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援助中国往事

01

没错，朝鲜真的援助过我们国家。

据金日成回忆录以及朝鲜人的记载，他们对我国的援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金日成以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国革命；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朝鲜部队“作为主力”给中国“指战员以鼓舞和勇气”。

在国共内战的严重关头，金日成亲赴丹东（安东）出席辽东军区作战会议，“指明了扭转当前困难局面的战略战术”。

金日成还派了一个炮兵团援助中共作战，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1949年2月中共派人到平壤，请求朝鲜帮助把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金日成“欣然答应”。

当然，以上说法，99.9%都是在吹牛皮，大家看看就好。

如果金日成真有给四野“指明扭转战略战术”的能力，那么，五年之后，他也不用派特使朴一禹，带着亲笔信来中国，向教员求援了：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瞧瞧这话，说得多么客气。

不过，朝鲜人的记载，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他们真的援助过我国。

02

1945年上半年，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了日本即将失败。所以，两党都把收复东北，提上了日程。

4月教员在七大中提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6月到8月，经过两个月的谈判，蒋介石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独立，但作为回报，苏联拿下我国东北后，要把东北移交给国民党，一切援助都给国民党等等。

前者宁可丢掉所有，也要拿下东北，后者却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身上。

虽然有点马后炮，但不得不说，从两党对东北的态度，就能看出将来谁才能成为东北的真正主人。

1945年8月8日，苏联突然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

8月10日，朱老总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部（1937年加入我党，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冀热辽的李运昌部，立刻向东北进发。

8月30日，我军先头部队，在开国少将曾克林的率领下，攻占山海关，9月4日进入锦州城，9月5日，抵达沈阳。

但是，驻守沈阳的苏军，却拒绝我军接管沈阳，原因是斯大林不想背负，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责任。

不过，在曾克林的再三交涉之下，苏军终于同意，如果“八路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他们则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曾克林立刻向上汇报，改了名字。

苏军也践行了承诺，把日军在东北的最大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了曾克林部看守。

曾克林大喜不已，赶紧于9月15日，乘坐苏联的专机飞到延安，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到处都是日军留下来的物资，抓紧派人前去接收。

教员更是兴奋，立马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计划，命令罗荣桓率领9万多人（八路军6万多，基干团约3万）。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3师的3.5万人，还有刚刚抵达河南濮阳的林彪，火速赶往东北。

这时候，苏军又送来了一个大惊喜，他们向我党东北局负责人表示：“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北面自然是你们的。”另外，11月15日之前，如果国军进攻，苏军可以帮助我军作战。

这种连娶媳妇带过年的待遇，我军哪里享受过。所以，赶往东北的10几万大军，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就把武器弹药，几乎全部留在了原来的根据地。另外，我党又制定了占领全东北的计划，要求各支部队广泛地分散到东北的各个地区，建立政权。

但是，就在我军急行军的时候，苏联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不但把交给曾克林的苏家屯仓库收回了，还要求已经进驻沈阳的我军部队，退到30公里之外。

彭真、陈云得知消息，大吃一惊，急忙于9月23日上报中央：现尚无把握取得大批武器、枪枝……出动部队必须携带适当武器，以便发展。

如此一来，进入东北的部队才携带了一些武器。但是，武器数量依旧严重不足，例如山东军区的大部分八路军，都是渡海到东北的，而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拿枪。

所以，我军算是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

用黄克诚将军的话说，当时的东北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北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

反观国民党这边，蒋介石制定的策略是“先关内，后关外”，所以，一直到10月31日，国民党第十三军，才在秦皇岛登陆。比我军进入东北，晚了整整两个月。

但由于国军武器装备先进，11月16日，国军就攻占了我军占领的山海关。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苏联在美国和蒋介石的外交压力之下，又于11月19日通知我军：

“苏联将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在苏军驻防之地，共军不仅不能与蒋军作战，且必须退出。”甚至，苏军还要我党，交还已经接收的政权，“如果你们不走，我（苏军）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

外有国军的进攻，内有苏军的背叛，内外交困之下，林彪只好下令撤出锦州，陈云也撤出了哈尔滨。同时，教员也被迫将原来“占领全东北的计划”改成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接下来几个月，国民党忙着向东北调兵遣将，占领各个大城市。我党忙着扩军备战，所以，东北土地上的国共两军，实现了短暂的安宁。

03

经过半年的发展，我军在东北从10万人，扩充到了32万人，并拥有了16万枝枪，4033挺轻机枪，749挺重机枪，各种火炮556门，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国民党军则增加到了28.5万，并且还在沿着铁路，不断地向北推进，准备夺取整个东北。

1946年3月，苏军加快了撤出东北的步伐。3月中旬，撤出四平，4月又撤出了长春、哈尔宾、齐齐哈尔。

由于国民党正规军这时候还在沈阳，所以，苏军就把这些城市交给了国民党刚刚收编的伪军和土匪。

我军自然不会放过如此良机，三下五除二就灭掉了这些地方的武装，率先占领了四平。

蒋介石见状，愤怒不已，4月18日，命令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新一军、七十一军猛攻四平。

教员为了稳定北满后方根据地，为我军解放长春、哈尔宾、齐齐哈尔等城市赢得时间，同时也为了打击国军的嚣张气焰，所以，命令林彪死守四平：

“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

后来还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

但由于敌强我弱，我军没有应对美式装备的经验，再加上，我军扩充太快，收编的部队参差不齐，有些军部打着打着就跑了，甚至还反水了。

所以，这一仗我军打得异常艰苦。

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我军损失高达8000多人，仍然没能阻挡住国军的进攻。

5月18日，我军丢掉塔子山阵地后，林彪意识到，再打下去就有被包围的危险，急忙向教员发电，报告了四平的情况。

当天深夜，未等教员回复，林彪便率军撤出了四平。第二天，教员在回电中称赞了我军的顽强，并告诉林彪，如果觉得守住四平已不可能，那就主动放弃。

5月23日，林彪又主动撤出了长春，主力退守松花江北岸。

蒋介石兴奋不已，当天便飞到了沈阳，要求杜聿明率军，火速向哈尔滨挺进，占领整个东北。

但正在负责国共调停任务的马歇尔，却意识到了危险，他劝说蒋介石道：“我军如再由长春跟踪北进，则运输线愈长，地位愈感困难，危险亦愈甚。”

蒋介石听罢，觉得很有道理。便在10几天之后，与我党一起发表了“东北停战声明”，直到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把重心放在中原解放区，再也无暇北顾。

趁着国民党把重心放在关内的几个月里，林彪痛定思痛，对东北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对内，枪毙了那些四平保卫战中，临阵逃跑的逃兵。肃清了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清剿了后方大大小小2万多名土匪。

抽调了三分之一的部队，以及各层领导干部，穿上农民的衣服，下乡发动群众、帮助群众，进行土改，将3000万亩土地，分配给了420万农民，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

对外，林彪又派代表去了苏联和朝鲜，要来了一大批军事物资。

苏联大概给了800-1000个车皮的各种物资。

金日成则在1946年8月，给了30个车皮的物资，包括10万枝枪，以及一些火炮。不过，这个数字是朝鲜那边的史料，真实性不能确定。

但能确定的是，仅仅1946年-1947年，朝鲜就向我军出口了420吨炸药、200吨硝酸、300万个雷管、120万米导火索、15万双鞋。

1946年底，金日成还让我军的2万多名伤员，进入朝鲜，对其进行了救治。安东被国民党占领以后，我军大概7万人，也撤到了朝鲜。

当然，这也为日后金日成得天下赢得了我党的支持。

总之，经过苏联和朝鲜的援助，我军的实力迅速扩大了一倍，截至1946年秋，就拥有了20-30万枝枪（之前是16万枝），8000挺机枪（之前是4003挺），1000多门炮（之前是556门），为之后的国共大决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国民党所统治的东北，则每况愈下。很多国民党官员，一到东北就以除奸的名义敲诈勒索，大发战争财，贪污腐化极其严重。以至于人们天天喊出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口号。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副司令郑洞国，对这些情况全部心知肚明，两个人还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杜聿明不无悲伤的说：“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

但国民党从上至下全都糜烂无比，他们个人又岂能逆天改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