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日统一战线思想的顶层设计与历史贡献

/一、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由此开始。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初具雏形。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事业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强调要将“党和苏维埃红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扩大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从而在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周恩来曾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九一八后，“党看到了工人与农民坚决抗日的要求，看到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都不愿当亡国奴，因而党就学会了建立全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广大的人民全力抵抗日寇”。

伴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同样处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要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尽量争取世界的援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于1936年7月会见斯诺时明确指出，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实现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因此，中国“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进而“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强调:“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对于国际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毛泽东明确指出，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主要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1937年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将在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基础上，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这种统一战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提出，要“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从而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目标进行了明确的设定。

对于国际统一战线的联合对象，毛泽东指出，这种统一战线，不仅要同苏联建立，而且要同那些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1937年8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我党的抗日外交政策，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并联合“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推动国际统一战线的建设，理应包含对日统一战线的工作，这就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日统战工作奠定了基调。而在当时，中日两国作为交战双方，对日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人民在战场上面对的数以万计的日本士兵。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对争取工农出生的日本士兵加入抗战队伍进行了顶层设计。他指出:“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二、毛泽东对日统一战线实践的顶层设计

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毛泽东在对日统战工作上就有清晰的顶层设计，即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引领下，联合无产阶级出身的日本士兵反对其法西斯压迫者。在实践中，面对作战对象、战场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复杂变化，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土地革命时期对敌统战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提出新办法、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在初步摸索、稳步开展、系统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瓦解敌军，优待俘虏”为原则的对日统战工作机制，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引人瞩目的成绩，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确立宽待俘虏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

全面抗战爆发伊始，毛泽东就为全党确立了对日统战工作的政治原则。在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这一论断突破了狭隘的民族矛盾观念，为中国共产党对日统战工作“宽待俘虏”的政策体系定下了基调。在此指引下，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相继发表《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书》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向日本士兵明确指出:日本士兵多为工农出生，被迫到中国战场进行无谓的牺牲。八路军“决不是反对日本的工农，他只反对日本的军阀”。两封宣言书指出，日本士兵的出路是同中国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军阀，并向日本士兵保证:“中国军队绝不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这种日本士兵以优待，如果他愿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就给他事情做。”这两封宣言书，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日俘虏工作的政策框架已现雏形。

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是役，八路军共“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却未能俘获一个日本士兵。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以往在战场上的对敌统战方法在语言、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日军面前不尽奏效，必须立即从新形势出发，从相应的组织建设、宽待政策、宣传方针和人才培养上着手，才能做好对日俘虏工作。

在组织建设上。面对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共产党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一切政治工作皆是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在抗战中的胜利。“决定”强调，红军应迅速提高其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提升军事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1937年10月，“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责通前后方的联系”，中共中央正式成立军委总政治部，并在师、团两级分设敌军工作部和敌军工作处，“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责”。

在宽待政策上。1937年10月，八路军总指挥部颁布《关于对日俘虏政策的命令》，明确提出对日俘虏的四项规定，即“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1938年10月，八路军总部颁发的《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决定》，进一步细化了对日军俘虏的优待释放政策。1940年7月，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对日俘的政策的命令》，将对日俘虏政策由此前的四条扩展为六条。1942年8月，《解放日报》社论《日本士兵大会和反战团体大会的收获》更是进一步强调，要想取得敌军工作的胜利，就绝对需要熟悉日军的情形和善于根据日本士兵的情绪、意识与要求进行宣传工作的人才，而“具有这样资格的最好人才，是我军内部的日本弟兄”。伴随着对日俘虏工作实践的逐渐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对日俘虏政策也形成体系并逐渐完善。这一政策体系不仅明确指示要优待俘虏，还特别强调要大力吸收日俘参与瓦解敌军的工作，为此后我党对日统战工作的突破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宣传方针上。除了在敌占区大量印发反战传单、刷标语等常规宣传手段外，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日统战实践经验的逐渐积累中认识到“要求政策发生作用，就得从感情上的接近，逐渐引导到政治上的接近，没有感情上某种程度的融洽、谅解，就不能有政治的自觉，就不能消除历史上的成见”。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改进创新了此前略显呆板、缺乏生动的宣传内容，采取了优待并释放日军俘虏、送回或妥善埋葬阵亡日军遗体并竖立墓碑，散发凭吊文，举行慰灵祭等宣传方式，使侵华日军士兵普遍相信八路军、新四军不杀俘虏、优待俘虏，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抱着某种程度的好感。这些宣传手段，切实削弱了日本士兵的顽固性，成功建起一座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的桥梁，使得战场上的俘虏与自动投诚的日军逐年增多。

在人才培养上。伴随着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对日统战工作专门人才的缺乏。在当时，部队中会日语、懂宣传的干部和士兵奇缺，培养专门人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对日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八路军总政治部和晋察冀军区陆续开办了敌工干部培训班，培养我党敌工干部的专业技能。截至1938年底，培训班共开设20次，训练干部600多人，其中有“150名能翻译敌人文件及询问俘虏的干部，其中少数还能训练俘虏写宣传品。这些干部，有一半被分配到前线工作”。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将一批具有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李初梨、张香山等调入敌工部工作。这些曾留学日本的我党干部对日本人文风情、日军士兵心理都有较准确的把握，很快成为了我党开展对日统战工作的中坚力量。

2．积极开展日军俘虏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俘虏日军人数逐年递增的战绩，而且还取得了投降反战人数屡创新高的骄人战果。这一战果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对日统战工作中积极开展日军俘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支持这一工作开展的核心，就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日统战工作形势面临着两大变化:其一，伴随着抗战初期被俘后反日军士兵的增多，以他们为主体的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成立支部，如何加强对这些反战斗士的教育引导，更好地发挥这些基层支部的战斗力，成为迫切的需要。其二，同年秋季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日军俘虏人数显著增加。怎样教育俘虏，是抗日战争所遇到的一个复杂问题。此时，毛泽东听取了秘密抵达延安的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后化名冈野进)的建议，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创办一所日军俘虏学校对日军俘虏和各地觉醒联盟支部的盟员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后，再送返抗日前线，对日军开展宣传瓦解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建立一所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命冈野进为校长，中共干部赵安博为副校长，全面领导学校的教学工作。1940年10月，晋西北等地的首批日军战俘到达延安，学校正式开展对日俘的政治教育活动。1941年5月15日，延安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毛泽东为日本工农学校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是人类战争实践上绝无仅有的创举。这所学校，并非常规意义上的战俘营，而是一所给予学生完全自由、平等和安全的政治教育学校。它以对日本学员实行政治教育为办学宗旨，开设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汉语、时事问题以及其他根据需要确定的课程，对学员们进行为时一年的教育。

日军俘虏能否教育好?此前大部分人认为，日本士兵饱受武士道教育，是最不可捉摸的。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士兵绝大多数出身工农阶级，只要唤醒其阶级觉悟，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一定能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斗士。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学校的教学，也紧密围绕这一目的展开。学校将学员按照文化程度和思想觉悟进行分类教学，无论什么课程，都特别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具体实际或战争中的事实，通过通俗易懂的教学，使学员们认识到日本财阀、军阀剥削劳苦大众的秘密，揭露日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从而提高革命的阶级觉悟。

毛泽东曾指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因此，学校不仅让学员们闭门读书，更积极地让学员们在延安这一开放的革命大熔炉历练。在学习期间，学员们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使自己的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大生产运动中，不愿坐享别人劳动成果的学员们上阵各显其能，生产成果三分交工，七分归己。由于参加了生产，学员们的津贴增加了很多，有学员感慨:“在日本时负债累累，到延安却成了富翁。”同时，大生产运动也极大改善了工农学校的生活，学员们天天能吃肉，顿顿花样翻新。甚至有学生提出“早餐最好取消肉菜，希望减少晚饭肉菜”的建议。而刚到延安的日军俘虏甚至指出:“日军士兵的伙食很差，而且吃不饱。像工农学校里的这种伙食，日军部队中不要说吃，连见都没有见过。”

经过系统学习，学员们从思想、政治上都实现了脱胎换骨，积极投身于瓦解日军的宣传工作中。日本学员大谷正指出:“我认识到这个战争绝不像日本所宣传的为了东方和平的正义战争，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掠夺战争。我更认识到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胜利必然在我们劳苦人民这方面，只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全世界劳苦大众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所学校，是毛泽东统战思想指导下化敌为友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生动体现。从开学之初的11名学员，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学员已发展到300多名，成为在华日人反战斗争的中坚力量”。

3．支持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待人以诚、用人以信”，注重吸纳转变了思想的日军战俘，并支持其以独立组织状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日统战工作。

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宽待俘虏原则下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一批日本战俘率先觉醒，加入到抗战队伍中。觉醒的主要标志，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这场战争的侵略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并萌发出反战的态度。1939年，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和冈田义雄还被吸收进八路军，成为了第一批“日本八路”。同年11月7日，这批“日本八路”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正式成立觉醒联盟，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对日统战工作中。他们有的扛起机枪英勇作战；有的撰写、审核每一份发往火线的传单；有的拿上喇叭，冒着枪林弹雨向自己的同胞喊话，争取到更多的日军士兵放下武器，加入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对日统战工作进入到突破式发展阶段。刘少奇曾对此评价道:“华北争取了不少的日本俘虏。他们积极工作，对我们帮助极大。……特别对我们做敌军工作、争取俘虏工作帮助更大。”毛泽东对此特别强调，要缩短中国抗战的时间，巩固国内和国际的统一战线极为重要。在此其中，离不开日本人民的帮助，“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日本人民反战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日本的士兵与人民更多地觉悟一分，战争时间也就可以缩短一分”。

1942年，在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的统一领导下，觉醒联盟各支部均改编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支部，此后又在1944年改编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指导与帮助，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启发日本俘虏，使他们很快地觉醒过来，成为反战和平斗士。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向党内明确指出:“决定凡有了日人干部，而这些日人干部政治上又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认真同日本同志共同工作，并用一切努力帮助日本同志的进步，不仅为我军今日抗战所必须，而且是为我们国际共产党人替将来日本革命准备干部不可推诿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解放联盟依托抗日政权，与根据地人民打成一片，在对日统战工作上得心应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毛泽东对日统一战线的成就与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贯彻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积极开展对日统战工作，在作战俘虏日军6213人，争取投降反正746人，将世所公认的顽固“鬼子兵”改造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斗士，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绝无仅有的成就。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让反法西斯阵营中的盟友美军也高度重视，于1944年观察组抵达延安后派出一支专门的小组去学习，试图总结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日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

首先，毛泽东将对日统战工作视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要一环的战略性任务。全面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为主要对象开展统战工作，这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武装斗争实践中尚属首次。作战对象发生重大变化，随之带来的理念冲突、文化隔阂等因素成为了我党对日统战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宏大的国际视野，将对日统战工作纳入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设中。在积极调动广大中国人民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毛泽东也极为重视日本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他号召全党上下摒弃狭隘的民族观，主动区别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士兵，将俘虏的日本士兵视为受日本帝国主义蒙蔽欺骗的受害者，在“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原则下，积极开展优待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调动起日军俘虏抗日的积极性，使其从“鬼子兵”变成了坚强的反战斗士，形成了一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生力量，实现了他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伟大构想:“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其次，毛泽东将宽待俘虏明确为我党军事斗争的基本政治原则之一。善待俘虏，是我国上千年军事斗争实践的经验凝结，《孙子兵法》曾以“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来强调善待俘虏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之所以被称为“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坚持贯彻宽待甚至优待俘虏的方针，给予其人道关怀，赢得了俘虏甚至敌军的尊重与认同。日军战俘曾对此指出:“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掉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与各位共享生活的欢乐……是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认识到世界上的无产者都是手足兄弟。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同胞弟兄。”美军观察组的《延安报告》则指出:“八路军对战争和战俘的态度是不循规蹈矩的，甚至可以说是怪异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共产主义者在这一领域的行事方式，与基督教‘爱你的敌人’这一教义惊人的相似，且取得了极为显著的积极效果。”抗战时期的对日俘虏工作再次证明，坚持宽待俘虏的指导思想并制定相应的统战方针政策，能够有效争取俘虏和瓦解敌军，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消解敌军战斗意志，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最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对日军俘虏开展由浅入深的思想政治教育，成功地改造了他们的思想。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爱与恨，美与丑，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感知对比而形成的，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形成有效沟通的桥梁。消灭肉体容易，改造灵魂困难。但这一难点，恰是中国共产党做好对日统战工作，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关键环节。转变顽固不化的俘虏为坚强的反战斗士的教育，始于日军被俘的第一刻。日军被我方俘获后，一度秉持“宁死不当俘虏”的心态。此时，掀起他们内心波澜的，恰是八路军与群众无怨无悔、以德报怨的宽待。这让日军战俘一度难以理解，随后逐渐在感情上转向中国人民一边。但在此时，战俘们对于反战斗争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要在战俘的头脑中建立起系统的理性认识，就需要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经过在工农学校的系统学习，战俘学员们对“究竟是什么迫使自己不顾性命卷入这场侵略战争”有了明确的答案，拆穿了军国主义教育的长期蒙蔽。一位日本学员对此强调:“日本学校教的历史，简直就是哄小孩，灌输统治我们的谎言，讲什么神国呀，万世一系呀，大家一讨论社会发展史，就把这些谎言给揭穿了。”一个人的觉醒，很快会带来更多人的觉醒。这些，无疑就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日统战工作中出奇制胜的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