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艰难暗淡中，生命依然蓬勃的青春时光

文    张德嘉

(祖籍湖南，1951年生于天津，退休北京大学医院)

按语

作者：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法律博士

1968年最高领袖一声令下，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分批从城市进入农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反都市化浪潮。在学者的分析中，它塑造了一整代人的价值观与政治经济行为模式，以至于之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政治重组与社会演变中，处处可以看到它的痕迹。然而，对于投身到这运动中的人们来说，这种学术分析往往都太过遥远。他/她们在其中挥洒的理想、热情与青春，以及所经历的欢笑、悸动、憧憬与苦难，绝非抽象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叙述所能真实还原。

图(居中)为本文作者张德嘉下乡插队时留影

时值这场运动的五十周年，当年的下乡知青们纷纷撰文回忆，家母也参与其中。母亲在内蒙古哲里木盟下乡长达九年，期间经历的酸甜苦辣在日常生活里时常提及，甚至在二零零一年还特地安排我去拜访村里一些熟人，观看她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然而这一段早已不太陌生的历史，在读完她的回忆录之后忽然格外鲜活与生动起来，令我久久不能平静。母亲的记忆殿堂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有不少新意涌流出来，对于我，无论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还是作为她的儿子，这些回忆都是弥足珍贵的。

感谢雅理刊载这篇文章。其他读者的阅读体验当然不会和我一样，然而文章对那段岁月的描述，或许能给某些人带来感受一个特别时代境况的契机，并为某种情怀和历史感的保存提供小小的助力。

壹

五十年前，我们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却在经历着一个极其动荡的年代。现在回头望去，那些荒诞和摧残人性的岁月，也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丰富人生经历和感受。当时文革已经两年多，学校停课，不少工厂停工，国家从上到下混乱不堪，无数家庭因为“政治问题”失去正常生活甚至家破人亡。我们家里，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祖父“反动军阀❖”的身份因领袖诗词的传唱变得家喻户晓，情况也就格外沉重。我和哥哥炳学是66届初三的学生，尽管从六十年代初我们就生活在“出身不好”的阴影之下，但一直“关心国家大事”，“要求进步”;文革中间也带着思考和追求真理的纯真，一腔热血地投入到“运动”之中，炳学还是我们这个群众组织的笔杆子。但所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是让我们感到迷茫和困惑。

❖ 编者注：1931年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村挥笔写下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做词《渔家傲·反第一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边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贰

1968年的秋天，命运又对我们揭开了新的一页。按照当时全国推行的“上山下乡”政策，我们和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中的几百名同学一起，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县插队，再与其中的一部分落户到敖力布皋公社敖宝营子大队。9月14号出发的那天，父亲还关在“牛棚”受审，妈妈生病数月，行动已经不便，家里只有妹妹淑安(她比我们低两届，是68届初中生，第二年春天也来找我们，到敖宝营子插队了)送我们去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人，拍照，道别，喧哗中带着沉重;送行的人中有班主任杨昌羽老师，她拉着我的手说：“这么幼稚的孩子，到了那边可怎么办啊?”望着她那担心的面容，我冲她笑了笑，转身上了火车。心里有不安和茫然，同时也有兴奋和憧憬;无论如何，那是豆蔻年华，还有理想和浪漫在心里。就这样与上千万的年轻人一起，懵懵懂懂、心怀莫名希望地踏上了完全未知的生命历程。

敖宝营子大队那时有8个生产小队，我和初三班里的8个女生分在3队，炳学分在8队。两个集体户离得挺远，不是特意去找他，根本见不到面。刚到村里时，一切都是新鲜的。七八个女孩三四人一组，并排睡在南北相对的两铺炕上。晚上吹熄油灯，躺下后在黑暗中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上一阵，对于刚刚离开家的我们应该是种安慰吧。早晨起来，常要相互提醒，去洗干净昨夜被油灯熏黑的鼻子。 一开始必须学会的是烧火和挑水，虽然陌生但不难掌握。烧火最重要的是，一开始添进灶膛里面的柴火不能太过紧实，要宽松适度，也不能堵住烟道，气流要通畅，这样火柴点燃的干叶子就容易把秸秆烧着，看着火苗夹着浓烟在拨火棍的帮助下呼呼腾起，颇有成就感。第一次去挑水，站在井边抓着绳子摆来摆去，一个巧劲儿，终于让水桶沉入井水中，那种喜悦至今难忘;也记得冬天井边结满了冰，脚下一滑，小心翼翼刚装满的两桶水全部打翻，心里满是沮丧和委曲，几乎就要哭出来。难忘的还有刻骨的冷。东北冬季长，气温低，零下十几、二十度是常态。集体户的柴火总是备的不足，基本只够做饭用，那点热量绝不足以把冬日的屋子烧暖。早上醒来第一眼就看见自己呼出的白色雾气，毛巾冻成硬棒棒的一条，墨水也凝固住;水缸内壁上的冰一层层地结起来，最后连一挑水也装不下了;这些冰要到来年四月，才会完全化开。在零度左右的房子里生活，很是难耐，想起城里有爸妈在的温暖的家，女孩子们就格外盼望回城度过那段最寒冷的日子;正好也是农村“猫儿冬”的季节，所以只要跟生产队请假，没有不批准的。

图为敖宝营子，位于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县最北端

美好的回忆总是与吃有关，平生第一次吃的那些美味，已经成为青春的记忆。比如，刚从地里掰回来的青苞米，煮熟了趁热吃还是放凉吃都香甜可口;冬天在炕上围着满满一脸盆刚刚用筛过的细沙子爆炒出来的苞米花，边吃边聊，一会儿工夫就只剩下半盆了;老乡送来尝鲜的粘豆包是那种酸酸的不熟悉味道，仍然被一抢而光。这些对于爱吃零食的年轻女孩子来说，都是美味享受。每当改善伙食，包饺子、烙饼什么的，大家出谋划策，一起动手，边干边聊，开心得很。我不善厨艺，往往负责烧火，拿个板凳坐在灶口添柴，看着火星四溅的红通通灶膛，特别喜欢。

记忆有时并不准确，会有交织或是错觉掺杂，但每个人都会记住那些让她或他深陷其中的事情。到村里后的头两年，“干活太慢”对于我来说就是其中之一。力气差是肯定的，主要还是不得要领，只要是“上趟子”的活儿我就会落在最后面。尤其最怕铲地，既要把杂草铲干净，还要跟上大家的速度。“带工的”在旁边晃来晃去，重点盯着知青检查质量，而笨手笨脚的我有时围着苗转上一圈儿，也不见得能把草铲干净了;偶尔还会把苗铲了下来，那就会吓得半死，不知把那棵苗藏到哪儿才好。记得有一次，二里地长的垅，我、李家英，还有高三的李小妹，几个总是落后的人，被甩在了大后面。这时，除了我们三人铲地的声音，其他的动静全都听不到。当时如果没有她俩儿和我一起落在后面，我肯定会崩溃的。这条垅好像长得没了尽头，时间也仿佛就停在了那儿。不知过了多久，绝望之中，对面终于有了声响，李小妹最好的朋友孙自均来接她了。“我快要憋死了!”“快去呀!”我听见她们喊着――因为怕落下更远，连上厕所都舍不得时间，也只有我们附中的学生才会这么老实。再后来，孙自均接完了她，又来接我，一边替我铲着，一边说：“瞧你瘦成一条，锄头也拿不动，真是可怜!”听了她的话，泪水瞬时间在眼眶里打转。集体户的女生们不管自己多疲劳，也要把我们这些落在后面的全部接到地头，才会休息，现在想起这些，仍旧心存感激。那时知青铲地都会“累得上不去炕”，可落在后面更是加倍的累，比别人多了“心累”：会着急心慌，会发怵，想逃避;以至于后来，只要不是“上趟子”的活儿，不管多重，我心里都是轻松的。还有妹妹淑安，年龄小，干活却比我快，她一旦干到地头，马上就回来接我，只要跟她一起出工，我总是特别愉快。只是那时候妈妈生活不能自理，爸爸身体也不好，十分需要有一个女孩留在家里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个同时在村里的时间并不多。

叁

1971年夏初，生产队出于“办事公平”的考虑，让知青派一个人到队里的菜园子去“记账”，我就是那个幸运地被派去的人。至今还会猜想，一定是因为自己干活不可救药的慢，才让我过去的。那时每个生产队都会在离村不远的地方围出一片既背风又土质好的地，派上五六个六七十岁的老农民，专门种菜。园子中间盖了两间土屋，里屋有铺炕，看守菜园的老张大爷，独身一人，就常年住在那儿，平时老头们喝茶也坐炕上。屋里窗下放了一条长凳，休息时我就坐在上面听他们聊天。房前的空地是大家集散的地方，“放菜”(就是分菜到各户)也在那里。所谓“记账”，就是记下各家按人头分配的每种蔬菜的斤两，然后按照收获后的菜蔬所定的价格，算出每户一年总共花了多少菜钱，年终“分红”时一并扣除。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和大家一起干菜地里的活：翻地，培垅，播种，浇水，除草，搭架，采摘，挖窖，贮藏，从3月一直干到10月底。我也是干活不惜力气的人，又勤快，不会偷懒耍滑，很快就获得了那些老农的信任，与他们熟了起来。

那时老乡家只要能吃饱就算不错了，很少有大米白面这些细粮，杀一口猪要管一年的荤腥，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包饺子、蒸粘豆包，才能有肉吃;平日里吃的就是玉米面贴饼子和高粱米饭，小米饭都算是好的了。我们菜园子一共有六位老人(冠上姓我都称他们“大爷”)，对我都很好，他们表达的方式之一就是给我带“好吃的”;无论谁家，只要吃点儿不一样的，不管是菜团子、荞面饼、发糕、豆包……，都会带给我一份，这些于我无疑是改善伙食，没有不喜欢的。尤其“园头”老罗大爷，和吃住都在菜园子的老张大爷，对我就像亲人一般。有一次收工时，为了准备第二天“放菜”，我从较远的菜地把剩下的“疙瘩白”(圆白菜)一次挑了回来，中间歇了好几回。老罗大爷秤了有120斤上下，平日非常和善的他冲着帮我装筐的另一位大爷喊着：“你把这孩子压坏了怎么办!?”我吓了一跳，忙不迭地说没关系，也记住了他发火时的大嗓门。老张大爷会把架上第一个熟了的西红柿摘下来递给我，拉秧时最后一个透着红颜色的也会留给我。他的亲戚有时送来些白面，就一定包饺子让我吃完了再回集体户。那两年还赶上生产队夏天种西瓜香瓜分给大家，我也会去记账。他们教我如何挑又甜又是沙瓤的瓜，最后光是用眼睛端详，我也能挑到好瓜，而且这本事一直保留到现在。在菜园子的那两年多，与这些善良老人们一起劳动和相处，是我年轻时感受到幸福的一段时光。

老罗大爷是菜园子的负责人，从种菜的技术、人员活计的分派，到菜蔬的定价和分配，都是他说了算。他二十多岁时带着老婆孩子，从山东一路“闯关东”到东北，最后落在通辽，从头算来已经快五十年了。他见多识广，为人正直，又聪明过人，种菜的技术也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总结积累的;虽然一字不识，却“隋唐演义”、“三俠五义”倒背如流，有空就给大家来上一段，很受欢迎。菜园子里另外一位老张大爷，78岁高龄，老伴儿过世了，儿孙都住城里。他坚持不离开村子，一人生活。他背驼得厉害，基本不能直立，仍到菜园子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挣点儿工分养活自己，收工回家还要自己烧火做饭。平时他少言寡语，是那种说话有分量，受村里人敬重的老人。有一次他受了寒，身体不适;我带了药去看望他。当时农民家里都很简陋，昏暗的土屋里，几乎没有家具，他一人躺在炕上，炕桌上放了一碗邻居帮忙熬的粥和一碟咸菜。外屋就一口水缸，灶边上堆着柴火。从他家出来，我感到异常凄凉 ，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去城里和儿子一起住。现在自己也老了，才开始懂得了他的选择和刚强。

他们看到村里知青选调走了许多，知道我也着急，老罗大爷和两位老张大爷就找我聊天，开导我说：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情，情况总是起起伏伏的，哪有总不变的啊。遇到难事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你这么年轻，都会好的，好日子在后面呢!这些话给了我很多安慰，知道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盼着我好，觉得特别温暖。我一直记得这些充满人生智慧的朴素话语，从未忘记过。离开农村后，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们是带了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先生一起去的，他们真心为我高兴!我先生到现在还记得老罗大爷老张大爷对他说了不少我在菜园子的事情，说：“这孩子可能吃苦呢!”之后的一些年，我时常写信问候他们，并买些吃的寄过去，直到他们都陆续去世。

肆

1973年秋天，根据上级指示，公社卫生院请来县里的医生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要求每个生产大队选派一人参加。那时村里的知青走了一多半了，而且我也曾偶尔为老乡扎针灸治病，便被大队领导送到公社卫生院培训了三个月，回来时随身带着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就在村里当了“大夫”。六十年代末农村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就是社员每人一年交上一、两元钱，甚至更少，作为自筹资金，大队的集体经济(公积金)再补充一部分，以此为基础，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卫生站。七十年代是赤脚医生的鼎盛时期，他/她们无论有没有执照，都可以治病救人，也与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养活自己。

村卫生站原来有两个医生：一位刘大夫是有多年经验的老大夫，60多岁了;齐国府齐大夫是村里的回乡知青，像我一样经过培训当上赤脚医生。我们三个人负责全村2400多人的基本卫生医疗：卫生宣传，例行检查，流行病的防疫，疾病的诊断治疗，全是我们的责任范围。那时可以说是中医西医结合、医生护士一体：我们可以开西药处方、中药处方，会肌肉及静脉注射，会包扎伤口，也会针灸和拔火罐，样样都行。像感冒发烧，胃痛腹泻，咳嗽头疼，一般开点儿药，打两针就好了，不行就转去公社卫生院或者县医院。刘大夫有中医执照，也认得中草药，夏天捉空儿还带我们去草甸子上采草药：黄芪、柴胡、甘草、麻黄草……;采回来洗净晾干，再用一种粗笨的脚踏式药碾子将草药碾成粉末，按照他的药方比例配药，和上少许面糊制成药丸，有补气血的，有治感冒的，抗感染的，老乡们反映挺有效。我们甚至种过罂粟(大烟花)，花开后用刀片割破花茎，收集渗出的乳白色浆液，拌和上面粉制成药片，治疗各种疼痛、腹泻，效果特别好。那年头儿农村合作医疗没有政府资金投入，经费有限，卫生部就发文件鼓励基层医疗单位自制药品，有些公社卫生院还添置设备自制针剂，这当然都不是长久之计，但在农村种植中草药用来治病，应该是有益并且可行的。针灸更是方便、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对很多疾病，特别是疼痛性疾病效果明显。记得有一位“男劳力”，40多岁，干活时急性腰扭伤，我只一针下去就不疼了。我们三人都用针灸为老乡解决了不少问题，也不用花钱。在农村十分贫困的年代里，赤脚医生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

1974年2月，麻疹在当地有一次大流行。当时麻疹疫苗在农村的投放很不到位，所以村里的适龄儿童(6个月-5岁)几乎无一幸免;进去一家，一铺炕上常常躺着两三个发烧的孩子，个个眼泪汪汪(眼结膜炎)，不用做其他检查，就能下诊断。对麻疹病毒没有特效药，就是多喝水，保证营养，适当降温;可一旦有了并发症像肺炎、喉炎、脑炎，就很危险，那阵子真是忙坏了。有个不到两岁的男孩，是家族里的长孙，高烧合并惊厥呕吐，状态很差。他的爷爷和爹妈非常着急，让我陪他们一家带孩子连夜去通辽治病。刘大夫告诉我小儿无名指掌面的“青筋”(浅静脉)如果越过了指肚(末指节)的三分之一，孩子就危险了。一路上，他妈妈抱着孩子，我就一直盯着他小手的无名指，紧张得不行，我那时根本没有处理急重症的能力和经验，生怕他有性命之忧。半夜12点赶到了盟医院，带着他们直奔急诊科，挂号缴费，然后就是一通的检查化验，直到按“麻疹合并脑炎”收下住院治疗，我才松了口气。这个孩子最后痊愈了，但那次大流行中，仅仅敖宝营子一个村就有三个婴儿死于麻疹的合并症。

后来，买了一些医书，边学边干，看病时心里渐渐地有了底。内蒙东北部气候寒冷，在农村慢性咳喘是常见病，加上医疗条件差，晚年的肺气肿、肺心病也很多见。这种病人冬季一个感冒就会引发心力衰竭，呼吸困难，必须给予及时治疗。所用的药物会直接作用于心脏，应用时需要非常谨慎，量少了没有效果，多了会有危险;积累经验之后，我可以直接从静脉非常缓慢地推注药物来治疗心衰的病人。现在想来，当时的胆子真是够大的。慢慢地，我的口碑好了起来，找我出诊的越来越多;也是因为我总是随叫随到，无论白天黑夜、冰天雪地。1975年冬天，我留在村里过年，正月里请我去吃饭的老乡排成了队，几乎吃遍了全村。虽然都是相同的包饺子、粘豆包、酸菜炖猪肉粉条，但坐在他们的热炕头上，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某种满足。那年我被评为公社的优秀知青，公社团委也通知我补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便成为了共青团员。但是，这些都没有减轻我内心因为没能被“选调”的焦虑。

伍

有时候会想，如果“上山下乡”运动不是以知青全部返城收尾的话，那我们的命运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1968年被动员到农村时，基本上是没有选择的，户口也转了过去。那么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就可能被命运安排，落户在那里，这也同样会是没有选择的。想到此处，心中不免悲哀。当然，按照人的本能，这些没了回城后路的知青们，要学会在农村生存的技能，适应农村的生活，应该都不成问题，也能活出各自的精彩，但那却是另一种活法了。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下乡后的最初几年，国家仍然处于混乱之中。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我们逐渐清醒，感到“上山下乡”只是这场祸国殃民的荒唐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是以千万知青的青春为代价的。对于国家前途，我们忧心忡忡，但这种“忧国忧民”往往也就止于精神层面的无奈，而对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担忧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却是非常具体的。

1970年起，知青的“选调”就开始了，它打破了知青群体内最初的脆弱平静。开始时名额有限，就从表现出色和年龄大的同学中选拔，大家也都认可和接受。渐渐机会多起来，也有不少自找门路的，留在村里的知青越来越少，人心就越来越浮动。从六十年代开始，执行阶级路线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革期间更是凡事都要把人按阶级成分、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选调”这样的大事就更是如此。像我们这样的，即便被村里推荐，报到公社或县里，也常常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至于上大学，1973年张铁生事件以后，我们基本上是断了念想。不管怎么说，那时只要能离开农村，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知青都不会放弃，但被村里推荐仍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想起刚插队时，我心里曾暗暗希望“爷爷的事情”不要被老乡知道，那么我们就会与其他同学一样了。可没过多久就听说，老乡们早就知道：这群知青来路不简单，其中就有XXX的孙子孙女……;心里难过的同时，潜意识里与贫下中农的相处就多了一层谦卑，感受生活时也带了一层暗淡的底色。为了返城，为了上学，我们也托过人，找过关系，都没有用，只留下一些阴暗的记忆：站在门口半天不敢敲门以及进了屋子后的拘谨和尴尬。到1974年时，炳学和我还没有机会被推荐，妹妹淑安想办“特困”也没有希望，唯一留在父母身边的弟弟分配到煤厂当了工人，家里的气氛越发压抑和沉闷。

1974年春节前后，大队书记赵春山来到天津。还有孩子在村里没选调的父母们，都极力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希望表达心意。我们的父母也准备了饭菜等候他。时间有限，赵书记一家家走过来，到我们家时，已经差不多是晚上9点钟了。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房间里是一盏40瓦的白炽灯，光线暗暗的;赵书记说：“你们家三个孩子在村里表现都很好。”爸爸妈妈向他诚恳地致谢，也讲了家里的困难，以及作为父母的心情和希望。他们那迫切并带着恭敬的神情，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心痛。那天晚上，我们也感觉到了赵书记的同情和善意。最后，行动不便的妈妈还执意要我们搀扶着，与爸爸一起送客人到门口。直到1977年底，我们兄妹三人陆续离开了敖宝营子。

陆

尽管离开了，但件件往事的印迹，千丝万缕的关联，却难以忘怀。那些曾经善待我们的老乡，从村里来找我，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都像朋友一样招待。他们到北京看病，我会帮助联系医院，还要对医生讲：这是插队时的老乡，生活困难，请多关照。这样就可以少等几天，少跑两次，手术就不用送“红包”。能帮到他们，心里才会踏实。2001年儿子去美国上大学之前，我让他一个人去了趟敖宝营子。二十多年过去了，村里的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我只是想让他看看自己母亲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也想让他知道，这世界上有许多人过的是和他不一样的生活。儿子住在老罗大爷的孙子罗明五家，他们还特意带他去了菜园子。多年后偶然翻到他的日记本，里面记述了他那次去通辽的经历，其中有这样的话：“想到老妈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她的青春岁月，不胜唏嘘。”在我心里，至今是把那段日子看作生命的重要财富。正是在那里，我学会了吃苦和忍耐;看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生，懂得了珍惜、尊重和付出，体验到了人间的真情。几十年过去了，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包括插队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这段敖宝营子的经历，越是遥远，越是珍藏于心，历久而弥新，因为那是我们在艰难暗淡中，生命依然蓬勃的青春时光。

附录：摘自作者《怀念父亲张远谋》一文第二节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父亲除了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反复几次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期间受到的那些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他却从来没对我们说过它们。后来唯一提起的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给孩子们造成的困阻和压力，是让他最难过、最放不下的事情。

1968到1969年，我们兄妹三人先后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只有最小的弟弟按政策留在天津，分配在煤厂做搬运工。我还清楚地记得，赴内蒙插队的前一天，我去“牛棚”看父亲。那时候一直是妹妹按时给爸爸送信报和生活用品，我已经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走进那个“冰冷”的房间，看到黑瘦、满脸胡茬的变了模样的父亲，我一时惊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当时妈妈已经患病，记得爸爸仔细地询问妈妈的情况，忧心忡忡。回到家见到妈妈，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反倒是妈妈来安慰我。

1970年开始，下乡知识青年开始了部分“选调”，或回城工作，或作为“工农兵学员”重返学校。一批又一批，村里知青越来越少，可我们兄妹三个因“出身不好”，总排在后面。1974年做了很多努力，轮到炳学，也没有机会进入“工农兵学员”行列，最后被分配到集体所有制的县砖瓦厂当了工人。那时年仅四十多岁的妈妈生了病，一度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爸爸与我们商量把妹妹办回天津，好照顾妈妈，可那真是谈何容易!父亲是何等自尊的人，开口求人帮忙他以前没有做过。他为难地说：“德嘉，你去找找看。”我和妹妹反复地找了街道、学校的领导，或相关人员，都没有用，有时受到白眼或恶话，回家还会流眼泪。爸爸决定自己出面，带着我们到市里、区里、大学，一趟又一趟地找了所有可能会帮助我们的人。我还深深记得，心情忐忑的我跟在爸爸后面，看他敲门，开口，被拒绝时不知再说什么好，那种无奈又恳切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他忍受这些从没受过的东西，做他最不善长做的事情，只是为了对家人的挚爱。可最终，还是要等到国家的下乡知识青年政策改变之后，妹妹才回到天津。

而我自己从农村出来的经历，更是刻骨铭心。1975年6月，每年例行的工农兵学员招生开始，我被村里推荐。材料报上去之后，紧张的等待很快有了消息，政审不合格，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我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但又不知所措。妹妹赶回天津与父母商量，爸爸要自己来县城为我做最后的努力。凭借他的不懈努力和好心人的同情，也只能得到一张盖了系办公室公章的介绍信。这封信其实没有政审功效，它只说明了父亲在文革前的大学教授、市人大代表、市及天大民盟负责人的身份，请对方协助。爸爸赶到县城，相继找了县革委会和县招生办的领导。爸爸诚恳地对他们说：“孩子们的出身自己不能选择，可他们一直表现出色，我多年来也一直在为国家努力工作.....。”转机居然出现了，爸爸的真诚感动了他们。招生办说，大学录取已经结束，但中专可以安排。哥哥和弟弟是砖厂、煤厂的工人，而我可以读书了!大家脸上都有了笑容。那时县城到天津只有夜间火车，要行驶13个小时，却没有买到卧铺票。爸爸年近六十，多年受摧残的他也疾病缠身，火车开动时，看见他站在车厢里朝我们挥手告别，一阵心痛，我潸然泪下。几十年过去了，那一幕毎毎想起，仍会哽咽。

我曾对父亲抱怨过：我们几个人都不能上学，这不公平。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命运是没有完全公平的，没有机会上学的人很多，你们自己读书也是可以成材的。这次为了我能够上学，爸爸尽了他的最大的、甚至是超出他能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