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新：1990 年代台湾左翼思想的挫折与生存策略

关于1990 年代台湾地区的文艺思潮，现有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台湾文学史一般以“延续80 年代多元民主思潮”来描述。有人类学研究者提出: 今天我们要重访台湾1990 年代和历史化1990 年代，“以了解这个10 年如何重结构化了台湾社会，重塑意义、价值与美学标准，重建生活风格与型态”，进而脉络化新世纪台湾人文思想的逻辑和经验起点。[1]这个提议对于深入理解与认识当代台湾左翼思潮的演变同样具有启迪意义。1970 年代乡土文学论争兴起，《夏潮》杂志创办，左翼思潮涌动; 1980 年代，《人间》杂志创刊，人间派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左翼思潮蔚为大观。那么，1990 年代左翼思想如何演变? 如何介入“解严”后台湾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 其生存语境为何? 如何理解后“解严”时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存在形态和生存策略? 如何认识1990 年代思潮场域中左翼的位置和意义?

一

在1990 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台湾左翼遭遇了又一次的压抑与挫折，左翼知识分子陷入普遍的忧郁之中。

(一)苏联东欧巨变的影响与左翼的精神忧郁。1990年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历史时期，苏联东欧巨变，冷战时期形成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结构解体。西方左翼知识界普遍陷入忧郁的状态，“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一种不忍割舍社会主义理想从此远离的怀旧情感，形成了今日的‘左派忧郁症’”。[2]右翼知识界则为此欢欣鼓舞，认为意识形态从此终结。美国共和党重要智库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成为1990年代名噪一时的著作。福山提出一个对西方舆论和学界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判断是，冷战结束苏东剧变表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但其他的世界角落还在追赶历史。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朝着以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的进步历程。这个进程将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带入到现代社会。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3]当代台湾知识界长期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对西方学术亦步亦趋。福山的“历史终结”这一错误判断与岛内“反共”意识形态合流，在1990年代台湾思想舆论领域颇为流行。直至1997年还有学者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撰写阐释性文章，王光正《意识形态竞争的理论性初探——历史会有终结吗?》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篇。该文从经济学效率论的角度重述了福山的观点:“在冷战对抗四十年后，共产主义并没有打败资本主义，苏联不仅在高科技产业落后西方世界，甚至连农业、基础工业、能源工业和劳动力都呈现衰退，这种效率上的差异扩大到一定的程度后，造成一九八九年的苏联瓦解和东欧易帜，全面向西方世界看齐。因此一九八九年共产世界的瓦解，并不是历史的偶发事件，而是二种意识形态效率差异过大后的跳跃式变革。”[4]该文的结论完全复制了福山的错误观点:人类历史必有终结，而且必然终结在自由主义。苏东巨变对岛内思潮的影响十分深刻，对原本就脆弱的台湾左翼思想形成了巨大压抑，左翼知识界遭遇重大挫折，声音微弱，陷入低潮。

(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与新的政经结构。早在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就启动经济领域的去国家化运动，大幅降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认为不受限制的市场资本主义是产生最大效率的唯一道路。1980年代里根经济学同样主张放开“看不见的手”。“撒切尔—里根主义”一度给英美经济带来了新动力和新活力。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以“撒切尔—里根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地区传播和蔓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成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销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平台。“私有化”“去监管化”“减税”“取消汇率管制”“削弱工会力量”以及“削减福利开支”等政策一时之间在世界经济领域流行。1980年代的台湾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到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则发展到高潮。民营化、自由化和委外经营成为行政当局经济施政的主导政策，也是这个时期台湾地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1989年台湾行政当局成立了跨部门的“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推动小组”，制定《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和《条例实施细则》，全面推动民营化和自由化。1990年代，公营转民营的大型公司包括“中石化”“中华工程”“中钢铁”“台机钢品”“台机船舶”“台机合金钢”“台肥”“中兴纸业”“中产险”“农民银行”“交通银行”“阳明海运”“台汽客运”“液化气供应”“彰化银行”“第一银行”“华南银行”“中小企银行”“台湾产物保险”“台湾航业”“台湾人寿”“台开信托”“高雄银行”“台北银行”“电影文化事业公司”等等，公营事业民营化和自由化可谓方兴未艾。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普遍认同这一民营化和自由化政策及其经济社会转型，其大多聚焦于英美新自由主义经验、民营化的优势和可行性、民营化后的组织再造和管理、民营化的规划和制度设计、经营绩效、释股方式、竞争策略、人力调整、新事业开发、BOT模式等纯经济学议题，只有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触及劳资争议和工人权益问题。新自由主义以解构威权体制为意识形态动员工具，进一步吸收1980年代“反对运动”的论述与能量，并以世界经济新典范新趋势为转型修辞，系统地合法化公营事业的民营化和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塑造了1990年代台湾的政经结构和主导意识形态，这就是1990年代台湾左翼所处的极其不利的政治经济结构性处境。

(三) 从乡土到本土的话语转换与左翼思想的“中挫”。“乡土”概念逐渐退场，“本土”概念取而代之成为核心话语，这是1990年代台湾社会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现象。社会建设领域，行政当局主推“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从文化上强化社区特色和“本土认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杨国枢、黄光国、萧全政、石之瑜、叶启政等推动“本土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运动;文艺批评领域，以中外文学经典阐释研究为中心的《中外文学》出现了“本土转向”，美术批评透过本土与外来意识展开理论争鸣;文学创作领域，《文学台湾》1991年创刊推动“本土化潮流的文学运动”，《笠》诗刊致力于建构“世纪末的本土诗学”……围绕本土化问题，1990年代的台湾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系列论战，本土化思潮兴起。文化分离主义者透过一系列意识形态操作，将原本充满歧义和历史张力的“本土”概念本质主义化，形构出“本土与外来”二元对立的社会和历史分析框架，完成了所谓“台湾本土论”和“台湾民族论”的理论建构。从乡土到本土的话语转换对1990年代台湾的左翼批判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台湾学者廖咸浩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文学史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了两个重大的转向:城市转向与‘本土’转向。‘乡土文学运动’至此可谓力竭而衰;其中国民族主义取向，由本土论者的台湾意识所取代;其社会主义色彩则由右翼中产阶级趣味所取代。……乡土文学的社会关怀也受到本土论予以空洞化。乡土文学的意识形态虽因中国民族主义影响而有寓言(allegorical)倾向，但其社会主义色彩，终究能把文学与文化的视野一定程度聚焦在下层人民身上。然而其后继者的右翼民族主义倾向，则完全把下层民众的困苦再寓言化:下层民众的苦难，乃是台湾受外来政权支配的苦难，而非阶级的宰制与剥削。阶级议题的国族化，使得‘人民’沦为了权力征逐的借口。”[5]左翼学者林载爵更直接地指出:“乡土”和“本土”代表着两种本质不同的思想立场与知识范型，“乡土”概念隐含着丰富的左翼思想内涵如历史唯物主义、第三世界观点、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被殖民历史的批判性审视、大众文化批判等等，在本土化思潮中都遭到了严重的“中挫”。[6]本土主义思潮的兴盛意味着左翼批判思想的挫折，左翼的阶级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逐渐被本土主义思潮所遮蔽、转移、消解和异化。

(四)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思潮对左翼思想的挑战。在《〈帝国〉与去帝国化问题》一文中，台湾学者陈光兴曾对1990年代西方学术思潮作了如下描述:1990年代，后殖民与全球化两大论述俨然成为英语世界的显学，效果上取代了1980年代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位置。台湾地区的情形则有些差异，在时间上存在落差。后现代主义论争构成了1980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台湾人文思潮一个重要环节，概而言之，人文知识界存在三种分歧:第一，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存在是否合法?第二，“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激进的革命性的，还是保守的犬儒的退缩的?第三，1990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是处于后现代状况，还是处于后殖民状态?在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论争中，1980年代已经初步出现的台湾人文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之分化趋势进一步表现了出来。1990年代中后期，这场论争的结果已经产生，它直接导致了台湾文论和思想论述领域的主流话语的转变，即从“后现代”转向了“后殖民”。[7]知识界对后现代主义在台湾发展状况的认识存在种种差异乃至对立，但人们普遍接受如下的描述:现代主义向后现代的转向意味着人类知识范式的根本转换，总体性转向个体性、元叙事转向小叙事、普遍性共识转向语言游戏的异质性、一元论转向更宽容的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世纪末台湾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去中心化以及解构宏大叙事思潮的形成都有着深刻而且长远的影响。对于台湾左翼思想而言，后现代主义具有正反两面的影响。从正面看，后现代主义提供了解构本质主义化的“台湾本土论”和“台湾民族论”的有力批判工具，提醒左翼知识分子警惕新的话语霸权对异质性所产生的压抑和排斥;从反面看，后现代主义质疑、批判和否定了一切总体性思想，带来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这对左翼知识分子建构一种有效阐释台湾问题的整体性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构成威胁和破坏。后现代批判思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样可以成为反左翼思想的理论工具。

1990年代中后期，后殖民论述在台湾知识话语场域中强势出场，迅速在人文学界形成言必称后殖民的学术症状。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源于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经验，也是对西方后殖民学术思潮的一种回应与跟风，更是出于1990年代文化政治重构的现实需求。其积极意义原本应该在于完成1945年台湾光复后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的文化重建工程，这个去殖民工程被战后冷战格局所中断，成为未完成的任务。但是，后殖民理论引入岛内伊始就被一些深绿知识分子工具化地使用，演变成为虚构的“台湾民族主义”工程的工具，扭曲成为论证和批判所谓战后台湾历史的“再殖民”性质和战后台湾文学的“再殖民”性格的方法和理论依据。在当代台湾的文化思想场域中，后殖民论述陷入“去殖民遭本土主义悬置的困境”。[8]“单语的本土”意识型态已经部分导致了台湾的后殖民论述丧失了“向权力说真话”的批判能力。这种“台式后殖民理论”[9]还有意地吸纳了左翼的思想资源和能量，策略地接合弱势解放话语，同时又隐蔽地去除后殖民理论中原本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元素，形成一种所谓的“后殖民左翼”论述。这种“台式后殖民左翼”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观点与方法，也没有真正进入当代台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却以追求“全体台湾人民解放”的名义不断地与真正尤其是传统的左翼思想争夺话语权和代表性，抢占进步性、理想性和合法性的道德位置，不断压缩传统左翼的话语空间和正当性，对左翼思想构成极大的挑战与威胁。

综上所述，1990年代台湾左翼的声音微弱，要应对来自四种思想势力的持续挑战与话语竞争:第一种是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所带来的“历史终结论”或“意识形态终结论”，第二种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的冲击，第三种本土主义话语，第四种是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核心的“后学”思潮。台湾左翼思想的重建无疑必须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生存策略。

二

1990年代，台湾左翼处于思想艰困的历史时期，声音微弱。面对各种意识形态挑战和思想竞争，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的可能性和生存策略，以期重新介入1990年代台湾政治经济转型和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现实。

(一) 建立“基进”左翼的台湾社会研究立场，以有效回应1990年代社会政治思潮的变迁。1988年创刊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简称“台社”)力图以台湾“特殊而具体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基进的立场”和“历史—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台湾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性的拷问。[10]1995年创刊七年时，“台社”召开了一场重要的研讨会，讨论如何认识“台湾当前处境”，寻找1990年代“基进研究”新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方向，试图重新建立台湾社会研究的历史感、整体意识、批判性和介入性。台社知识分子社群对1990年代社会思潮的批判性回应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是对“解严”后尤其是1990年代台湾社会统治意识形态的定位及其操作策略的批判性分析。“解严”带来台湾社会的剧烈转型，但“民主化”和“自由化”只是表象，背后隐藏着权力结构和支配体系的重建。台社把这一新的支配政治定位为“民粹式的威权主义”，这一新体制的建构包括一整套霸权计划，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其实质在于藉从“中国认同”到“台湾本土认同”的转移，并透过民粹动员和对“人民的召唤”，构建象征型的民粹政治，建立一套所谓“国族—民众”的文化，正当化新的支配体制，以掩盖1990年代台湾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阶级分化日趋剧烈的政治经济现实。台社对后“解严”台湾社会状况的诊断与批判，大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基础上，透过现象看本质，具有某种穿透力和深刻性。难能可贵的是，台社还揭示出国民党李登辉统治集团和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共享了民粹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二者采用了大体相同的一套操作手段和意识形态修辞。这套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延续至今，还幽灵般徘徊在台湾社会政治思潮之中，对社会文化转型产生十分负面的影响。

二是批判新自由主义。台湾知识界长期依附于西方价值观，“解严”后“撒切尔—里根主义”颇为流行，新自由主义被认定为经济变革的正确道路，而且被视为解构国民党威权体制的重要方法。标榜自由主义立场的澄社成员陈师孟、林忠正等在1991年推出《解构“党国”资本主义》一书，作为澄社报告，专论公营事业民营化和自由化，认为全面民营化是解构威权的必由之路，是对威权体制最有效的釜底抽薪的一击，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在台湾学术和舆论界蔓延的一页。台社的经济学家瞿宛文发表了两篇重要评论《“国家”与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评论〈解构“党国”资本主义〉》和《后威权下再论“民营化”》，对公营事业民营化和自由化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所谓‘民营化’，正是官商共生体中的私营大资本，向官营事业争夺更大市场的争利过程，正名称之为‘私有化’，才不至于误导。”而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财团化”。[11]瞿宛文接着明确指出1990年代初的“民营化”是反威权政治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密切结合的产物，是“新自由主义霸权，以及政治向资本全面倾斜”的表征，其结果已经导致“寡占垄断”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12]

(二) 导入文化研究，重建批判性视野和左翼介入当代社会新的可能性。1980年代台湾流行文化批评，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为示范，1990年代文化研究思潮兴起，至今方兴未艾。学术思想界常常追问，文化研究在台湾究竟意味着什么?从1990年代的思想状况看，文化研究的引入与兴盛恰逢其时，意味着左翼知识分子在思想艰困的年代重新寻找到一种批判与介入社会思潮的可能性，找到了一种适用的、进步的、充满活力的方法与路径。从1992年台湾清华大学举办“文化展望·迈向新的国际性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到1998年文化研究学会成立，1990年代是文化研究引入台湾并且逐渐兴盛的时期，经过了近十年的酝酿和探索，逐渐走向一种自觉的批判实践。《岛屿边缘》《台湾社会研究》《当代》等刊物在译介和推动文化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光兴、冯建三、廖咸浩、陈儒修、何春蕤、张小虹、赵彦宁、赵刚、刘纪蕙、邱贵芬等学者广泛参与，其中陈光兴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组织作用，1990年代，陈光兴发表了多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断裂历史的辩证》《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帝国之眼:“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去殖民的文化研究》《青少年文化研究:回应林益民》等，主编出版1992年文化研究会议文集《Culturalstudies:内爆麦当奴》和1999年文化研究年会论文集《文化研究在台湾》等。对于1990年代台湾左翼文化研究而言，陈光兴的意义在于:第一，引入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思想资源，系统译介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谱系，尤其是霍尔的思想与方法。StuartHall和陈光兴合著的《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1998年元尊文化出版)以霍尔为个案呈现出新左派的文化研究轨迹与政治实践策略，为台湾左翼思想重建和如何做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示范。第二，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寻找到接合点，开创“中间性”论述空间，引导台湾后现代思潮向文化研究范式转移。陈光兴首先把后现代主义区分为两大类型:“统畴性”后现代主义和批判型后现代主义。前者以詹姆逊等为代表，其特点在于将复杂的后现代压缩进一个统畴性问题，思维上取抽象化操作，易犯化约主义的错误;后者以福柯、德勒兹等为代表，企图整合历史、理论、文化政治之间的对话关系，尤其重视“大众—媒体的战略性位置”。[13]批判型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具有某种思想的一致性:都持反本质主义知识立场，都强调理论的建构性、策略性和实践性，都坚持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陈光兴深入地阐述了后现代主义复杂的接合策略对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也分析了文化研究的多重主体与后现代主义的游牧主体之间所具有的参照互鉴价值。陈光兴试图促成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策略联盟，把边缘的声音带入历史或浮出水面，为左翼介入1990年代台湾社会现实建构出一种崭新的理论——一种“贴近九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分析对台湾左翼批判思想的重构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连接文化研究、后殖民论述与第三世界理论，定位“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知识位置，重构台湾左翼的思想资源与批判立场:“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不仅在于抨击“‘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同时也必须跨出国族主义的限制，凸显出‘第三世界’内部的多重宰制结构及关系、第三世界的内部层级式分化以及新兴的第三世界‘次’帝国主义。”[14]陈光兴尝试建立文化研究“殖民—地理—历史唯物论”的阐释框架，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激进的地理学和第三世界后殖民批判相结合，拓展文化研究的历史维度、空间向度和去殖民的精神分析方法。在左翼思想艰困的1990年代，这种“批判性混合”打开了左翼文化研究的思想空间，对“台式后殖民”和“民粹威权主义”构成了有力的抗衡，有助于台湾左翼重新获得阐释台湾问题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和可能性。

(三) 边缘战斗与酷儿左翼路线。“边缘战斗”是1990年代台湾左翼的生存与批判策略之一，《岛屿边缘》杂志作者群走的即是这条路线。对于《岛屿边缘》知识分子而言，“边缘”既指处于社会权力边缘的弱势阶层，包括广大的劳工阶层、原住民、受父权制度压迫的女性、环境污染受害者、同性恋者、残障者以及被认同政治所排斥压抑的人群等，也意味着一种非主流、去中心的批判立场。左翼“边缘战斗”中色彩最为鲜明的是“酷儿左翼”。1990年代是台湾同志运动兴起的年代:1990年台湾第一个女同组织“我们之间”成立，1991年《我们之间》杂志创刊，1992年妇女新知基金会举办“我爱女人”活动，1993年“台大男同性恋问题研究社”成立，并联合举办“同志工作坊”;1995年同志工作坊举办“同志串联—反歧视之约游行”，同性恋人权促进小组和同志空间行政阵线成立;1996年“女人一百”大游行……何春蕤、宁应斌、丁乃非等学院左派学者都致力于以酷儿论述抵抗所谓“国族主义”，对酷儿运动在论述上着力最多的当属何春蕤，她将酷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发展出1990年代台湾独特的酷儿左翼或酷儿马克思主义论述，其代表作《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开启了台湾地区酷儿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和接合的窗口。包括《性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美国百年论》《色情与女∕性能动主体》和《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在内的情欲政治导论三部曲是1990年代何春蕤最重要的论文。

1990年代性别政治论述存在三种思想取向: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取向、中产阶级的美学取向和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取向。何春蕤对酷儿左翼论述的建构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构建左翼性别政治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发生社会变革与革命。何春蕤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引入到性别政治的分析之中，并且结合阿尔都塞的多重决定论和赖希的精神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这一对范畴，用以阐释性别政治结构的矛盾冲突关系，解释性别革命的发生机制及其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对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带来“情欲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日益多样化的“情欲生产力”与“情欲生产关系”常常发生矛盾冲突，在二者冲突剧烈的历史时期就会产生性革命运动，挑战乃至瓦解既有的性部署及其权利关系。难能可贵的是，何春蕤的这一阐释并不只是抽象的，而是努力将其历史化和脉络化:“情欲生产力在20世纪的发展当然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带动的人口流动和欲望创造密不可分。而且情欲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形式也极可能纠葛了既存的其他权力网络(性别、阶级、族群、年龄、性口味等)。”[15]二是回返美国同志运动史的具体场域，考察酷儿运动与左翼思潮的内在复杂的历史关联，揭示出性身份的酷儿化和左翼政治连接的历史因素和必然性。何春蕤以“同性恋解放阵线”为个案深入细致地论述了酷儿左翼的形成及其边缘反抗的身份政治，这个解放阵线最初起源于1960年代的新左派，是新左派中激进的一翼。1990年代的酷儿运动进一步将边缘性身份与激进政治身份接合在一起，成为“对暴力压抑的响应”与反抗。何春蕤如此描述酷儿左翼的边缘斗争:“(左翼)酷儿身分在高度压力之下却仍然高亢的向着──不是主流的、可敬的、受欢迎的、被欣羡的方向──而是边缘的、被放逐的、最强烈受到压迫的、那不可说的方向欢欣的流动，并且以灵活的策略将酷儿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各种特质渗透进入各个社会文化领域，这样百折不挠的抗争和运动，恐怕正是(左翼)酷儿运动最可贵的传承。”[16]的确，如同从左派转向右翼的美国学者DavidHorowitz所指出:“一个幽灵在美国学院———政治左派的最后避难所里徘徊，那就是酷儿理论的幽灵。”[17]这个明显模仿《共产党宣言》的表述被何春蕤所引述并作为题记。这个左翼酷儿的幽灵同样徘徊在1990年代的台湾学院之中，但绝不是政治左派最后的避难所，而是左翼边缘战斗中的一种形态——“酷翼”。

(四) “身体解严”与剧场左翼。1980年代是台湾小剧场运动兴起的年代，到1990年代，这一前卫性、实验性的小剧场发展出一种“剧场左翼”，剧场成为承载左翼论述与实践的一种富有影响力的艺术载体。其中王墨林的“身体气象馆”和田启元的“临界点”剧场就是重要的代表。王墨林1985年从日本留学回到台湾后在《人间》杂志工作，深受陈映真左翼思想的影响与台湾近代左翼运动史的启蒙。在陈映真的鼓励下，王墨林开始探索行动剧场、报告剧的政治剧场路线。王墨林1988年推出行动剧《驱逐兰屿的恶灵》，主张“社会事件是我们的剧本，人民是我们的演员，社会是我们的舞台”;1991年创办“身体气象馆”，与现代艺术家陈界仁等共同推动政治解严之后的“身体解严”运动。王墨林之所以创办“身体气象馆”并且进一步阐述“身体解严”的主张，是基于对1980年代前卫小剧场运动发展的批判性反思后的再出发，他认为1980年代末小剧场已经被资本所收编成从反抗威权体制转向新资本体制的文宣装置:“台湾小剧场的文化生态经过政治与经济的相继介入，它的抗争意识被管理装置之后，已转化成为受支配意识，并带动体制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再编成。它的任务是承担生产过程的文宣工作，意即从生活世界中自然所学到的资本主义价值论，提升为创作的最高道德指标。”[18]王墨林认为，“文化系统”隐蔽地操控着身体、书写身体或身体的剧场化表演记录着身体的文化寓意。“身体气象馆”意欲处理的是解严后还存在或内化于身体和记忆中的戒严文化，意欲建构一种基于唯物论和解放叙事的身体观和身体表演实践，所以必须重新推动“身体解严”即解构身体政治的运动，重构剧场的左翼论坛功能，在精神上重建1990年代左翼剧场与张深切、张维贤、简国贤等左翼反殖民反封建新剧运动的历史脉络关系。1989年至2001年，王墨林的策划组织了“身体表演祭”“国际行为艺术节”“第六种官能表演艺术祭”“颜色狂想艺术节”等一系列身体表演艺术活动，导演了《幌马车之歌》《Tsou·伊底帕斯》《射日的子孙——雾社事件报告剧》《黑洞》等剧作，以剧场身体表演或报告剧的形式表达1950年代白色恐怖下左翼革命者的理想与命运、少数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精神以及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支配下少数民族文化的商品化观光化等等主题，在左翼思想艰困的年代保持着批判和斗争的自觉意识和生命能量。田启元也是1990年代一位重要的剧场左翼代表，1994年导演了剧场作品《谢氏阿女——一个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女人》《阿女——白色玛格丽特》等，再现左翼革命者谢雪红坚持理想并为之实践的一生。《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一文中，田启元阐述了自己的导演感受:“谢雪红临终前的三句话，‘我不是右派’‘我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胜利一定属于台湾人的’，深深的烙下一道印痕在我的心中，倒不是什么右派、左派、胜利的台湾人使我刻骨铭心，而是一个女人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的坚持与理想，不畏艰苦的自始至终贯彻到底。这些一再激励我创作，藉由这个社会中所剩无几的诚实空间——剧场，试着表现个人内心的诚挚与动容而产生的气味，再一次的和观众发生关系，让气味扩散出去，各自蕴化生成，而有更多的可能。”[19]田启元以诚实的剧场艺术建立了独特的“左翼剧场美学”，在1990年代中期打开了另一种生活或另一种思想的可能性。

(五) 左翼另类媒体与网络化生存。1990年代创办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左翼媒体以《破报》和《苦劳网》为代表。《破报》最初以《立报》副刊《破周刊》的形式于1994年创办，1995年9月改为《破报》正式独立发行。“《破报》鲜明的批判色彩与左倾的立场，在长期缺乏左派声音的台湾媒体中，‘立论’绝对十分清晰而且铿锵有力。”[20]这是专业学者对《破报》的倾向性与意义的评价。“破报定位成边缘、另类思考的一种文化刊物，是非商业化的，主要精神是‘左翼’与‘进步’。”[21]这是读者的评论。《苦劳网》于1997年9月创办，定位为“运动的媒体、媒体的运动”。《破报》突出关注的是具有左翼色彩的非主流的城市亚文化，尤其是具有反叛性格的青年另类文艺或文化实践，既批判威权体制也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带有学院新左派的鲜明色彩。《苦劳网》则聚焦于社会运动，尤其是劳工阶级的社会运动以及劳工文艺创作的最新发展，“为弱势发声”是台湾地区左翼社会运动与网络新媒体结合的最初实践。这两份左翼立场的媒体创刊为1990年代中后期左翼声音的传播与壮大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其影响在新世纪台湾舆论与思想场域日益显现。正如《破报》主编黄孙权所言:“我倒宁愿想象，里面有颗左翼思想的种子，有一天它会发芽茁壮，能够阻止‘无能改变的现实’成为现实。”[22]

三

综上所述，本文初步讨论了1990年代台湾左翼思想的困境以及寻求突破的五种策略与路径。左翼思想因其理想性和批判性在艰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顽强地存在，以各种方式介入变化了的台湾社会现实，并对台湾的社会思潮与文化生产产生积极的影响。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和台湾文学性质的论战中，左翼思想家陈映真重新高举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对台湾所处的“冷战—后冷战”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处境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与定位。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蓬勃展开、民众剧场的兴盛、第三世界论述的兴起以及《人间思想》的创刊等等，台湾左翼思潮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注释：

[1] 庄雅仲: 《书写1990 年代: 人类学的台湾研究》，《番石榴人类学》，http: / /guavanthropology. tw/article /1822。

[2] 宋国诚: 《阅读左派: 理论苍白? 或实践软弱? ———齐泽克的“执爽真实”论( 下) 》，http: / /pots. tw/node /493。

[3]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代序第1 - 3页。

[4] 王光正: 《意识形态竞争的理论性初探———历史会有终结吗?》，《问题与研究》36 卷第7期。

[5] 廖咸浩: 《最后的乡土之子———论林宜的〈耳朵游泳〉》，《自由时报》生活艺文网自由副刊2002 年9 月10 日。

[6] 林载爵: 《本土之前的乡土———谈一种思想的可能性的中挫》，《联合文学》第158 期，1

997 年12 月。

[7] 刘小新: 《上世纪末台湾文论的后现代论争与后殖民转向》，《华文文学》2008 年第4 期。

[8] 刘雅芳: 《王明辉与黑名单工作室: 台湾新音乐生产的第三世界/亚洲转向》，台湾交通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9] 王蕙仪: 《台式后殖民理论撕裂族群分化社会》，《远望》第2 卷第4 期。

[10] 编委会: “发刊词”，《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88 年第1 期。

[11] 瞿宛文: 《“国家”与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评论〈解构“党国”资本主义〉》，《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0 期，1995 年8月。

[12] 瞿宛文: 《后威权下再论“民营化”》，《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3 期，2

004 年3 月。

[13] 陈光兴: 《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2 期，1

992 年5 月。

[14] 陈光兴: 《帝国之眼: “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7期， 1994 年7 月。

[15] 何春蕤: 《性革命: 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美国百年论》，《性/别研究的新视野———第一届四性研讨会论文集( 上) 》，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版，第36 页。

[16] 何春蕤: 《从左翼到酷异: 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性/别研究》1998 年第3 期第4 期合刊。

[17] David Horowitz: THE QUEER FELLOWS American Spectator. Jan1993，Vol. 26 Issue 1，p42.

[18] 王墨林: 《台湾政治剧场的精神与现实》，《都市剧场与身体》，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 年版，第97 - 106 页。

[19] 田启元: 《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中国时报》1994 年10 月20 日。

[20] 陈子轩: 《另类媒体与社群建构———〈破报〉与台湾都会次文化的实践》，《公民意识的实践与社群自主研讨会论文集》，2007 年6 月。

[21] 许蕙千: 《主动阅听人的实践》，中华传播学会2007 年年会论文。

[22] 黄孙权: 《破报结束后我在做什么》，《明报》2014 年8 月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