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医生》：一个关于香港医生的反精英叙事

《流氓医生》：一个关于香港医生的反精英叙事

文 | 李智星

中山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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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地产霸权一词旋即成为一个几乎众人皆知的流行词。香港狮子山学会的王弼于2011年却在《新报》撰文评论道，在香港，霸权又何止在地产界?随即他罗列和分析了香港银行界、律师界、医疗界同样存在着霸权，还质问道：地产霸权、金融霸权、司法霸权、医生霸权，哪个更丑陋?

众所周知，医生在香港向来是种精英身份。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部香港电影《流氓医生》却塑造了一个非常反精英主义的医生形象。《流氓医生》上映于1995年，该部电影改编自一个日本漫画，但影片很好地将漫画移栽到香港底层社群的土壤上，重新叙述了一个关于香港一名市井医生的故事。

这位医生名字就叫刘文(梁朝伟饰)。刘文不是一个在正规医院上班的医生，他出没于灯笼州街一个烟火味极重的底层社区，与三教九流相接触，给那里的妓女、流氓、小贩、鳏寡孤独等边缘和弱势群体廉价或免费看病。他每日打交道的都是那些下层民众。电影中有一幕是他混迹在杂众中跟他们一起玩赌博，你几乎分不清哪个是他哪个不是他。他跟那里的粗俗民众打成一片，自己的模样也总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穿着一身浪荡不羁的衣服，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关于医生干净斯文、白领皮鞋的印象。在这个下层社区里，除了小贩和风月女子，还有宣传人人相爱的基层基督徒和神父、笨而有同情心的便衣小警察、善良的寡妇以及各色邻里街坊生活在一起，也有厌倦了上流社会的富家女和崇拜刘文的年轻实习医生时常出入其中。他们时常相聚在一起，在户外聚会或者在社区教堂里聊天。电影里的很多场景颇像毛时代小人书里绘有的那些群众生活画面的画风，即主要人物被置于前景，背景不是空的景物，而是以其他在场的群众作为背景，他们与前景人物的活动大多没有直接关系，但营造出一种人和人的群体感：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而是敞开的，与周遭群众总是保持某种联系。电影中的很多群戏甚至是没有突出焦点的，似乎整个群体本身就是焦点。影片展示了一个非常街坊化、在热闹中不乏温情的集体社会生活空间。刘文就在这里居住和行医，医患关系就是他和这些底层大众之间日常熟络的邻里关系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是，电影中还有另一位医生左自杰(杜德伟饰)却与刘文完全相反。左自杰是刘文读医科时的同门学友，但是他的人生轨迹则显得高大上得多：他是大医院里的外科手术首席专家兼大教授，平常披着一身干净的白大褂，西裤皮鞋，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油亮，戴着一副眼镜，斯文白净，是个知识分子的模样，与刘文的潦倒适成对比。不过左自杰的人品则另当别论。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升迁，左自杰可以窃取师门的医学研究成果。名与利是他当医生首先关心的目标。刘文和左自杰的最大差别体现在他俩在一次宴会上目睹一起枪击意外的发生，二人做出的不同反应：枪击事件既弄伤了宴会场上的白书记，也误伤了一名童子军，左自杰第一时间跑上去救助的是白书记，而刘文第一时间却俯下身去救治孩子。两个人不同行为的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医疗伦理信念：即医生首先是为谁服务。

在医术上，二人也表现出有趣的差异。面对同一例临床医疗手术，刘文能提出非常有新意、也非常突破陈规的手术方案，而左自杰是不可能想到的，就像左自杰自己慨叹的那样，刘文的手法非常有想象力，不为约定俗成的经验所束缚，而左自杰的思维囿于专业科学理性的正规化训练，很难产生一种灵活性。假如说左自杰的头脑好比是一名正规军士官的头脑，那么刘文就像一名游击队队员，后者不但不受规范化医疗体制所约束，没有从医学院正式毕业，没有英联邦医管局认证的行医资格证，而且其医术也更灵活多变、不拘一格。

面对生和死的问题，刘文也不拘泥于一般文明社会的俗见。在老师接近人生终结时刻之际，刘文没有让老师留在医院接受治疗，而是带着老人家去了却一些未了的世俗愿望，让其遗忘病痛和摆脱治疗的折磨，在慰抚中得到安息。在他看来，这是将人的生命真正当做生命本身来关怀、而不是单纯当做一个医学上理性化治疗行为的对象。他让跟随他的见习医生学会恪守科学、理性的专业精神的同时，自己却无法拒绝做一个有血有肉的医生，也无法避免在理智和感情之间的困扰中面对人的生死。

读过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一著的读者不会不知道，游击队员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贴近活生生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刘文扎根于基层民间社会的日常人际脉络中，与那里的底层大众有着血肉联系，他的生活连接着一个熟人空间的人情关系，医患也织入到这个社区里人和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之中。在这个共同体世界里面，街坊邻居有争吵、有打架，也有互爱、有相助，在这一片烟火缭绕的社群气氛中，他们共处在一个人与人相互展开着密切的日常身心交往的环境里。刘文在这样一种人际间的伦理氛围里，在这样极贴地气的生活方式中，得以始终保持他作为一名医生的初心，那就是对人、对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种仁爱的情感。

按照我国古典思想的理解，刘文也许更应该叫野人医生。《论语•先进》记述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吾从先进。野人与君子相对，所谓野，即质胜文则野(《论语•雍也》)，野人以其质野无文而成为野人，与通过文化教养而塑成的君子适成对比。在孔子看来，野人却比君子更率先进入于礼乐德性之中，这是因为，君子尚且经过人为接受教养而进入于礼乐道德，然而对于野人，礼乐道德就植根于、发诸于其质野无华的人性质地里，相比起这种质朴的初心，那些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君子斯文反易衍成一种障蔽，一种伪饰。刘文看似粗野孟浪、不守现代文明规条，并与那些同样粗野无文的俗众厮混，但其人品医德却比打领带穿皮鞋的左自杰要真挚淳厚得多。

刘文和左自杰毕竟身处两种不同的医疗空间里。前者是在底层社区里的一个诊所医生，后者是大医院里的外科首席专家和大教授。在福柯眼中，现代医院同样为一种权力关系所结构。现代医院的体制空间在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和专家治理基础上建立起来，医生作为专家便在这一空间中占有着权力的位置。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蔡嵘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著中犹进一步指出，医院或工厂里基于专业主义而掌握权力的知识—技术专家阶层甚至成为了一个新阶级：

新阶级在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基础上寻求特殊的行会优势——政治权力和收入——时却是反平等主义的。(页24)

医疗专家一旦成长为这样的新阶级，其在攫取政治权力上就将衍生一种医生霸权，在攫取经济收入上则衍生为刘文口中的医学界经纪人。医生和群众的关系也就成了一种反平等的权力关系。

然而基层社区却似乎包含另一种关系的可能。社区一词的英文是community，在字面上也可翻译为共同体，跟共产主义(communism)一词在英语上共享着同一个词根。在社区里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似更合乎一种基于人情或邻里之间熟人网络的共同体品格。据了解，古巴的基层社区医院体系比较发达成熟，基层社区医疗就嵌入在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医患关系也伴随着这种日常的邻人关系而展开。

文革时期，邓小平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皮鞋论，他认为日后医生应该穿皮鞋。皮鞋论一出，就受到毛泽东批评，医生穿皮鞋，岂非脱离群众?毕竟，那个年代奉赤脚医生为英雄，关于赤脚医生的电影甚至输出到法国、输出到第三世界国家。无独有偶，刘文的从医资格证就是在非洲国家拿的。更饶有意味的是，影片中有一幕镜头对准了刘文医生的脚，此时他上身穿着歪歪斜斜的白大褂，脚却光着穿一双人字拖，脚趾头向外伸展着。这略带滑稽的画面，难道不让观众马上联想起我共和国上一辈人非常熟悉的赤脚医生吗?一部香港90年代中期电影的故事竟遥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一段社会史，这着实令人既惊且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