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是如何开展农村金融工作的

在乡村振兴轰轰烈烈的当下，农村金融工作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惠农金融传统由来已久，无论哪个时期，都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在给讲习所的学员讲课（绘画）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通过农讲所宣传与培育农会骨干力量的金融意识，通过这些骨干定向奔赴各自的家乡，催生当地的金融萌芽实践活动。通过党的有效培育和引导，通过卓有成效的废除高利贷、低息甚至无息放贷、组织销售与生产、设立银行发行票币，盘活经济，拉动和改善了农工们贫困的生活状况。虽然此时期的金融探索活动的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对农民以及手工业者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通过农讲所培育农运骨干分子的金融意识

大革命时期，党的革命家们通过农习所培育农运骨干分子的金融意识，宣传金融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出突出贡献的有彭湃和毛泽东等。

（一）彭湃通过农讲所向农会骨干灌输金融意识

彭湃（1896—1929）是广东地区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早在1922年7月他针对中国革命问题走进农村进行调查和宣传工作，在9月成立了赤山约农会，在1923年1月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级农会。彭湃领导有方，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海丰及广东省农村实际状况相结合，根据农工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反抗要求，制定了《海丰总农会简章》和《广东农会章程》，明确了简章和章程是用来保护农民利益、进行经济斗争的纲领政策，并将之细化，让农工们看得到具体的行动方案，树立了积极参与农会斗争的信心，从而以农会组织的迅速成长，来彰显金融建设的重要性。

彭湃制定的纲领中，关于金融方面的指导思想就是“便利金融”，紧扣为农工提供便利的主旨，方便农民从每项金融活动中获利。这是因为“农民常因财政支绌，无法施肥；或年关之际，而用衣服家具农具质在当铺，其利息甚高……既有农会，可设金融机关（以最低利及长期）以利农民”（姜宏业.《金融史料图集》，湖南出版社）。在彭湃所著《海丰农民运动》中，他阐述了设立农民借贷机关的必要性，“农民阶级已与地主阶级不断的斗争，地主阶级不肯将钱借与农民……二是借后恐怕无效。农民在这个时候，只有忍痛等待后日多量的减租运动之一个希望。农会并宣传俟减租得到效果，就可以办农民借贷机关以安慰他们”（姜宏业.《金融史料图集》，湖南出版社）。在澎湃的金融思想的影响下，广东省农会在《广东农会章程》中提出要“办理农业银行”，来解决农民普遍遇到的难题——因借钱难而不得不借高利贷。这是省级农会首次提出要为农民阶级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澎湃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他长期向农讲所学员及农会灌输了金融建设的必要性。

（二）毛泽东将培养农民金融意识落到实处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金融问题非常重视。首先，毛泽东对农会骨干们领导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的方式进行了方向性指导，重点在于清算公产和罚款，藉此筹得进行金融建设的本金。清算公产是首先进行的经济斗争行为，湖南湘潭、湘乡、衡山、苏灵岭、长沙等地农会组织成立了清盘委员会，“农民（主要为农会成员）要求清算积谷，”揭穿劣绅地主们的伪装，“宣告土豪劣绅的罪行，打垮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在完成了第一步的清算事项之后，农会清算小组根据土豪劣绅们的行为恶劣程度进行定罚，由各县区的农会组织统一进行决议罚款数额，从十来元到数千元不等，罪大恶极者达到上万元，“在湖南湘乡第十九区农村中，1925年度村积谷会中记载所存谷粮有3000余担，但所存的3000多担谷粮在审查清算时发现其中大部分被胡怀生等豪绅私自挪用，而其主要用途是借用存谷去给贫苦农户放贷，然后收取高额利息。在这一事件被湘乡农会组织查知披露后，乡农会代表大会决议对胡等地主实行4万多元的罚款”（范伟鹏.《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农会组织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江西永修县农会打击土豪劣绅的方式是：取缔高利贷，实行减租减息，废除典当和父债子还制度。

其次，毛泽东指导农会成立县政积弊和积谷清查委员会。莲花县农会组织清算委员会，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平仓清谷、减租减息、烧契约废债务等，并成立自卫军，保护革命果实。万安县通过农会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将谷价由3元8角压到1元8角，把被土豪劣绅把持的祠堂公田和积谷没收后交给群众，在交通要道设防地主将稻谷运出投机。资溪县农会清查出400多万斤积谷，查出县政人员贪污款达到7000多元。吉安县农民协会对麻安邦等省水巡局职员贪污公款进行清查，查出贪污款8000余元，迫使蒋介石责成江西省高等审判厅核办“令江西水巡局长勿再庇一人而拂逆众意”（姜宏业.《金融史料图集》，湖南出版社）。

然后，毛泽东进一步导引农会骨干们领导群众通过向土豪派款和示威的方式筹集更多的金融建设本金。派款是比较轻的处罚方式，如劣绅有赌博、抽大烟和其他破坏农会的行为，便要求其拿出部分钱财捐款给农会作为公共支出。示威是针对那些对农会抱有敌对态度的劣绅地主，意在威慑这些劣绅地主不要欺负农会成员。例如1927年马家河有6个劣绅不但不惧怕正义力量，反而收买恶棍公然砸毁马家河农会的牌子，毁坏农会办公用品，公然绑架殴打农会干部，以此威胁群众不要参加农会。这种情况下，马家河农民协会组织15000多名会员，经过4天较量，6个劣绅最后不得不向农会认错。

总之，毛泽东对湖南农民协会在经济上提出的要求是：“切实维护农民阶级利益，同地主阶级展开一系列经济斗争，推翻军阀势力和劣绅在农村中的经济控制权……恢复湖南农村金融制度，建立农民银行，结束湖南当时混乱的币制局面。”（《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这些指导思想，有利于实现一切权力归于农会的建设目标，把金融的萌芽样态，留在百姓的意识当中，有利于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的金融构建活动。

二、农讲所培育农运骨干分子定向奔赴家乡进行金融探索

在彭湃和毛泽东等的引导下，农讲所培育的农运骨干分子纷纷回到家乡，凭藉着对于乡土经济社会运转秩序的熟知，积极组织和发展农会斗争，进行金融探索实践活动。

（一）第五届农讲所学员贺尔康探索建立了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

贺尔康，既协助过毛泽东在韶山开展过农民运动，又在广州第五届农讲所学习过，是一位既有实践工作经验，又有讲习所的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1926年1月贺尔康来到衡山柴山洲，培养了农会积极分子文海南、夏仁和、夏兆梅等为共产党员，筹备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并按照毛泽东的农村金融主张，成立了筹备处，谋划设立农民银行。1926年9月，贺尔康带领农会与土豪劣绅们进行激烈的斗争。持续到10月，虽然农会暂时处于上风，但是双方矛盾尖锐化，地主不肯借任何钱粮给农民，缺钱缺粮的农民甚至连高利贷都难以借到。为了解决农民的生存大计，中共柴山洲支部和柴山洲特别区在贺尔康的带领下，进行革命的同时，准备办银行和合作社。12月，柴山洲农会在夏拜公祠组织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把“维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持生产”作为第一农民银行设立的宗旨，制定了《银行暂行章程十二条》。农会采取自愿投票的方式，选举文海南、夏兆梅为正、副银行经理，选举夏俊生、陈金堂、夏荣华、夏仁和、刘美林、夏竹贤、李贵廉等7人为监察委员，对银行的账目进行查核。设立银行的备用金来自于没收土豪劣绅侵占的祠堂和公产，以及减租减息斗争中收到的银钱，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土豪劣绅的派捐，亦有开明的富户主动捐款，总计为5800元。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迅速组织起来，向借贷不成的农户发放贷款，不仅借贷给雇农和佃农，同时也根据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们的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放款。放款时，工作人员仔细地审定用途，按照月息五厘来收取贷款利息，银行向信用社放款，支持以信用社为单位进行生产资料的购买和农副产品的贸易。农会组织成立消费合作社，资金主要来源于富户的捐款，业务范围主要是群众的生活物品，涵括柴米油盐方方面面，而且执行市场平价供应。

▲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证（摄于广州起义纪念馆）

在解决好群众最为着急的无贷可借的危机之后，贺尔康领导第一银行贯彻毛泽东等人的农村金融主张，创造性地萌生了发行货币的想法。最终贺尔康等人排除各种困难，想方设法制作货币发行成功。第一农民银行以银元为本位，发行的银元票面额为壹元，发行额限定为5000元。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的壹元币，是白竹布币，4寸长、2寸宽。票面的主信息，是采用通行的竖式加毛笔书写，浅蓝色字。此布币上加盖了“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图章、文海南经理的私章、夏兆梅副经理的私章。明确规定此布币一元可以随时兑换银元一元。毛泽东来衡山考察农民运动之时，对贺尔康领导下的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及其信用社的工作高度赞扬。可惜的是，1927年6月10日起，衡山县“挨户团”康庆万带兵对柴山洲进行围剿，相继杀害了彭克南、夏兆梅、夏仁和等人，捣毁了农民协会和银行。1928年4月12日贺尔康被反革命分子出卖而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23岁。

（二）毛泽东指导农会骨干成立醴陵县地方银行和农工银行

1926年7月中共醴陵地方委员会组建了农民协会，毛泽东、李立三、滕代远等都进行过领导或者直接指导过醴陵农运工作。农民对劣绅巧取豪夺公产进行集体性反抗，引起了顽固劣绅们的恐慌，他们纷纷关闭当地的店铺和钱庄，携带着资金逃跑到大城市，致使当地经济流通领域中货币资金出现紧缺和断流。农民遭受了经年累月的穷困，并没有积蓄的货币资金可以维持和进行正常的物资交易，原有的钱庄贷不到资金，甚至连高利贷也借不到，无法维持生产生活。

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醴陵县农民代表作动员讲话时明确提出：醴陵“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姜宏业.《金融史料图集》，湖南出版社）。这次讲话，不仅指明了设立地方银行对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而且将银行的资金来源方向指出来。于是农会中共产党员骨干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醴陵地方银行，将没收到的地主财产3万元作为银行的启动资金，立即发行票币，负责人是刘履谦，发行的票币面额有4种，壹角、贰角、叁角和壹元。这批票币，随时可以足额兑换，用以缴纳税金，开展信贷业务，为农会成员提供生产帮助，避免当地经济生活因为资本地主外逃而陷入困境，“规定了发行限额，所发行的票币随时可以保证足额兑换，流通于醴陵县城乡，并可交纳本县田赋及附加厘金杂税”（姜宏业.《金融史料图集》，湖南出版社）。小面额票币重在创造灵活便利的交易行为，壹元面额引导农工们积少成多换成大额面值，树立农工的金融储存意识。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门

醴陵县农会鉴于设立银行这项举措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于1927年3月8日成立筹备处，从劣绅豪强处筹集到6万元资金，在县城隍庙对面新贤堂屋文元堂设立农工银行，规定银行职责是“维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植生产”（姜宏业.《金融史料图集》，湖南出版社）。该农工银行，由唐伯先担任行长，印制钞票，发行面额壹角、贰角和伍角三种票币，采用毛边纸印刷，可兑换银圆。“银行内部设会计出纳、库房管理岗位和银行粜谷处，设立粜谷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农会打土豪没收地主谷米充公上交县农协后，以各乡农协名义折合货币数量存入银行；另一方面是缺粮少食的劳苦农民和县城居民，可以到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实际是银行以低于市场价、便宜将谷米折合成货币，粜米给贫苦人民，及时解决工农生存生活问题。”（姜宏业.《金融史料图集》，湖南出版社）。农工银行迅速开展存贷业务，供给县域范围内农工借贷。1927年8月许克祥率军攻入醴陵，破坏农会工作，银行被迫停办。醴陵农工银行纸币的流通时间只有4个多月，还未来得及展开其他的业务，暂时没有发现有纸币遗存于世。

大革命时期这些金融萌芽活动的开展，引导农工树立了崭新的金融意识，确立对中国共产党为群众办实事的认知，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金融方面的专业性和先进性，使农工树立了追随中国共产党闹革命过上好日子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