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海 闫笑：我国传统文献中的“历史地理”一词及其内涵初揭

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图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提出“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学术观点。此后，该说历经一些学者不断挖掘、考证和梳理，在有关名称传入的历史背景、具体时段、途径方式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成果。其中，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从未记载“历史地理”一词的普遍看法也因之产生。然而，笔者在检读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历史地理作为整词至少在19世纪晚期以前，已经在我国传统文献中有所展露和运用。为了探讨这一与当下学界共识明显不符的事实真相，同时揭示古代文献所载历史地理一词的基本内涵，并连带对与其密切相关的侯仁之的重要观点进行必要的申述与解析，拙文不避陋塞，愿将此间原委详述如下，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历史地理”一词20世纪初由日本舶来说的提出

关于历史地理学名称在我国行用的由来，侯仁之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历史地理学”词条中指出：“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据此，既然历史地理学名称晚至20世纪初才从日本舶来，那么毫无疑问意味着在我国传统历史文献中，并不存在该称谓出现以及运用的情况。晚出学者普遍将侯仁之所谓的历史地理学名称默认为“历史地理”一词，并藉此对后者在汉文语境中产生的具体时间，分别提出不同意见。尽管这些看法存在细节上的早晚分歧，但综观所有结论其实都仍然遵循侯仁之的经典论断，即把“历史地理”作为一个完整词汇在我国文献产生和出现的时代开端，理所当然地推延至20世纪初。

例如，有的学者将早期出现的历史地理一词视为“学科名称”，考订认为它借由日本传入我国的渠道，是通过引进日本近代学制，从而被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底（1904年初）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所借鉴和模仿。另有一些学者则将“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视为“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他们一面指出癸卯学制的历史地理一词，只是一个“科目”名称；一面援引史礼绶1913年发表的《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作为国内历史地理“学科命名”的早期关键例证。当然，传播最广也最受关注的，还是历史地理学科名称来自日本近代学制的看法。该说不仅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而且被视为遵从侯仁之经典论断并深入研究所得到的新成果。

关于上述主流观点的具体表述，持论者前后曾有差异，理应予以稍加辨析。该说通过引据1904年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载京师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中外地理学门开设的“历史地理”课程，判定其名称模仿自日本近代学制，从而响应侯仁之提出的重要论断。不过，在晚出的研究表述中，其说又稍有变化，即认为“‘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1901—1904年间从日本传入中国，传入方式有随近代学制一同引进，国外图书采购和零散译介三种”。今案通过国外图书采购和零散译介两种方式的引进，皆发生于1912年至1930年代中期，并不在1901至1904年之间。故所谓此时期舶来的说法，仅应针对随日本近代学制引进这一途径而言。但是，以往研究除揭示1904年颁行《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记有历史地理一词外，并未提供将此前三年（1901—1903）也纳入该名称早期传入过程的基本理由和历史依据。

或许因为将1901至1903年纳入近代中日有关历史地理学名称交流的互动考察，尚缺乏直接证据，也可能由于上述结论前后表达所存在的差异过于细微，总之，将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所载“历史地理”一词，视为历史地理学名称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出现的最早案例，并借此将侯仁之的观点释读为通过模仿日本学制而得以实现的普遍认知，已是学界共识。可以说，这对推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回顾、总结与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二  “历史地理”非自东洋来：以往学界对侯仁之观点的误读及其后果

尽管历史地理学科名称早在1904年引自日本近代学制的观点提出后，一些学者主张到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该学科名号才有可能出现的看法，逐渐不再为人所提及，但有一点却不应忽略，即不仅仍有学者强调《奏定大学堂章程》出现的历史地理一词，只是中国史学门下的一个科目名称，而且在上述流行观点提出之前，其实已有研究明确揭示中外地理学门下的“历史地理”属于一门西学课程的事实。有关这一点，甚至更早在侯仁之提出论断之前，就已被学界发现和指出。显然，《奏定大学堂章程》出现作为课程名称的历史地理，距离日后成为一门真正的专业学科称谓尚言之过早。换句话说，如果侯仁之真是据此得出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结论，那么他似乎也有将当时的课程名称笼统视为学科称谓的主观倾向。

要澄清以上基于后人解读而产生的针对侯仁之论断的质疑，首先必须回到他叙述相关结论的具体文本语境。显然，侯仁之的观点来自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所撰历史地理学词条的相关内容。这意味着在整个词条叙述的过程中，除非特别加以说明，否则全文指向的目标理应是“历史地理学”这一特定词汇，而非“历史地理”。侯仁之在词条叙述历史地理学名称由日本舶来之前的行文中，只字未提癸卯学制开设的历史地理课程，而是指出两件与近代日本有关的学术史事实。一是“20世纪初，日本即已成立了历史地理学会，并创办刊物《历史地理学》”；另一个是“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琢治利用中国古籍研究历史地理，著有《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及其续编”。核实而论，小川琢治（1870—1941）所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正集及续编分别出版于1928和1929年。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在“20世纪初”的范围之内。而侯仁之提及的日本成立历史地理学会并创办会刊《历史地理学》，则显然与名称由日本舶来的后续结论之间，具有更为直接的因果对应关系。因此，侯仁之论述的对象只能是“历史地理学”，而绝非此后学界所以为的“历史地理”。

事实上，以侯仁之毕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素养来看，他不可能把历史地理与历史地理学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术语混淆。在西方英语学术界，Historical Geography依据语境既可被译为历史地理，也可被译为历史地理学。两者之间的差别，正如Geography的翻译一样，既可取地理现象之意，从而指有待研究的全部实体，又可取地理学之意，指“研究这些实体要依靠的一段经验知识”。也就是说，Historical Geography既有指向历史时期地理实体及其现象的含义，也有作为学科层面的内涵。为避免以上两种概念在研究时产生不必要的混淆并明确区分Historical Geography的指向，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普遍使用“往日地理”（past geography）作为代Historical Geography指向“历史地理”意涵时的准确表达。进而言之，整个西方历史地理学在20世纪中叶实现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即是把Historical Geography界定为一门以往日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20世纪40年代后期，侯仁之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达比教授（Sir Clifford Darby，1909—1992），正是积极推动这一现代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因此，侯仁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历史地理与历史地理学这两个术语混为一谈。

虽然有学者为了强调历史地理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联性，认为“在现阶段的研究工作中，在未加说明的情况下”，两者“的表述意义是一样的”。但也有学者指出它们的差异更值得关注。例如，地理学者鞠继武很早就发现并揭示作为课程名称的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学，先后被记录于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和民国初年的《大学令》《大学规程》等近代学制文献。台湾学者姜道章也明确意识到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学存在表达含义上的差异，他在认同中国历史地理学基本观念来源于西方的同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日本的影响，‘历史地理’及‘历史地理学’两个名词，大约在20世纪初，也就是清末，便是由日本传入我国”。他进一步说道：“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科馆所设地理课程之文科中，列有‘历史地理’，为主课之一，是‘历史地理’一词的第一次出现”；“民国成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及《大学规程》，规定大学文科的地理课程中，列有‘历史地理学’，可能是‘历史地理学’一词的第一次出现。”综上所述，侯仁之提出历史地理学名称来自日本的观点，既不是指历史地理一词而言，也不是以癸卯学制的历史地理课程为依据。由于以往对他论述对象不经意地置换与默认，从而导致据此引申解读其结论的做法，不免张冠李戴，难以成立。

毫无疑问，侯仁之理应是从他所提及的“20世纪初日本成立历史地理学会并创办刊物《历史地理学》”一事中，得出历史地理学名称来自日本的结论。据侯甬坚研究，近代日本历史地理学会本名历史地理研究会，是由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师生发起创办的非官方学术组织，正式成立于1899年，第二年改称历史地理学会。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确切获悉该学会成立并出版《历史地理学》会刊的文献证据，是1912年由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在这一年该杂志第3卷第5、6和第7、8合期的“本会纪事·本社交换新闻杂志列目”专栏上，明确将日本东京历史地理学会出版的《历史地理学》作为交换刊物列出。这也是前文谈及1912年通过“国外图书采购”方式，引进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的历史依据。笔者认为，侯仁之在撰写历史地理学词条时提出的舶来说，正是根据上述1912年《地学杂志》的记录而得。因为，首先《地学杂志》提供的相关信息，是国内已知最早有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及其会刊的文献证据，而1912年也符合所谓20世纪初的范围。其次则与一处巧合有关。其实，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的会刊真名写作《历史地理》，所用文字均借自古汉语。1910年创刊的《地学杂志》起初在记录日本历史地理学会会刊名称时，错将《历史地理》写成了《历史地理学》。这一疏忽很快被该杂志的编辑人员察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地学杂志》1913年第1期开始，本社交换新闻杂志列目专栏上的日本历史地理学会会刊名称，已被更正为《历史地理》。上述事实可以说明，侯仁之正是参考了1912年下半年出版的两期《地学杂志》合刊，才把日本《历史地理》会刊依样写成了《历史地理学》。

既然侯仁之提出20世纪初由日本舶来的历史地理学名称，本意指历史地理学这一术语，那么以往将其结论套用于历史地理一词的做法，显然就失去了成立所需的必要前提。进而言之，凭借侯仁之的判断，其实无法得出历史地理一词晚至20世纪初舶来自日本的结论。或者说，由此引申认为该词在我国传统文献中并不存在的观点，纯粹是因为弄错了对象，从而才得出的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

三  本土“历史地理”概念内涵初揭

笔者在检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我国19世纪晚期以前的传统文献，已然存在明确使用“历史地理”这一整词的案例。为了说明该词汇的确存在并具有相对固定的涵义，兹选择其中部分典型用例罗列如下：

用例一：

前志仿史作表亦称备观，而仅列名目，非素号博洽者未能详厥始末。兹因备参历史地理郡国诸志，复加详密用备稽考。（［清］阿思哈修，嵩贵纂：乾隆《续河南通志》卷2《舆地志·沿革一》，据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用例二：

自是晋史地志始为完书，非仅刘昭注郡国志弟矜该博已也。历史地理惟班固最称详核，自高惠建置以迄新莽改称，靡不毕登。（［清］洪亮吉：《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后序》，毕沅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据乾隆四十八年毕氏经训堂刻本）

用例三：

关中之地，自秦汉以来分立郡州县之多，未有若绥德一隅者也。今试以历史地理志所有数之，秦汉为上郡治及肤施县治。（［清］吴忠诰修，李继峤纂：乾隆《绥德州直隶州志·序》，据乾隆四十九年刻本、抄本配补）

用例四：

舆地之书，除历史地理志外，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祝穆《方舆胜览》等有关涉县境者，无不一一采录。（［清］李德淦修，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凡例》，据民国三年重印本）

用例五：

余读旧志，一邑之中盖亦不胜三叹焉。因备参历史地理郡国诸志，正以所闻，为沿革表。（［清］李绂：《庐陵沿革表序》，收入李绂撰《穆堂类稿初稿》卷31《序一》，据道光十一年奉国堂刻本）

以上这些运用历史地理一词的传统文献，都出现于18至19世纪之间的清朝中叶，明显早于以往所谓20世纪初该词才从日本舶来的固有成见。综观上述用例前后行文的语境，皆与地理沿革史、地志文献密切相关。显然，这一共性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传统文献中的历史地理一词具有相对固定的指向性涵义。

据已有研究可知，“历史”作为一个整词在我国传统文献中早已有之。如《三国志》注引《吴书·吴主传》曰：“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又《南齐书·鱼复侯子响传》云：“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明人李廷机、叶向高校订前人所删《资治通鉴》节本，名为新刻校正古本《历史大方纲鉴》；王世贞著《历史纲鉴补汇评》。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修志十议·议标题》下有曰：“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当时的历史一词通常是“历代之史”“历代编年体史籍”或“历代纪传体史籍”的省略称谓，尚未有今天学术意义上历史学科的涵义。同样，“地理”作为整词在我国传统文献中也早已有之。如《易·系辞上》云：“俯以察于地理”；《汉书·郊祀志》称：“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晋《博物志》曰：“地理广大，四海八方”。虽然这些用例的涵义略显模糊，但大致皆与描述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山川形势以及空间范围有关。传统时期地理一词最为核心的内涵，是指以《汉书·地理志》为代表并开之先河，此后历代相承记述含有地理沿革内容的正史志书类文献。在古书四部分类法中，史部之下以地理命名的这一大类文献，也包括隋唐以降形成的全国性地理总志、一统志以及号称“一地全史”的各种地方志，乃至关于水道、游记、舆图等知识的诸多史籍。总之，由传统时期具有相对固定涵义的历史和地理两个词汇组合而成的“历史地理”一词，理应含有历代正史地理志或历代史籍之地理类文献的基本涵义。

在前引诸文献中，毫无疑问历史地理一词已经作为整词开始出现并运用。除用例二以外，其余四例均指历史地理志书而言。结合前文论述，这些历史地理的用例皆指向“历代地理类志书”。用例二虽然未提及志书字样，但结合前后文意，其指向历代正史地理志的意思也不言自明。这些历史地理词汇出现的语境，虽然没有今天学术意义上历史地理学科或者过去地理的现代涵义，却与传统的地理沿革史内容密切相关，无论是提及的地理“沿革表”，还是“舆地之书”等无不与之相涉。可以认为，从清代中叶开始逐渐出现的含有历代地理志、历代地理沿革之义的历史地理一词，很可能正是受到了与之同时或稍早出现的，以《历代地理沿革表》《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和《历代地理沿革图》（清人马徵麟曾谓《历史地志沿革图》）等为代表的地理沿革类文献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或许也是历史地理一词虽然开始出现，但总体而言运用频率不高，难以视为常见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一方面当时用“历代”来表达历史之义的用法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也与地理常被“舆地”一词所替代有关。

迨到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文科大学设置中外地理学门并开设“历史地理”主课，作为近代高等教育课程名称的历史地理一词以崭新的面貌正式出现。从此以后，“历史地理”在文献中用以表达历代地理志书文献涵义的情况更为鲜见，而类似于民国初年颁布的《大学令》及《大学规程》中作为课程名称出现的案例则逐渐增多。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情况，如以往提及史礼绶发表的《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题目这类的表达，表面看似运用了“历史地理”这一整词，但细读就会发现，史氏所谓的历史地理，不过是指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课程的“历史、地理二科”，实质上是将历史和地理课程名称连缀表达的一种习惯方式。

四  结论

当学界追述20世纪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在我国萌芽乃至成型以前的漫长发展阶段时，往往冠以沿革地理或沿革地理学的称谓。地理学者杨吾扬曾指出：“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倡者，是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基于以上认识，在国内历史地理学实现近代知识转型的过程中，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分别被视为指代这一学科新旧更替的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称谓，甚至在两者之间，可以构建起传统与现代、经验与科学、辅助与独立等截然有异的认知标签和演进分野。显然，长期以来认为“历史地理”一词是20世纪初期以后才从日本舶来的看法，至少在词汇表象的层面助长了上述观点的流行。通过前文论述可知，简单地以历史地理一词是否出现来作为判断历史地理学开启近代知识转型过程的认知，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无论是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出现的西学历史地理课程，还是中国地学会交换自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的《历史地理》会刊，正如侯仁之所说，“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

目前，学界尚未在汉语文献中找到1910年代初期以前运用“历史地理学”一词的任何证据。由现代日语史研究可知，像在历史地理这类词汇之后加上“学”字作为结尾词的做法，往往是近代日语词汇吸纳翻译西学之后，自身造词能力提高的重要体现。由日本传入我国的诸如科学、美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地理学、天文学等西方学科名称，都是近代由日本人独创的汉语整词。也就是说，历史地理一词固然晚至18世纪中叶已在我国本土文献中出现，但从纯粹中日词汇交流的角度看，侯仁之针对“历史地理学”一词，认为它是在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判断，基本并未轶出学界普遍的一般性看法。

不过，如前所说，侯仁之以为可以证明历史地理学一词从日本引入国内的文献证据本身，其实存在着客观的局限和差误——《地学杂志》将日本《历史地理》刊名误写为了《历史地理学》。因此，抛开侯仁之依据《地学杂志》阴差阳错得出历史地理学一词来自日本的结论不谈，国内如鞠继武等学人业已注意到的，在民国《大学规程》中出现的“历史地理学”课程名称，才真正是目前已知涉及该词汇最早出现的文献证据。事实上，由于鞠继武关注的主要是地理学门下的地理课程设置情况，所以他的论述还不够全面和完整。笔者通过查阅发现，1912年10月24日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后不久，该部又在1913年1月12日颁布了《大学规程》，规定大学之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其中，在地理学门下共开设13个科目，第4个即为历史地理学，实际就是一门课程的名称。除此之外，在历史学门的中国史及东洋史、西洋史学两类专业下，也同时开设有历史地理学课程。前者位列15门课程的第7门，后者位列12门课程的第4门。毫无疑问，不管在实际的设置中是否得以实现，至少在民国官方法令规定的文科大学里，历史学门下全部两个“专业”和地理学门下的学生都必须修习一门被称作历史地理学的课程。可以说，民国《大学规程》中的“历史地理学”课程，是目前可知该词见于中文文献的最早出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是历史地理也好，还是历史地理学也罢，它们作为一个整词在近代汉语文献中出现和运用的由来，是否真如以往所普遍认为，皆属于来自日本知识界影响的问题，恐怕还需要做出更为深入和细致地讨论和分析，藉此方有可能进一步接近事实真相。有鉴于本文主题所限，这些疑问似乎值得今后继续开展研究。

作者李大海，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闫笑，系中共珠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