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杨：台湾社会的战后阶级结构和两岸问题

台湾社会的战后阶级结构和两岸问题

林书扬

（2001年10月）

前 言

有关海峡两岸之间，二战后持续个世纪的民族内部对抗的历史性造因和经过，相信两岸同胞在史实的认识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尽管在新民主主义变革运动期间，对国家、民族的革新方向或人民自救运动的性质等问题上，国共双方向有对抗性坚持，但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体系中，隔海对峙的态势定着化到1970年代后，时间终于催化了两边最高国策的递变。大陆一方的“解放台湾”和台湾一方的“反攻大陆”，在积年的冷战恐怖均衡下日益空文化后，首先于1979年，由中国全国人代常委会具名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而台湾方面则迟至1991年由李登辉政权宣布“动员戡乱时期”和“临时条款”的结束。从此，两岸关系由内战延续线上的军事对峙转入政略竞争的新阶段。

以此大环境的改变为契机，台湾岛内的民间促统运动，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时値两蒋政权告，台湾社会在各种指标上显露出将要走进资本主义政经结构体的自我调适期。而在两岸问题方面，也逐渐脱离数十年来国民党主政下的反共最高价值论的制约，出现方向不一的新论旨。如：超越国、共内斗思维的民族大义论;思想反共、行动不反共产的政治实用主义;非中、脱中的台湾新民族论;以当前的分离状态为起点的台湾独立建国论……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身为岛内民间促统团体的一成员，亲历十余年来运动消长的实际过程，深感台湾资本主义基本体制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才是社会中反中拒统立场的有力根源。另外，两岸问题法理上本属内政性质，却在美国霸权的运作下变貌，早已被纳入“世纪国际问题群”的表列中。诚然，美霸的中国政策一日不改，《台湾关系法》是台湾独立运动的最大“外部条件”。但因任何外在条件都要通过内部结构的“门”才能产生作用，有关台湾内部统独意识形态的形成及现况如何，形成了必须加以理解的一个关键点。换句话说，当前台湾的时代意识中的拒统趋独倾向，其社会性内因是什么，这一份理解对促统运动的具体推进是不可缺落的。这就是本文不惮粗陋，试作初步探讨的理由。

下面分成几个段落，简约陈述当前台湾的社会结构和意识构造的相关性及内容特点。

一

陈水扁当选周年后的两岸关系是明显的胶着状态。从台湾民间统运的角度来看，有“急独不再，促统也难”的感受。陈水扁以台湾“政治实体”的最高护卫者的身分，正以十分审的态度坚守着和平分离的原则立场。为了维持和平，宣布五不，近又加新五不。为了坚持分离，强调台湾的主权是独立的，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不必讳言，在当前阶段和平分离是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多数意识。和平统一，是少数意识。

二

台湾本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一百零五年前因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战败，而被强夺。五十五年前在另一场战争中，日本战败按国际法、国际惯例，中国收回失土台湾复归中国。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国际法的一件事。台湾和大陆，同一民族同质文化，为什么社会多数不愿接受统一?因台湾的资本主义意识型态，资产阶级的功利价値观，现时超过历史的传承意识，超过民族的大义和感情。

三

一个社会的性质，由它的经济结构体的性质来决定。在这基础结构上面，有适合于基础结构、具有保护及促进作用的上层政治结构，由基础结构中的支配阶级的积极分子所构成;或由认同这种社会结构原理的，其他阶级出身的精英分子所组成。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体制下组织政党，再经过程序民主的选举制度，接受多数选民授权，组织政权，以政府的名义执行一切国家行为。于此，经济的支配关系，转变为政治的统治关系。

四

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在经济上是私有资本的保护和增殖。而在政治上，是建立并推进有利于阶级的基本需求的政策或施政方针。凡任何一种静态的制度规范，动态的演进变革，都要经过政府根据阶级基本利益的判断加以操控处理。两岸关系应往哪一个方向推，这样的大问题更是如此。上面所提，台湾的当权派坚守岸和平分的立场，基本上是台湾资本主义抵制大社会主义的必然现象。应该属于中国现代史中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型态的级斗争。

五

历史的看，台湾有过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产阶级，另一种是1950年代、1960年代之间逐渐兴起的本土资产阶级，民进所代表。两种资产阶级为了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经过了一段激烈的斗争。国民党虽然也推行过由威权式政党转型功能性政党，但年积习难改，旧包袱太大，转型难以收效，却给了民进党以完成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民进党以民主改革的口号对抗国民的高压专制，以分离建国的主张抗国民的省籍地区歧视，使得民进党获取两种立场的群众支持，也局部地取得了国际的同情。

六

不过，台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属于“新殖民地资本主义”。即使其产业结构、产値规模、技术水平等，在世界经济中被列入“新兴工业经济区”——NIES，但本身的真正主体性仍然低于对外的依附性。新殖民地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资本循环运动中，数个关键性的环节无法摆脱，甚至被吸进境外经济强权的更大的资本环流中，不得不接受结构性的不等价交换，或不公正竞争。经济的依附性反映政治的附庸性。这就是不论民进党或国民党，在其对外关系上常以“西方民主阵营”的一员自居，谨守无“反帝”意涵的对外政策的理由。

七

台湾新兴资产阶的阶级意识，经过与旧执政党之间的争权运动，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后，更形高涨。本土民间经济的实力，于1960～70年代以3倍于官僚资本(公有、党有、名上的私有)的速度成长：其产值，1949年占28%，1985年占84%。1980年代初，五百零一个大企业中，本土新起的企业与旧官僚资本系统之间，比率是3:2。大约四十年之间，台湾的人均收入自不足100美元到超过1万美元。1990年代的台湾公共基建的现代化，已经接近欧陆国家的水平。就整体的经济规模而言，在全球本主义市场经济圈里大约位在前二十名之内。

但本土资产阶级，在其发展历程中，除了一份经济的自傲外，对政治领域中的弱势甚至无权状态是极不满的。再加上:(1)二·二八事变和白色恐怖的集体记忆;(2)1970年代后，大陆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和台湾地位的急速的衰落;(3)国民党在危机意识下采行本土化路线等等，都是台湾本土资产阶级在国家认同问题上以非中/脱中作为回避“历史纠葛”的新方向的部分心理背景。

八

稳定度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上的主控级将其经济力转换为政治力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巨型传播媒体工具，经营一种“主流理论”。也就是，统治阶级驯服人民大众的“精神势力”。经由媒体的垄断，长年累月经管出正当化剥削与统治体制的“民意”内容，形成一时一地的“舆论指针”，实际影各项选举。在两岸问题或统独争议中，诸如：1986年民进的成立，1988年四·一七决案;1989年该党在立法院、县市长选举中的跃进;1990年“台湾主权独立”决案;1991年首届国代、立委全体退职;1992年《刑法》第一百条的修改等等，被认为2000年政权交替的先行运动，都是在一定的民意背景下，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通则观念，或者所谓的“民主普世价值”的宣扬运动中一一完成。由此观之，台湾的分离建国运动，其核心部分无疑是现时由民进党主导的台湾资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应无疑义。

九

这里所提的“阶极运动”，不是泛指一般阶级形成论的过程。而是指一个阶级的成熟度已进入到政权攻坚战的准备期。在运动的组织结构上有司令部、有多条战线。有战略性的理论探索，也有具体的作业规定。这样的结构体的全面运作，便是2000年陈氏得以上台的内因要件。表示台独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集中度。

回顾1970年代，时值台湾经济的起飞期。经济政策以重化工业及资讯产业的建设为中心。大量的工、理、商志向的台湾留学生赶赴美、欧、日等先进地区，却为当地的台独种子组织所吸收，逐渐形成专职或半专职的政团队伍。1987年解严，经海外新血轮补强的岛内分离运动，受到中美新关系和国民党本土化的转型路线的刺激，逐渐提升运动口号扩大社会动员。由基点而社团而社区，从幼儿园到老人大学，“台湾心”、“台湾情”的全面宣传蔚为风气。经过1996年导弹演习风波，1997年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终于把全岛人口的绝对多数置于该党的地方政权治理之下。以党的精英队伍为核心，一层一层的群众组织，一条一条的战线活动，从核心的策略运筹，到外围的民粹主义街头民意，在一次最高位阶的大选举中，汇合而成的社会动能，是十分惊人的。以10万上下的登记党员，取得490万选票，趁着国民党的严重内斗，陈水扁于登上了大位。台湾本土资产阶级的未竟的权力建构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补完机会。

十

台湾劳工阶级的比数增长(1999年占就业总人口约70%)，及台湾本土资产阶级的比重加大(1999年约占10%)，同属1950年代以降逐年突显的现象。1950年代的输入取代，1960年代的输出取向产业政策，使同一时段的农地农作改良所带动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力，一波波地聚在劳力密集产业的周围。这种趋势在第二、第三次“经建四年计划”开始特别显著。如1968年(第四届)一年之间，流进加工出口区等工厂地带的农村人口达一百万，使得该年劳力市场上出现了空前的“完全雇用”现象。且随着九年国民敎育制度的推展，劳工智力水平也逐渐提高。但政府的劳工政策，却仍然以维护资本效益，及资本积累先。在军事戒严与“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或“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办法”等等严苛的法令束缚下，低工资、长工时的基本情势难有改善。虽然1960年代中期进入高成长期，1965年成立亚洲第一个加工出口区，输出指向产业急速进入黄金时代，但基本上劳动条件恶劣，基本工偏低，劳工们仍然缺少劳动三权的自我防手段。不熟练工多，多数工人离农不久，离职率高，反而形成了一种逆反性的安全瓣。但高利润率下，劳工大众的低消费和不安定就业不一定有利于企业成长，且进入了1970年代重化工业时代后，低素质劳动力不胜任技术条件要求的问题也普遍产生。了适度改善劳工生活提高劳动生产性，1983年始有《劳动基准法》草案进入立法院。但时値由重化工业到科技新产业的起步初期，资本家急需扩大投资，且一方面也要防止传统工业部门的竞争力低下，该草案一直被搁置着。在此阶段，新起的台湾劳工阶级显然尙未进入成熟期。

十 一

在数量上迅速膨胀的劳工，之所以停留在被动消极的，称得上是没有声音的多数，有下面几点因素：

（一）台湾工运自1930年代以来遭到两次断层：日帝时期的扩张主义战争期（1931-1945）和长达38年（1949-1987）的军事戒严统治。中间短暂的4年又是国共斗争和内战的高度紧张时期，更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准备期。

（二）白色恐怖（1949-1960）的主要对象是所谓“亲共左翼”分子。而工运易被认为“阶级斗争论”的实践。

（三）御用工会利用行政资源进行笼络。

（四）经济基本面的上升中劳工生活大致跨过了温饱线。

在这种历史包袱和条件下，劳力密集产业的劳工大军，只有等待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到了一个自然跃进的新阶段，出现了对劳动生产性的新需求，而在劳动力市场中产生汰旧换新的一番调适过程。如1973年的十大建设、198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新增劳工中的技术工比率急增。一方面是工人智力水平的提高，而另一方面是戒严体制的制度疲劳，企业安全系统的钝化腐败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惯有的自发性争议逐渐增多。台湾的产业结构在其提升中，依据经管原理迫使戒严时期的行政干扰形骸化，也是事实。

到了1984年，立法院通过了搁置十年的《劳动基准法》。一时间积压下来的劳资对抗逐年升高。出现短期的工潮，也出现第一个工运团体，1984年的“台湾劳工法律支持会”。

1986年民进党成立。本土资产阶级为了开辟进攻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联合战线，有时候有限地扮演劳工同情者的角色。但该党社会基础的相当比例，是占97%的中小企业。因此这项策略空间有限。

1987年戒严令解除，自主工会运动升起。经过几件大、中型罢工风潮，1988年、1989年出现了台湾史上首见的，号称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党——工党、劳动党。工党偏向社会改良主义的劳工服务，而劳动党则以社会主义和国家再统一为两大纲领。

但因前面所提的历史因素，劳工大众的组织化迄今仍然属于低度阶段。现实上摆脱不了“三低”特性——组织率低、凝结力低、运动目标低。因此，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发挥的社会能量以其七百万人口而言，仍远不及1960年代工业化的双胞之一的本土产阶级。

十 二

台湾的劳工阶级，无疑具有本然的阶级属性——资本主义结构体中的唯一的发展契机。但因运动历史短、视野范围窄、自觉水平低，除了经济性的权利意识外，工人身公民或国民的政治认识相当稀薄。在资本主义的庸俗价值观的影响下，世界观几乎小资产阶级化。多数基层工人还是囿于反国民党情结，甚至因反国民党而反中国，变成了民进党的精神俘虏。对于当前台湾社会所面对的政治现实——统独矛盾是主要矛盾，劳资对抗是基本矛盾，一般尙未具备应有的思想条件加以接受。如此则，分离运动以台湾资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核心，而统运方面则至今尙无劳工阶级的自觉投入。只是不同阶层人士的理念运动，较少群众生活中的连带基础。因此意识内含多有分歧，凝结力不高，扩散力小。在高度资本主义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诸领域中，处处可见分离主义者的身影，但能认识到统一运动是阶级解放必经阶段的民族民主运动重大环节的台湾劳工，现实还是势单力孤的一小群先行者。

分离运动与统一运动，是一个社会的内部运动，却因两大阶级的成熟度的悬殊差距，的确出现了严重的偏颇现象。这一种偏颇，显然有大陆的政治压力和经建设成果维系着一定的补正作用。这作用当然是正面的。只是在策略上应该是中长程而不是短程的。它必须同时发挥双方面的影响——劝阻台湾资产阶级的离心，善导台湾劳工群众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途建立信心!

十 三

把台湾岛内日愈深刻化的统独争议放进阶级结构下的内部对立关系，意不在主张统独矛盾应经由劳资阶级斗争的规模或模式予以解决。因为突破帝国主义加在中国身上的最后一道枷锁，虽然理论上可望由劳工阶级承担主要的牵引手，但仍然是全民的——包括两类资产阶级的共同责任。更何况台湾劳工阶级在阶级的基本立场、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方面仍处幼弱期。只是，鉴于一个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有一定的特质，在社会意识底流里，还是可以发现阶级立场在生活心理的深层反映。像台湾这种有过经济起飞，已具备上“新兴工业地区”条件的社会，不论出现多少内部批判，甚至精神反叛，多数人的意识里隐现的还是：经济生活中的私有价值，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价值。当这种价观，和他们对两岸统一的主观评价不相符时，宁取前者疏离后者。这便是作为社会存在的资本主义影响成员心理的一般过程。即使重点强调“一国两制”下台湾的现行制度保持不变，奈何半个世纪的反共教育所造成的群心理障碍，还是不易克服的。

统独问题在道德判断之前应努力于科学的定性分析，才可以避免误读误判，在复杂的曲折过程中淸醒地思考正当的政策和方向。

结 语

社会一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多数成员的生活体验和认识的集约反映。而站在社会枢纽地位的有权者阶级的集体经验的结果，是从消极的守财保全，到积极的殖产扩权的现实价观。不论消极或积极，关键在于把国家公权或制度规范加以工具化，牢固地掌握在手中。这就是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统治层的保守本性。

然而与其站在对立面的一方，是以劳工为主的勤劳大众的变革意识或改造意愿。哪怕是初萌的，尚未体系化的。前文提到台湾劳工阶级的意识落后性和组织落后性。但还是缓慢地在进步中、觉醒中。因现实生活的苛刻性使然。(例如：5月16日有部分工运体示威抗台北的AIT，口号中有：“2700亿军购保不了台湾安全，数百万失业家属生活沉沦哀嚎!”)

以两岸促统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而言，呼吁的对象包括以守财保权为重的有权上层和对现状怀有敌意的广大下层。上层部分最多的接受动机是经济打算，最底线是回避战争。但绝大多数的下层人口却缺少积极性动机——因为一国两制下，两岸统一似无关于社会改造。岛内促统运动推进了一个年代，之所以顿挫多进展小，正是因社会上层者的机会主义总是顾忌多，惧战心理又有美国的保护政策可加以缓解。下层大案则在长达半世纪的国民初等敎育起的反共教条影响下多数保持着恐共心态，对统独争议一贯冷漠。

相对而言，因当权半世纪的国民党的专制性和黑金政治，使党外时期以来台独运动对台湾社会上下阶层都具有改造结构改革制度的主观意涵。这种“改革性”的意涵在一定范围内却能动员到知识青年层。使得台独运动的总成员中有社会各方面的改革运动团体，特别是青年队伍相当充足。

与之相对，统派运动中几乎只有单向的民族理念性目标，对资本主义多元价値的文化熏陶下的青年层吸引力不大。

另外，美国对中方针的刚柔两手的敌对性策略是公开的。特别在世纪之交，美国经济的器质性(或说机制性)衰退相当严重。其所推行的资本全球化必须由政治的实力主义加以配合。于是出现了恶质的右翼政权。甚至不惜把世界(特别在亚洲)再度推入新冷战的紧张局面，且以兴革中的中国假想敌。我们预料得到，美国霸权蓄意挑中国主权的边性行为，今后或将层出不。而中方的自卫反制每每显得十分艰难。这些都形成了台湾分裂势力的强固的存续依据。

岛内统运能不能拉开更大面向的战线，是一个急需解的策略争议。岛内有所谓统左路线的团体，以“左”来代表劳工的权益自卫运动及其他反压迫求公平的各类社会改革运动;而以两岸统一、一国两制的实现为共同的历史性突破口。唯有如此，才能在广大社会下层人口及一般知青阶层心目中补强统一运动的正当性动机甚至道德性意涵。当然，如果以统一为短程目标或许被认太过迂缓。否则，那是符合于历史阶段的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的。应该加以审思。

毕竟，不论美国政府的阻扰政策抑或台湾当权派的顽冥立场，都需要以政权的组织力量凭恃。而一种政策要存立，是以民意的认同或授权基盘。只要促统运动在社会大众的现实生活中是切地凝聚成「两岸悬案」的合理观点，逐步改造民意构造中的非理部分，形成社会多数的共同认识和共同愿望，则两岸统一之最后实现将是历史推演的唯一归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