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川会议看毛泽东的大智大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军于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国民党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不愿发动民众、不愿改革政治。

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张国焘等共23人，史称洛川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包括：

(1)创建根据地

(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

(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

(4)保存与扩大红军

(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以小股游击部队向平原发展，等等。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的报告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红军的活动，只能由自己决定。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志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精神，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意见:

(1)关于出兵的时间问题，有人认为，当时战局极为严重，应该早出兵，有利于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这种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蒋介石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的用心。)

(2)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陕甘宁边区不留兵。(这种主张，对蒋介石袭击共产党军队后方的阴谋警惕不足。)

(3)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这种主张，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识不足。)

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决定》指出:

“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所以，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决定》号召：

“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但同时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总结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我党在抗日新形势下的宣传纲领，即：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深刻阐明了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意义，指出:“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

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专门起草了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其中指出：

“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的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果还因循上述的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

毛泽东起草的“提纲”将“十大纲领”进一步具体化，例如在“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一项之下，具体提出“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

在“改革政治机构”一项之下，具体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国防政府”;

在“改良人民生活”一项之下，具体提出“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废除苛捐杂税”、“救济失业”、“减租减息”；

在“抗日的民族团结”一项之下，具体提出“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共产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指明了方向。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作了更加具体的阐述，指出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有着内在一致性，因此在民族斗争中，必须保持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友党友军之间的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歪曲共产国际关于“联合国民党抗日”的指示，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相关论述，就是针对王明的错误口号而提出的批评。

1949年，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毛主席“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他说：“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更深一层来说，毛泽东在抗日时期一系列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及时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问题，与其说是出于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高超的智慧，不如说是出于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对无产阶级和对人民的忠诚。

著名作家魏巍在《话说毛泽东·大德篇》中指出：

“何谓大德?难道‘德’还有大小之分吗?依我看还是有的。小德多半指个人范围内的一些操守，例如在人际关系上，对朋友诚实，言而有信，对师长和长辈尊敬，对父母兄弟友爱相处，夫妇间互敬互爱之类，这些都可称为小德，亦即古语谓之小善也。而大德则是指大范围的，其标准自然有阶级立场的不同。例如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来说，其阶级立场的坚定性，对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对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和献身精神，以至对国际无产阶级道义的信守不渝，这些都属于大德的范围了。”

“毛泽东的大德，首先表现在他对无产阶级的忠诚及其阶级立场的坚定上。这一点，特别在与资产阶级合作和在统一战线中表现得最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