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分散到集中统一：中共领导下哈东地区抗日武装的整合及发展

1931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迁至哈尔滨后，哈东地区(本文所述的哈东地区，主要是指松花江以南，中东铁路沿线及以北的区域，主要包括阿城、双城、宾县、五常、珠河、苇河、延寿、方正等县，是哈东抗日游击区鼎盛时期所涉及的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区域之一。

1933年10月底，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处境十分艰难。然而，到1935年10月，活跃在哈东地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已发展到1370余人，并成为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中心力量。

正是在抗日斗争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才最终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统一发展，成为东北地区坚持持久抗战的抗日联合武装。

学术界对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的研究，多集中在东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东北抗日联军本身，较少关注到各抗日武装在这个时期的发展和整合过程。

本文拟借助口述史料、档案资料及相关亲历者的回忆录等，对此进行考察，以期进一步探究中共对抗日游击区内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有效整合的过程及中共领导东北抗战的具体脉络。

一、分散及其困境：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3年，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陷入低潮。“据关东军统计，1933年3-6月(东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总规模，是1932年9月高峰期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残余部分陷于涣散状态”。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急速地向小集团、分散化发展”。

哈东地区亦不例外，当吉林抗日义勇军主力陆续退入苏联或西进热河后，原本依附于吉林抗日义勇军的红枪会等民众武装也迅速分散，仍坚持抗日的小规模义勇军与部分民众武装纷纷打起山林队的旗号进入山林地区继续抗日，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进入了以反日山林队为主的时期。

1932年至1934年间，哈东地区有迹可查的山林队便有50余支，这些抗日武装队伍中“最大的部队，如‘德林’、‘曹团’，各部有二三百人”，“‘九江’也是较大的部队，其余大部分没有超过五十人的很多”，与1932年吉林抗日义勇军的鼎盛时期动辄数千人的部队相比，分散化成为这一时期抗日武装队伍的普遍特征：

一方面，这些抗日武装队伍规模小又互不统属，缺少像吉林自卫军或吉林国民救国军这样的中心力量;另一方面，这些抗日武装队伍极不稳定，单次的作战失利便极易造成队伍的离散。

面对日伪当局的追击，缺乏集中统一领导的哈东地区抗日武装仅能蛰伏于交通不便的山林地带。1933年5月，伪满洲国民政部以第6号令颁布了《枪炮取缔暂行规则》，以各地的清乡委员会负责回收武器，“对私有武器给予补偿金，收存到县、旗”，以求断绝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

同年6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更为强调 “努力调查收回散在民间之武器”。到1934年底，伪满洲国共收缴“枪械计643393支;弹药计8660466发”，可见收缴枪械的力度之大。

哈东地区地处日伪统治北满的中心地带，哈东地区抗日武装获取武器补给要么依赖于民间现存武器，即“以人质和抢到的马匹换取子弹”，或“在县城及其他重要村落有有力量的联系人”收买武器，要么袭击伪满军警、大排队以获得武器弹药。

随着日伪当局收缴民间武器政策的逐渐推进，枪械弹药的价格开始飞涨且越来越难以获得，而此时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陷于松散无力的状态，规模小又缺乏中心力量，普遍无力通过攻击城镇或袭击伪满军警、大排队来补充武器弹药。

各抗日武装普遍“感到武器不够，又无补充办法”，获取武器弹药途径的日渐减少，造成抗日队伍处境艰难。

受此影响的还有哈东地区的诸多大排队武装。大排队原是东北乡村社会应对匪患的自卫武装，这一时期哈东地区的大排队或由红枪会、大刀会转变而来，或由村民自发组成，或是地主豢养的私人武装，多数拥有现代武器但普遍战斗力较弱。

大排队逐渐成为区域内抗日武装获得武装补给的重要来源。为避免大排队所掌握的枪械弹药落入抗日武装之手，日伪当局也将大排队武装作为收缴武器的重要对象，结果引发大排队武装的普遍不满。

1933年9月，乌吉密河大排队便由于“走狗和日本军队要缴枪”，“哗变”后躲入了深山密林之中。到1934年初，收缴枪械的政策不断刺激哈东地区大排队的反日倾向，很多地方大排队“哗变”出来参加抗日斗争，比如乌吉密大排队(35人)、延寿大排队(30人)、方城团大排队(40人)、大垭洞大排队(20人)、五常大排队(50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哗变”出来成为抗日武装的。

1934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代表李兆麟报告称：“各地方，如珠、延、宾多数地方大排动摇哗变”，“大多数是被敌人压迫出来的”。

日伪收缴枪械的政策，一方面使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激起了当地武装的反抗，客观上也起到汇聚抗日力量的作用。

随着大量民间枪械被收缴，原本处境艰难的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遭遇到武器弹药短缺的危机。

虽然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迫切需要摆脱困境，但是分散化的哈东地区抗日武装普遍处于缺人少枪的状态，难以通过攻占城镇、袭击日伪军警和自卫团来夺取武器、发展武装力量，而无法获得发展武装的抗日武装又只能长期处于缺人少枪的状态，这样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生存与发展。

同时，受收缴枪械政策波及而不愿依附日伪的大排队武装不断“哗变”出来抗日，由公开存在的自卫武装转变为活跃于山林地区的反日山林武装。

总而言之，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面临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分散化倾向明显，缺乏领导核心的各抗日武装不能形成合力，打破日伪围堵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队伍虽因缺乏领导核心而无法集中统一发展，但仍数量众多且抗日倾向强烈。

因此，如何改变哈东抗日武装的分散状态，领导其摆脱困境，成为哈东地区的各抗日武装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二、走向集中统一：中共领导下哈东地区抗日武装的整合

在哈东地区抗日武装急于摆脱困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哈东地区武装抗日斗争的革命政策也在酝酿着转变。九一八事变后，为推动东北抗日斗争，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东北地区建立农民委员会，组织选举的人民政权。

受此影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3年1月26日正式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指导东北党组织联合东北其他抗日武装共同抗战。

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据此向东北各级地方党组织发出《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要求在东北各地贯彻统一战线政策，“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

1933年6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决议”，开始转变工作策略。11月底，满洲省委在给珠河中心县委及珠河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进一步强调，“珠河党的迫切任务，是最大限度的扩大反日统一战线”，珠河游击队应“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之下，成为珠河一带反日武装队伍中左右一切的中心力量”。

有效整合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走向集中统一、共同抗日成为中共领导哈东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新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为哈东地区抗日武装提供了由分散走向集中统一的新契机。

在领导哈东地区抗日武装走向集中统一的过程中，中共根据哈东地区各武装队伍的实力、性质等不同，提出了联合作战、组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组织、进行改编等富有成效的工作策略，这些策略成为中共领导哈东地区暨东北地区抗日武装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主要工作方式。

其一，“联合作战”的提法最早见于“一·二六指示信”。

信中提出：即使是“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游击队，也要“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

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中也强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这里所说的“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和“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就是要求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其他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联合作战。

在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珠河游击队与其他抗日武装队伍开展了广泛联合作战。1934年2月，珠河游击队联合“压东洋”“闯江南”“五龙”等山林队进攻与地方反日会为敌的宋五子大排队;4月，赵尚志率部“在秋皮屯召集义勇军代表会议，决定与北来义勇军联合进攻黑龙宫”;同月，珠河游击队三团与“五龙”“爱民”“创山红”等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联合攻破乌吉密等等。

事实上，“联合作战”的适用范围很广，“联合作战”的整合对象，“只要他们愿意共同作战：(一)不临阵脱逃;(二)不赶边猪，就可以了”。

满洲省委在给珠河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也曾明言：“根据南满、东满联合作战的经验，号召尤其实际联合作战”，能够“更加顺利夺取下层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其他抗日武装的“联合作战”开启了哈东地区抗日武装由分散走向集中统一的进程。同时，“联合作战”也成为促进抗日武装力量融合与确立中共领导地位的重要途径。

其二，“组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提法较早见于1933年5月的《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

该决议在明确东北党组织的具体任务时提出：“只要合乎下列条件：(1)坚决反日;(2)不侵犯劳苦群众的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3)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

此后，组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正式成为中共领导东北各抗日武装集中统一发展的工作方式。

1934年3月初，珠河游击队联合“青林”抗日义勇军一同在中东铁路铁道北半截河召集“爱民”“北来”“七省”“友好”等十多个反目义勇军和山林的首领举行联合会议，正式组建哈东地区第一个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组织——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

1935年3月，为打破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离散局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联合义勇军李华堂、谢文东所部，同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组建哈东地区第二个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并相继建立东北反日联合军“路北指挥部”“路南指挥部”“延方指挥部”，开启了哈东地区抗日武装走向集中统一的高潮。

到1935年秋，在第三军及其影响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数量比率便当于(哈东地区抗日武装部队总数的)57.5%，哈东抗日武装在中共领导下逐步摆脱了分散化的困境，走向了集中统一发展。

实质上，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组织既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整合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方式，又是哈东各抗日武装集中统一发展的主要载体，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组织的建立，有效促进了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融合。

其三，“进行改编”是指直接或间接将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哗变”的大排队等抗日武装改组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整合方式。

实际上，改编并不是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早有计划的整合方式，它是受到南满游击队改编“苏营”和珠河游击队改编“黄炮”“铁军”等事件的推动，满洲省委加以规范和引导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作策略。

经过广泛的“联合作战”与“组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中共领导下的哈东地区抗日武装获得迅速发展，数百人的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和大排队武装跟随珠河游击队作战，但由于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这支集中的抗日联合武装面临着行动迟缓、指挥不灵、纪律不严、尾大不掉等问题。

1934年7月，满洲省委代表李兆麟及团省委特派员韩光向省委报告称，对哈东的抗日武装进行改编已势在必行：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这些武装队伍中已经“相当的深入了”;

第二，这些队伍的上层已处在下层队员的威胁中，“如若不加入反日游击队”，“就有坍台的可能”;

第三，进行改编有利于加强对这些队伍下层的政治教育工作;

第四，为应对“九江”等山林队组织的反动联盟，需要“把在我们领导之下的更好的反日队伍，领导到我们直接领导之下来扩大我们力量”。

同时，这支抗日联合武装已有离散的倾向，如果纵容其继续离散势必造成抗日武装力量的损失，更“无法统制各地压迫出来的大排”，“所以决定改编，一个新的尝试来维持他们，但是又加深了我们的权力”。

1934年6月底，改编后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成立，全队分为 3个总队，每总队分3个大队，每大队分3个中队，其中每支总队中都有珠河游击队的一个大队或两个中队作为基本军力，且各个总队都配备共产党员担任的政委，每个大队都配备由共产党员担任的指导员。

经过改编，原本依靠个人威信和临时作战协议的领导方式转变为直接进行政治、组织、军事领导，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这支抗日联合武装的领导权，并且促进了哈东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

三、防范和化解离散倾向：走向集中统一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获得迅速发展。

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珠河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并与区域内的其他抗日武装组建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等组织，共同推动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集中统一。

但是，哈东各抗日武装力量走向集中统一的进程并不平坦，除日伪当局不断加码的围堵与讨伐外，部分义勇军、反日山林队不断出现的离散现象成为中共领导东北抗日武装实现集中统一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保持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中共从组织和心理两个层面来防范和化解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离散倾向，具体举措包括：安抚、缴械、对日作战、收编。

第一，安抚。

安抚属于从心理层面防范和化解抗日武装力量离散倾向的手段，既包括对各抗日队伍上层、中下层的游说与政治工作，也包括给予物资、枪械帮扶的支援行为。

哈东地区抗日武装队伍的组成较为复杂，并非所有的离散倾向都必须依靠组织手段解决，在个别抗日队伍的离散倾向尚不明显的情况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安抚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工作方法。

如1935年夏，针对哈东地区其他抗日武装出现投降倾向的情况，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向哈东各抗日武装队伍发出一系列指示：“不准投降日军，凡投降者作为国贼处以极刑”;

“武器弹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能从苏联获得补充，没有必要投降”;“如需武器弹药可以提出要求，无论何时都发给所需数目”。

通过承诺补充枪械弹药等安抚手段，确实起到了削弱日伪当局分化和劝降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作用。

第二，缴械。

缴械作用于组织层面，一般用于惩处严重违纪甚至企图叛变的抗日队伍。

在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整合发展的过程中，部分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归降的大排队武装或伪满军警的叛变行为时有发生，这是危害最严重的破坏行为。

一方面，这些叛变的队伍直接削弱抗日游击区的抗日力量;另一方面，在日伪当局的策动下，叛变的抗日武装常常依附于日伪当局，反过来猖獗进攻抗日游击区。

因此，缴械是防范离散倾向必不可少的措施。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发生叛离事故，原属义勇军孙朝阳部的丑绳五等12人叛变出队，自立山头从事抢夺、绑架活动。为严肃军纪，赵尚志率队将该叛变队伍“全部缴械，缴械后即召集全体士兵会议，通过将祸首丑绳五及李某(赵尚志舅父)枪毙”来平息叛变。

自此事件后，不仅赵尚志的威信愈加提升，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内的动摇分子也受到慑服。

在防范和化解离散倾向的过程中，“缴械”属于威慑性的工作方式，旨在减少严重违纪行为和叛变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具有两面性，一旦使用过当，也会引发其他抗日武装的逆反心理，甚至加剧离散倾向。

第三，对日作战。

对日作战能有效防范和化解抗日武装力量离散倾向。对于一支抗日武装来说，对日作战的胜利不仅意味着物资的补充，也代表着这支武装队伍值得依靠。

一方面，对日作战行动可以有效打击日伪势力分化、招降抗日队伍的政策;

另一方面，有效的对日作战行动也可以拓展抗日武装的活动范围，促进抗日力量的发展。

中共领导下的哈东地区抗日武装对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每次对日伪作战的胜利都能带来巩固团结和促进集中统一的效果。

珠河地区伪自卫团团总王殿文回忆：“绺子队(即山林队)主要是依仗着抗日队(指珠河游击队)，因为抗日队力量大，声名好，投靠抗日游击队对自己有好处。”

1934年夏，哈东支队中“黄炮队”和“铁军”的叛离一度引发哈东地区抗日武装中较大的叛变潮，影响恶劣，哈东抗日游击区内到处出现抗日武装的叛离，游击区南部有投降的“创江南队”，东部有投降的“九江队”“三省队”，北部有投降的“黄炮”“吕绍才”“考凤林”。

为有效遏制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离散现象，哈东支队于1934年8月进攻重镇五常堡并取得重大胜利，成功将处于观望和依附叛变部队的武装队伍争取过来，从根本上扭转了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出现的再一次分散化的趋向。

第四，收编。

收编区别于改编，是直接将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纳入中共所领导的组织系统，主要作用于组织层面。

1933年底，建立不久的珠河游击队正是通过收编分散化的其他抗日武装力量才迅速发展到300余人。

在日伪的重兵围堵、讨伐下，1935年9月，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出现统一战线分裂、破坏、对立、投降的现象”。

为凝聚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发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收编通知书》，将哈东地区的各抗日队伍收编为“本军的游击团、游击连及特别大队，本军并指导援助各部队军事活动”，承诺提供收编部队的战费、服装费和武器费用，以维护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集中统一。

最终，由第三军收编的其他抗日武装包括“珠苇游击团六十人，延方游击团八十多人，别动第九大队七十多人，游击第一营四十多人，以及五双游击团收编的那二百多人”。

事实证明，针对缺少独立组织系统的抗日武装以及难以抵御日伪进攻或具有离散倾向的抗日武装进行收编，既是实现抗日武装力量由分散走向集中统一的最直接方式，同时也是遏制离散、防止抗日武装力量损耗的最好选择。

为保障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发展，防范和化解离散倾向问题成为了中共领导东北抗日武装实现集中统一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哈东地区抗日武装在实践中经过安抚、缴械、对日作战、收编等活动来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各类离散倾向，加强了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在中共领导下的集中统一。

四、大发展：哈东地区抗日武装集中统一的新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哈东地区抗日武装集中统一新局面的最显著标志在于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哈东抗日武装的快速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34年3月，中共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与哈东地区的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相继攻克中东铁路绥滨线以北的黑龙宫镇、北围、五区小街等地，开辟了遍及珠河、宾县、延寿等县的“路北抗日游击区”。

受此影响，路北抗日游击区“新起大、小义勇军约四、五十帮”，“黄炮”“铁军”等义勇军、反日山林队数百人更是加入联合军跟随珠河游击队作战。

第二阶段：

1934年6月底，通过吸纳坚持抗日的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和“哗变”的大排队，珠河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哈东支队较以前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又发展了一步”，成为“具有统一领导与指挥的反日武装部队”，并由中共直接领导，队伍迅速发展到450余人。

1934年秋，日伪当局对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进行军事讨伐，致使各抗日武装出现大范围的离散现象，正是哈东支队多种措施并举才扭转了离散潮，维护了哈东地区抗日武装的集中统一。

第三阶段：

1935年3月初，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与义勇军李华堂部、谢文东部共同组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加强对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的集中统一领导，据统计，到1935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全军达到 1370余人，而在其领导下的哈东地区抗日武装力量达3200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分散到集中统一发展的哈东地区抗日武装不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更实现了抗日力量的汇聚，中共领导下的哈东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数千之众，哈东地区的各抗日武装也摆脱了松散无力的分散化困境，集中统一起来攻击县城、破袭铁路、袭击日伪警察局等。

仅1935年夏季，哈东地区各抗日武装所发起的对日伪作战就达454次，总计49858人次。同时，哈东抗日游击区的范围也扩展到苇河、珠河、延寿、五常、宾县、阿城、双城和方正等县。

哈东地区抗日武装出现新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确立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

分散化的抗日武装亟需走向集中统一来摆脱困境，走向集中统一的各抗日武装又亟需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来防止再度分散化。

1934年3月，珠河游击队与部分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组建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取得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珠河游击队因此声名大振，以致单凭珠河游击队的名义即可调动周边的其他抗日武装，但此时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只是松散的军事联盟，尚处于有“集中”而无“统一”的状态，并未达到真正的集中统一。

在日伪当局不断加强军事讨伐的背景下，哈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开始出现大范围的离散现象。为避免再度陷于分散化，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必须得到进一步完善。

1935年3月25日，赵尚志在宾县老黑顶子召集路北抗日游击区的40多支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首领召开联席会议，着手建立新的领导方式。

会议决定组建东北反日联合军路北指挥部，将全区划分为21个分区，由各抗日武装分别保护、驻守，并以“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为全区主干队伍，有责权领导一切队伍”，“一切法令，由路北指挥李熙山(又名许亨植)代转或临时代行之”。

由此，确立了中共对路北抗日游击区内各抗日武装的直接领导，不再局限于个人威信和队伍号召力，使领导方式更加固定和制度化。

依照东北反日联合军路北指挥部的组织形式，第三军先后在路南抗日游击区和延方抗日游击区组建东北反日联合军路南指挥部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延方指挥部，确立了中共的直接领导。

至此，依靠个人威信和队伍号召力的领导关系被中共直接的集中统一领导方式所取代。到1935年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已占到哈东地区抗日武装总量的半数以上。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武装实现了集中统一，不断打破日伪当局的围堵与讨伐，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哈东地区抗日武装由分散化困境迈入了集中统一发展的新局面，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与东北各个抗日游击区均得到迅速发展，使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新高潮。原本孤立无援的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逐渐汇聚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促进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最终建立。东北抗战由群众性自发抗日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持久抗战的新阶段。

作者：刘会军，吉林大学中国史系教授;白路，吉林大学中国史系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