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范文澜同志

编者案：自1976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取代了农民战争，成为了显学。但这一转折与学术的自然发展并无关系，而完全是服务于当时正在起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我们认为，王莽改制与新自由主义改革具有相似的特点，即都是旧阶级的复辟运动。西汉的奴隶制复辟，实际上自宣帝之后就已经开始，历经四朝而终有王莽改制，最终酿成政治与社会的总崩溃。资产阶级的复辟已经有了四十年的历史，他们也必然将谋求全面的政治统治与彻底的资产阶级法权，既然如此，那么荒唐反动的王莽改制在今天必然将重新上演，并成为新苏东剧变的导火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选编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的有关论述，加以阐发，以供参考。

西汉后期，以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的矛盾，愈来愈紧张愈尖锐。农民无法维持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维系自己的再生产，除此以外，奴隶制仍在西汉有着不小的残余。“土地无限制的集中和农夫大量转化为奴隶”是西汉社会最基本的问题。在这一情况下，不只是农民，统治阶级也无法如以往般维持自己原有的统治地位，变革是必然的。问题必须解决，是农民大起义呢，还是统治阶级自己提出办法来呢？

统治阶级迫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只能在不改变现有社会的基础上采取改良的办法。但这些改革的诉求完全是从中小地主奴隶主的利益出发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因此日益激化，西汉朝廷日益不再能成为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工具：

“皇帝和上下层豪强不肯对农民让些步，因而谁也找不出什么办法。”“还在汉昭帝时，有所谓贤良文学的儒生代表下层豪强力争盐铁私营权，以为这是致太平的本原。”“朝廷放弃盐铁业，天下就会太平，下层豪强一直坚持着这个办法，某些儒生甚至要求汉皇帝退位，让别的贤人来做皇帝。”

西汉部分统治者认为社会矛盾在于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层豪强的分裂，于是谋求以调和上下层豪强利益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而这一调和却不得不加剧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

“汉哀帝时，孔光等少数大官僚主张限田限奴隶，允许所谓民的下层豪强得与上层豪强占同样多的田，占奴隶约得最上层豪强的七分之一，以为这是救急的办法。”“所谓救急，就是限制上层豪强凭借权力与下层豪强争夺田宅奴隶，希望下层豪强因此对农民的兼并也和缓一些。”“作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皇帝，既不能放弃盐铁大利，也不能限田限奴隶，又必须取得上下层豪强的拥护，只好放纵他们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来和缓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统治者试图更多地利用意识形态欺骗来掩盖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但并没有起到效果：

“他们时求天求鬼神，改年号改帝号，企图用欺骗手段来和缓农民的反抗。这些办法，促使各种矛盾更加紧张起来，皇帝完全陷在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

在西汉朝廷日益不能维持阶级统治的情况下，统治阶级推出了王莽以代替无能的西汉朝廷来继续维护他们的统治，但此时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王莽改制必然失败，而农民大起义必然发生：

“这时候，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分两步提出他的办法。第一步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代西汉做了皇帝。第二步所有办法都失败了，受到农民大起义的惩罚。”

王莽通过获得社会各阶级或多或少的拥护以攫取西汉最高统治权。首先，王莽自身便是汉朝最高统治者的一部分：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自汉成帝以来，王家有九个人封侯，连王莽有五个人做大司马，朝廷大权几乎全部归王家掌管。”

其次，王莽积极维护其他上层豪强的利益以获得他们的拥护：

“王莽大封汉宗室、汉初以来功臣子孙以及在朝大官为王、侯、关内侯，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通过大封爵，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

同时，通过扩大统治阶级内部上升渠道，王莽也取得了地主阶级的大部分拥护：

“王莽征集天下通古文今文经学及天文、历算、兵法、文字、方术（医学）、本草（药学）的士人数千人到京师，又扩大太学生名额，学舍能容纳一万八千人。通过士人和太学生，得到了无市籍地主的拥护。”

王莽也对被统治者施以小惠，如保障奴隶生命：

“他的第二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痛责王获，令自杀偿命”。“公元二年，郡国发生旱灾蝗灾。王莽献出钱一百万，田三十顷，官吏豪富二百三十人也献出田宅，请大司农分配给贫民。派使者捕蝗。民间捕得蝗虫，按多少给酬钱。全国无灾地区财产不满二万钱、受灾地区不满十万（十万疑当作一万）钱的贫民免纳租税。有疫地区，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给葬钱五千，四人以上给三千，二人以上给二千。王莽又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在甘肃华亭县境），募贫民迁居新县，沿路饮食及到新县后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种、食粮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又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

王莽由此夺得最高统治权：

“公元八年，王莽废西汉刘氏皇朝，建立起国号叫做新的王氏皇朝。”

这一夺权的过程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是何其相似！资产阶级首先以官僚的形式窃据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随后维护官僚的特权以换取支持，同时恢复新科举制以获取中下层官僚、资产阶级、富裕农民的支持，扩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上升渠道，最后对被统治者阶级略施恩惠，即进行了农村改革，从而骗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支持，夺得最高统治权。

前文提到，西汉基本的社会问题为土地兼并与农民沦为奴隶。王莽认为土地问题的根源在于豪强兼并土地后租税过高：

“他说：汉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豪强兼并成千成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耕种，却要收一半的租税。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怪不得租田人父子夫妇整年劳苦，连糟糠还吃不饱，富家的狗马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乱的原因。”

因此，他试图通过将土地收归国有来平均分配土地，缓和兼并，即实行王田制：

“王田——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田超过九百亩，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口给田一百亩。”

实际上，这没有任何的进步性。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对土地私有制承认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无论郭沫若、范文澜，都十分重视初税亩、尽地力之教与商鞅变法奖励耕战的变革意义，原因不外乎上述改革打破了土地为周天子掌握的井田制。而王莽为了抑制兼并，试图以王田制，即井田制来限制土地买卖，无疑是试图以奴隶制的上层建筑，约束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更进一步说，我国古代大部分抑制兼并的改革，大多带有奴隶制的色彩，因为封建制下自由农民破产沦为农奴或流亡到城市成为手工业工人本身就是不可避免的。奴隶制大帝国瓦解为一个个小的封建制王国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古代试图通过帝国的国家机器来维系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平衡，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不彻底性。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始终没有能够彻底冲破奴隶制的上层建筑。这也正是毛主席晚年提出儒法斗争问题的原因所在。

回到西汉，奴隶问题则在于奴隶被随意买卖，导致自由农民的减少。王莽认为：

“市上有买卖奴婢的圈子，象买卖牛马一样。这些奴婢，很多是被凶恶人用暴力抢掠来的。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杀死，违反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训。”

因此，他禁止民间奴隶买卖，将奴隶改为私属：

“私属——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朝廷所有的官奴婢），不得卖买。”“犯卖买王田私属罪，重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

由于阶级社会的客观存在，王莽企图通过在法律上停止和废除阶级压迫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在实际上不可实行。范文澜先生指出：

“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虚用来欺骗农民的废话。王莽时南阳豪强樊重家有田三百余顷，阴子方家有田七百余顷，足见当时并无分余田的事实。王莽变法的真实意图是在停止田宅奴隶的卖买，借以停止豪强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发展。这当然又是十足空虚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婢的卖买。强迫停止的结果，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

同时，王莽的经济改革，废五铢，造新币，加速了这一混乱：

“在这个时候，王莽又废除行用已久的汉五铢钱，别造金货一种、银货两种、龟货（大龟甲）四种、贝货五种、泉货（铜制）六种、布货（铜制）十种，共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私用五铢钱，与卖买王田私属同罪。王田私属又加一个新货币，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迫得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因卖买田宅、奴婢，铸私钱犯罪被刑罚的人，不可胜数。这一阵骤然来到的社会大混乱，给王莽的打击非常沉重。”

最终，王莽的办法在法律上也被废除了：

“公元十二年，王莽取消王田私属的禁令，准许置卖王田不算犯罪，卖买奴婢暂不治罪。”

在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和奴隶问题来缓解社会矛盾的努力失败后，王莽将解决方法寄托于与商贾分利：

“王莽代表上层豪强，也代表无市籍的下层豪强，在害怕农民大起义这一点上，他必须提出办法，但他的阶级性决定他只能提出一些欺骗性的必然失败的办法。无市籍豪强与有市籍豪强（商贾）一向存在着矛盾（禁商贾买田和做官吏），这使王莽转向商贾方面寻求办法，结果是小工商比大商贾受到更多的伤害。王莽要限制商贾的兼并，主要是要分享商贾的利益，使朝廷取得大量财物。”

其主要手段便是实行五均六筦法。王莽打着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旗号来实行此法 ：

“他说，行五均六筦法是想“齐众庶（均贫富），抑并兼”，做到市无二价，贫富相安，强者不得压迫弱者，富人不得要挟贫人。事实上五均六管是王莽把持工商业，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

其中，五均是指在各商业城市设立市官：

“西汉时以长安为首，全国有六个大中心城市。王莽改长安东市为京市，西市为畿市，又改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原来的市令（长安东西市令）、市长（洛阳等五市）改称五均司市师。各郡县设司市，大抵由地方官兼任。司市师或司市统称为市官。

官市官下又有交易官和钱府官两种属官，交易官掌平均物价：

“市官下有交易、钱府两种属官。交易官又称均官，职掌是平均物价，抑制商贾囤积居奇。每季第二月，均官订定本市货物价，分上、中、下三等，称为市平。市上卖买五谷、布、帛、丝、緜等生活必需品，如卖方多，买方少，均官按货物实价，全部收买，使卖方不受亏折。如物价超过市平，均官将所藏货物按市平卖出。如物价比市平低，听卖买双方自由交易。” 但王莽却有借此谋利之嫌。“《汉书·王莽传》说他“令市官收贱卖贵”，从中取利，这倒是可信的记载。”

王莽命钱府官员掌管收税：

“收税大体分三种。一种是大工商业税。凡开采金银铜锡及采取龟贝的工、商，向钱府报数纳税。一种是不生产税。凡田荒不耕，一人出三个人的税，城里住宅不种树木或菜蔬，一家出三匹布。游荡不生产的人，出布一匹，不能出布，罚作苦工。一种是小工商业税。凡在山林川泽里采取鱼鳖鸟兽等物及饲养家畜，又妇女养蚕、纺织、补缝，又工匠、医、巫、卜、祝及其他技艺，又商贩贾人摆摊、开店或在邸（客舍）营业，都得向钱府报数，除去本钱，纳税十一分之一。报数不实，财物没收入官，罚苦工一岁。”和赊贷“钱府官职掌是收税和赊贷。赊贷目的在抑制高利贷商人。贫民遇有祭祀丧葬事，无钱举行，可向钱府赊钱，不付利息。赊钱人付还祭祀钱不得过十日，丧葬钱不得过三个月。贫民想经营产业，缺乏资金，可向钱府贷钱。产业收入，除去经营者衣食费用，钱府取岁息，不超过纯利的十分之一（《王莽传》作月息百分之三）。”

五均大体而言是以官僚的压迫代替商贾的压迫，即以官营工商业取代私营工商业：

“五均赊贷法对商贾与高利贷商人，可能发生一些抑制的作用，但小工商税如此烦杂细碎，非常广泛的生产者都受到扰害。贫民去了一个商贾高利贷商人的压榨，却来了一个贪暴官吏的压榨。在王莽看来，五均赊贷可以夺取商贾高利贷商人的利益，在贫民看来，王莽和商贾高利贷商人同样是可怕的压榨者。”

六筦则是指“官卖盐、酒、铁（主要是农具），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王莽想利用少数大商贾来抑制多数小商贾：

“掌管五均六管的大官叫做羲和。羲和派遣命士到各郡督察五均六管，每郡有数人。命士全是大商贾出身。”

但由于政治上的腐败，他的改革变成了苛政：

“王莽所用大小官吏，不论朝官或地方官，都没有俸禄。地方官和命士相勾结，大获奸利，郡守县令家产多至一千金。地方官获利，送一部分给朝官，得到朝官的庇护，作恶更无所不至。王莽所谓“齐众庶，抑并兼”的五均六管，即使有些办法看来可能是利民的，经过命士地方官吏的污手，也就变成害民的办法了。”

五均六筦法在抑制商贾的同时也迫害着农民，最为明显地体现便是铸钱：

“王莽大概想破坏商贾的财产，时常改变币制。小工商业和农民本来得不到什么钱，对他们说来，损失不多的钱便有破产失业的危险。王莽改币制一次，小工商业、农民大量破产一次。王莽凡改币制五次，小工商、农民所受灾祸可以想见。因为币制屡改，新币不能即时流行，豪强乘机盗铸，私钱充斥。王莽用重法严禁，一家藏有铜、炭，就被官吏指为铸钱，邻近五家都算犯罪，男女被没收，囚送到长安锺官（铸钱官）当官奴婢，人数在十万以上。当时民众被迫纷纷起义，这样说道：出门去生产，所得还不够纳税，闭门来守家，横祸会从有铜的邻舍飞来。的确，除了起义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在国内改良的办法失败后，王莽又转向了对外战争：

“暂行即废的王田、私属和坚持不废的五均、六管，王莽主观上是想用来抑制某些豪强，避免民众大起义，结果恰恰是加速大起义的爆发。王莽知道这个事实，接连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对国内民众表示威武，并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又恰恰是更加速大起义的爆发。” “公元九年，王莽派使官到边外诸国，收回汉朝所给印绶，改授新朝印绶。国王改号称侯。这样，王莽的侵略战争正式开始了。”

对匈奴，王莽在边境屯而不击，以此吸收内地相对过剩人口：

“公元十年，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击匈奴。公元十九年，王莽又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击匈奴。王莽两次大发兵，都屯驻在边境上，并不出击。看来似乎是毫无理由的妄动，但是决不能用妄动来说明王莽的行动。王莽用募兵的方法，招集内地不能生存可能起义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只要这些穷人在边境上逐渐死亡，在王莽就算有理由了。”

除了减少相对过剩人口以外，王莽也借对外战争大肆敛财：

“王莽每次动兵，便大搜括民间财物。他发动侵略战争把募来的兵士送到边境上，把括来的财物收到自己仓库里，觉得是一举两得的便宜事。”

至此，王莽失去了社会各阶级的拥护，农民、小工商等被统治者参加了起义：

“做皇帝以后，由于王田法的失败，农民实行起义。由于五均六管法的失败，小工商参加起义。”

王莽也失去了商贾、高利贷商人、上下层豪强等统治者的支持：

“五均六管打击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这些人也反对王莽了。”“公元十年，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派上层豪强分离了。公元十二年，大封公侯以下二千余人，每人得月钱数千，非常穷困，有些人甚至当雇工度日，王派上层豪强消极了。王莽所用官吏不给俸禄，任令贪暴致富。公元十七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五分之四，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无市籍的下层豪强怨恨了。王莽统治失去了基础。”

王莽改制最终失败，西汉自此陷入政治与社会的总崩溃中。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旧阶级总是通过欺骗与收买社会的大部分阶级以获得政权，但在他们所谓的改革中，从被统治阶级到中间阶级，再到统治阶级的大部分，都终将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复辟所建立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也就不可避免地崩塌了，而这也是一切起义者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机，而在这一时刻到来前的盲动，则往往给起义者带来极大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