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区反殖文学实践——以《大同报》“文艺”副刊为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使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此期间东北沦陷区除了作为日本侵华军需物资供给储备地外，同时也是侵略者实施文化殖民的试验场。侵略者在文化教育领域实施一系列的清洗与改写政策1，企图通过对东北民众文化精神的重构和文化系统的解构与改写来达到对沦陷区的文化殖民目的。面对殖民者的武力镇压和文化清洗，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利用种种方式阻止侵略者对东北文化系统的改写企图，展开反殖民斗争。本文对日伪“机关报”——《大同报》“文艺”副刊推出的专页2及其刊登的文艺作品进行梳理与分析，讨论东北沦陷区的殖民与反殖民话语的生成路径，从而揭示东北沦陷区的文学活动在反文化殖民话语斗争中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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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侵略者文化殖民手段的《大同报》

全面抗战开始后，东北沦陷区也进入了一段更加黑暗的时期，这是因为日伪当局为了强化对东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自1937年开始对东北沦陷区实施了全面的改写策略，特别是在改写中国文化历史与加强殖民教育等方面更是费尽心机。

1937年5月8日，日伪当局颁布《满洲国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大纲》，并在同时发布的《学制纲要》中强化日语在教育中的地位3，其目的是要在东北沦陷区建立集权统治。在教育领域，日伪当局还把所有学校统一划归“满洲国教育司”管理，以期为改写东北沦陷区的文化历史提供条件，为侵略者的文化殖民进程扫清障碍。自此，日伪当局的殖民教育从所谓“以王道为施行教育方针”转向以“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4。日语成为东北沦陷区教育的必修语言，公职人员也要使用日语进行日常交流。作家古丁对当时自己因职业关系只能说日语表达出无奈的痛楚，“总觉得汉话是一点点离开着我的口和眼……一直连续几天的时候，我就熬耐不住了。信手抽出用汉话写成的书籍——那管是极无聊的通俗小说，就由性读下去，那侘傺的乡愁，会一点点被冲淡;枯萎至今的内心，仿佛逢遏了慈雨一般，渐渐苏生起来”5，反映出作家对民族母语的强烈渴望和依恋。

侵略者在改变语言的同时，也输入大量日本报刊图书。据统计，“平均每天有15万份日本报纸、2.2万份日本杂志、4.9万册日本书籍涌入东北”6。而且从1937年开始逐年倍增，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达每年3440万册。这也证明了侵略者企图以其殖民文化覆盖东北地区的原有文化形态，从而形成符合殖民者要求的文化认同。从语言到出版物的输入必然会导致原有民族传统文化与殖民文化之间发生冲突和对抗，这明显地反映在《大同报》副刊的文艺论争和文学作品之中。

《大同报》的前身是1914年3月由中国人在长春创办的《大东报》，因社长霍占一曾任张学良的秘书和刊登过反日言论的文章，一度被日本视为“张学良的机关报”，“极尽鼓吹排日思想之能事”。1931年12月15日，因“满洲事变”被勒令停刊的《大东报》改称《大东晚报》再刊。1932年6月7日，日本关东军强制《大东晚报》改称《大同报》并于当月末发行。1933年2月6日，由关东军组织伪政府的各个机关部门代表召开会议，表决通过《大同报》“作为满洲国、协和会的机关报，每月领取约七千元的政府资助，使其努力宣传大同主义”的使命7，至此，改刊后的《大同报》作为伪满洲国的“机关报”，“是作为一个肩负着迅速准确地传达执政、总理、外长在国都新京的言论和行动，传达有关新国家的各种信息的责任的汉文报纸”8。直至1943年7月1日更名为《康德新闻》之前，《大同报》在东北沦陷区的所有报刊中有较为特殊的位置。《大同报》不仅由日本人，比如副社长都甲文雄(该报的决策人)、染谷保藏(1936年之后任社长)、山口源二、大石智郎、横山八郎、汤畑正一等，担任控制人，而且“创办者关东军第四科在报社干部的严密注意和慎重挑选方面费尽了心血”9。《大同报》在伪满洲国总务厅情报处领取津贴，额度比老牌日资报纸《泰东日报》与《盛京时报》都要高一些。这样的地位和特殊使命，使它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便成为东北沦陷区中发行数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从1936年的发行量中可以看到《大同报》已经超过久负盛名的《盛京时报》10。从《大同报》的创刊定位、资金资助、人员组成以及刊载内容和发行量来看，都体现出日伪当局对它的重视程度及其肩负的政治使命。

《大同报》的宣传内容中充斥着大量的殖民文化观念与文化信息，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和鼓吹性。比如把日本的侵略行径鼓吹为“援助”，是“驱逐万恶的军阀，解除我们的痛苦”的“义举”，把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渲染成“是王道主义的，没有一分的武力要素，唯一的宗旨就是仁爱和平，对内保境安民，对外门户开放”，由此否认东北与中国的血脉联系，强调“只有王道才是正确的道路”。11类似的颠倒黑白具有欺骗性的文章每天都会在《大同报》上刊登，如此密集的宣传，目的是企图让东北民众忘却自己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情感联系。可以看出，《大同报》作为日伪当局的宣传喉舌被寄予厚望，按照殖民者预设的文化目标，有意识地对东北民众的精神文化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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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同报》文艺副刊为载体的反文化殖民声音

《大同报》在存续期间先后有“夜哨”、“大同俱乐部”、“满洲新文坛”、“文艺”、“艺文”、“我们的文学”、“新文坛”等文艺副刊，“专页”即是“文艺”副刊的编辑们集中编发的文学专辑。在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对东北沦陷区进行文化殖民的同时，《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专页所刊登的内容却发出了与日伪当局文化殖民宣传相背离的声音。

总体来看，这些声音或隐晦或直陈，内容中涌动着对侵略者的鼓动和宣传的抵抗情绪，其中一个做法是借别人的“事儿”说自己的话。比如，1933年7月7日的“大同俱乐部”副刊上刊登了一则英国作家协会向德国抗议的声明，其内容是抗议德国法西斯当局对作家的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行为。在编者看来，日本侵略者和德国法西斯一样，发表这样的文章隐含着编者对日伪当局迫害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不满与抗议;另一个做法就是推出有轰动效应的“专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纪念高尔基专号”。1936年8月30日，《大同报》“文艺”副刊推出了日伪当局明令禁言的苏联文学12——“纪念高尔基专号”，时任编辑的孙陵还特别撰文写道：“在他从生来到死去这样悠长的一个过程里，他从没有间断为社会真理而奋斗、为人类幸福而抗争、自始自终他都是以无限底热情，来爱护着我们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工作实践者，为人类，他曾被流徙、被鞭挞、被禁锢，为真理，他底健康毁坏了，但是他仍然说‘到这世界上是来反抗的!’”13在当时出版这个专号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殖民地是没有和他们国内同等的自由的”14。孙陵的这种努力，让东北民众可以看到一丝抵抗的希望。由于他不断刊登这类文章，最终引起了关东军的注意，在被捕前不得不逃离了报社。孙陵作为东北爱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分子，他的思想和行为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当时许多报刊的文艺副刊中刊登的很多文章和作品都是与日伪当局的要求相违背的，之所以能够在报刊上刊载出来也是因为东北爱国知识分子们的倾力抵抗。

《大同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大多像孙陵一样，如金剑啸、陈华、李季风等人，虽然身处侵略者控制的“满洲国”，却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感。如孙陵所说：“我没能加入义勇军的队伍去抗战，也没有和其他殉道的朋友同样，接受那最后一刻命运的牺牲。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也作下了一点无愧于心的小小的工作。在报纸上，原稿从我手下流进社会的不是王道学说，不是友邦文化，而是关于农村大众作品，和中国的文化动态。对于和中国消息杜绝了往来的关外人，也尽可能的使他们知道一点中国的情形”15。李华在文艺副刊“大同俱乐部”发表的《死蝇慰灵祭文》是一篇檄文，在对“王道为本”的极尽挖苦中声讨在“王道乐土”中却连一只苍蝇也活不下去，文章署名“贾辞碑”也是意在讽刺日本侵略者的假慈悲。纵观历任《大同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如陈华、孙陵、富彭年、李季风、坚矢(弓文才)、柳龙光等人，虽然他们个性迥异，为人处事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归属感与忠诚感都指向一个身份认同——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认同。这种认同所带来的根植于内心中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自然不是日伪当局所希望看到的，所以《大同报》的文艺副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只存在很短的时间便被日伪当局查封了。

在日伪当局统治下的东北各大报刊中，其文艺副刊与正刊“话语”背离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日资报纸《盛京时报》(沈阳)副刊“神皋杂俎”与“文学”一直刊登具有鲜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文艺作品，坚守着民族文化的阵地。而《大北新报》(哈尔滨)和《滨江日报》(哈尔滨)两份报纸的副刊“大北风”与“暖流”更是成为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反抗日伪统治的主要发声阵地。

通过对《大同报》主副刊之间的辨析，可以理解在这个特殊的文化场域中，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文化战场——即殖民者的文化改写目标与爱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之间的斗争。自“北满作家群”16解散之后，东北文坛已呈凋敝之势，之所以还能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斗争场域，与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密切相关。在很短的时间内，相近的文学观念与生存境遇使滞留在东北沦陷区的作家们集结在一起，由此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用汉语写作的文学同人群体。这个文学同人群体以《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为平台，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强调文学有再现和改造社会的使命与任务;作品主要描绘东北地域的社会风土人情与黑土地壮丽风景，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地域氛围;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客观呈现真实的社会环境，通过描述民众在日本殖民者与伪政府官吏的双重欺侮下的生存状态和艰难生活轨迹来激发民众反抗的决心与斗志。

1937年5月，以翻译苏俄文学著称的作家疑迟在《明明》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山丁花》，作家山丁撰写评论文章给予褒扬，他提出“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艺，乡土文艺是现实的”的主张17。对此，古丁提出不同观点，由此开启了乡土文学论争的序幕。次年，时任《大同报》副刊主编的柳龙光18意识到应该为文学论争提供一个发言平台，以便更好地让读者及时了解作品和争鸣的观点，于是他在1938年5月12日的《大同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短文《红笔放送》，文章在表达他的观点的同时也释放了论争的信息：“编者的红笔，很少向读者说话……论者笔战，对于聪明的读者是无害的，或者还是热心的读者所关注的。编者与读者同样地期待着互相砥砺的结果……编者在年头向读者和作者们问了一句‘今日需要的文艺是什么?’……读者需要的文艺是什么呢?‘吃笔杆子的朋友’们勿以‘写的人’为对象、更不可以为‘看的人’只是‘写的人’。编者与读者是同样地期待着互相砥砺的结果”19。随后，许多作家先后发表文学作品或撰写文章来表明观点和立场。而柳龙光也在同年7-11月期间开始推出大量相关文学作品。

1938年6月30日的《红笔放送》称：“明天本版特辑了一页‘小说专页’，开拓这一片新境界，打破愚昧，扫除欺骗，是蚂蚁的众力。‘前夜，忠实的自白’是‘雄辩’，‘小说专页’是事实。最后我们说‘这一片新境界，不会容许我们口喊着公开，而据为私有’。”20同时，在这一天又分别刊出两篇题为《前夜》(山丁)和《忠实的话》(铮郎)的文章，这可看作是《大同报》“文艺”副刊推出各个“专页”的发刊词，表达了他们的文学理念和价值导向。山丁明确指出“要在自己和许多奸细们底前面”，用“‘描写真实’与‘暴露真实’”的笔墨和“向上的创作方法来表现”“叙事史的艺术”，认为“我们应当认清我们的周围。非人底活动显然是不体面的今日，正在不断地丰富地创出着新的主题……我们需要加紧制造大批食粮，只要是良心的，不管粗糙的，未完整的也好，供给那些(我们自己就是这里的一个)贫乏又饥饿的大众们”21。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将文学的功能性放在首位，即为现实与大众服务。山丁作为这场论争的主将，期间创作了大量具有现实主义文风的作品，以文学践行着他在《前夜》中提出的理念，仅在“文艺”副刊专页中即用“山丁”、“小蒨”为笔名发表了小说《织机》、诗歌《玛丽》《以前与现在》《七月的午夜》《蛙》和散文《唱独角戏的》等六篇作品。

在近三年的论争中，东北沦陷区的作家们不仅创作出了大量内容涵盖所有新文学形式的文学作品，而且通过文学论争的形式，有力地反抗了侵略者文化殖民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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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报》文艺专页的文学论争与文学实践

“文艺”副刊于1938年7月1日最先推出的是“小说专页”。柳龙光在7月2日的《红笔放送》中用极富感染力的文字写道：“小说专页之一期，就这样地在许多轻蔑的，疑惑的，期待的眼睛逼视之下出现，这少数的热力或许就成了多数热力底起点，在整个的发展上，需要写的人，读的人，批评的人，编的人共同的培植，共同的守护。”从文字中读到他对“小说专页”的乐观与期待，同时表达出对英雄主义精神的呼唤，“我们只是严求自己，珍重自己，这总是经过了我们良心的，忠实的努力在风雨中培植下这一颗种子，为着复活大众底潜在的活力与创造力，在风雨没有止息之前。”22即使面对“风雨”也要“培植种子”，并召唤“大众”共同面对“风雨”。这种用文学的力量来凝聚民族意志的抉择，正是他们对民族文化以及自我象征的追寻和书写，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以柳龙光等人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们都把创作的视野投向“我的黑土地”与“我的乡亲们”的原因，而这些作品中也隐含着一种更为崇高的使命——唤醒东北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在陆续出版的“小说专页”中共刊载了11篇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是东北最普通的民众，如铁匠李结巴(媚娘：《六月的夜风》，1938年7月1日)、矿区职员(苏克：《夜深沉》，1938年7月1、2日)、落寞的画家(糸己：《第二个鉴赏者》，1938年7月1日)、织工林师傅(山丁：《织机》，1938年7月2日)、家庭主妇“主人婆”(吴郎：《私土》，1938年7月2日)、学徒的鞋匠(瘦人：《一样人啊》，1938年8月17、19日)、受伤的工人(雪笠：《伤愈后的归来》，1938年8月17、19、20日)等，内容紧紧围绕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与心理状态展开，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展现出东北沦陷区黑暗的社会现实图景——这里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和家乡，但在异族的殖民统治下，却没有他们的栖身之地，他们只能在绝望中甚至被迫以死亡的方式来呈现自己微不足道的抗争。如山丁的小说《织机》，通过织布作坊的兴衰和织布工的命运写出了当时东北民族手工业的艰难境遇：1931年前的东北有“无数个机房，就集聚了约摸五千多只笨木机，六千多机匠。保定帮、青州帮、常州帮”，而“如今晚，什么帮都星散了，机房仅仅剩不到二百!”23造成如此状况的根源正是日资企业的吞噬和垄断，毫无竞争力的织布作坊被迫纷纷破产停业，织布工失业，民族产业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

“散文与诗专页”刊载的诗歌则以精炼的语言直面读者。雪笠的《咏乡》一诗通过对故乡的描写表达出诗人浓浓的“爱”，但“我爱故乡，可那是奇怪的爱”，这是因为诗人笔下故乡旷野的“冷凝”、“沉默”以及那“战憟的荒村”使其内心油然生出一股凄冷之情，就像“慢走在黄昏里的牛车”和“充满着红穗的场院”都“映升着残断的雾烟”一样，“别只喜欢，因为雀鹰在那偷看!前夜谁在喊了吗?灯前，夜间……别当那是笑谈!”24深沉的情境与诙谐的语言呈现出诗人“爱”、“痛”交织的心境。在《祈求》中，诗人白芷面对路边乞讨的孩子表达出内心中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孩子!收回去你底手，/别那样在我底身旁环绕着祈求吧!/我是贫乏——贫乏得/连一块铜板那样重的东西都没有。”诗中那种近似于呐喊的无助和无力给读者以巨大的冲击力，全诗弥漫着一种压抑着的苦痛情感，“逼迫”、“空的肚子”、“破棉衣的身体”、“疲乏得要死”等词语裹挟着读者的心，一个衣衫褴褛的乞儿和一位生活境遇同样窘迫的文人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诗的最后，诗人近乎哀求的话语让人感到痛心：“我们都是需要一个避风的地方的。/孩子!让开我底路，/让我躲开这些变了揶揄和逼迫的请求吧!”25而诗中所展现出的民不聊生的生存情境正是侵略者的统治造成的。

“翻译专页”共出版七期，是《大同报》“文艺”副刊专页中刊出最多的文学形式。之所以出现翻译作品多于创作作品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可以隐匿地表达编者和译者的“别有用心”——他们大多选择的是西方左翼或反法西斯爱国主义作家，如福田正夫、安得列·玛勒、维鲁哈阿连以及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如小说《这是战争》(法国安得列·玛勒著，鹿野译)、《碎屑》(美国杰克·伦敦著，吴朗译)、《红死的假面》《阿孟奇拉特酒樽》(美国爱伦·坡著，雪笠译)、《超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杨叶译)、《阴霾之晨》(日本叶山嘉树著，共鸣译)，诗歌《群众》(比利时维鲁哈阿连著，木公译)、《永逝之青春》(美国朗佛罗著，冷歌译)、《也如是》(日本奥荣一著，糸己译)等。其中，作品连载时间最长的是鹿野翻译的法国反法西斯作家安得列·玛勒的小说《希望》(节选)，译名为《这是战争》(“翻译专页”1938年7月21、22、24、26日)。这部作品是安得列·玛勒在前线战斗的间歇中创作的纪实文学，由若干短篇构成，作品塑造了一批在反侵略战争中为国家命运英勇战斗的英雄形象。爱伦·坡的小说《红死的假面》在忧郁恐怖的气氛中描写了一种叫作“红死”的瘟疫在整个国家肆虐。一天，“红死”裹着血染的尸衣出现在普劳斯派罗王子的假面舞会上，人们无法抵御纷纷惨死，只好屈服于它的无边统治。译者翻译这个文本，是以瘟疫来隐喻殖民统治者，而惨死的和屈服于“红死”统治下的人们也正是当时东北人民的真实映照。在译文末尾，编者介绍了爱伦·坡的生平及作品，其中说道：“在《红死的假面》这篇里，虽然发着个人性的光。看罢，确暗示着的争斗，它不是集团的，社会的，现代的——可是，我们藉着它同一的效果，技术方面巧的力量，素材的吻适，拿这历史性的十八世纪短片杰作，来微诸现阶段里对立的轧乱，事实虽然不能相吻合，真理确属同轨。”26

诗歌作为语言凝练、意象丰富的文学体裁，其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意蕴，对于译者也是如此。由木公翻译的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维鲁哈阿连的长诗《群众》27刊登在1938年9月7日出版的“翻译专页之二”上。维鲁哈阿连被称为“力的诗人”，他不仅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而且还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他深切地感受到群众运动是推动革命的原始动力，是“黑暗的市街里/燃烧着猛烈的业火，/充布着血腥气的叛乱”。《群众》是以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相交融的笔触写出了民众面对黑暗世界的抗争意识：“旧的智慧以及——/海中的信条的夕阳/都变成了什么呢?/看吧!现在的血潮/与青春并行高涨着，/酗酒的醉后/那可怖与堪惊的/由人所不知道的境域里/传来了顶点底希望是——/心灵底疲乏，/退向青春的平等而去。”“万象那种永恒之姿/像雕刻着新的面影。/所有的东西全在活动，/天际也好像前进。/桥，塔，所有的一切/塞满在深的土里”。诗中由此呈现了城市群众运动激昂澎湃的整体画面：“在那儿世纪的群众狂怖地/夸张着胜利的威势时，/在战尘里解着的疾疸，/不是大时代到来了吗?/……看吧!人已经登向别一个/信仰的峰顶，/看吧!力底涡漩中，/把新的真理锻炼坚固”28。诗人利用自由体诗的形式，通过音节的节奏和韵脚的律动以及象征主义艺术手法的暗示，在诗中凝练出一个个鲜活的意象，从而达到一种既含蓄隽永又热烈刚劲的审美效果。译者木公在完整准确地表达出原诗思想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这首诗来激励东北民众的反抗意识，希望人们去争取诗中所希冀的那“明日必定到来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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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日本自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便意图对这里进行文化侵略，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文化殖民政策，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的奴化和文学创作的压制方面，更是穷尽一切资源和力量。通过对《大同报》“文艺”副刊刊发的文学作品的梳理和研究，我们无疑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自1933年创刊伊始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大同报》“文艺”副刊登载的许多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或显或隐的反抗精神与侵略者的主流宣传话语并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情况的产生，无疑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东北知识分子面对侵略者的文化压制、文化殖民时的文化选择和立场。时任副刊编辑的孙陵明知道刊发高尔基的消息会危及自身安全，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将“纪念高尔基专号”完整刊发，其目的就是希望借助高尔基的影响来唤醒东北民众的反抗意识，这种不惜牺牲自己以换取民众觉醒的行为也确实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柳龙光、山丁等人以“文艺”副刊为平台发起的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以及随着论争而展开的理论探讨和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推动了当时处于低潮期的东北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他们坚持以写实的创作姿态和严肃的汉语表达，用文学的手段有效地抵抗着侵略者的文化殖民，向东北民众输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养分，并以潜移默化的隐喻方式强化着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可以说，围绕在《大同报》“文艺”副刊周围的东北知识分子，虽然身处“被失语”的状态中，但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作品表达出对侵略者的愤怒;他们的坚守与抗争、创作与传播，使处于沦陷中的东北文化依然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稳定运行，而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东北文学也必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翻译对抗与文化选择——对抗战时期东北日资报纸翻译文学的一种考察”[编号：17FZW032]的阶段性成果)

1    关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化政策实施情况，请参见高云球、王巨川：《东北沦陷区殖民统治下的强权文化机制论说》一文，载《北方论丛》，2014年第5期。

2   “文艺”副刊专页是《大同报》于1938年7月1日至1938年11月20日推出的“小说专页”(5期)、“翻译专页”(7期)、“散文与诗专页”(3期)、“批评与介绍专页”(4期)的统称，合计出版19期。

3   参见塚瀬進：《満洲国“民族協和”の実像》，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第78页。

4   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者为了达到奴化教育的目的，制定了“教育方针”，如1934年由伪满洲国国务院文教部编撰出版的《满洲国文教年鉴》指出：“我满洲建国，既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今我国家，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务实去伪，崇俭戒奢，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守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则高尚优秀之国民既易于养成，而巩固坚定之国势亦易于树立”。(转引自宋恩荣、余子侠主编，曲铁华、梁清著：《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1-92页)在1937年的《学制纲要》中规定：“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之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转引自辽宁省教育志编撰委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三集上)，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3页。

5   古丁：《谈五 通宵(言语)》，李春燕编：《古丁作品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6   孙邦主编：《伪满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7   参见[日]大久保明男编：《伪满洲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8   述之译：《当前满洲的汉文报界》，《满洲评论》第五卷第十四、十六、十七号，转引自《长春市志资料选编》第7辑《长春报业史料》(内部资料)，《长春史志》编辑部，1989年，第106页。

9   同上。

10  据孙陵所写《边声》“亡国的教育和文化”中说，在当时领取津贴的五家报刊是“《满洲国通讯社》每年三十五万至四十万元;《大同报》每年六万至八万元;《斯民社》每年六万至十万元，《泰东日报》每年两万元;《盛京时报》每年由满铁领津贴四万元”。1936年的发行量统计为：“大连泰东日报(实卖七千份);辽宁盛京时报(实卖一万份);长春大同报(实卖一万三千份);长春协和报(实卖一万一千份)”。载《光明》半月刊第一卷十一号(合订本)，1936年11月10日，上海书店影印，1984年，第700页。

11  《满洲建国理想及王道国家的帝制》，《大同报》，1934年3月1日。

12  日伪当局在1932年颁布的《出版法》和后来颁布的《映画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凡是有损于日军和‘皇军’形象……特别是宣传抗日、有反战情绪和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坚决禁止。”参见冯为群：《日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统治》，《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13  陵(孙陵)：《纪念M.高尔基》，《大同报》，1936年8月30日。

14  孙陵：《〈边声〉后记(续)》，《光明》半月刊第三卷第五号(合订本)，1937年8月10日，上海书店影印，1984年，第310页。

15  孙陵：《〈边声〉后记》，《光明》半月刊第三卷第四号(合订本)，1937年7月25日，上海书店影印，1984年，第254页。

16  北满作家群主要成员有罗烽、白朗、金剑啸、舒群、萧红、萧军、山丁等，其中罗烽、金剑啸是中共党员，并以他们为核心凝聚了一批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爱国进步文学青年。这一作家群以长春的《大同报·夜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文艺》两个文艺副刊为发表平台，于1934-37年或被害或离开东北。

17  山丁：《乡土文艺与〈山丁花〉》，《明明》第1卷第5期，1937年7月，第27页。

18  柳龙光：原名柳瑞辰，满族，笔名红笔、糸己。在《大同报》工作两年，于1938年11月赴日本担任《华文大阪每日》编辑工作，1942年回到北平。在光复之前，柳龙光是华北沦陷区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曾被称为“满洲系作家”首领。

19  红笔(柳龙光)：《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5月12日。柳龙光多次以《红笔放送》为题撰文，从其内容看，大多是交代编者的观点、意图等信息，类似于“编者按”。

20  红笔(柳龙光)：《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6月30日。

21  山丁：《前夜》，《大同报》，1938年6月30日。

22  红笔(柳龙光)：《红笔放送》，《大同报》，1938年7月2日。

23  山丁：《织机》，《大同报》，1938年7月2日。

24  雪笠：《咏乡》，《大同报》，1938年11月20日。

25  白芷：《祈求》，《大同报》，1938年11月20日。

26  [美]爱伦·坡：《红死的假面》，雪笠译，载《大同报》，1938年7月22、23、24日。包天笑曾翻译此文，题名《赤死病》，载《春声》第3集，1916年4月。

27  该诗1948年由艾青重译，收入《原野与城市》，上海新群出版社，1948年。

28   [比利时]维鲁哈阿连：《群众》，木公译，《大同报》，1938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