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马秀山：金一南讲西路军历史的若干谬误㈢

七、金文关于“西路军的价值意义”

金文最后一部分内容，“西路军牺牲，浴血为使命”，重点讲述“西路军的价值意义”。这一部分内容虽然有些散乱，但金文想要表达的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大体讲了三个方面：一是“指挥层面”、“指挥员判断错了”，西路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无法“力挽狂澜”;二是西路军“艰难痛苦的蜕变”，党最终实现了“三统一”；三是中央及毛泽东对西路军将士处置措施做出调整。金文其核心还是围绕其文立意“三统一”和所谓“第三种说法”进行阐述和归纳。

金文“西路军的价值意义”，难道就是证实“指挥层面”、“指挥员判断错了”，导致西路军失败;难道就是党为了实现“三统一”，证明西路军失败是“必须付出的代价”;难道就是调整了对西路军的干部政策，证明中央纠正自己的错误?金文寻找“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其视角完全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这到也符合其自称“局外人”的身份。金文看似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立义错了，西路军失败的根源不清不楚，不论以什么身份、什么视角，“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也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一支军队的胜利或失败，都存在其“价值意义”。胜利之时，既要找经验，也要找教训;失败之后，既不回避根源，也不回避价值。胜利有胜利的主要经验，失败也有失败的主要教训。研究“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一是要站在中国革命的全局高度研究其“价值意义”;二是要在正确得出失败根源教训上研究其“价值意义”;三是要以维护党的纪律和军队团结为根本研究其“价值意义”。否则，还有什么“价值意义”。

但失败就是失败，失败讲出花来，也无法讲成胜利，其“价值意义”，也无法讲得比胜利还要辉煌;其“价值意义”，也无法讲的比胜利的功绩还要要大。但西路军广大官兵用生命鲜血换来的“价值意义”， 比胜利时官兵的流血牺牲，更加的刻骨铭心，也更加的“艰难痛苦”。徐向前1959年写给张掖地委的信中讲到：“这次失败，对我的惨痛教训也更觉得特别深刻而难忘”。(27)晚年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28)

西路军失败，其“价值意义”，是金文所讲的，是党由此实现了“三统一”吗?以西路军广大将士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价值意义”，不要也罢，因为根本无需通过这种“艰难痛苦的蜕变”方式来实现“三统一”，这难道是为了实现“三统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就是金文第三种说法，即：西路军以“艰难痛苦的蜕变”方式，实现“三统一”所带来的“价值意义”。而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在于，就是今后避免通过“艰难痛苦的蜕变”方式过程实现“三统一”，西路军广大将士的生命和鲜血就没有白流。金文没有找到西路军失败真正的根源，也就未能揭示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表面的统一也会再次分裂，其“价值意义”毫无意义;只有深刻反思失败的真正根源和教训，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其“价值意义”才有真正的意义。从金文中可以看到，不是不清楚，而是不认可、不愿说。

寻找“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一是不能以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掩盖失败的真正原因;二是不能无原则的寻找宣扬所谓的“价值意义”，甚至夸大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三是不能掩盖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

1.金文关于“指挥层面”及“指挥员判断错了”问题

金文关于西路军“价值意义”第一个方面，就是“指挥层面”及“指挥员判断错了”，西路军将士虽然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但不足以“力挽狂澜”，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

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战斗历程“艰难痛苦”，广大将士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可歌可泣。至今看这些革命前辈们的回忆录、回忆文章，语言虽然朴实无华，但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将士们流血牺牲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的战斗精神和革命意志，至今仍让我们为之动容。我们不仅为之敬仰，而且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西路军将士的战斗精神怎么评述都不为过，但绝不能用西路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掩盖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和真正的“价值意义”;更不能让西路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成为个别人搞乱西路军历史的“工具”。

金文讲：“我们在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有方向的争论，有方针的争论，但我们一线官兵作战极其英勇”。继而写道：“指挥员判断错了，前方战士可能能够力挽狂澜，也可能不能。西路军就是一群最终无法力挽狂澜的战士。如果是悲剧，最大的悲剧意义就在这里。”

简言之，就是“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 指挥员判断错了”，酿成“最大的悲剧意义”。这是“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吗?难道“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就是证实这一说法吗?

金文其意含糊其辞。金文讲“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前文讲了“指挥层面” 和“统帅层面”，两个层面都有问题，相互不能掩盖。这里所说的“指挥层面”是指哪个层面，“指挥层面”出了什么问题?

金文其指不清不楚。金文讲“指挥员判断错了”。这个指挥员是“统帅层面”的指挥员，还是“指挥层面”的指挥员。是指毛泽东，还是指张国焘;是指徐向前，还是指陈昌浩。还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泛指。

金文看似含糊其辞、不清不楚，实指“统帅层面”出了问题和“中央错判”。一是争议的问题是方向、方针，这不是“指挥层面”的问题，而是“统帅层面”的问题，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出了问题。从前文可以看出，金文讲到：“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二是“指挥员判断错了”，金文全文只讲述“中央错判”，即“统帅层面”“错判”，根本没有涉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指挥层面”的“错判”。所以，只能认为是指中央“统帅层面”出了问题和毛泽东这个“指挥员判断错了”。

军队早有“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的说法;我军也有“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俗语。西路军失败是路线问题，还是“指挥员判断错了”，致使“西路军就是一群最终无法力挽狂澜的战士”，从而导致西路军的失败，以此掩盖张国焘及西路军的路线问题。

徐向前1959年写给张掖地委的信中指出：“西路军确实是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他们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什么在河西遇到“马家军”就吃了败仗最后只剩下少数人退到新疆呢？从这种惨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建军路线和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引导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29)

徐向前总指挥给出了答案，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

金文在其后文中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指出：“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金文表示认同这句话，讲到“毛泽东这句话值得我们牢记”。金文认同这句话，并不表明真正记牢了这句话，以这句话为指导研究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和真正的“价值意义”。金前文讲毛泽东与张国焘“高层决策分歧”，并不认同中央决议对西路军的结论，而称：“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显然金并没有记住这句话，而认为“两种讲法都有问题”。不认同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导致“损失惨重”的悲惨后果，而结论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即“高层决策分歧”和“中央错判”。由此，西路军“艰难痛苦的蜕变”于“三统一”过程中，这就是金文立意的逻辑关系及所谓“第三种说法”。金文表面认可毛泽东的这句话，显然并没有记住、更没有记牢毛泽东的话。这是表里不一，还是阳奉阴为?毛泽东这句话才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和真正的“价值意义”。路线错误导致西路军失败，部队再英勇顽强也无法取得胜利，金显然是清楚的，表面上也是认可的，但金没有记牢，研究时忘记了?

2.金文关于西路军“艰难痛苦的蜕变”，实现党的“三统一”问题

金文分析：“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发动在中共中央若干重要转变过程之中。”即“三转变”。“一是中国革命即将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二是红军指挥权将由分散向集中转变；三是国内政局由国共内战向统一抗战的转变。”进而讲到：“解决西路军问题过程中，中共中央则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时就想实现这样的指挥，但未能实现。西路军的失败是这一转变过程中付出的重大代价。”这即金文所指“西路军的价值意义”。

金文意指，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实现“三统一”，必定“艰难痛苦”，而且“必须付出代价”。金文这段论述提示我们，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给我们的启示是，凡在革命事业重大转折关头，怎么避免以“艰难痛苦”的方式和过程，不付出代价或少付出大的代价实现“三统一”。

西路军失败在“三统一”的过程中，还是失败于张国焘错误路线之下。显然金文并没有如其所说，“毛泽东这句话值得我们牢记”，不认可后者，而提出西路军失败于“三统一”转折过程中的“第三种说法”。

从金文逻辑分析：一是金文讲“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时就想实现这样的指挥，但未能实现”，哪显然有人破坏“三统一”;二是从历史事实上看，中央对其它方面军和部队(包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实现“三统一”，为什么没有经历“艰难痛苦”和“必须付出的代价”，显然是自觉接受党的“三统一”;三是金文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历史证明：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被坚决贯彻的军政号令，是中国共产党制胜的关键条件。”这句话，是金文最有价值的一句话，金文自己已经回答了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和其真正的“价值意义”。这句话虽然比较拗口(四个“的”)，但却指出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和真正原因，正是由于张国焘及张国焘路线的破坏和影响，没有实现和执行“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被坚决贯彻的军政号令”，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

金文对于西路军失败的根源是清楚的，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就在这里，使我们找到西路军失败的根源，金文全部的“价值意义”，就在于此。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党的纪律，就是“西路军的价值意义”。金文“三统一”必然“艰难痛苦”，“必须付出代价”的说法是不成立、是荒谬的。因为，实现“三统一”，完全可以不必“艰难痛苦”，也无需“必须付出代价”。

3.金文关于毛泽东调整对西路军将士处置措施问题

金文讲到：“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会见当时西路军左支队指挥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人。西路军的失败，使其中一些领导人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有所觉察，感到对西路军的返回将士处置措施过于严厉，要做调整。”这难道就是“西路军的价值意义”？

金文回避毛泽东接见西路军部分将领时所讲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接见时，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他还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那一带是少数民族，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30)

关于对待西路军及四方面军干部政策。1937年3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在会议结束时，张闻天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处理张国焘错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总结讲话，揭示了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原因，就四方面军干部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国焘主义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开。反对那种以为反国焘主义就是反四方面军干部的观点。事实上这种观点是替张国焘主义打掩护的。错误的责任是要国焘担负的，而四方面军干部大部分都是为革命英勇奋斗的。他们过去跟国焘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取消了党内教育，推行他的一套愚民政策；而这些同志以为国焘就是党，实际上是受了国焘的欺骗；再加上国焘的恐怖政策。因此一定要将国焘主义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别开来。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反对国焘路线，帮助他们进步。现在国焘的老办法再不能奏效了，这也证明四方面军下面的干部都是很好的。中央对国焘路线下牺牲的同志是非常痛心的。”(31)

现在有人拿李先念连降五级说事(由军政委降到营教导员)，指责中央对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干部有歧视，不公正，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是毛泽东纠正了这个问题。

关于干部安排，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背景，红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职级不是一个体系，不能这样比照。当时，红军改编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的将领都降职安排。原红一方面军军团长林彪为115师师长，原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为120师师长，原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为129师师长，这差了多少级。连降五级之说，没有可比性。但李先念的安排确实比同职级的干部低，后来毛主席专门对李先念做出调整安排。这只是个别事例。

1942年7月2日，中央中央下发《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针对当时党内、军内对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作出明确的区别。指出：“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亦已经收到了效果。”(32)

但这与“西路军的价值意义”有什么关系。难道“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就是中央调整了对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干部政策吗?其中难道隐含中央认识到，由于“指挥层面”和“指挥员判断错了”，中央和毛泽东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有某种责任而“调整”吗?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回忆录中记述，邓小平同志与他谈话，准备让他担任军委副主席，理由和原因之一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多。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广大干部经过张国焘路线斗争的洗礼，最后大多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甚至有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当时中央没有正确的干部政策，团结全党全军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干部，能为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广大干部的成长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吗?个别人的安排问题，不能代表和印证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干部政策有问题，更不能以此隐喻中央及毛泽东对西路军失败应承担某种责任。这个问题与“西路军的价值意义”有何关联。

4.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

1937年3月底延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讲到西路军问题时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是血的教训。”“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军、三十一军也无疑跟过去的。”张闻天说“国焘路线产生的恶果”“是说不尽的┄┄给了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是空前绝后的耻辱。”(33)

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

一是使全党全军认清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极大危害，挽救了一大批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干部战士。中央《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在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指出：“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

1937年11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进行反“国焘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的讲话，表扬了陈昌浩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批评了张国焘的两面派行为。指出：“比较七个月前开展反国焘路线斗争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是为了要等待将来有利的时机向党反攻。”(34)历史让张闻天说中了，若干年后，果然有人向党“反攻”。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本质有着精辟的分析。他在报告中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35)

“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及时清算了张国焘路线，“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获得解放”，从此，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与党同心同德，团结对敌，避免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和牺牲。

二是使全党全军认清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光明，坚定广大将士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和信心。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36)

三是使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及全国解放战争的征途上避免重蹈西路军失败的复辙。“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征程中，以西路军为鉴，不再犯路线错误，不再以失败的经历，不再以惨痛的损失来实现 “三统一”。从而，避免了我党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再犯路线错误而导致重大挫折;避免了我军步西路军悲壮征程后尘，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导致严重失败;避免了我军将士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上，再犯重大错误而导致无畏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

西路军最根本的“价值意义”：西路军失败，证实毛主席作出的论断：“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由此告戒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听从中央军委指挥。我们这支从战火硝烟中、用生命和鲜血锻造的人民军队，在习主席的领导指挥下，才能克服强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27)1959年3月2日，徐向前写给张掖地委的信及附文

(28)《徐向前回忆录》第410页

(29)同(27)

(30)程世才《悲壮的历程》第68页

(31)张闻天1937年3月31日《处理张国焘错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164页

(32)《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55页

(33)同(31)

(34)摘录秦川著《西路军史》第236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第531页

(36)《徐向前回忆录》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