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研会：新中国第一个民间团体

编者按：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位置，延安时期“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样式与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民间文艺研究就引起了高度关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就此成立。“民研会”是全国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自愿结合的群众性文艺学术团体，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成立的民间团体。

本文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成立及其所组织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与整理、创办《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以及编辑相关丛书等学术脉络、学术沿承的梳理、总结，阐述了它对1949—1966年民间文艺“多民族格局”的建构以及民间文学基本话语“人民性”“思想性”等形成的导引与规范。

本文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1期，感谢作者授权保马推介此文!

民研会：1949—1966年民间文艺学重构的导引与规范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解放区的“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成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民间文艺研究引起高度关注。延安时期的民间文艺实践及其多样化的文艺样式承担起人民文艺建构以及巩固国家、彰显国力的使命。第一次“文代会”后首先成立了民间文艺领域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民研会”是全国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自愿结合的群众性文艺学术团体，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设有分会。1987年5月其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中国民协”)，该组织首任主席郭沫若，周扬、钟敬文、冯元蔚、冯骥才为历任主席，现任主席潘鲁生。作为民间文艺发展与研究的专门机构，它对“整个民间文艺事业起着组织、计划和推动等巨大作用。”

01

“民研会”的成立

对于“民研会”的成立与发展，钟敬文、贾芝等都撰写过相关回忆文章。钟敬文在《悼念周扬同志》一文中提及“建立一个专门搞民间文艺工作的机构，虽然是我个人的夙愿(解放前我在广州、杭州等地都参与创办了这类学术活动机构)，但是，这时具有这种愿望的人却不只限于我一个。例如在延安曾经帮助过说书艺人韩起祥的诗人林山同志，就是很热心的一人(可惜因为工作关系，在次年这个机构成立时，他已经不在北京了)。” 贾芝撰写了《民间文学在春天中萌发》，文中提到了“民研会”筹备与成立的历史。他后刊发《我是草根学者》一文，进一步详实叙述了他参与“民研会”筹划的历史。贾芝1949 年5月跟随柯仲平率领的西北代表团回到北平(今北京);7月参加了“文代会”;10月到文化部编审处工作，并负责通俗文艺组。同时他还参加了老舍和赵树理创办的《说说唱唱》工作。他向赵树理汇报通俗文艺工作计划时，赵树理提到“这是我们自己这么说哩，如果说还用文坛两个字的话，将来的文坛在这里!”从这一叙述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文坛的变化，而赵树理所述正是“崭新的文学”实践的开端。上文钟敬文也说到，成立民间文艺研究机构的愿望应是当时文艺界，尤其是通俗文艺与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共同愿望。根据贾芝日记记述，“1949年12月22日，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请示，工作方向大体明确了，任务是编审全国说唱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专设一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后者的搜集整理”。在周扬的支持下，“民研会”筹备工作迅速展开。1950 年初，“民研会”成立大会在筹备中，“周扬同志突然来到编审处，蒋天佐和我都在。他随便地一歪身坐在我们的办公桌上跷着腿闲谈起来。他说到要我到未来的民研会工作，要我向《良友》的赵家璧学习”，“赵家璧只有一个皮包就编出一套丛书，只要组稿就可以了。”从会议具体的日常筹备，周扬的点滴细节，生动呈现了“民研会”筹备、成立之初的情形。蒋天佐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没有相关的回忆记述，同样参与大量工作的孙剑冰2002年撰写了《回忆演乐胡同74号》，“我是1950年国庆前到达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的。它是文学出版社的前身。编审处的主要负责人是曹靖华(处长)与蒋天佐;曹先生不来上班，蒋天佐还有老同志王淑明与贾芝(支部书记)都算负责人。……当时，民研会的实际负责人是贾芝。”

从后世而言，“民研会”成立的历史情境以及它在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与意义更为重要。之所以罗列如此多史料，其意在论述“民研会”成立的契机与文艺界的“新”变化。“民研会”成立之时，发布了研究会章程与资料征集办法，并以自由提名方式推选理事47名。郭沫若被选为理事长，周扬、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贾芝任秘书组组长;在第一次理事会上除了相关人员的选举与确定，还决定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艺丛书，并确定了丛书的选题。此外发掘民族文艺遗产被列入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02

“民研会”与民间文学研究

“民研会”提出，“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其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并阐述了搜集民间文艺资料的范围(包括民间流传的歌谣、民间曲艺、剪纸艺术等以及民间文艺资料集、研究著述)、资料搜集细则(资料来源、流传、出处等)、资料搜集报偿、各地民间文艺搜集的互助联络等。具体而言其细则为：

一、本会欢迎下列各项民间文艺资料。

1 全国各地区流行于人民大众中间的民谣、民歌、平话、弹词、鼓词、地方戏脚本、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谚语、谜语、年画、门神、剪纸、花样玩具等等，无论新旧，无论长短大小，也无论是语言文字的，演唱的，或绘塑的，只要真正是民间所作所传，不是伪造或仿制的各种文学艺术创作。

2 前人搜集整理出版的各项民间文艺资料。

3 研究民间文艺的著述及刊物。

二、搜集资料者请注意以下各点：

1 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时期，及流传的情况等。

2 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讲者的姓名、籍贯、经历、唱讲的环境等。

3 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片段者，应加以声明。

4 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

5 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以注释。

6 美术作品最好是寄原作，唯摄影图片或精确的复制品亦可。

7 搜集资料时，倘有何种重大困难，个人难于解决者，可向本会提出，本会当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帮助解决。

三、资料一经采用，当依其价值之大小，奉以相当报酬。如有特别珍贵者，可经与本会函恰或商谈，另议报酬及处理办法。

四、各地文艺团体或机构，有民间只做了之搜集者，望与本会取得联络，相互协助，关于资料的转移，交流，借用等，请迳函北京东四牌楼头条胡同八十号院内本会接洽。

从成立至今，“民研会”一直致力于组织全国民间文艺的研究活动，开展有益于中国各族民间文化发展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它的成立与“人民政府”“人民政权”息息相关，也意味着中国文学局面的变革。尽管从20世纪1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就开始兴起，但“民研会”的成立，则正式确定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最初在“民研会”成立之时，吕骥也向周扬申请成立音乐研究会，后被纳入“民研会”。它是解放区“民间文艺”理念的承继，强调文艺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重视创作民众喜欢与欣赏的文艺，比如当时的新秧歌、说书等文艺活动。这种文化氛围从20世纪30年代陕甘宁边区就已形成，“无论文艺评论家还是文学史家，都不应该忽视这段历史，也不能离开民间文艺而谈革命文艺的发展和产生。”

1937年丁玲得到毛泽东指示，“宣传要大众化，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在这一思想号召下，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创作与演出了大量民众喜闻乐见的剧目，在陕北引起轰动，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民众极其怀念柯仲平、马健翎和演员李卜同志等。

解放区重视民间文艺，提倡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创作导向的思想，也触动国统区与国外的来访者。国统区的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赞美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艺术性及其向民众学习的精神。当时延安与大后方思想文化隔膜，对外交流甚少，正如赵超构所言延安的作家主要谈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少论及国外某一流派或作家，甚至以此为耻。“鲁迅艺术学院校长对我们说，他们的努力基于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把艺术和当前的抗战联系起来;第二，他们的目的在于普及，即尽可能使老百姓明白;第三，他们正在学习用老的形式赋予全新内容和技巧。”布劳恩(Earl Browder)、彼得·弗拉基米洛夫(Пётр Парфёнович Власов)、尼姆·威尔斯(Maslyn Williams)等来自国外的拜访者则描述了边区的宣传队、戏剧等演出活动以及他们对于共产党革命的功能与意义。

当时的民间文学非常繁荣，“从民间文艺的发掘和继承人民文化遗产来说，当年在革命文艺运动中最受注意的首先是民歌;二是新秧歌的产生和演出;三是改造说书;……”

只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专门化以及学科分类的发展，“艺术”部分渐趋从中剥离，成为各个专门研究会(“协会”)负责。“民研会”成立之前，民间文艺的相关研究已经集中刊出，所发文章主要阐释民间文学具有的特殊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它们为“民研会”《章程》的草拟以及《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支持。

“民研会”成立后，首先主办了《民间文艺集刊》。该刊1950年至1951年不定期出了三集，1951年9月因抗美援朝停止刊出。她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文艺丛刊，所刊文章兼顾民间文学理论与民间文学作品。

表一 《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目录

从上述目录内容可看到所刊载的民间文学作品以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歌、传说、故事为主，理论部分则是围绕“民研会”成立以及新中国民间文艺的特性展开。在第一册封三还登载了《稿约》，第一条就是“本刊欢迎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研究、译述和记录(资料)等文字”。封底上半部分是“苏联文学名著的改写本、改编本”(《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日日夜夜》《一个生产竞赛的故事》)名录，下栏则是苏联文学作品《学校》《草原的太阳》《少年日记》《在一个居民点里》《只不过是爱情》的名录。这一则说明当时苏联文学作品的影响，另一层面则反映了民间文艺当时新的学术定位。

表二 《民间文艺集刊》第二集目录

第二册1951年5月15日出版，当时中国正处于“抗美援朝运动”。从目录可知这期作品以“朝鲜民间文艺特辑”为主;理论文章则突出了民间文艺的政治意识与国家意识。

表三 《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目录

第三集以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主题，从目录可知主要刊发了“西藏民间文艺特辑”与民族文艺承继的理论文章。封二则是《文艺建设丛书六种》(《跨到新的时代来》《为了幸福的明天》《欧行散记》《活人塘》《平原烈火》《仅仅是开始》)。从目录到封面、封底、插页都可以看到民研会以及当时民间文艺兼顾文学、艺术的大视野。

《民间文艺集刊》所载民间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理论文章则突出民间文艺新特性，对新中国初期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这在当时已有相关评论，据孙剑冰回忆，当时学者对“集刊反映很不错。第二期出版以后，赵树理同志对研究会的人说：‘那十三首歌谣，篇篇都值得背。’艾青对我说：‘游国恩的文章(《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载第一期)写得蛮好!’”游国恩等相关文章注重对于民间文学特殊文学性的论述，强调其在文学上的特殊价值。总体而言，《民间文艺集刊》所刊发文章注重对民间文艺作品思想内涵与民族文化价值的剖析，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方向的导引。

“民研会”1955年主办《民间文学》，从创刊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停刊，共出108期，她与民间文学的“文艺学”转型、多民族民间文学格局的建构以及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人民性特性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对于《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关系已有专述。

从1951年开始“民研会”主编出版“民间文学丛书”、《中国各地歌谣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及“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等;1958年，参与并组织“新民歌”搜集，各地分会配合出版“大跃进”民歌集;“文革”爆发，“民研会”日常工作停止。1949—1966年“民研会”除主办刊物、编辑丛书外，还配合国家多民族文化建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工作，“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在采录中他们注重经验的总结，并关注口传叙事与其流传语境、文本与生活的关系等。采录工作除遵守“民研会”刊布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征集资料办法》中采录细则(如标明采录地点、流传地、讲述人，涉及方言土语都一一标注)外，对于故事异文的记录极为重视。此次民间文学采录不同于北大歌谣运动时期的资料征集，他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艺“采风”“记录”风气之先，亦成为口头文学采录的新范式。此外调查组在采录资料中，关注与强调所采集文本的思想性，注重对于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阐释，这符合当时社会情境的需求，与“思想性”“人民性”等文艺批评话语的形成息息相关。

民间文学领域成为多民族文学体系建设的阵地，亦是国际性文学交流的展示。她全面呈现了新中国多民族文学文本与理论研究，也关注苏联、东欧、巴西以及非洲的民间故事与民间文学理论，尤其是前者。《民间文学》从创刊号开始就注重对少数民族作品的刊登，创刊号所载《一幅僮锦》在国际、国内掀起广泛影响。对于多民族文学的关注，既是当时中国少数民族识别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民间文艺独特性之建构。中国多民族文化在文学上最丰富的呈现就是民间文学，阿凡提故事、巴拉根仓故事、苗族古歌、梅葛、娥并与桑洛等掀起极大影响。《民间文学》所刊发的各民族故事、民歌、谚语、俗语等，不仅在国内文学、艺术界产生极大影响，而且也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日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彝族《阿诗玛》的四个译本;君岛久子、加藤千代等认为《民间文学》刊物是世界上少有的民间文学专门刊物，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加藤千代编了一本《民间文学》分类目录，由日本中国民艺之会编印，目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民间文化阅览室”中。对于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作品的采录，有学者提到其采录内容以思想性为标准，这就忽略了文学与历史情境，尤其是民间文艺与历史的互构关系，以及民间文艺“变异性”与民间的“文化调适”能力。

《一幅僮锦》是一则在壮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该故事由著名民间文艺工作者萧甘牛搜集整理而成，最初发表于1955年《民间文学》的创刊号上，后萧甘牛又将其改编为电影剧本，该剧本曾获全国电影优秀剧本奖，据该剧本拍摄的影片获1965年卡罗兹·发利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总之，“民研会”在这一时期工作主导着民间文学的学术转型以及新的人民的文学的建构，同时也关涉民间文学调查这一奠定民间文学资料体系建设的研究工作。

03

“民研会”与民间文学工作者

20世纪10年代，北京大学开启了歌谣搜集运动，这也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兴起之端。“据《北大日刊》记载，简章发出的3个月内便收到校内外来稿80余起，歌谣1100余首。”之后就是民间文艺学术史经常提及的“歌谣研究会”成立，后这一研究会隶属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并于1922年12月17日起刊印《歌谣》周刊，后其两度停刊，截止1937年6月27日共出53期。除《歌谣》周刊刊载歌谣，歌谣研究会成员顾颉刚、董作宾、刘半农、刘经庵、朱自清等出版了相关歌谣研究著作。从搜集方式而言，主要是书面征集，而能参与这一征集活动的以知识阶层为主，研究者则没有深入到民众去搜集。这与其初起之时的旨趣一致，当时的歌谣搜集与西方社会不同，并不是因工业社会或现代机器化生产，人们对乡村产生一种浪漫情怀与美好想象。当时对于知识人而言，更多期冀通过新的文艺启蒙社会，启蒙民众。到三四十年代，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艺，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民间，进入民众生活。延安时期的文艺经验成为新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重要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研会”以及所办刊物《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都发出过征集民间文艺资料的简章(前文已有详述)。这可说与北京大学的征集方式一脉相承，同时开始吸纳解放区的民间文艺搜集与研究经验。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谈到民间文艺的研究自五四以来已经取得极大成绩，尤其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绩卓著，但应注意其搜集及理论研究，“不仅让对民间文艺有素养的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还让那些只爱好民间文艺并非文艺工作者来参加。我们的民间文艺专家和广大的民间文艺采集者紧密结合。”

早在1939年，周扬撰写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此文刊发于《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后收入《周扬文集》第一卷。此文写好后，周扬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1月7日回复，并对文章提出了修改意见，此回复信件直到2002年才公开发表。在回复信件中，毛泽东强调“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可知周扬对于民间文艺(延安时期他更多用“旧形式”等话语)的思想与理念来自解放区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民研会”成立后，沿承这一理念，重视民间文艺爱好者，后来很多人转化为重要的民间文艺搜集者。正如郑土有所说：“搜集整理者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他们虽然大多没有受过民间文学的学术专业训练，但他们钟爱、痴迷民间文学事业，又非常熟悉当地的文化，熟悉当地的人脉，所以能够搜集到大量流传于当地的民间文学作品。”而这些搜集者很多都是从“民研会”当时的招募兴起，特别是少数民族有一批参与民间文艺搜集者，后来有的成为各民族各地域知名作家。“民研会”一直都很重视民间文艺搜集者，而不仅仅是民间文艺研究者，这也是“民研会”区别于其他研究团体之处。1958年“民研会”主办“民歌座谈会”，在《民歌座谈会发言记录》(油印本)中发言人有郭沫若、郑振铎、臧克家、老舍、赵树理、顾颉刚、阳翰生、林山、江橹、贾芝等文艺界人士与民间文艺研究者，此外还有一位特殊人员，即湖北红安宣传部长童杰。他主要向大家介绍了湖北红安用诗歌发动群众劳动，用诗歌作为口号向民众宣传等。而在《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中，更是将民间艺人与学者同视为文艺研究者。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提到“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成立的民间团体——“民研会”，在民间文学理论与学术组织工作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它作为学术组织，对于民间文艺研究者、民间文艺搜集者以及作家的培养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思想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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