大失偏颇的。个别人甚至可能是别有用心。

——另外，要说下放，本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曾有过“全面”下放的经历。我晒过半年的盐、种过一年多水稻、插过连队代过职、打过坑道、从过商，还办过工业……等等。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每一次下放，并无“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有时在工作中觉得有点苦，至多也就是因觉得有点累，偶尔在情绪上有点不十分愉快。然而，时间是极短的。

当时，有个别地方，某些人群中，在上山下乡、下放和进五.七干校中，有人用来故意整人，使当事者受冷落、伤害，确也有过耳闻。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及本质，一般都与当时阶级斗争、坏人从极左方面进行捣乱破坏有关。就象——某人在整风反右中，存心背着毛主席搞扩大化，大跃进中用冒进、浮夸，干扰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要鼓实劲”“要留有余地”号召，事后还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托辞，把责任推给毛主席（不错！跃进是“上有所好”，然而，毛主席更喜好：“实事求是、鼓实劲和留有余地“，如此之“好”，他们怎么就不“甚好”之！作者注）那样。

——总之，历史的真实是，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理论下的上山下乡、下放和进五.七干校，教育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大批的革命战士，培养出了象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无数先进模范典型，从而使中国党保持和发扬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对于人民群众的政治感召力。这些，是不容否定的。那时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才得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雄立于世界的东方。值得今人严肃深思的是某某某的——以个人物利为动力（起初的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实行，其灵魂就是“包产包到心，谁包谁关心）的改革；这一改革将“雷锋、雷锋精神”抛上了尴尬的境地。历史出现这一状况，如果是作为列宁式的进三步退两步（如“新经济政策”）的自觉的战略实施，或许还有说得通的地方。但“某某某理论”是不允许这种解释的。这就暴露了一些公知、资精顽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质。

既然如此，我们社会的未来发展，仍面临着新的战略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