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卖粮记

1976卖粮记

1976年11月中旬某天上午(具体日期已过去了41年，已经记不得了)，我正在公社开农技员会议，散会后在街道上碰到我们大队两个生产队的卖粮人，见到后忙问我有没办法去向公社粮站的人说说，把他们那两船余粮卖了，以便早点回去交差。我问几位队员粮站为何不收粮，他们说粮库已满，这几天都不再收粮食了。我以为粮站是在推脱，现在正是卖粮季节，不至于一二船(每船在10吨左右)的稻谷收不了了。我满口答应帮他们与粮站主任说说，请他把这两船粮食收下来。因为我与粮站的一位郭副主任比较熟，他以前作为粮食部门的技术员，经常来参加我们农技员口子的活动，人很热情，与我私交不错，最近刚升为粮站副主任。他是个做实事的人，我去找他，他是一定会帮忙的。

我们一行几人，直接就去粮站，好在粮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也没费多大功夫，找到了这位郭副主任。他一听来意，面露难色。他说，“小顾，不是我不帮你们，所有的粮库仓房都满了，实在装不下了”。 “没想到库房很快就全满了”，他还指着一队运粮船，“我们也正在加紧将稻子外运，清出部分仓房。”说完，他拿起一把钥匙，把各个仓房的门挨个打开，确实是每个库房内的稻谷都堆到了屋顶，再没有往里装的可能了。库房外的空地上，建满了当时流行的圆形露天屯(当然是有防水帆布盖顶的)。这种露天囤建拆方便，容量大(每个露天屯的容量约在100吨以上)，简单实用，但当时粮站已没有空地再建这样的露天屯了。

记得1961年春天初次来到这个新建不久粮库的时候，对高高的南瓜型屋顶和倾斜的外墙印象很深。但第一次进粮库却是为了领取救济山芋干，一进门只见一小堆山芋干，整个仓房空空如也。山芋干真是好东西，甜甜的、香香的。但山芋干很容易发霉，吃起来又苦又涩，我们领到的这些山芋干不少发了霉，很不好吃。那时本地名为鱼米之乡需外地救济山芋干实拜刘主席所赐。常熟也成为饥饿风刮向全国的台风眼。他在58年9月底视察我县白笷公社时，问田角一块水稻为何长得特别好?陪同告诉他这是一个灰潭基，问明原委的他立即下达了两项命令而且是“死硬”命令——深翻和密植，并在全国推广。虽然毛主席主要针对刘的密植命令在59年3月发出了致全国6级干部的信，晓谕全国不可死硬密植等。但还是晚了一步，撒在田里的种子收不回来了，“深耕翻，密撒种，出了苗，没收成”，形成了大规模、大范围的绝收和减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当饥荒来临危及生命时，农民只好把种子也吃掉了，来年没有种子。政府从外地调了一些粮食作为种子救急，但农作物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外地种子大多不能正常开花结实，造成农作物连续三年持续减产。全国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粮库里空空如也成为必然。

作为一名基层农民农技员，看到从十几年前仓库里空空如也到如今粮库里各个角落都堆满了粮食，还是有着一种兴奋的心情。自从我在1973年接任大队农技员后，亲身经历了大队的粮食生产从一开始的每亩单产小麦180斤到76年的3百多斤，水稻亩产由6百多斤到1100多斤(一年两季水稻的平均产量)，这些产量的提升就是在这5~6年间完成的，这些产量的变化是巨大的、实在的。当然这是在前几年建电灌站与平田整地相结合形成沟渠配套、排灌分开的良性水利体系有极大关系。另一方面则与是化肥、农药、良种以及农业新技术的增加使用密不可分。再者则是社队干部、队员的付出努力，从一年两熟到一年三熟，劳动强度增加了很多(1977年之后，过高的劳动强度还是使双季稻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此之前的几年间，人均口粮一直保持在575斤(按稻谷计)，小学及学前儿童减半，劳动者另有数量不多的工分粮。生产队每年都拿出十来亩地种瓜类和蔬菜，少部分拿到市场上卖，大部分分给每位社员，再加上自留地上的产出也有较大份量。照理说这些粮食标准也较合理也足够温饱了，但74年以前仍感到粮食不够吃，主要原因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如平田整地、兴修水利工程量很大，没有机械全靠人力，粮食消耗惊人。在平田整地过程中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要打折扣，有些地块在平整之后1-2年内地力有所减弱。这些原因使得粮食总量增加不多，消耗不少，积累缓慢。75、76年粮食产量增加明显，在期盼已久的大丰收来临时，不管是公社粮库还是生产队的库房，仓廪实是实实在在前所未有的。我们大队属于相对人少地多的大队，秋收秋种的工作流程有点繁琐，卖余粮的工作滞后于其他大队，当我们开始卖粮时，粮站仓房已经满了。再也没有接纳任何粮食的空间了，这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粮满仓。不但是公社的粮库如此，各生产队的仓库也都是满满当当。各生产队保留在自家库房中的粮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还是回到卖粮的事情上来，对粮食进不了仓房，大家也都没有办法。我提议，先把粮食卸载在场地上，再用防水帆布盖一下，作为临时存放的一种方式。郭副主任也认可了，他也说，这几天公社的运输船队也正在忙着将粮外运，这必须将堆放在场地上的稻谷先运走。就这样，卖粮的事总算这样解决了，几个卖粮的生产队员忙于将稻谷从船上卸下来，过磅后倾倒在粮站内略显局促的一块场地上。

就在卖粮队员正忙碌时，郭副主任将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有大一点的船帮粮站外运，地点是无锡第二米厂。我说自己生产队和隔壁生产队最近买了两艘大一点的船，分别是20吨和30吨。我可以与他们商量一下，帮助运50吨稻谷到无锡第二米厂。他还跟我提了运费总数(已回想不起具体数字，但当时一听还挺划算)，另外从该米厂带回30吨米糠，可以多给参与运粮的两个生产队总数1万斤米糠指标。这是比运费更吸引人的条件。因为大部分队员家里都养猪，对米糠的需求比较大，米糠在市面上的价格也比大米贵，主要还是没处可买。我们一般卖100斤稻谷给粮站，可得到5~6斤的米糠指标。在我接手大队农技员的数年间，化肥、农药还包括米糠等指标都经我手分给生产队，前几年的指标不太正常，也比较少，后两年的指标比较稳定，且比较多。

我回去马上找了这两个生产队的队长，本队的队长吴伟明，30来岁，人很随和，大家都叫他老明。隔壁队的队长吴小永，当时40多岁，平时少言寡语，但往往说一不二，威望很高。我跟这两位队长一说，两位都对米糠指标感兴趣，因此也就一说即合，亲自出马为粮站运粮。第二天早上就将两条船开到粮站，将50吨稻谷装船，郭副主任开出了一张向无锡第二米厂交割的一式两份的传票(账单)，我带着它上了本队的20吨的小船。小永和他哥哥两人开了那条30吨的大船。他们兄弟俩小时候在无锡长大，对无锡非常熟悉，也清楚无锡第二米厂的位置，因此无须问路，我们的船只需就跟在他们后面行使就可以了。

我们经过大半天的航行，到达无锡第二米厂。我已不记得无锡第二米厂的确切位置，估计现在早已拆迁了，印象里似乎离西门桥(人民路)不太远。到了无锡第二米厂，发现码头周围的河道都被粮船占满了。我们在附近停船后，我就带着那份传票去找米厂的工作人员，跟他说明来意。他叫我们在那里排队，轮到我们的时候再卸载稻谷。眼看要到傍晚，今天再不处理好明天还会有得等。因此我就去找米厂的领导，当时真还找到了米厂一位负责同志，跟他说明来意，我们是外地人，到了这里也不知如何排队，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急忙递上香烟请他帮帮忙，也把那张传票给他看，让我们卸完稻谷、装上米糠即可早点回去交差。这位领导还真是帮忙，答应去找负责装卸的调度人员早点安排我们的任务。他在去找调度的时候，却也向我大倒苦水，我有点始料未及。他说，这几天各地源源不断把稻谷运来，上级命令他们开足所有机器加班加点碾米，除了少量仓房卸载稻谷外，米和米糠已经把所有库房都装满了，砻糠只能堆放在库房中间的空地上，现在也已经无处可放了，虽然也在加紧将米外运，但还是来不及、跟不上。因此，稻米已经堆积如山了。它还带我们看了几个顺道的库房，散装大米已经把很大的仓房堆到房顶。几乎没有再放入的可能性，有的地方工人忙碌着将大米打包(装麻袋)。我当时还问了下，你们以往、去年也是这么满负荷、稻米堆满了几乎所有库房?这位领导肯定地说，今年是第一年，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稻米多到如此程度。我当时的印象是这么规模很大的米厂中的大米真可以让苏州地区全体人民吃上好多年啊!

这位领导找了那位调度，请他尽早安排我们的卸载和装载。我们自然对这位领导十分感谢。那调度看到领导对我们的事很尽心，搞不清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答应尽早给予安排，但无奈天色已晚，冬天的天黑得早，当天已无法卸载作业，调度答应明天上午就安排我们的装卸。

当天就在码头附近弄了点吃的，至于在哪里以及吃了什么已无记忆，只知道早早各自回到船上，后舱的安全盖下内有一堆稻草再加一床棉被，我和老明两人差不多和衣而眠。只记得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河岸边结了较厚的冰，但河道内往来船只较多，并未封冻。由于我们的后舱相对密闭，再加上里面的稻草新鲜换过，并未觉得特别冷。顺便提一下，那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部分水稻尚未收割(11月初)气温就已低至零下。这在我的记忆中肯定是冷得最早的年份，以至于播种的大麦(品种“丰产二号”似不怎么耐寒)，大部分未出苗或苗冻死了，来年的产量极低，30~50斤左右亩产量差不多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即便是其他大小麦品种，由于特殊的天气原因，次年夏熟的三麦产量是那些年间最低的。由于此前库存量大，那年夏熟的大幅度减产未对粮食存量造成太大影响。

第二天一早，我们忙于准备卸载，将船靠向码头，无锡第二米厂的卸载装备要比我们公社粮站的装运设备先进多了。它是一种吸力设备，将一种软管吸头插入船舱将稻谷吸到仓房，过磅也自动完成。速度还是较快的，我们只需在快吸完时打扫舱底。不大工夫便完成两船的卸载。厂方似乎未对数量提出质疑，在我们所带的传票上写字盖章，叫我们带回粮站，说是运费回所在粮站结算。麻烦的是装载米糠要到另外的码头去，因此，我们又到相距不远的另外的地方排队等候米糠的装载。整个装卸花了大半天时间主要是在装载过程中要加高围栏，以便可以装到足量的米糠，到下午3点钟左右才把所有的米糠装完。

离开米厂，天色将晚。我们将船停靠在一座桥(名字已记不起来了)旁，小永队长兄弟上了岸，对老明队长说晚上自己想办法弄点吃的，今天晚上他们不回船上住了，请带看一下他们的船并叫我跟他们俩走。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不知他们带我去什么地方。记得我跟着他们经过西门桥(人民路)，正赶上下班高峰，西门桥上的自行车流很是壮观。过了西门桥向西不远便左转弯进入一条小街，走了大约几百米的路程，进入一户人家，两人说是他们舅舅家。他们的舅舅、舅妈(50多岁)和他们的一位表妹(20来岁)很热情地招待了吴队长兄弟俩和我，然后看到我们身上有草屑和米糠的痕迹，叫我们先去洗个澡，我们在来的路上(靠近西门桥)的地方进了一家浴室，我当时还说没带换洗衣服，小永队长说内衣反过来穿即是，我想也只好如此。洗过澡再回到舅舅家，他们已准备开饭，他们一家丝毫没有嫌弃我这个乡下外人，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在那里吃晚饭。不仅如此，晚饭过后，我说我还回到船上住宿，我认得回到船上的路。他们听后说道，房间都已准备好了，非常热情地留我在那里住宿，相比于外面天寒地冻，那小房间的舒适度很高。此事过去了许多年，我对此一直心存感激，小永舅舅这家人都是好人，相信好运定会一直眷顾他们家人和后人的。这也是我一直想表达对他们一家人的谢意才动手写这一篇回忆文章。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回到船上，准备开船回家，老明也早早起来做好了开船的准备，哪知天气寒冷，柴油和输油管路冻住了，机器发动不了。只好先烧了些热水，将有关地方用热布头捂住。过了有大半个小时，才将柴油机发动。直接开船回家。

第二年，我参加了77年高考，于78年3月初进入江苏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在上学的几年中，我们一直有一个印象，老是吃的陈米。有个吃了10年陈米的说法可能有点虚头，在我们亲身感受的大学多年尽吃陈米的事实中，一定有那类似于无锡第二米厂向各地派拨的大米。

作者顾世梁，1955年3月生，江苏常熟人，党员，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