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抗战时期的南开

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南开大学，曾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日军轰炸，校园被毁、学校被迫南迁的艰苦磨难。作为南开最杰出校友的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不但对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对抗日游击战的开展、对国统区党组织的建设作出了不朽贡献，而且始终关心着母校的情况，他积极动员南开师生投入抗日、对南开校长和校友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一、南开校园被毁后对师生、校友作抗日动员

诞生于五四运动中的南开大学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这一光荣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发扬光大。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师生们组织了国难急救会，以实际行动支持长城抗战，慰劳前方将士。一二·九运动中，南开学子积极参加了反日爱国大游行。300多名南开学生还乘火车南下请愿，被阻沧州时，在寒冷和饥饿中坚持向车上旅客和车站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上世纪三十年代南开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但是，却在1937年7月底被日军野蛮轰炸和焚毁，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不断增兵向北平、天津发动进攻。迫于形势，7月下旬南开大学决定进行疏散，紧急整理图书仪器运往租界，但由于受到日军阻拦仅运出一半。日军认为南开大学是天津抗日的基础，遂于7月29日凌晨开始炮击位于市郊八里台的南开校园。当日下午，日军派出数十架飞机，集中对天津市政府和南开大学等六个目标进行重点轰炸。30日下午，百余日军乘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他们抢走图书馆藏书，然后放火烧了图书馆和整个校园。一时间南开校园内的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起火点十余处，烟云蔽天。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被毁，仪器设备全被破坏，大批珍贵图书遭洗劫，南开校钟亦被劫掠。

日军对中国知名高等学府的故意毁坏，招致了南开师生的强烈愤慨和国内外各界正义之士的一致谴责。正在南京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得知校园被焚毁的消息后，悲愤地向记者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7月31日蒋介石会见教育界著名人士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时也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茅盾、郭沫若等56名左翼进步作家，致电南开校长张伯苓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表示悲愤和慰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基尔帕特里克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在华之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使该有名之学府万古不朽。” 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英国18所大学的170名教授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对日军在华轰炸平民及学校表示愤骇，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

南开校园被毁后，部分进步学生和校内中共地下党员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分赴各地参加抗日。大部师生辗转南下，加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又奉命迁往昆明，与清华、北大联合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期间，亦有数以千计的南开师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南开大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是南开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之一。瓦窑堡会议后他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处奔走，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特殊贡献。抗战全面爆发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驻国统区代表团负责人。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各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周恩来更是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动员民众抗日积极努力。对南开校园遭日军轰炸焚毁一事，现在虽然没有找到周恩来直接表态的材料，但从他后来鼓励校友投身抗日、介绍进步学生去延安、对南开师生和校友做的大量统战工作中，可充分表现出他对南开的关心。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为有利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周恩来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直接领导肩负抗战宣传动员重任的该部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出版抗日报刊书籍、排演抗日文艺节目、团结爱国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抗日战地动员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1938年5月，南开校长张伯苓到武汉后，百余名南开校友聚会欢迎张校长。周恩来偕邓颖超出席了欢迎会。周恩来亲切地问候了张伯苓，并和校友一一握手。会间，张伯苓请周恩来向校友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分析了抗战形势，并指明抗战的前途，同时深情地回忆了在南开所受的教诲和南开精神的熏陶。他阐明：“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二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

为了动员南开师生积极抗日，1939年1月初，周恩来应邀出席了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举办的校友座谈会。当他与邓颖超在校长张伯苓陪同下走进学校礼堂时，受到南开校友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会上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青年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做了慷慨激扬的演讲。他指出：“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战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伟大的!青年们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有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支持、拥护;凡是不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抵制、反对。”

在演讲中周恩来还深情地表示: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张校长是我的校长，在座的老师有的也是我的老师，能够回到母校与老师和同学见面，畅谈国家大事，感到十分高兴。他还结合当时抗战形势对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作了新的解释:“在当前，公，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神圣的领土;能，就是学习，学好抗日的本领、建国的本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最后，周恩来特别强调：“抗战进入到现阶段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新的困难正待我们去克服。而克服这些困难的主要有效方法，是真正切实动员和组织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众帮助抗战。因此，青年在帮助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这一目前主要任务上，是负有责任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人，书还是要读的，但是更要关心民族的危亡，要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我们青年人要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担在肩上。”

校友座谈会结束后，张伯苓设宴招待周恩来、邓颖超，还有一些南开老校友和几位在学的学生代表。当周恩来得知几位同学都是南开中学话剧团成员时，十分高兴，他深情回忆起当年在南开学校演出新剧的情景，勉励这些同学用话剧的形式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月9日晚，周恩来又出席了重庆南开中学举行的校友聚餐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演讲。他“希望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他精辟地分析了全面抗战十八个月来敌我双方的形势，明确指出：“我们已打下抗战必胜的基础，而在争取胜利中又奠定了建国之基础。”他号召大家加强国内团结，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和动摇悲观言行。他阐明南开传统的精神就是爱国与民主的精神，就是苦干实干的精神，他勉励各位校友要发扬此种可贵的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而努力奋斗。

周恩来的讲话，不但使南开师生受到了团结抗战的教育和启发，而且在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将南开精神赋予了新的内容与活力，对南开校友起了鼓舞和动员作用。当时出版的《南开校友》杂志的许多读者，都要求更多更详细地报道周恩来讲话内容。有南开校友致信《南开校友》杂志说：“周恩来先生屡次在校友会上做讲演，我们不但要知道这个消息，而且极需要知道演讲的内容。这次他讲‘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我们想象中他不但说明了抗战建国光明前途，而且更给南开精神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将南开精神和今日之抗战建国大业互相联系起来。这一切新的发挥，都是我们不得亲自与会聆听的校友所极盼望知道的。”

二、做南开校长统战工作，安排进步师生奔赴陕北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热潮。南开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引起了一直在关心着母校情况的周恩来的高度重视。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在瓦窑堡写了几封给师友的信。其中一封是给校长张伯苓的。他在信中表示:“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周恩来在信中肯定了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国热忱，阐明了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此后十余年间，周恩来对老校长做了大量团结、帮助、劝导、启发工作，两人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并共同为合作抗日作出了杰出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前，张伯苓深知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已引起日寇仇恨，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余地，于是1936年在重庆又建了一所南开中学。同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张伯苓受孔祥熙之托给周恩来打电报，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当得知西安事变真的和平解决后，张伯苓非常高兴，在学校大礼堂向师生报告这一喜讯，并特意提到：“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待天津一家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还惦记着老校长张伯苓。他对记者说：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请你回到天津后，在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前代我问候。

1937年7月13日，周恩来为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事宜来到庐山，见到了张伯苓。周恩来对张拥护抗战的言行表示赞赏和支持。翌年5月，张伯苓到武汉为南开募款时，曾请周恩来和南开校友、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国桢，以及何廉、范旭东等人吃饭，共同商讨南开建设发展问题。张伯苓还在武昌中华大学的演讲中特意说明：“我在北方，经常想到华中，想到华中，就想到‘中华’，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最近，我乘船过三峡，过滩时，船上和坡上的人同心协力动手绞滩，平安渡过险关。我有感如此，回来写了信给周恩来同学，我说国共两党只有同舟共济，协同努力，战胜恶浪，才能冲破难关，获得胜利!”

1938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共南方局书记长驻重庆后，与南开校友和南开师生的接触更多了。当时张伯苓是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居住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的教职员宿舍——津南村。周恩来为广泛团结爱国人士抗日，经常到这里去。他多次看望张伯苓，与他谈抗战形势，谈国共关系，阐述共产党的主张，继续做张的统战工作。每逢张伯苓生日、校庆、年节，他都赶到张伯苓家祝贺。1939年春，周恩来外出到浙江、湖南、广西等地视察工作，还托人送花篮祝张伯苓64岁寿辰。

在政治观点上，周恩来对张伯苓及其周边人总是耐心劝导，从不强加于人。张伯苓曾谈到：“在重庆参政会，会上意见不一样，常常是吵吵闹闹，我发表意见，有的参政员不同意。”但周恩来与他们不同，“他听我的发言，同意的就笑眯眯地点头说：校长讲得好。有的时候就笑笑不发言，尊重我，他是我的好学生嘛!”剧作家曹禺曾回忆他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张伯苓的情景。当时张伯苓留他们一起用餐，张伯苓的胞弟、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张彭春作陪。席间，张彭春对共产党的一些主张提出批评。周恩来认真倾听，耐心解释说明。周恩来以理服人的处事风格给曹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团结抗日问题上，周恩来和张伯苓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输送了一批优秀南开师生奔赴抗日前线。抗战时期，张伯苓多次致函周恩来，介绍南开进步学生赴陕北参加抗日。如1937年底，张伯苓致信周恩来，推荐在武汉税务部门工作的南开校友杨作舟，称其因国家危急，愿“投笔杀敌，赴陕北工作”，请周恩来委用。1938年4月22日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助教傅大龄欲赴延安事致信周恩来：“翔宇贤弟鉴承(周恩来字翔宇---编者注)：赠玉照经何先生转交收到，谢谢。兹有南开大学毕业生傅大龄君，曾担任母校物理助教数年。人极诚笃，作事努力。现拟赴陕北投效，俾积极参加救国工作。苓特为介绍，即望赐予接洽，并酌量委派工作是所至盼。”

1939年8月18日当张伯苓得知周恩来在陕北坠马跌伤右臂后，亲自致函问候，对其跌伤未愈表示不胜惋惜。他祝愿周恩来“吉人天相，早日获痊。”并顺便介绍南开中学教师李梦九“不日将赴陕北”，还说李梦九对周恩来“心仪已久”。

整个抗战时期，张伯苓还向周恩来推荐了在上海工作的中国无线电业公司的科技人员罗沛霖(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科学院院士)、在四川水泥厂供职的刘念悌等南开校友奔赴陕北参加抗日。在周恩来的鼓励、帮助和精心安排下，一批南开师生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有些南开学子还壮烈牺牲在战场。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仍与张伯苓保持着良好关系。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于9月6日下午赴沙坪坝津南村看望了柳亚子、张伯苓。他们肯定了张伯苓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团结抗日作出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前夕，周恩来设法托人捎信给正在重庆的张伯苓，希望他留在大陆不要跟蒋介石走。张伯苓听取了周恩来的建议，新中国建立后回到了天津。

三、团结校友一同抗战，支持进步文化事业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立后，周恩来积极团结各界人士包括昔日南开校友一同抗战。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在瓦窑堡写了几封给师友的信。其中一封是写给昔日南开教师时子周的。当年周恩来参加南开新剧团时，时子周是团长，他们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此时，时子周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周恩来在信中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前志未遂，后死之责”，希望他“广布斯旨于华北，求得抗日战线迅谋建立”。

抗战时期，周恩来积极联系在武汉、重庆等地的南开校友和师生，团结他们一起抗日。他经常去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的教职员宿舍——津南村。他有时到他的同学、南开化工研究所所长张克忠家，有时到他的老师伉乃如家，并多次拜访老校长张伯苓。

周恩来与南开教师中关系最密切的是伉乃如(1890-1947) ，周对他们一家十分信任。伉乃如原是南开的化学教员，后任校长秘书兼大学注册课主任，曾给周恩来授过课，对周非常器重。周恩来临赴欧留学前，曾将自己的一些物品寄存到伉家。南开校园被日寇焚毁后，伉乃如一家搬到重庆津南村，周恩来成了他家的常客。1941年周恩来还出席了伉乃如长子伉铁儁的婚礼，并即席讲话祝福新人。1944年伉乃如的长孙出世时，周恩来也亲莅祝贺。

皖南事变后，形势紧张，周恩来在南方局内部做了充分的应急准备，以防不测。皖南事变不久的一个夜晚，周恩来派邓颖超携带一些重要物品来到伉乃如家。邓颖超对他们说:“我和恩来随时都可能被捕，我这里有一个小瓷盒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给我保存好。盒内有周恩来获得的勋章和我母亲的手表。”伉家对此重托视为最大的信任，一直将此盒精心珍藏到天津解放。

抗战胜利后，伉乃如将回天津主持复校工作，周恩来专门到津南村与之告别。伉返津后旧疾发作，拖着重病之躯还和南开校友常策欧一同到警察局为周恩来的弟弟出面担保(1947年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受党组织安排，秘密运送物资，因邻居告发而被捕。几个月后，在伉乃如等人担保下获释)。周恩寿获释后到伉家致谢时，伉乃如已病逝。这些事充分反映了周伉两家的亲密关系和团结互助的真情。

在昔日南开同学中，周恩来抗战时期接触最多的是吴国桢。吴国桢1914年考入南开中学，后为留美博士，曾任武汉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职。1953年离台赴美。1984年病逝。吴是比周恩来低一年级的南开中学同学，抗战时期他先后担任汉口市长和重庆市长时，正好周恩来作为中共长江局副书记、中共南方局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也住在这两个城市，多次与吴国桢打交道。周恩来对他做了大量团结工作和统战工作。据吴国桢回忆：1937年年底的一天“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妻子突然告诉我说，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当然，我立即去了他的总部，有了我们第一次的团聚，彼此间很有礼貌。”1938年5月吴国桢宴请了周恩来及魏文翰、施奎龄等校友。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回请了吴国桢夫妇，据吴回忆：“我们吃到了汉口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他自己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

周恩来与吴国桢的交往绝不是单纯的叙旧，他是在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汉口失守前，周与吴多次会面，两人的关系此时是相当友好的。当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到汉口时，周恩来还特意安排他们三人的会面，他们一起商谈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

1938年10月底武汉陷落前夕，周恩来曾打电话给吴国桢，希望吴国桢跟他一起走，吴婉言谢绝了。据吴国桢回忆：“他明白我的暗示，再也没同我联系。如果周曾有过要将我招为共产党人的想法，就是在此时打消的。于是我们再次分手，最后都到了重庆。”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仍与担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保持联系。吴回忆说：“每逢中国节日，他会给我家留名片，我也给他的住地留名片，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私下)见面。”

周恩来虽与吴国桢有昔日同学之友谊，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绝不含糊。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的一天，周恩来拿着《新华日报》来到张伯苓家，恰好伉乃如、吴国桢也在座。周恩来一边把载有他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抗议诗句的《新华日报》分给每个人，一边十分气愤地说:“你们看看这千古奇冤!我新四军近万名英勇将士没有战死在抗日沙场上，竟饮恨于皖南事变的伏击中。国民党的一些人，用心何其毒也!”吴国桢进行辩解。两人越争越凶，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周恩来严肃地反驳道:“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是不会让步的，哪怕是对自己的老师、同学或校长。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还邀请吴国桢夫妇吃饭。1946年吴国桢当上海市长时，周恩来与他还在南京和上海会过面。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周恩来就与他分道扬镳了。

抗战时期，周恩来除了做南开校友的统战工作、团结抗战工作外，还积极支持南开校友开展抗日文化事业。在这方面，曾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读过书的戏剧家曹禺深深受益。

周恩来和曹禺都是南开学生，但因年龄差距以前并不相识。抗战时期他们在重庆交往频繁，周恩来对曹禺的话剧作品给予了积极地支持。曹禺在重庆创作的《蜕变》《北京人》和《家》，在公演之初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周恩来从艺术和政治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对曹禺帮助很大。如1940年，对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有人批评说剧本中塑造的梁专员那样的好官还不曾找到。但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内若无梁专员这种人，我们在国民党内就得不到支持者。曹禺希望现实中有梁专员这样的好官，反映的正是广大民众的愿望，这也是我党影响日益扩大的结果。

又如1941年，曹禺的《北京人》问世后，由于剧本描写一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有人指责曹禺不够进步。周恩来看了《北京人》的演出后认为该剧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内涵和艺术上的成就，并召集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对该剧进行了讨论，让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正面评论文章，回答了一些人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在《北京人》第二轮演出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赞赏他在剧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请曹禺自己考虑，并告诉他如果改起来有困难也不要勉强。

1943年，曹禺改编的巴金名著《家》在重庆公演，深受群众欢迎，创造了抗战时期重庆剧场演出最高纪录，周恩来对该剧的公演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不仅赞赏《家》的剧本与演出，还对在剧中扮演瑞珏的张瑞芳说:“你和觉新的戏，我和你们的邓大姐都喜欢。”这一时期，周恩来对南开校友曹禺从事话剧创作的鼓励，实际上是对全国抗日文化事业支持的一个缩影。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周恩来作为南开最著名的校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但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敌后抗战、支持抗日文化事业的开展、恢复和健全国统区中共党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在动员南开师生参加抗战、安排南开校友奔赴陕北、做校长张伯苓、校友吴国桢等人的统战工作、团结伉乃如等进步师生，支持曹禺的话剧创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抗战时期的辛勤工作为南开精神和南开爱国传统增添了光彩，更是为团结全国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人士一致抗日增添了力量。他在南开师生中开展的宣传动员工作和团结抗日工作，是其在抗战时期致力于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对南开校友开展进步话剧事业的鼓励和支持，是其努力推动全国抗日宣传高潮，促进全国抗战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舞了南开校友的斗志，坚定了全校师生抗战必胜的信心。他对南开师生做的大量工作有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奠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群众基础。周恩来杰出的统战思想和高超的统战艺术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日扩大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仍有重要启迪。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