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指挥两大战役时随身带的公文包有何秘密？

李克勤（jixuie）题记：在毛主席统帅下，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一线指挥员林彪在这两场战役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那个时候他随身总是带着个公文包。据当时担任林彪秘书的谭云鹤回忆，对这个包里面究竟装的啥，终于有一天打开看了之后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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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林彪指挥打仗，随身带了好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林彪精读的这几本毛主席著作是：

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是为总结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延安抗大）作过讲演。林彪正是毛主席亲自派去做这个红军大学校长的【1】，所以林彪对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十分熟悉，也很有感情。据毛主席自己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主席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1935年10月党中央移到陕北后，毛主席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2】【3】【4】，系统地解决了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2年，即1936年，毛主席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一般我们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称作“两论”【5】。

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十三经，而十三经之首就是《易经》。所以，毛主席的辩证思维具有常人所不及的底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主席把这种辩证思维发扬光大，他自己的辩证思维达到了如火纯青地步。在延安，毛主席写出举世闻名的《实践论》、《矛盾论》，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偶然的【6】。

毛主席的《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是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所以题目定为《实践论》。毛主席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抗大作过讲演。

实践出真知，理论来源于实践，这在中国早就成了常识。变，就是实践的特征，所以变为道器变通之源【7】。

《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是毛主席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8】。

在延安时期老人家写的《矛盾论》这篇光辉著作，无疑把《易经》里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用现代语言作了史无前例的阐释。更重要的是，这篇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主席继《实践论》之后，又用《矛盾论》，使得“两论”成为一个中国哲学的里程碑，请注意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也是中国的现代哲学，因为这是自《易经》之后，中国哲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道器变通里，他的理论智慧——哲学思想理论，在“两论”里得到了高度概括，这就使得他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牢牢把握了相对来说可以确定的带有规律性的因素，这个过程就是实践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与此同时，老人家的实践智慧——针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毛主席对发展的、联系的、运动的思维方式，作出了明显富有我们中国特征的新的探索——以抓主要矛盾，进而抓主要的矛盾方面为突破口。这就为在实践中遇到的那个经常令人困惑的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个难题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穷尽对现实某个对象的调查，也就是我们无法做到对某个事物彻底了解，可又不得不对该事物“提前”作出判断。怎么办呢？那就是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分别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到的。由此，毛主席在哲学层面，他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也就为我们处理事物提供了一整套从想法，到说法，再到做法的方法论，在战争年代已经证明那是想得通说得通想得通的，毛主席的道器变通体系化了——毛泽东文化已经形成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氛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中医的治未病的方式，首先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实践里，得到了具体的，生动的体现——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并由此又引发的一个又一个道器变通之变。毛主席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道器变通【9】，林彪领悟颇深，这与他精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不无关系。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10】【11】。 《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1938年11月5日和6日作的，这一部分是6日讲的。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里，已解决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克服党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而使全党更明确地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并动员全党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从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方面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说明我们的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的具体变化的过程，从而取得了全党在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1938年在延安抗大，毛主席和林彪坐着听课

林彪很会打仗【12】，这与他深悟毛主席军事思想有直接关联。

而他之所以能够深悟，由于他勤奋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有直接关联【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