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南京城市调查资料编纂研究

解放前夕南京城市调查资料编纂研究

——以《南京调查资料》和《南京概况》为例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很早就注意开展城市调查，为接管大中城市作准备。

1947年8月，在解放石家庄前，中共冀晋区四地委城工部就组织编纂了《蒋管石门调查》。1948年4 月，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潍县战役之际，潍城地下工作组负责人编纂了《潍县初步调查材料》《潍县的经济》等材料，并油印成册。根据解放后潍坊首任市长姚仲明回忆，当时，华东局将解放潍坊视为“华东收复较大城市的一个新起点，也是华东接管城市的一个新试点”。从其后的实践可见，开展城市调查成为华东局接管城市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

解放前夕南京城市调查资料的编纂

1948年1月，为进一步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腹心地带，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虽然这一计划在数月后取消，但在此前粟裕已两次派小部队赴皖南和长江沿线进行侦察和调查。在当年9月解放济南的战役中，粟裕部仍很注意收缴包含南京、上海方面敌情资料的国民党档案。

淮海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又多次考虑渡江问题，华东局社会部也已把两淮地区和南京、上海一带敌情调查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

9月27日，主要负责长江流域、西南各省等处地下工作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给南京地下市委发出指示信，提出要“研究敌人政治、军事、经济的动态”，“按照实际条件的可能性，对于今后管理大城市的调查研究工作亦必须有计划去进行”。

11月底，上海局在香港举办为期两个月的干部学习班，专门提出“为配合将来接收、管理城市，还应加紧调查研究工作，各单位指定专人负责”。这个班的学员包括中共上海市委系统的各级负责干部和南京、武汉的两位干部。

这一时期，上海局派员赴南京检查工作，一项重点任务就是“调查研究，准备接管”。

1949年1月上旬，淮海战役结束，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发起以“京沪杭”为目标的渡江作战。为配合解放、接管江南城市，中共中央社会部在1月中旬即指示华东局社会部做好调查和材料工作，并附发“京沪调查提纲”。

几乎同时，上海局也发出了指示文件，即《“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具体工作”》。这份文件将对京沪的管理与接收单列一项，并指出调查研究是“头等重要意义的事”。为有效开展这一工作，“应该把调查工作由少数专人负责的习惯，转变成为全党全群众团体一种经常工作，渗透到日常工作中去”。文件还对调研报告制度、成立调研组、讨论研究调查材料、注重典型、经费预算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根据这些指示，南京地下党在 1948年 10月以后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国民党 50多个机关的 100多名地下党员，均参与到秘密调研中来。大量情报资料和调研材料于1949年 3月前送达总前委司令部，后编入作为接管依据的《南京概况》。

关于南京的城市调查资料有两套，一是以江南问题研究会名义编印的《南京调查资料》，原书高178毫米，宽128毫米;一是以书报简讯社名义编印的《南京概况》，原书高175毫米，宽125毫米。这两套资料目前都存在南京市档案馆，其具体内容现均已公开出版。

《南京调查资料》的实际编撰者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负责人为社会部副部长兼一室主任扬帆。扬帆自社会部所在的青州南下至淮阴，领导该部第一室(负责情报工作)第三科(调研科)科长钟望阳等具体负责这一工作，下面又分为上海、南京、特字三个组，以李蒲军、丁予、韩祥林分任组长，承担具体收集编撰工作。南京组还兼管江南城市(实际以杭州为主)。特字组则专门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材料。

编审程序是组长初审，钟望阳复审，扬帆逐篇审定。编写原则是“不加主观评论，还他本来面目”。资料来源包括情报系统和地下党组织收集、提供的情报资料，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们所写的国民党党、政、军、特方面的情况，青州、济南、南通等城市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以及平津沪等各地的相关出版物等。

《南京调查资料》的编纂，据原南京地下党员陈淦表述，是由从南京撤至苏北华中党校的地下党员谷风(原中央大学中共党总支宣传分支书记，曾主编中大《助学周报》)、潘光(原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等五六人在高邮、宝应地区编写的。地下党员许荏华则撰文说，扬帆“在华中分局调了 12名从南京撤退至苏中的地下党员大学生”，由钟望阳领导搜集整理南京情况。

谷风在回忆录中讲得很详细，他是 1949年 3月中旬调至华中局情报部(即社会部)，在扬帆和钟望阳领导下参与编纂工作的。全科的工作人员有 20人，大部分是上海撤退下来的，都挤在淮阴郊区农村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工作。他的任务，是“参加汇集编写南京概况，内容包括国民党在南京的党、政、军、特及其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学校等单位的名称、地址、电话、组织人员情况和领导人、房产设施、财务情况等”。他所忆资料来源主要是蒋管区出版的报刊(包括报刊里的广告)，但需要“像沙里淘金一样一字一句积累”。单位名称、电话、地址齐全的电话簿更是宝贵资料，还有就是“情报部的外勤人员搜集来的资料”。编纂人员日夜加班，除了吃饭、睡觉，“根本没有休息时间”。4月中旬书稿完成，谷风奉命将其送至阜宁县的益林印刷厂排印，并进行文稿校对，16日才完工。不久，谷风赶到合肥，与金陵支队一起奔赴南京。

《南京概况》的编撰过程较为复杂。其封面署名编印者为书报简讯社，这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创办的研究机构。三大战役后为准备接管大城市，以该社名义编写了南京、北京、天津等 10多个城市的概况资料。

《南京概况》资料来源很广泛，其编辑底本除了南京地下党员编纂的近 10万字南京资料，还有安徽省委抽调安徽公学的陆暮琦、安徽日报社留用人员编纂的《南京概况》初稿。由接管南京的二野金陵支队负责校对核实。金陵支队办公室主任彭涛、副主任马继孔直接领导组建调查研究室，组织一部分自南京撤出的地下党员如陈淦、陈震东(厉恩虞)、薛文(谢洛曼)、许荏华、肖林(王端一)、陶子平、叶镇(叶家桢)等具体编校《南京概况》。(研究室人员名单是根据肖林、陈淦回忆文章中的有关内容整理而成。

金陵支队领导人宋任穷也很关心编纂工作，不仅专门作了指示，还经常审看稿件。编校《南京概况》的参考材料有七八册《中央日报》合订本，十余本南京市的《市政公报》《警厅专刊》《南京市电话簿》，淮海战役的俘虏交待材料，以及由南京转来合肥的工人、学生所掌握的情况等。据金陵支队党委会 1949年 4月 12日给宋任穷的报告及许荏华的回忆，金陵支队利用三野送来的“参考资料”五种(南京市区概况三种，通讯调查一种，机关名称驻地调查一种)，自己掌握的另一份机关名称、驻地调查表以及华东财办转来的军事、财经、交通等机关名称和驻地调查表，由南京撤退到皖西、豫皖苏的地下党员，“以上述资料为基础，再结合淮海战役中俘虏交代的材料、安徽的资料和他们自己了解的情况进行加工整理”而成。

《南京调查资料》《南京概况》的内容和特点

《南京调查资料》包括“特篇”“政治机构篇”“军事篇”“警宪篇”“公用事业篇”“文化篇”等 6大类共 22册，近 60万字，记载了计划接管单位的“名称、地点、负责人以及该单位的上下级关系，内部组织机构、人员、编制、财务、物资、房地产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原军统分拆改组而成的第一交通警察总局和内政部警察总署外，中央党员通讯局、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等有关特务情报组织的资料不在其中，而是另有专册，即特字组负责编纂的系列资料。

表1：《南京调查资料》分册名录表

相比较而言，《南京概况》的内容相对简略，共 30余万字，有概论、土地人口、伪政治机构、军警宪等伪军事机构、反动政党各机构、官营事业及公产、逆产、公用事业、重要工商业、党派社团、文化事业、社会事业、外侨和其他等14章，分为两册装订。

作为实用类型的情报文献，这两部资料的编排颇为相似：

一是内容结构大体一致。二者均为对南京情况的全面反映，都设有概况、政治、军警、公用事业、文化等大类。《南京调查资料》的大类里虽然没有设置政党、工商业、社团、外侨等项，但相关内容在“特篇”里的《南京概况调查》中也都有反映。(《南京概况调查》内容具体分为 8编，包括“南京一般概况”“反动政党”“政治机构”“军、警、宪”“经济”“文化事业”“社会团体与特种行业”“外侨”等内容。)

二是文章体例大体一致。二者都以方便查阅为原则，文字极为简略，没有长篇大论，而且设置大量列表，读来一目了然。

三是资料来源多有交代。两书的编纂目的都是为接管提供有用的参考和指南，故编纂者态度相当严谨，不仅说明主要材料出处，还提醒使用者材料因内容和时间上的限制，与实际情况可能有出入。《南京概况》的资料出处主要是随文说明，《南京调查资料》一般在各分册结尾或分册中列出的主要机构之后对材料来源作出说明。二者除了引用公开的报刊书籍资料，均大量使用调查材料，如知情者谈话材料。报刊书籍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所列机构名称、职能、组织架构、地址、人员名单及有关数据等方面内容的准确性，知情者则提供了许多重要人物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性格特点等人事信息。上述这些特点与早先的其他城市调查资料总体上很相近，应当是按照统一要求参考了前作，延用了这些成熟的模式。

由于编纂者及依据的资料来源均不相同，《南京概况》与《南京调查资料》也有较大区别，各有长短。

《南京概况》在文字编纂上更胜一筹。如在类目设置上更加全面、合理、均衡，其中第十四章内容更是《南京调查资料》所不涉及。全书文字不多，但取舍精当，简洁明了。一部两册，也很方便阅览。这与编纂者中不少人具有媒体工作经验有关，除了上文提到的安徽日报社留用人员的参与外，陈震东到金陵支队前是中共皖西区党委机关报《皖西日报》的主编，陈淦则是《皖西日报》编辑和新华分社记者，许荏华、薛文由中共豫皖苏分局机关报《雪枫报》调来。不过由于该书篇幅限制，信息详实程度不如《南京调查资料》。

《南京调查资料》的编纂者依托情报机关收集的资料，在大类上虽然没有《南京概况》全，但各分册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因此总的篇幅也超过前者达一倍，其中许多内容因源自情报渠道，不是公开资料所见。《南京调查资料》记载人物和地址类的信息特别详实，如《特篇》第一册《南京概况调查》的 8编中有 6编内容其实是各单位的地址簿，其他各分册不仅对所述单位地址有更加详细的注录，而且以大篇幅介绍了该单位的人事信息。

表2：《南京概况》目录表

以两书均有介绍的“伪南京市政府”为例。《南京概况》将其作为第三章《伪政治机构》下的第七节，分市府组织、市府各局组织及其职掌、市府重要职员、各行政区概况、市政概况、重要人物介绍、市府各局及附属机关地址一览表等7个部分。《南京调查资料》将“伪南京市政府”列为“政治机构篇”的独立单册，内容包括沿革、组织系统、市府所属各处、市府直属机构、市府各种委员会、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社会局、地政局、工务局、卫生局、经济管制机构、各区公所、附录(伪南京市府重要房地产调查)等15个部分。

从篇幅上看，后者是前者的大约 7倍，主要是将上至市长，下至各局、处的科员、雇员名单全部开列，并详注上任时间;前者则仅有一份简单的重要职员名单，而且不全。但前者的各区及市政概况，以及重要人物介绍等，着墨虽然不多，却是填补了后者的空白。

再以“伪内政部警察总署”为例。《南京概况》将其作为第四章《军警宪等伪军事机构》下的第七节，主要介绍了组织人事、署内军统人员名单、刑事实验室，并附录了内政部警察总队概况。《南京调查资料》将其列为“警宪篇”的独立单册，内容包括沿革、组织、业务、派系矛盾情况、与保密局关系、重要任务介绍、附录、附表等8个部分。其中附录包括附属单位、中国警察学术社、中国警察学会、警魂社、中国警政建设协会、出版社等6个部分，附表包括全国警察人员统计表、全国警察机构统计表、各省市警务主管人员学历统计表。

从篇幅上看，后者是前者的4倍多。特别是内政部警察总署与军统(保密局)的关系，前者仅泛泛地介绍“该署为军统特务之重要公开巢穴”，后者不但说明了“自内政部警察总署以次各警察机关实质上成为军统特务之公开掩护机关”，更详细介绍了总署内的各大派系情况，并摘录了《保密局与警察总署工作联系及人员互调服务办法》，以进一步说明总署与军统的特殊关系。《南京调查资料》还列出了总署内 80余名重要人物的简历，附录、附表的内容也很丰富。

解放前夕南京城市调查资料的作用和意义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有关方面在准备解放和接管各大城市时都将城市调研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在各地方局、省市委坚决贯彻和层层落实下，相关地下党组织及其联系的进步群众、秘密情报系统、人民解放军等都为各大城市调查资料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体现了高效的组织协调能力、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以及扎实的地下工作基础。这些材料为接管工作带来了信心和底气，让接管干部有了充分的准备、可靠的依据和及时的指引，对迅速接管大中城市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城市的顺利接管首先面临的就是缺乏系统信息的困境。南京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和大型中心城市，情况尤为复杂和特别，既有庞大的中央机关和繁多的军警宪特部门，也有数量远超一般城市的文教机构、重要人物寓所等，接管难度可想而知。

距南京解放还差11天的4月12日，金陵支队还在报告，“现有干部均无接收经验，对城市情况亦了解很差”，“参考材料较少，特别对南京的接收还未有作出具体方案”。具体领导接管工作的宋任穷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及，“为了使解放区干部了解南京的情况，我和张霖之、彭涛同志组织一些从南京来的地下党员编写一套介绍南京概况的资料”。

据陈淦回忆，彭涛曾说过，这些资料的用途是为解放和接管南京“供营、团、师以上干部阅读参考”。根据1949年5月30日中共南京市委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当时共接收单位707个，包括大小工矿38所、研究试验的学术机关 16处、大学2所、专职学校13所、中学14所、小学169所、医院15所、卫生机关10所，此外除报馆15所、银行23所、农场9所及数 10处企业部门外，尚有近270个单位以上的官僚机构。报告中列举到的单位基本都被《南京概况》《南京调查资料》收录。

这些调查资料为分类设置接管系统，快速制订具体接管方案，科学安排接管步骤，提供了详实的依据。从4月23日南京解放，到5月30日市委总结接管情况，中共仅37天就顺利接管了南京，迅速恢复秩序和发展生产，没有引发大的动荡，没有重大失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示范效应。指挥部队解放南京的三野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曾评价说，《南京概况》“使我军准确掌握了国民政府各院、部机构，军、警、宪等军事机构和反动政党组织，以及重要工商、文化、社会公用事业和外侨方面的情况，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南京市委对这些调研资料继续予以重视和使用。南京市档案馆现藏的 22册《南京调查资料》和两册《南京概况》均在封面钤印繁体字的“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档案资料室资料印记”。《南京调查资料》“特篇”第一册《南京概况调查》封面还多了繁体字“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档案资料室图书资料印记”。

今天，这些城市调查资料仍然有着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党史研究方面。在最短时间为接管一座百万级人口的特大都市编纂百科全书式的地情指南，堪称我党历史上情报工作的一个杰出案例。但迄今为止，党史界对此交代不多，亲历者的回忆也只有寥寥数篇，很多具体细节，比如参与人员、编纂过程、资料来源及取舍、两套文献的关系、后续的使用等，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究。随着这些细节的澄清，也将拓宽对当年地下工作以及情报工作深度和广度的认识。《南京调查资料》和《南京概况》的历史意义也值得进一步挖掘，比如对接管南京的具体影响，对解放和接管其他大型城市的具体影响，以及对当时城市工作政策制定的具体影响，等等。

民国史研究方面。南京作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是其政治军事中心、文教中心和重要工商业城市。这两部文献汇集了国民党政府及其首都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收录了大量的人物信息，以及许多访谈、问讯的珍贵资料，一般报刊、档案很少涉及，有助于了解国民党

政府人事变化、人物关系等情况。因其立足于实用，编纂者对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已尽力作了鉴别和筛选，故较为可靠。

地方史研究方面。《南京调查资料》《南京概况》对南京地情资料进行了全面汇编，虽然不是方志，如山川、街巷等地理内容较少，但其地方史研究价值仍然不能忽视。对于文献资料相对有限的地方史研究而言，不同时间标尺的史料越多，越便于进行变迁研究，丰富历史认知。更有价值的是，它们在许多方面的资料详实程度远超过一般方志。例如方志对人物介绍仅限于少数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且多为正面褒赞，较少其他角度的叙述;对机构也多泛泛介绍沿革、地址，极少深入剖析其内部架构和职能划分。因此，如能对这两部文献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南京城市史研究。

当然，由于编纂时间仓促，这些文献也有很难避免的缺陷。比如，所依据的参考文献来源驳杂，尽管编纂者很注意选择权威资料，但编纂时因难以精勘细核，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所据资料形成时间不一致，书中反映的内容并非都是接近成书时的情况;大量引用的口述资料，会受到谈话者掌握的情况及个人偏好、观察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阅读和研究时尤需留意。但总体上来说，瑕不掩瑜。毕竟文献的稀缺性、集成性、系统性以及编撰的时代背景等因素足以奠定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本文系南京市社科基金 2018年度春季项目“南京解放战争时期党史专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18CC04)

﹝作者邓攀，江苏省南京市社科联副秘书长、南京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徐彦，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征集研究一处处长;缪慧，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征集研究一处副处长。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