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宗 : 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 | 女神读书会讲座实录

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这里是面向全球、覆盖全国的第204次女神网络读书会现场。

我是本次读书会主持人王大刚。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主持吴明宗老师的讲座，今天讲座的主题是：

【吴明宗：《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

吴 明 宗 ，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湾文学、战争文学与科幻文学研究，曾发表《从〈团圆〉到〈英雄儿女〉：巴金小说及其电影改编之比较》《从战争小说到爱情电影：王蓝〈蓝与黑〉及其改编电影之比较研究》《重读李荣春：论〈祖国与同胞〉的身份编辑与战争观》及《新遗民‧移民‧反帝国：论张系国“城三部曲”与“海默三部曲”》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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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宗老师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做的这个报告，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开始正式的讲座环节吧。

《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

吴明宗

(2019年12月 女神读书会)　　

谢谢主持人王大刚同志，也谢谢六大诨同志为大家带来的定场诗。各位同志大家好，感谢女神读书会的邀请，今天我主要想和各位分享关于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经过。不过，因为每一场运动实际上都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所以今天可能只能简单向大家介绍海外保钓运动的缘起、运动中几个较关键的行动和事件以及比较重要的论点与主张。

上周，林哲元老师很精要却又细致地向我们介绍了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的三个周期。其中，我今天要讲的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应该属于第三周期。它的特色是，参加的成员以台湾地区的海外留学生为主，这些人大多没有与前两个周期的左翼前辈交往或交流的机会，更多地是凭借着在台湾阅读遭国民党当局查禁的左翼书籍，或是到海外后在学校的东亚图书馆看到与1949年以前大陆左翼相关史料，才与所谓的左翼传统有所接轨。关于这些成员共同的大背景，我稍后会再说明。现在我们先回到“保钓运动”这个主题来。

首先，什么是“保钓运动”?这个运动的全名为“保卫钓鱼台运动”，这里所说的“钓鱼台”就是“钓鱼岛”，这是两岸名称使用上的差异。由于当时发起运动的成员多来自港台地区，所以命名时很自然地采用台湾方面的说法。钓鱼岛位于福建、浙江两省水深仅200米的东海大陆礁层。明朝嘉靖年间，陈侃在《使琉球录》中即记有途经钓鱼屿的文字，并称“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足见在当时的划分中，钓鱼岛及其列屿皆为中国所辖，过了古米山才属于琉球。在清代，林子平所绘之《三国通鑑图说》也指明钓鱼岛为中国所属。从距离来看，钓鱼岛离台湾省东北角约100余海浬，距琉球八重山群岛却有200余海浬。在日本方面，其地图截至1939年皆未将钓鱼岛划入冲绳，仅因在甲午战争后殖民台湾才一并管辖隶属台岛的钓鱼岛。日据时期，台湾渔民曾为了钓鱼岛海权同冲绳进行诉讼，当时日本东京法庭亦将钓鱼岛辖权判给日据下的台北州，可见日本亦承认钓鱼岛应属台岛所辖。因此，在1945年台湾光复后，钓鱼岛主权理应随台岛回归中国。问题在于，1960年代中期，日本发现钓鱼岛周遭蕴藏丰富石油资源，于是径自将钓鱼岛及其列屿划入所谓的“八重山尖阁群岛”，声称其拥有钓鱼岛之主权。日本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是因为背后尚有美国支持。稍微了解冷战历史的同志应该知道，二战结束后美国长期管控日本并在冲绳建立了军事基地，至今都还没撤离。因此，以日本为先锋，美国其实也想从中获取石油利益。于是，在1960年代末，美、日基本上已就钓鱼岛主权做了私相授受的决定。1970年6月，美、日宣布无限期延长“美日安全条约”，美国尚宣布将于1972年将琉球归还日本，其中也包括钓鱼岛及其列屿在内。对于美、日蛮不讲理不尊重中国主权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严正抗议，然受当时国际情势限制无法采取更多直接干涉行动。在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照理来说理应出面抗议并阻止美、日的野心，却因顾忌自身在冷战结构下和美、日之间的利益关系，始终不愿正面回应，态度显得十分软弱。

相较于国民党当局，台湾地区民情激愤，尤其是仰赖该海域维生的渔民，多次以自己的力量开船到钓鱼岛抗议，屡遭日方驱逐。当时，台湾地区尚处“戒严”时期，加之先前“白色恐怖”的影响，民众多不敢对国民党当局采取过于激烈的行动诉求。尽管如此，在台湾大学等高等院校中仍有王晓波等人发起的保钓运动。1969年起，海内外陆续有对此问题发起的小规模抗议，可视为保钓运动的滥觞。不过，较具规模且对美、日及国民党当局具深刻批判的行动，仍是1970年代以台湾地区留学生为主，此外尚有有港澳同学以及当地华人参与的海外保钓运动，其范围涉及美洲、欧洲、澳洲等区域，其中又以北美尤其是美国最为核心。

冷战时期，受具新殖民主义色彩之“美援”文化影响，许多台湾地区青年在1950年代开始前往美国留学。进而，随着台湾地区的教育日渐普及，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将赴美留学视为梦想，最终形成一股留美热潮。当时曾流行一句顺口溜叫：“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意思是说考大学要以台湾地区的最高学府台大为目标，而进台大后就要朝着赴美留学做准备。可以说，当时多数留学生都是怀抱着美好幻想前往美国，而在国民党当局长期的阻断下，他们多数人对新中国并没有太多认识。同时，在这些留学生中，除了少数人曾阅读遭禁的左翼书籍外，其他人对中国的左翼传统基本上一无所知。在此情况下，当他们到美国后目睹了包含越战在内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以及美国社会反越战的抗议行动，也亲身经历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这些留学生的美国梦瞬间清醒不少。不过，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在学校的东亚图书馆里看到许多前所未闻的中国史料，颠覆了在台湾时的许多历史认识。于是，这些留学生发现自己过去对中国的认识纯粹只是国民党当局片面引导的结果，对于1949年后的新中国更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于是决定开始补课。1970年5月，以刘大任、郭松棻等人为首的“大风社”在《大风通讯》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的文章，文中称自己是与父辈生活断裂又被迫吞食美国文化的人，而过去所看到的竟又是一堆被扭曲的历史。因此，该文呼吁应该重新挖掘1920-40年代的中国史，把文化武装起来，让文化去战斗。在这个背景下，这些海外留学生逐渐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左翼思潮接轨，并且结合他们在海外接触的左翼理论，开始对美、日通过新殖民主义剥削台湾的现象有更多的认识与批判。

于是，当传来美国擅自将钓鱼岛主权授予日本的消息，这些留学生十分愤怒，立即在海外各地发起保钓运动，他们呼吁国民党当局应正面向美、日提出抗议并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些学生更借鉴“五四运动”的精神，誓言发挥“外抗强权，內除国贼”的光荣传统与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周旋到底。进而，眼见国民党当局对钓鱼岛问题依旧态度迂腐，留学生们于1971年1月15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第一次讨论会，会中决议于1月29日举办示威游行。1月24日，留学生们举行了游行筹备大会，会中通过4项决议，分别是：1.通过伯克莱(即伯克利)保卫钓鱼台宣言;2.通过统一制作标语口号;3.通过示威大会演说范围;4.成立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可以看到，在第一次游行前，这些留学生已经很有组织意识而且重视行动的可控性。在《伯克莱保卫钓鱼台宣言》中，他们一共提出5项主张：1.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动，全力保卫我国领土钓鱼台列岛;2.坚决反对以交易方式出卖该列岛主权;3.正告钓鱼台事件承办人员，必须对全体中国人民负责。“二十一”条不许重演!4.反对美日勾结阴谋剥夺中国经济权益;5.全体留学生团结行动，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在《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一二九示威游行大会召集书》中，运动成员除了再次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外，还呼吁所有港台留学生要站在作为中国人的立场说话，务必讲求团结，绝对不能使游行活动变成凑热闹的场面。在其他细节方面，筹备大会将游行地点定于旧金山华埠圣玛丽广场并且列出了暂定演说人，里头包含了傅运筹、郭松棻、刘虚心等核心成员。1月29日当天，游行成员在圣玛丽广场集合，示威大会在中午12点40分开始。首先由发言人刘大任宣布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的立场，然后由斯坦福大学的梅吉仁以粤语报告钓鱼岛的历史与地理背景，随后还有美国与日本支持保钓运动的友人上台发言。紧接着，傅运筹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为题发表演说，郭松棻则向众人宣讲五四运动的意义。最后，众人开始游行朝着国民党当局派驻旧金山的领事馆前进，由刘大任将汇整好的抗议书交给领事周彤华。周彤华当时仅收下抗议书，并未回应。游行队伍又朝日本领事馆出发并且派了代表进入馆内递交抗议书。游行于下午4时30分左右结束。在检讨会上，成员归纳了几个问题：1.宣传不够;2.未能争取英语媒体报道;3.未能争取美籍华人支持;4.对香港同学与其他地区华侨照顾不周;5.台湾同学参与度还不够高。

就在加州留学生举办“一二九示威游行”时，美国中西部的留学生也举办了“一三〇游行”。1971年1月23日，以芝加哥大学为核心，中西部的留学生们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中有3项决议：1.1月30日在芝加哥向日本领事馆抗议;2.办理各项游行准备工作;3.联系附近未出席此次会议的学校。1月30日当天，300多人的队伍于10点钟朝日本领事馆出发却发现当日领事馆无人上班，这是该次游行最大的失误。除了以上两场游行外，1月29日洛杉矶留学生亦集结200余人至当地日本领事馆和美国联邦大厦抗议;1月30日，马里兰大学的留学生也前往日本大使馆抗议。可以说，在留学生们的串联下，保钓运动遍地开花。4月10日，留学生们再次串联，于洛杉矶、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等地发起“四一〇游行”。

1971年6月11日至13日，钓运成员举办了“中西部钓鱼台野营会”，对先前的运动进行检讨与总结。参会者提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国民党当局的软弱，这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因其断送的不只是钓鱼岛，更是台湾社会的前途，这是所有中国人不能忍耐的。为此，必须开始针对台湾前途进行讨论，并将运动从校园扩大至整个海外华人圈。进而，在认识新中国的背景下，被红色祖国吸引的钓运成员开始同所谓“台独派”和拥护国民党当局的“独台派”辩论，钓运开始逐渐朝“统一运动”的方向发展。

1971年7月，为讨论保钓运动的后续走向，众人召开“安娜堡国是大会”，最后做出5条建议性决议：1.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国际阴谋;2.一切外国势力，必须从中国领土、领海、领空及台湾海峡上撤出;3.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由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自行解决;4.反对任何出卖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卖国集团;5.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以上决议皆经过与会者表决通过，钓运自此正式向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统一运动”发展。在这过程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影响了钓运成员作出上述决定，那便是美国不断采取试图分裂两岸的小动作。从而，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预计于1972年前往北京访问，钓运成员更为紧张。在1971年11月19日由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伯克利及洛杉矶分会发表的《全面发起中国统一运动的时候到了》中，钓运成员指出：尼克松之所以访问北京并非放弃干涉中国内政，而是想趁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之际，以两面手法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实行“两个中国”政策。为此，该文除向美国表示严正抗议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也表明坚决要求统一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并提出以下4项诉求：1.立即废除所谓“中美协防条约”;2.美军撤出台湾，并废除美国在台的一切军事措施;3.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当由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共同解决;4.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紧接着，在11月19日，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伯克利及洛杉矶分会还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发起中国统一运动——客观形势的初步分析》，文中除就当时情势进行分析外，还说明了4项发起运动的目标：1.全面动员，产生全面性的教育效果;2.更进一步，提高中国留学生运动的水平，维持运动的战斗精神;3.直接影响到台湾变化中的政局，打击反对势力，促成中国统一;4.打击国民党与美国极右派分子反中国宣传，表达海外留学生要求中国统一的强烈愿望。1972年1月，保钓刊物《伯克莱快讯》发表《全面发动促进中国统一运动——伯克莱中国统一运动筹备会声明》，提出展开运动的初步规划，其中一项便是邀请刚访问新中国返美的代表向大家分享访问后的观感。该文尚指出，“统一运动”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在保钓运动开始后，众人意识到不认识新中国是不配做中国人的，而随着对新中国的认识，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祖国的进步，认为无论是对旧中国、对台湾，乃至于对全人类的解放而言，新中国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因此，对新中国的支持是将台湾和香港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集团解放的唯一道路。

前面提到在钓运期间，已经有成员回到祖国进行访问。其中，最早的是所谓的“保钓第零团”，成员有陈恒次、陈治利、王正方、王春生和李我焱。陈恒次当时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陈治利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王正方是賓夕凡尼亞大學電機工程博士，后来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导演、李我焱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后来因参与钓运被开除，王春生是该团唯一的女性，她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他们五人原为秘密访问，故称为“第零团”，后来消息被媒体揭露，返美后纷纷离开校园与工作岗位。在访问新中国期间，他们在1971年11月23日晚间10点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五人亲自向周总理讲述了钓运的经过并对两岸统一提出建议，会谈进行了6小时，直至凌晨4点才结束。在为期8周的访问中，五人先后到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也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工厂、学校乡村等，后来王春生和王正方将这段经历写成《台湾留美学生在中国大陆的见闻》，1972年5月由香港文教出版社出版。此次访问的意义除了向在美留学生分享祖国建设状况，更鼓励更多海外青年回到祖国访问。之后，“保钓第一团”“保钓第二团”陆续于1972年回到祖国访问，同年尚有“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旧金山工程学会39人团”等。1973年后，包含叶嘉莹、於梨华、李黎、郭松棻等学者与作家都曾回国访问，这也是叶嘉莹教授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的契机。除了叶嘉莹外，另一个较知名的例子是杨振宁教授。他在1971年7月即回国，1972年6月、1973年5月和7月又返国3次，其中，1973年7月16日，杨振宁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可以说，在“统一运动”的带动下，许多留学生也立下了回祖国服务的决心，包含清华大学物理系吴国祯教授在内，他们多选择返国投入建设祖国的行列。此外，有鉴于新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一时间需要大量能娴熟使用外语的办事人员，包含郭松棻与刘大任等人遂决定皆代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工作。

于是，在保钓运动的大规模抗议下，钓鱼岛主权问题成为一场长时间的拉锯战，至今政府仍透过各种方式宣誓我国对钓鱼岛及其列屿的主权，例如，201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即颁布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而随着相关问题形成拉锯战，海外保钓运动在1973年后亦逐渐退潮。但是，退潮并不代表结束，大大小小的抗议行动至今仍然持续进行着，而保卫钓鱼岛主权的主张一直以来也都还是当初那些运动成员念兹在兹的心愿。

以上，大致介绍了保钓运动的始末及其转向“统一运动”的过程。接下来，我想向大家介绍保钓运动期间，除了钓鱼岛主权外，运动成员们尚关心的几个议题。首先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当时，运动成员总结国民党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懦弱的原因，即在于在冷战结构下，过度依赖美、日所致。这种依赖导致1949年后，台湾地区长期处于美、日的新殖民主义侵略中。其深刻影响是，表面上台岛的经济获得繁荣发展，实际上却是由美、日资本所管控，压制了台岛民族工业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台岛不过是向美、日提供了低廉劳动力与自然资源，进而又消费重新进口到岛内的工业制品。在文化方面，受“美援”影响，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主的文化思潮席卷台湾地区，以现代诗社群为例，诗人纪絃更带头提出创作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亦即创作时应向西方诗人波特莱尔等人学习，并断绝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进而，1960年代起，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成为台湾地区的文学主流，大家相对熟悉的作家如：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等人都是在当时崛起成名。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吸收美国新批评，重视写作结构与语言使用方面的经营，并对发展中的台湾乡土文学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打压力量。对此，1974年郭松棻在《谈谈台湾的文学中》曾有深刻的批评，在这边简单向大家分享一段，他说：“二十世纪以来，台湾一直没有挣脱殖民主义的束缚，目前外有新殖民主义(经济渗透，从而政治控制)的榨取，内有为外来殖民主义者效劳的买办政治的压迫，台湾真正的苦闷是由此产生的。西方现代文学所表现的苦闷则是一群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已得利益者认同的作家(卡缪在五〇年代末期之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革命便是实例之一)为他们的日趋没落所发出的哀鸣。”因此，郭松棻认为这两种苦闷基本上是矛盾且冲突的，然而台湾作家却不明所以的以西方的苦闷混淆了台湾的现实处境。在同一篇文章内，郭松棻还称过去日军以武器侵台，现在换上西装到台岛糟践人民，不过只是换了个形式的侵略。可以说，以郭松棻为代表，这群曾深受“美援”文化影响而赴美的留学生摆脱了在岛内接受的冷战意识，以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作为基础，重新检视台湾社会的状态，试着与具第三世界视野的左翼运动结合。

另一个较重要的议题则是关于“台湾未来出路”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向“统一运动”发展后，保钓运动成员坚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政权。对此，他们立即面临了所谓具分裂主义的“台独”论者，以及号召“革新保台”的国民党“独台派”的挑战。面对挑战，钓运成员认为后两者虽也提出保钓的主张，然而却是虚晃一招。道理很简单，保钓运动所抗议的对象是企图侵犯中国主权的美、日以及出卖中国主权的国民党当局，但是“台独”论者所仰赖的势力即是美、日，而“独台派”更是以国民党右派为主体，因此这两者为了维系自身势力都不可能坚决保卫钓鱼岛主权。同样以郭松棻为例，他在《三种中国人，一种前途!》中批评所谓“台独”论者和“独台派”的目的只在夺权，为此他们不惜与外国势力勾结，出卖人民利益，一方面号称为台岛而“战”，另一方面却将大量财产运往海外，其实对自己的主张毫无信心。不过，在抨击的同时，郭松棻也对支持民族统一的伙伴提出建议，他在《台独极端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中除了批判“台独”论者的极端主义与虚无主义外，也提醒统一论者勿犯了“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简单地将台湾问题视为靠“领土的完整”或是“自古以来”等说法就能解决，而要深入探讨台岛的历史问题，以及理解台岛人民受国民党当局影响对祖国产生的误解，如此才能回应“台独”论者赖以立论的诸多历史“假议题”，对历史的真相进行还原，使台岛人民了解到红色祖国与国民党当局的不同。可以说，郭松棻在1971年提出的建议，现在看来还是很有建设性与警醒效果。

时间关系，今天可能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关于海外保钓运动，实际上还有许多更细部的内容，欢迎大家一同了解。今年是海外保钓运动50周年纪念，在林哲元老师的筹备下，华东师范大学于9月举办了相关会议，主办单位邀请了众多曾参与保钓运动的当事人进行发言，当他们谈到坚决捍卫我国在钓鱼岛主权时，这群老者依然目光如炬、情绪激昂。通过了解这段海外保钓远动的历史，我也希望能让这场运动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在当前的语境下获得更多持续性的思考与讨论，发挥保钓运动作为珍贵精神资源的当代价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