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春 摘译

上

维·科热米亚科按:迄今为止,只要一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就会产生一股巨大的对流旋涡。争论如此激烈,似乎引起争论的这位政治家今天仍在积极活动,而不是早已在45年前离开人世。

十分清楚,斯大林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对他的评价却极为矛盾。而且也未必可以说,已经作出的一切评价都经过了足够充分、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明显的预定目标妨碍做到这一点,在西方如此,在我国长期以来也是如此。

关于斯大林,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无是处,如果遵循这种虽不公开但却占主导地位的意见的话,要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的确谈何容易。甚至连提到斯大林的名字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和不能允许的,这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斯大林格勒改称伏尔加格勒,斯大林勋章更名为国家勋章,而且连在斯大林逝世前获得这一奖项的人也不能幸免。

我有一个朋友叫瓦西里·伊萨耶维奇·莫尔恰诺夫,是一个老石油天然气管道铺设者。他于1949年因参加达沙夫—基辅—布良斯克—莫斯科天然气管道铺设工作而获得斯大林勋章。可是到了1962年,授予他的由斯大林署的证书被更换成由克尔德什(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译者注)签署的证书。于是,他获得的就不是斯大林勋章而是国家勋章了。

似乎这样就能把这个历史性的名字从历史上抹去!

斯大林又回到我们的意识、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过,这次回归决不是像有人蓄意歪曲的那种回归,而是在各方面都带来教益。这首先(而且已经是绝对无可争议地)表明,历史是不能删改的。那些企图以各种借口要“从红场上清除墓地”的人不妨好好想一想。如果说他们以这种方式能达到什么的话。那只能是事与愿违的效果。

诗人当然说得对:距离越远看得越清。对我们来说,斯大林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看得更清。我认为,下面这篇访谈录将有助于对在我国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或许也是最英勇的时期任职多年的我国这位领导人的个性和事业提出一种较少偏见的观点。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以下简称“问”):理查德：伊万诺维奇,请您谈谈斯大林和对斯大林的态度。我知道,这个题目太大,而且也许永远也谈不完。但20世纪已接近尾声,很想就这个题目得出一些哪怕是初步的结论。

坦率地讲,前一段时间,当报刊上开始出现您的那些可以称得上亲斯大林的文章时,我感到意外。从年龄上讲,你我几乎是同龄人,我们的童年和青年是在斯大林时代度过的,我们都对领袖怀有某种崇敬的心情,尽管私下也感到与斯大林名字有关的一切都重新作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否定性的评价。在我看来,我们大家,或者说几乎所有所谓的60年代的人,都一下子永远成了反斯大林主义者。然而现在,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说,许多东西我又反过来重新评价。并且我想,这么做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那么您是如何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的呢?

理查德·科索沃波夫(以下简称“答”)：我不太清楚,也许这与家庭传统有关,但对斯大林的态度自我有意识以来大体上始终没有过反复。在狂热的赞颂时期也好,在疯狂的揭露时期也好,我当然都产生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揭露出的东西是我没有料到的吗?现在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但这些问题大多与微妙的心理、困惑、情况不明等等有关,很少涉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历史上的地位、他所做的一切问题。

我出生在被“胜利冲昏头脑”(这是斯大林论集体化运动中过火行为的著名文章的标题)的时代,我家距离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所描写的地方很近,就生活在那些被他典型化了的人当中。当时我的父亲25岁,是当地的一个党支部书记,负责组织集体农庄,外祖母也是共产党员。我家不信奉任何偶像,因此我从小就在家里听到许多关于列宁的好话(的确是这样!),也听到关于斯大林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包括骂他的话。

我还记得战前经常来我家串门的那些客人———红军骑兵和游击队员、察里津保卫战的参加者。我在这里转述一段他们中的一个人讲的故事:“从中央来了一个亚美尼亚人模样的人,他从我们的这个战壕走到那个战壕。我们都饿着肚子。最要命的是烟叶早就抽光了。周围的人都在骂他。现在才知道,他就是斯大林同志!… …”我还记得1941年夏天人们投向莫斯科的目光中的忧虑和期望;记得斯大林在11月7日照常登上列宁墓检阅这一壮举;记得一个战士在1943年冬说出的那个无法译成其他语言的,尊敬、亲热之情溢于言表的称呼———“老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避不开人民的这种感受,而割断这种感受,不仅对政治活动家,而且对任何政党,都是致命的。近几十年我国灾难不断,苏共和社会主义事业土崩瓦解,这个大国解体,难道这一点不是解开这些谜的一把钥匙吗?

印成小册子的赫鲁晓夫报告是我当时的上司以极秘密的方式拿给我看的,他说:“不许把它拿出这座房子。你要出门时,就把它锁进保险柜里。”

老实说,这个杰作给我的印象是含糊不清的。那时,我尽管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但已上过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熟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了解列宁的遗产,读过所有能读到的斯大林的著作。我觉得报告人关于斯大林涉嫌暗杀基洛夫的暗示是居心叵测、十分卑劣的。报告中许多地方看得出来是在算旧帐、泄私愤、报私仇、传播机关内外的流言蜚语。事例都是带着成见挑出来的,而且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有遵循具体的历史分析的原则。

我当时自然不知道报告是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和谢皮洛夫的帮助下背着中央和中央主席团准备的,从本质上说,是他超出代表大会的议程演的独角戏。报告是在代表大会已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之后才作的,可以说这时大会已闭幕;代表们已行使完党章规定的权利,所能起的作用至多是个消极的听众而已。“二十大路线”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崩溃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我当时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凭直觉感到这是欺骗,所以后来就没有“一下子永远”成了反斯大林主义者。是的,我认为我和您一样是“60年代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只把叶甫图申科和卡里亚金、布尔拉茨基和阿尔巴托夫这类人列入这批人中,而忘记了另一类人。我指的是受过另一种思想培养、经过另一种道德熏陶后而开始独立生活、从事政治的人。对我来说,这就是童年在战争中度过,上学时学过《资本论》和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索邦(巴黎大学)与未来的“新左派”交往,处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事务和讲话。您得承认,这同样也是一种“60年代精神”,遗憾的是,这种精神在我国遭到了践踏和压制(例如,伊利延科夫的遭遇),但“60年代精神”是科学浪漫主义的精神,而不是“民主派”不久前还在大吹大擂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的精神。

还有一点。我没有写过任何“亲斯大林的”文章。斯大林的题材在我的著作中仅是顺便提及。直到1995年我才出版了斯大林文集,所收文章高瞻远瞩地预见到我国革命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蓄意营造的一定条件下将会失败,就像我们在1985— 1993年所看到的情形那样,该书的书名为《对斯大林同志说的话》,因为书的大约1/3篇幅是我写的评注,我希望这些评注十分客观地阐明收入文集的文章的优点与不足。后来我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但那也不是“亲斯大林的”,我写这些文章是因为我的一个老同事———列昂·奥尼科夫开始和我辩论。他尽管上了年纪,历史车轮陡然转弯,有必要重新看待青年时代的条条框框,但仍不想转变。他似乎没有发现,对斯大林发起的一次次进攻被利用来破坏列宁和马克思、他们的学说、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地缘政治的威信。在奥尼科夫的眼里,党内公文处理的规章和出入苏共中央的制度(他在苏共中央工作了不止一个十年,直到1991年8月为止)仍然高于历史真理。既然如此,就毫无办法了。而我的目的不同,既不为了歪曲,也不为了辩护,而是为了教育。我的目的就是为我国同胞重现作者本人———斯大林不为人知的一面,原原本本地展示他日常生活的平凡。如果这一平凡显示出了伟大,那岂是我的作用?

问:您认为自己是斯大林主义者吗?还有:您是如何理解“斯大林主义者”这个说法的?

答:不,我不认为我是斯大林主义者。按世界观来说,我是唯物辩证法的信徒,如果要用什么人的名字表明的话,那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想,作这样的自我鉴定已足够了。

至于“斯大林主义者”这个说法,无论是托洛茨基“左派”,还是右倾修正主义分子,在我国使用这个说法都是为了败坏现实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声誉。

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者”一词成了多义的骂人话。人们既可以用它来“狠揍”那些军事官僚主义管理方法的拥护者、作风专横和思维保守的人、教条主义者等,也可以用它来“中伤”那些观点鲜明、品行端正的人、不见风使舵和随波逐流的人、不随声附和和虚情假义的人。尤其是在以反列宁主义者著称的“爱国主义者”当中也出现了“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只接受斯大林的某种“强国精神”,接受某些包藏祸心的人的暗示,天真地以为,这种“精神”可以不受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影响,甚至可以与之背道而驰。斯大林要是活着,必定也要和这种“斯大林主义者”划清界限。

问: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斯大林是个草包、低能儿、偏执狂患者,等等。甚至拉津斯基在他的书和电视片《斯大林之谜》中唱的都是另一个调子。大概可以断定今天占优势的说法是把他说成元凶和恶的化身。您对这种说法是怎么看的?很清楚,斯大林是个相当复杂和矛盾的人物。但在作出历史性的评价时,您认为在斯大林的活动中什么更多一些,确确实实是恶多,还是毕竟善多?我知道,这样提问题未免太简单肤浅了,不过… …

答:“恶的化身”这种说法绝对站不住脚。在看待像斯大林这样的历史大人物时,竭力想站得比他还高,比他还聪明,这是很荒唐的。而拉津斯基就试图这么做。尤其是他用声音、眼神、嘴唇、夸张的动作扮演了两个角色———先扮演这个“元凶”,然后又扮演执法的祭司。许多人喜欢他的表演,而在我看来,这两种角色都演得糟糕透了。我以为,这种滑稽模拟作品和拉津斯基的自我滑稽表演倒是会使一部很好的讽刺歌剧增色不少… …

为了理解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斯大林,应该指出,对他这种接受过宗教教育并通晓教会关于善恶说教的人来说,不存在笼统的抽象的恶。他对恶的理解总是具体的,把它看成人和关系的体现,对他来说,私有制、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各种机会主义和反无产阶级倾向等等,就是这种恶的体现。斯大林不是恶魔,也不是天使。他可以瞄准敌人并打击自己人。他可能犯错误,同时在追求主要目标———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振兴苏联和造福劳动人民时,他也会小心谨慎和足智多谋。他的所有敌人和批评者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通常从局部思考问题。他们只看到日常的一面或局部的形势,而斯大林则全局在胸。他们想的只是一时一地,而他考虑的则是夺取世界范围的胜利。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根据地球仪部署各战场上的作战,当然是胡说八道,早就遭到驳斥。但赫鲁晓夫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了,这就是斯大林思维的广度,斯大林比任何人都善于用有限的恶为全面的福祉服务,这一点很值得思考。

至于斯大林本人,我认为,他不是恶人。但由于他经历的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由于他遇到过许多阴险狡诈和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和残酷无情的人,还由于他的精神、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孤独,才造成了这一切。为了共同的事业,斯大林从不怜惜自己,也不容许自己怜惜别人。这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的。人们不能饶恕他的正是这一点。我在这里并不打算一锤定音,更不想为谁辩解。我一直记得(也劝其他人记住):解释并不是辩解。在这里,斯宾诺莎的告诫再合适不过了: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在斯大林的活动中真的是恶多,还是毕竟善多呢?

您别生气,这个问题使我想起那个有名的口号:“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个人的幸福要为社会的幸福作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失去一切或几乎失去一切,但社会却因此受益。从具体的个人来看是恶,而从社会来看却是善。斯大林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其早期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写道:“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 …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3页)

斯大林当时没有看到协调地平衡这两种原则的方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么做就是善。今天的俄国社会抛弃了这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后又获得了什么好处呢?

问:列宁和斯大林。众所周知,对这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另一种说法则完全与之对立。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比如说,列宁会不会赞成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所作所为(尽管历史不承认任何假设)?

斯大林是否搞了自己的“热月政变”?

在这些年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可以取代斯大林?

而最主要的是,您如何解释1937年以及斯大林的镇压、古拉格等这个话题?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话题已成了评价斯大林乃至我国历史上整个苏联时期的决定性的、象征性的话题。

答:您一股脑儿给我提了这么多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够写一本书了。我只能尽量简短地谈每个问题的实质。

1.无庸置疑,斯大林认为他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承认这一点对他这样一个在个人生活中别无所求同时也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是最高的评价和荣誉。早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时,他在同斯塔先讨论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时说,“第一个提出两个制度合作思想的是列宁。列宁是我们的导师,而我们苏联人,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也不会偏离列宁的指示。”(1947年5月8日《真理报》)

在这方面,斯大林给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上了直观的道德教育课,而他们都没有听进去。请注意:他是“第一把手”中唯一一个没有贬低而是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会说,因为那是列宁。可是像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和拉特舍夫这样的“民主派”,他们的言行却充分地证明,他们为了几个美元,连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尽管在列宁晚年他与列宁的关系很复杂,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

过去有人谈论列宁和斯大林的“友谊”,说他们是聊不够的“两只矫健的雄鹰”,这种不经之谈一向使我厌恶。但有一点是可信的,即列宁对作为组织者的斯大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对他的信任超过对其他人的信任。正是这一点使与列宁一家(确切些说是与娜·克鲁普斯卡娅)关系密切的人都警觉了起来,他们就是列宁在病塌旁搞阴谋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托洛茨基。中央责成斯大林监督必需执行的医嘱,却经常有人违反医嘱。在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作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关于这一情况见O·N·洛普欣《列宁的病、死和遗体防腐———事实与神话》1997年莫斯科版)。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斯大林避免了这一后果,(尽管赫鲁晓夫试图证明情况相反)。斯大林经受住了这一最严峻的考验并当之无愧地接过了列宁的接力棒。

2.列宁会不会赞成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所作所为?

列宁未必会毫无争议地赞成,不仅对斯大林如此,就是对取代他的别的任何人也是如此。请您自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马克思会毫无保留地赞成列宁(甚至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所作所为吗?您一定会得出类似的答案。

问题的要害在哪里?

请那些以为我的话是承认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主义的人先别高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斯大林是一个按他的认识程度并且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允许他的程度来说的忠实的列宁主义者。

为什么列宁会批评斯大林的工作呢?

第一,因为列宁虽然年龄并不比斯大林大很多(大9岁),但毕竟属于更成熟更有教养的一代,属于革命者中的“老年派”。

第二,因为列宁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战略家知识面更广泛、认识更深刻,他处理许多问题时不愧为导师,而斯大林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理论用于检验实践时总是严格的,而实践的背离严格理论时往往是宽容的(尤其是可以以出于不得已相推托时更是如此)。如果列宁能够分析1924年和以后年代苏联的事态的话,一定也会表现出这一永恒的矛盾。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继任人———这是正常的、务实的、创造性的和诚实的人通常的特点。如果列宁评价我们走过的道路时也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给人鼓劲的宣传口号:“老同志,你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的话,那列宁就不成其为列宁了。

3.斯大林是否搞了“热月政变”?

没有,他没有搞过(略)。1794年的热月政变的一整套做法与斯大林的实践毫无共同之处。众所周知,“热月政变”这顶帽子,是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给大多数中央委员戴的。他以此暗示工作政权有“官僚主义蜕变”的危险(这是列宁早就警告过的)。但却失去了分寸感。托洛茨基这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激情的演说家和颇具才能的著作家,并不是个冷静的分析家,也不具备从事长期的和顽强的组织工作所必需的自持力。因此,他的见解往往言过其实。因此,许多往往只是不良倾向的东西,他就视为既成事实。因此,他在攻击斯大林及其战友时甚至号召颠覆苏维埃制度,包括要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遭到失败… …

您在读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时,会猜出其中似曾相识、但决不属于斯大林时期的东西。在今天,通过几十年的经验来看,当时工人阶级专政制度无疑是巩固的。工人阶级专政制度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是伟大卫国战争和迅速恢复被侵略者破坏的国民经济。总之,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是正确的。但“热月政变”这一题材并没有为他们俩用完。赫鲁晓夫在1956— 1961年旧话重提,他从思想政治上动摇和瓦解苏联共产党开始,然后一举提出以“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国家。他虽然没有从外国政变史上引用豪言壮语和具体事例,但却正是他开始了一个把列宁主义共产党人推向法国雅各宾派当年所遭受的那种失败的过程。

令人奇怪的是,托洛茨基的推测和结论从本质上说更接近于我们的今天,而不是他那个时代。他对苏维埃政权蜕变(继赫鲁晓夫之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将这一蜕变加速了,他们实际上是按赫鲁晓夫的模式干的)的描绘可以说相当出色。斯大林似乎退出了游戏。只有奥尼科夫一个人继续毫无道理地谴责斯大林“取消苏共”、“谋杀”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真正用托洛茨基早在20— 30年代的雄辩风格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热月政变路线辨护(见1997年12月2日《独立报》)。

4.在这些年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可以取代斯大林?

没有。

甚至在列宁时期,这样水平的干部后备军也寥寥无几。列宁了解自己所有亲密战友的价值。他把斯大林提拔到俄共(布)中央总书记的岗位,即担任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机关这三个机构的协调工作,决不是偶然的,总的来说,这一提拔本身被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说关于20— 30年代人的评价,对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存有疑问,那么在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由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是适宜的,这一点对任何思维健全的人来说都不会引起怀疑。“胜利不是依靠了斯大林的领导,而是违抗了他的领导才取得的”之类说法,理应公正地视之为咬牙切齿的胡说八道。这已被不胜枚举的大量事实所证实。

您能想象谁可以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的职务吗?

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是图哈切夫斯基?加米涅夫还是叶戈罗夫?伏罗希洛夫还是铁木辛哥?莫洛托夫还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还是卡冈诺维奇?唉,都不行。即使伟大的朱可夫也胜任不了这一统领全局的角色。更不用提加里宁或赫鲁晓夫了(当然他们各有各的原因)。

我不想重复斯大林在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老对手和老伙伴丘吉尔盛赞斯大林的那些名言。只想引一段罗斯福的反应。这位美国总统对他儿子说:“这个人善于行动。他始终有目标。和他共事是一种满足。从来不拐弯抹角。他陈述的问题就是他想讨论的问题,决不回避。”

斯大林的典型特征是,他一生都在学习,从未间断。斯大林在青年时代是一个有才能的诗人,他离开宗教学校后,教过数学和希腊语,后来全面掌握了地下革命工作的本领。他学过新闻和军事、外交和经济管理、历史和语言学。斯大林在1930年9月8日休假时写给他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的信中请她把梅斯科夫斯基的英语自学课本给他寄去,在1931年9月14日的信中又请她寄去《工人中等技术学校》电工技术分册和黑色冶金分册。您能设想那位“新思维”的缔造者会请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做类似的事吗?

问:而最尖锐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镇压和古拉格这个话题?尤其是1937年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先从1937年说起,这一年不单单是镇压。这一年还成功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发扬俄罗斯精神的全民联欢节形式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根据苏联新宪法进行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

选举法和选举办法的变化标志着十月革命后历史上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最重大的民主改革,而这就发生在1937年。

全国上下政治热情高涨,劳动积极性迸发,这就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但我不掌握关于当时苏联现实阴暗面系统的统计材料,包括破坏活动和消极怠工方面的事实。但这样的事实不少。我不认为,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讨论这一问题是无事生非,是在与风车搏斗。这次会上谈到了阶级斗争的反复,并且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经验作出了判断。

关于这次全会我们知道些什么呢?只知道斯大林作了报告和总结(见《斯大林全集》第14卷)、伏罗希洛夫讲了话(《俄国军事档案》1993年第1分册)。叶若夫的报告谈的是什么?争论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从赫鲁晓夫的话中所了解到的那些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大规模镇压的政策,其借口是:随着我们向前推进、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离社会主义越近,敌人就越多… …”(《“伟大十年”的光明与黑暗———赫鲁晓夫及其时代》1989年列宁格勒版第63、64页)对上面提到的材料进行分析就可以驳倒这些说法;还有一些材料至今尚未公布。

希特勒圈子散布的关于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红军最高指挥机关酝酿亲法西斯阴谋的传闻不能不引起斯大林和最高领导层的警觉。这类信号早就出现过。侨居国外的白俄对这位军事首长表现出不正常的兴趣。早在1930年时,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就不得不进行了相应的审查。1930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以明显松了一口气的口吻写道:“至于图哈切

夫斯基案件,后者看来是百分之百清白的。这非常好。”但历史并没有到此为止。1937年5月,斯大林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的亲笔信函,谈到在我国正在策划一起与德军总司令部和盖世太保里应外合的军事政变。后来,1961年,在苏共第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不经意地提到了“这个异乎寻常的消息”。斯大林处在他的位置上,当然要立即果断的采取行动。

贝奈斯的信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相关决定现在还没有找到和公布。1961年4月26日什维尔尼克就甄别1937年提出的对一批军事领导人的指控向赫鲁晓夫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奇怪的(《俄国军事档案》1993年第1分册)。在这个调查报告中,明显的漏洞和破绽比比皆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信只字未提,字里行间让人感到把矛头完全对准了斯大林。

“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民主派的”《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这样写道。这个数字时而被缩小,时而被夸大,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批评者”的好恶。对这种肆无忌惮的歪曲和谎言谁都不负责任。他们恬不知耻地为这些歪曲和谎言辩解,因为这一切对今天的当权阶级有好处。然而,这种做法是不可能永无终止地继续下去的。1997年10月24— 31日《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学者协会周年纪念提纲提到了“早已确认的事实:1921—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被判处死刑的近64.3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

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是否拿起了“注定灭亡者的武器”呢?正是如此。

革命的法制是否遭到了破坏?无辜的人是否因此受害?同样正是如此。对此斯大林(与其他人一起)应当负责。

为什么在公正地惩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同时,又“炮制了”迫害无辜者的案件呢?

这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官僚主义和邀功请赏的愿望,部分原因是由于护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文化水平低下。然而,主要原因毕竟不在这里。我们现在握有大量事实和文件,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许多无辜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员之所以受到迫害,是由于阶级异己分子(白卫军、刑事犯罪分子等)钻进了这些机关,他们把自己的职位当作反对苏维埃的阶级斗争工具。幸而党把这个问题查明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联共(布)中央1938年一月全会的决定、由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7日《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察》的决定。但被无辜杀害的人无法复活了。

我的父亲在光荣地服过军役后没能逃过监狱,他在莫洛托夫(彼尔姆)州的内罗勃拉克呆了6年。关于古拉格情况,我从他那知道的比从索尔任尼琴描写中得知的要多许多倍。然而父亲的“遭难”,并没有决定了他和我对整个苏维埃政权、包括对斯大林的态度。我及时认识到,对于思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这一尺度太小,而且有步骤地利用它来达到类似目的,只能使社会倒退。大家都看见了,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如此。

问:斯大林和希特勒。您知道,西方乃至我国的某些作者早就把他们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因为希特勒只杀异族人,而斯大林杀本国人民。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类比是侮辱性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全面(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和道德上)摧毁和根除法西斯主义方面做得比斯大林多。反法西斯主义贯穿在我国30年代的整个宣传之中。

斯大林“杀”本国人民?……这是蓄意灌输给人们的谬论,如同迫使人们习惯于黑暗统治和妓女、街头乞丐和赌场的富人、劳动人民失去财产和政权、失业、拖欠工资和服从美国的支配一样。

斯大林1935年12月1日在联合国收割机手会议上论证扩大谷物生产的必要性时说:“在我国,现在大家都说: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29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加就比过去快得多了。死亡率减低,出生率增大,因而净增数字就大得多。当然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现在我国每年净增人口约300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而这样一来,要养活的人就愈来愈多了。”(《斯大林文集》第78— 79页)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与俄罗斯今天的状况比较一下吧。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

问:有人指责斯大林有排犹主义。这同样是个带标志性的评价。您对此如何看?

答:斯大林不是排犹主义者。他是俄罗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即反种族主义者和反纳粹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也反对纳粹意识形态变种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

排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俄罗斯的敌人,欺骗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劳动人民的人居心叵测地混淆这两个概念。排犹主义和反俄主义都是灌输对某一具体民族的人(不管其观点、行为、政治派别)下意识的、本能的恶感。灌输错误的看法,认为某一民族的人明显有缺陷,不可能是完美的人,不可能是生活和斗争中的可靠的同志。换句话说,排犹主义和反俄主义都是为了制造两个民族的缺损情绪,使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分裂他们,分而治之。

斯大林作为一个俄国的、苏联的共产党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者,不是也不可能是排犹主义者。在他的身边就有一些犹太族的人物,斯大林批评他们的错误,处分过他们,但也器重他们的信念、才智和组织能力。人们还记得像卡冈诺维奇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梅赫利斯和扎尔茨曼、德拉贡斯基和爱伦堡、越飞和李维诺夫… …这样一些重要活动家的名字。谴责斯大林排犹,不是因为他迫害了犹太人,而是因为斯大林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反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影响无产阶级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

不能否认,在上述思潮中,在托洛茨基和亚戈达挑选的干部中,犹太人有时占大多数。但斯大林不是出于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动机,而是出于阶级政治动机。用前者偷换后者是不诚实的。

大名鼎鼎的亚·雅科夫列夫狡猾地掩饰犹太复国主义,他有一次声称,应该区分作为宗教现象的犹太复国主义和作为政治现象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说法错就错在他在前一种情况下把犹太教说成是犹太复国主义,使“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说法合法化,似乎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这么说。但是在目前出卖灵魂的大众媒介泛滥一时之际,乍看上去毫无恶意的词语的替代不仅导致世界观的崩溃,而且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形,这种情况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吗? … …

不能抹杀斯大林在把犹太民族从希特勒种族灭绝魔掌中解救出来、建立以色列国过程中起的杰出作用。但有人会说:“斯大林同时也粉碎了苏联各部门里的孟什维克小集团的老巢,不能容忍`神选'子民的观念,不允许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区。等等。”对这样的论据应该以这样的问题来回答: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这样做难道不对吗?许多批评斯大林的人,包括许多硬说他“排犹”的人,回避的正好是这一立场,而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客观性。

问:目前您正准备出版并已经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补卷。据我所知,第14卷和第15卷已问世。第16卷也即将出版(已于1997年出版。———译者注)。那么,您在这几卷中发现了斯大林的什么新的东西没有?

答:斯大林对我来说不是发现。我的目的是让别人自己去发现斯大林。

我想,我如果说斯大林是20世纪被弄得最神秘莫测的杰出人物的话,是不会错的。他起初被鼓吹个人崇拜的高论弄得神秘莫测,与活着的同代人隔绝,后来又成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贬损和诽谤的牺牲品。真理对所有这类胡扯八道之徒总是避之惟恐不及。形象地说,那时要想多少了解一点斯大林,就得把赞颂的象形文字译成诽谤的楔形文字,而不是译成正常的、易懂的、亲切的俄语。这就是神化—魔鬼化的恶性循环,打破这一循环是我的义务。

我天生就是个怀疑论者,我信奉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不过补充一点:“包括对自己的怀疑”。因此,我认为我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斯大林),也不为任何人辩护。如果我国还保持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种“严酷的”秩序和风气,我不知道我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难道出于这种考虑或者个人或者类似的考虑就该违反历史公正的原则吗?判断公正不公正的根据,应该不只是个人或自己家人和亲属的命运,而是从事(体力和脑力)生产劳动的人、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即创造者—人所处的社会地位。

我觉得,这三卷书的出版使从1951年出了第13卷就被腰斩的《斯大林全集》得以完成(作者去世后,已经出版的第14卷和第15卷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被紧急收回销毁),这三卷可以把斯大林这个人从吹捧和凌辱的石棺里拉出来,成为与其他人平等的人(因为死是最好的平衡器和“民主派”)。在这几卷中隐藏着他个人的悲剧,关于这一悲剧他只向他的母亲一个人说过(而且也只说一了部分)。他在1934年3月24日的信中说:“我能忍受自己的命运… …娜嘉去世后(斯大林的妻子娜·阿利卢耶娃于1932年11月8日自杀。———译者注)我个人的生活当然很艰难。但是没关系,一个刚强的人应该永远是刚强的。”

关于斯大林流传着许多半真半假的笑话。其中一个透露出真正幽默的笑话现在已有文献为证。斯大林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患重病甚至早已去世的问题时说:“据我所知,外国报刊报道说,我早已离开尘世,去了阴间。由于对外国报纸的报道不能不信,不信就要被逐出文明人之列,因此我请您相信这些报道,不要再来打扰我在阴间的安宁。”

得承认这是对西方市侩一记漂亮的耳光。一个偏执狂患者、一个厌恶人类的恶棍、或者如“民主派”徒劳地力图证明的一个十足的浅薄之徒,未必能写出类似的文字来。

《斯大林全集》战前的一卷以及其他两卷给人的印象是,他与劳动人民有着广泛和多方面的交往。他们是冶金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军校毕业生和地铁建设者,甜菜种植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联合收割机手和棉农,飞行员和军事领导人,煤矿工人和高校工作者… …斯大林对每一行业的劳动者都能找到合适的话语,表现出他熟悉那一领域的专业,对所有人都能提出切实可行、明白易懂的任务。而今天国家和社会“领导人”的风格与至今仍被斥之为“极权主义”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最后一点。在我国历史中,几乎半个世纪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而能用来填补这个黑洞的文献材料现在被拿出来公之于众的只是点点滴滴,丧心病狂地要用历史受虐淫和自卑情结的精神来改造老百姓,难道这种做法是正常的吗?显然这样做是对有些人有利。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如果不花大力气祛除身上的这种魔法,就无法振作起来。

问:您认为斯大林这一话题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吗?在我看来,它除具有纯历史的意义,还有某种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人的清心寡欲、毫无私利、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等品质难道不使人肃然起敬吗?而这些品质在我国现在的领导人身上是见不到的。

答:毫无疑问,斯大林的话题超出了纯历史意义的范围。列昂·奥尼科夫不无道理地给他挖苦我的第一篇文章一个这样的标题:《谨防斯大林第二次降世》。

略谈两句具体情况。我第一次到斯大林在沃伦什的别墅是在1966年秋。从1968年秋至311969年底(前后13个月),我在那儿工作,为了完成中央的任务几乎足不出门。所以我可以直接而具体地描绘这个人当年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斯大林实际上没有什么财产。他住的房子属于国家(或者党?),虽然房子装修得符合他的趣味。所有的人都指出那幢房子里有两个“奢侈品”:四壁和部分天花板用木板包上;地上铺了地毯。各处的家具都很简单,都铺着蓝条布。只有又宽又软的沙发引人注目,在上面休息和睡觉很舒服。据说,在沃伦什别墅有一个藏书很多的图书室,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不清楚。60年代,那位奥尼科夫曾对我说,起先人们把图书运到中央办公厅,堆在院子里,每逢下雨,就用苫布盖上。后来管理人员对这一大堆书籍厌倦了,据说就把它们烧了。即使不是如此,这个说法也是事出有因。

50年代中期,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销毁一切与房屋主人有关的东西,于是服务人员就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我就坐在以这种方式抢救下来的斯大林的桌子前办公,也看到了他临终前躺的那个沙发。房子周围的花园里曾有个树桩子,斯大林散步时,经常坐在那上面吸烟斗,这个树桩被挖掉烧了。池塘里的一条小船也给烧了。很难说是谁以这种方式来发泄他卑劣的怨恨,但这种野蛮行为是事实。

斯大林的日常生活看上去甚至比哥尔克的陈设还简单(略)。

列宁和斯大林的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和祖国服务和彻底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使形形色色的资产者感到不解和害怕。这些资产者也不会懂得,俄罗斯期待的和能够接受的只是这样的领导人。俄罗斯只有在这样的领导人领导下才能站立起来,并且怀着感激之情缅怀他们。

所有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谜”都是杜撰出来的,目的是愚弄普通百姓,把他们同真正的人民领袖对立起来,偷偷地把那些自己捞也不反对别人捞的自私自利的衣冠禽兽塞给老百姓。

关于今天的领导人我不想多说。他们与苏联的巨人有天壤之别。但有一点我认为有必要特别谈一谈。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学识渊博又具有创造力的人物。他经常向专家们请教,询问有关事实和统计方面的数据,而且他的文章和报告从来是亲自动笔。他严格遵守脑力劳动的道德,决不剥削这一劳动。不能设想斯大林会成为形形色色摆弄是非之徒和“博学之士”的俘虏,而正是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使戈巴乔夫产生他将面临新转折的幻觉。

我目睹60— 90年代可称为制造领袖的过程,不得不痛苦地指出那种认为“领袖”可以从随便什么人当中“造出来”、“吹起来”、“捏出来”的肤浅之见流毒甚广。只要有钱,就能掌握大众传媒。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出了什么样的“产品”,难道还不清楚吗?在那些拥用老的、强大的垄断资本及其幕后“预报器”、早就形成议会传统的国家里,“带有附加器(金融势力、广告、顾问、讲话撰稿人、形象设计师)的领袖”也许能够履行自己的公职,而俄罗斯需要的是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自学成材者。

“大家可知道彼得大帝?只要俄罗斯能够存在,生命对他并不足惜”。这句话再好不过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关于真正的俄罗斯领袖的认识。我们的祖国需要的不是“造出来”的实用主义的政客,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者。斯大林尽管个性和生活道路复杂,却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今天反对这样的人,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卑鄙的。

译自1998年1月15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四期

下

维·科热米亚科按:1月15日《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这一谈话发表后已过去很长时间,但读者的反馈意见仍在纷至沓来。编辑部为我收集了一大捆信件。这些来信是多么充满激情、令人感动和耐人寻味啊!这似乎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谈当今生活中与人们息息相关的一切。

其实,情况就是如此。十分清楚,近几年来人们对斯大林的兴趣以及对我们整个苏联历史的兴趣大大提高了,这恰恰与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有关。国家的瓦解与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强大形成巨大的反差。社会主义有目共睹的成果的毁灭,尤其令人信服地凸显出苏联制度的优越性,是这一制度使劳动人民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得到了现实的社会保障。而斯大林这个伟大的人物,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即使远不是他的一切都能让人接受,但与今天那些掌管这个分崩离析、地位下降的大国的侏儒相比却是真正的巨人。国家的分崩离析和地位下降是由他们的背叛、出卖和无能造成的。

读者要求继续关于斯大林和他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谈话。许多读者来信谈到这一点。不仅是那些认为斯大林对祖国、对俄罗斯作出的卓越功绩是绝对无可争议的人,还有不少来信,其中或者一如既往,坚决完全拒绝接受这位国务活动家乃至与他有关的一切,或者存有各种各样的疑虑、不解和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又邀请理查德·伊万诺维奇·科索拉波夫来继续讨论斯大林这一话题的原因。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以下简称“问”):理查德·伊万诺维奇,我想,您对收到这些针对《并不神秘的斯大林》的观点各异的来信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当初我在准备上次谈话时,就对您说过:这个题目太大,也许永远也谈不完。即使今天,在理解这个历史人物方面的许多框框当然都受赫鲁晓夫二十大上所作的那个有名的报告的论点的惯性影响,因为这些论点在若干年里几乎成了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随着“改革”的开始,电视和报刊围绕斯大林展开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恶意中伤。反斯大林的惊涛骇浪劈头盖脑地向人们袭来,在这股强大的心理宣传攻势面前,“普通”人很难、有时是不可能识别真理和谎言的。

当时谎言真是层出不穷!既有粗野的、赤裸裸的谎言,也有隐晦的、精巧的谎言。比如,您也许还记得“改革”时期流传的那个“一击致命的”说法吧,据说杰出学者别赫捷列夫在20年代为斯大林作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别赫捷列夫因此遭毒杀。而且引用的是别赫捷列夫孙女的话,而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话。

如今,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捷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说了实话:压根儿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别赫捷列娃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种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真有过这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捷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的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

真是好手段!今天有多少读者会在报纸谈别的话题的大块文章中注意到这个一笔带过的坦白呢?可当时发行量达几百万份的《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以及其它大量“改革派”出版物却把“斯大林是偏执狂患者(也就是疯子!)”的结论作为无可争议的科学事实硬塞给读者。当时造成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啊!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执掌国家达30年的竟然是个偏执狂患者……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人们还远未摆脱这类震耳欲聋宣传的影响,他们没有机会更清醒和更客观地看一看这个被变成魑魅魍魉的人物。加之如您所知,反斯大林的宣传和从前一样仍在极其广泛地进行着。哪怕回忆一下两套关于领袖之“谜”的电视系列片就行了,这两套由爱德华·拉津斯基用其动听的嗓音为之解说的片子接连在第一频道播放。

顺便提一下,他用的是老办法:为了使人得到“更深刻的”印象,不妨多多撒谎!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哥里的小孩在小索索·朱加施维里(即斯大林———译者注)的教唆下把一头猪赶进了犹太教堂。他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瞧,他认定的斯大林的“排犹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的!

但是这件事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是一位112岁高龄的格鲁吉亚犹太女人说的。他在许多年前已迁居以色列,当然也早已谢世。一个112岁的老人能说些什么呢?她能记得什么?随便什么都记得,更确切些说,谁需要什么,她记得什么。她究竟说了这件事没有,也无从考证!但是拉津斯基的“消息灵通”令人吃惊。原来,一位东正教神父在赶猪事件发生后教育教徒说:“有几个迷途羔羊几天前在一个教堂里犯下了亵渎上帝的行为。”但索索,即未来的斯大林,却始终不明白:怎么能保护信仰别的宗教的信徒呢?!

于是许多人都对这十分明显的捏造信以为真… …

理查德·伊万诺维奇,我谈这些是事出有因的。我通过分析对我们《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这一谈话的种种反应得出如下结论。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读者(也许是我国整个社会)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在战胜不公正和不诚实的反斯大林宣传的催眠术之后,能够客观而深刻地弄清另一些理由和事实,看到(也许并不是对斯大林的一切都完全接受)这个强大人物是真正的爱国者、强国元勋、共产党人。

第二类人和从前一样绝对不能接受斯大林。这类可以说是疯狂的反斯大林分子,其典型代表就是工程学博士л·A·克利亚奇科教授,不久前您在《真理报》上答复过他。

但还有第三类人。在我看来,这些人不在少数。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明白、意识到过去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上了反斯大林宣传的当。然而他们仍有大量问题自己解答不了,而在报刊上、甚至在我们共产党的和爱国者的刊物上都找不到答案。今天我就想请您关注一下这一类读者。希望您能尽量帮助他们弄清那些令他们不安且至今又未解开的问题。

理查德·科索拉波夫(以下简称“答”):是的,我在阅读关于斯大林话题的来信时,也发现写信者中这类人很多。

问:我挑出了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极为典型。作者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穆尔津,老职工,养老金领取者。他71岁,1951年加入苏共。住在别尔哥罗德州切尔尼亚卡镇。(略)他写道,“有一个迫切的请求:请告诉我关于斯大林这个人的全部真相。1月15日的那一天报纸发表的《并不神秘的斯大林》这份材料很有意思。哲学博士理查德·科索拉波夫教授在与维克多·科热米亚科的谈话中大致勾画了斯大林作为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大战略家的这个人。引用了斯大林同时代的一些杰出人物、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政治家———丘吉尔、罗斯福及其他人对斯大林的评价。然而`画外'仍留下了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报刊并未作出真实的回答。我当然不把沃尔科戈诺夫之类作者算在内。就是说,我们目前只知道一部分真相。我的问题是……(略)

第一个问题,如果斯大林忠实于列宁的遗训,那么为什么他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仅有几个人,即他的走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等)除外?”

答:在我看来,“无情地消灭了”、“列宁近卫军”、“走狗”———这都是赫鲁晓夫分子和戈尔巴乔夫分子蓄意在大众宣传中制造的标签。它们明显地带有偏见和主观色彩,最好不要使用这些字眼儿。

“列宁近卫军”这一术语从本质上说是革命前曾直接与列宁一起工作过的一群老党员富有浪漫色彩的自称。这群人的构成并非严格固定,因此,尤其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少自称近卫军的人开始想方设法挤进这群人里去。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60年代列宁格勒的同志笑着给我讲了这样一件趣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为了纪念某个节日,试图统计一下还健在的冲击冬宫的参加者。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前来登记者之多,竟连冬宫广场都无法容纳。“列宁近卫军”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比如,1917年8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的思想政治斗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就把自己也算在“列宁近卫军”之列,并把自己的垮台看成是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

忠于列宁的遗训,是指忠于列宁的学说,忠于革命辩证法,忠于劳动人民,而不是忠于那些认识列宁(有时只是偶尔相识且只有一面之交)的人;是指彻底地、创造性地并灵活地在实践中贯彻列宁主义,而不崇拜任何“神牛”;是指为社会自由、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思想服务,而不是为“白发人”服务。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上,以格·叶·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大吵大闹。列宁的遗孀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当时赞成这个反对派的观点,她在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问题上同与会的多数人发生争论。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过了一会儿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以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这一看法对于那些自以为是“列宁近卫军”的人更加适用。

不能否认,30年代的镇压殃及更多的是第一批党员,其中许多人是上层阴谋和诽谤的无辜牺牲者,许多人参加了派别斗争。列宁就说过,他也知道有“这样的天晓得的老布尔什维克”。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其他反对派的“老布尔什维克”中有许多正是这样的人。

著名政治学家”Б.П.库拉什维里写道:“1936年下半年,列·达·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师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清洗发展成了暴力肆虐。革命者忘记了`人血不是水'。真要命!”(Б.П.库拉什维里《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1997年莫斯科版,第24— 25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的情况下,以其它更温和一些的方式消灭“第五纵队”,这在理论上和道义上是可以设想的,可是在实践上却发展成了大恐怖。

当人们说斯大林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时,利用的往往是人们的不知情。其阴险狡诈之处就在于,第一,把不属于斯大林的残忍行为算在他的帐上;第二,有时把那些地道的反苏分子描绘成“列宁近卫军”。拉·莫·卡冈诺维奇证实说,“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时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

问:第二个问题,“列宁大致地勾画了合作社计划。其基本精神是坚持志愿原则,树立集体经营的正面样板,`不许对农民发号施令',合作社可以有各种形式,等等。斯大林对农民怀有刻骨仇恨,歪曲了列宁的计划,用暴力匆忙地建立集体农庄,消灭了农民中最勤劳的那部分人。这该如何解释?”

答:说斯大林对农民怀有“刻骨仇恨”,这和“无情地消灭列宁近卫军”一样,纯属无稽之谈。这是“民主派的”大众传媒蓄意向千百万人大脑里灌输的毒汁。斯大林是手工业工人(鞋匠)和农妇的儿子,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如果说他仇恨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剥削工人和农民的老爷。

斯大林坚决遵循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但经济落后和战争迫近这一严酷条件、贫苦农民的压力和地方政权的帮倒忙导致了执行整体上正确的路线时出现偏差和走样。

加速农业集体化是由粮食紧张引起的,而粮食紧张又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居民增加、红军需求增加有关。

那些写文章说斯大林对农民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在欺骗天真幼稚的人,他们以此掩盖耐普曼分子和农村财主对普通工人的刻骨仇恨。当时在完成粮食收购计划时遇到了困难,面临饥荒的威胁,这些情况从20年代后几年开始加剧。这一点表现在农村出现财产上的急剧分化上。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规规矩矩地按国家价格交粮,而富农则把余粮囤积居奇,要求将价格提高一两倍。斯大林对参加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的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哈萨克斯坦的一次会议上,鼓动员花了两个小时劝说粮食持有者把粮食拿出来供应国家,可是一个富农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79页)

斯大林决不主张“拖住不放”的政策。他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上说,“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用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付富农。但是行政手段不应当代替经济措施。”(《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6页)斯大林在1928年1、2月份的西伯利亚之行促使他的观点变得严厉了。视察中亲眼目睹的一切使他确信必须采用急进措施。然而这时主导他的也不是虚构的“仇恨”,而是社会和经济上的必要性。

散布关于“仇恨”谎言的作者往往掩盖了一些事实,包括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和《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1930年)。这些文章及时详细地分析了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错误,指出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方式方法。主要错误有:1.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2.违背了列宁的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也就是说违背了集体农庄建设速度快慢不一的原则;3.违背了列宁的不容许任意跨越尚未完善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原则。(参看《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47— 252页)

说“斯大林用暴力匆忙地建立集体农庄”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件事情上的恣意妄为遭到了党的领导人的谴责和制止。他们对地方官员过于急躁也持同样的态度。中央在1930年1月《关于集体化的速度》的决议中将苏联各地区分为三类,确定组织集体农庄的期限为一至四年,正是这个决议在许多地区遭到破坏。在“赶超”口号下,许多积极分子患上了狂热病,以致“企图用自己的行政热情来弥补集体农庄运动快速发展所缺少的因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50页)。所有这一切分析和评价都是斯大林本人作出的,而不是赫鲁晓夫或戈尔巴乔夫作出的。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就像谢德林笔下的游手好闲之徒,一边把社会主义和祖国挥霍一空,一边对干活的老马吆喝:“驾,该死的,驾!… …”

穆尔津同志跟着民主派文痞们说斯大林“消灭了”农民中最勤劳的那部分人,这又是言过其实的中伤。20年代后半期的统计材料表明,苏联农村尽管在革命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富裕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但仍然很穷。л.A.奥尼科夫写道:“在这些年里,富农户不到4%,中农户占63%,贫农户占22%,雇农户占11%。”(《独立报》1998年5月19日第8版)“民主派”抓住不放的卑劣神话是把农民基本群众即贫农和中农统统描绘成一群懒汉和酒鬼(俄国人民对辱骂完全习以为常!)。可是不知为什么没人记起,富农富裕程度的提高,与其说是靠他们的辛勤劳作,不如说是靠受奴役的同村穷人的劳动。现在又有谁还会捍卫昔日的农村无产阶级呢?

问:第三个问题:“1933年人为地制造了饥荒,因为那一年并没有发生旱灾。这出于什么目的?”

答:现在,每当人们说到30年代初人为地制造了饥荒时,都不提是谁制造了这次饥荒。一切似乎不言自明,是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引起了饥荒,尽管事实上这完全是由另一些势力的行为所致,而这些势力却不愿抛头露面。

饥荒是富农对集体化抗拒的后果。请好好读一读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吧。那里以文献般的精确揭示了整个斗争。

不仅大规模地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取代先前的、过时了的结构,在实践上总要伴随暂时的生产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包括反集体农庄的鼓动,导致违反常理地大量屠宰牲口;春耕时组织破坏性(经常以土匪的恐怖相威胁)的怠工。斯大林对丘吉尔承认说,“这挺可怕的,一直延续了4年。俄国为了避免出现周期性的饥荒,不得不用拖拉机来耕地。我们被迫走上这条路。许多农民同意跟我们一起干。对有些坚决不愿干的人,我们把北方的地分给他们去耕种,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即那些坚决不愿干的人)都极不得人心,被他们的雇农消灭了… …”(参看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75年商务印书馆版,第4卷第3分册第733— 744页)第二年,即1934年,粮食危机就解决了。在这方面,新诞生的集体农庄制度的威力发挥了作用。中央十一月全会取消了凭卡供应制。

问:理查德·伊万诺维奇,不用我告诉您,“斯大林和科学,斯大林和科学家”这个话题受到多少人的利用和歪曲。有一些确有其事的反面材料(例如,在某一时期对遗传学和控制论的态度)成了种种喧嚣一时的捏造的依据,因此在这方面作出可说是真正不分青红皂白的概括。把共产党和苏联的领袖说成是十足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是迫害一切新生事物、先进事物的人。第四个问题与此有关:“斯大林还十分仇恨思维超前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和农业专家。还下令把他们消灭。但对假学者特·杰·李森科却偏爱有加。这该如何解释呢?”

答:这个问题把斯大林描绘成“刻骨仇恨”一切的人,完全是一个神话,失去了一切分寸。何况事实已说明,先进的科学家,包括世界著名的学者,刚好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在20— 40年代得到了最有利的创造条件。他们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和巴甫洛夫、约费和科罗廖夫、韦尔纳茨基和米丘林、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库尔恰托夫和图波列夫、斯特鲁米林和瓦尔加、齐钦和威廉斯、格列科夫和塔尔列、潘克拉托娃和涅奇金娜。这样的人多得不胜枚举。

说斯大林“下令把他们消灭”,可是斯大林从来没有下过任何这样的命令。所有(我要强调“所有”)极其重要的(更不要说是决定人的命运的)决定,斯大林都是在征得其他负责人员的意见和同意后才作出的。

李森科的事情说起来不那么简单。他作为有经验的农学家,以其谷物春化处理和土豆夏季载培的方法而驰名。苏维埃国家借助这些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尤其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粮食问题。这位实践型专家的研究成果及其实际产量与许多遗传学家长年累月观察果蝇突变的纯理论操作相比,收效显著。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太信任李森科,对他作为有潜力的理论家给予过高评价。李森科要创造性地发展达尔文主义的意图后来未能实现。但这决不能说明斯大林对待科学的整个态度。我们迄今尚未失去在教育和宇航技术领域、在核能和电子学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这都应归功于斯大林时期科学的繁荣。

有些科学家,包括大科学家曾遭到镇压而牺牲。但对这些事情都应分别具体加以分析。否则我们可能会上伪证和蛊惑宣传的当。

问:第五个问题是针对您上次谈话中的看法的,即您说钻进惩罚机关的异己分子搞了破坏。来信的作者认为没有发生过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他写道:“如果说托洛茨基分子钻进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已经是斯大林时期了)机关,那么这只能归咎于亚戈达。众所周知,尼·叶若夫和拉·贝利亚可都是斯大林亲自挑选的。”

答:托洛茨基分子和从事托洛茨基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在斯大林执政以前,确切些说,是在他开始在苏联领导层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前就已经大量地存在于这些“机关”里了。但我说的不仅仅是这些人。我还指沙皇尼古拉时期的宪兵头子B.Ф.准科夫斯基及其同僚,指某些作为“专家”参与侦探工作的旧军官。流亡国外的白俄中心曾下令其在苏联的代理人千方百计要打进护法机关中去。正是这些干部队伍中的“起爆药”预先决定了30年代的许多悲剧性冲突。任何人甚至无所不能的斯大林也不能完全将之排除。

的确,叶若夫和贝利亚是斯大林亲自挑选的。但他们没有成为捷尔任斯基和明仁斯基。叶若夫在“肃清”托洛茨基的地下活动人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后来失去了分寸是有罪的,因此才受到惩处。贝利亚在1938至1940年间为推动对无辜受审者的平反和释放做了不少事。他在卫国战争时期(他在国防委员会中负责飞机和发动机生产、飞行团的组建和调动以及武器弹药的生产)和战后年代(他被认为是原子能工业第一任总管)是一个重要组织者,但他更以其残忍和阴险狡诈而臭名昭著。迄今为止,他仍是斯大林身边最神秘的人物之一,顺便说说,他对斯大林生命的终结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从已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1953年3月1日晚斯大林得了中风,当时他孤身一人呆在房间里。警卫人员发现时已是22点以后。好长时间未能挂通最高领导层中任何一个人的电话。只是过了半夜,将近3月2日凌晨3点,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才赶来。这两个朋友在病人躺着的沙发旁站了一会儿就打算离去,贝利亚还责备卫队长洛兹加乔夫说:“你干嘛大惊小怪的?没看到斯大林同志在熟睡吗?再不要打扰斯大林同志了,不要叫醒他!”只是快到9点医生才出现。就这样,斯大林在失去知觉、没有医生护理的情况下躺了半夜。“战友们”采取的这种态度无异于蓄意地,也就是说,行同犯罪地加速了斯大林的死亡。

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打发走两个他最亲密的、最可信赖的助手,一个是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另一个是卫队长弗拉西克(他从察里津时起就在斯大林的身边)。于是他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前苏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斯大林去世后,人们在检查他在沃伦什的别墅时,在阁楼上发现了装有汞的几个小盘。汞挥发的蒸汽比空气重。汞蒸汽下降到房间里后对居住者的健康是有害的,会使人丧失劳动能力和活力,危害其肾功能,等等。当我就此事向一个医生咨询时,这个医生对我说:“我不信。当时警卫十分森严… …”但没有了弗拉西克,显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是贝利亚而不是别人发动了败坏斯大林威信的运动,这未必是偶然的,这一点从与“医生案件”有关的材料中不难发现。而关于在斯大林别墅里发现汞的事,至今没人写过,而且暂时也别指望有谁会进行相应的内行的侦查。

有人说,斯大林成了他本人建立的官僚制度的牺牲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似乎是对的。但他在身体状况尚好时,尽管不无困难,还是能够及时地打击这一制度,控制住局势的。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只要回忆一下下面的情况就够了。是他(正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1938年制止了大镇压罪恶的惯性,是他在1942年就解决了军事指挥干部的问题。斯大林不是不知道,他负有重大责任,他早晚会成为被质问被批评的对象,伊·斯·科涅夫元帅就对康·米·西蒙诺夫谈到过这一点。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战之初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他给西方面军打电话,非常激动地说:“斯大林同志不是卖国贼,斯大林同志不是叛徒,斯大林同志一身清白,他的全部错误就在于太相信骑兵,斯大林同志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扭转局面的。”(康·米·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199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第331页)西蒙诺夫和科涅夫认为,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斯大林已经极度张皇失措,缺乏坚强的主心骨”,他们说得未必正确,但从这些话中的确可以感觉得到斯大林的激动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形象地说,对于斯大林来说同样祸福难测,并且这一点他知道得并不比别人差。

斯大林是一个悲剧英雄的现象。但后来影响我国整个命运并且应该归罪于他的主要之点,却并没有受到谴责。他在卫国战争年代出色地组建了举世无双的红军领导班子,却没有为他身后留下相应的党的接班人。阿·伊·米高扬回忆说,“1947年有一次,斯大林提出建议,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人员中培养五六个人,以便当中央考虑需要时能够接替我们。他反复说过几次,坚持这么做。”(B.B.普里贝特科夫《机关》,1995年圣彼得堡版,第81页)。但正如结果所表明的,他不是官僚制度的对手。他个人的悲剧以至整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在这里。

问:这六个问题我们前面已有所涉及。但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很尖锐很敏感。来信的作者毫不掩饰对您所持立场的嘲讽。这个问题是:“斯大林关心红军的巩固。为此就该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消灭4万个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国内战争中所有杰出的统帅都被消灭了。难道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吗?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人民呢?而伟大卫国战争刚刚开始,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军事骨干却被消灭了。他们也妨碍斯大林同志吗?”

答:对我前面已经谈过的我不作重复。我只指出,效法心理战大师们的做法,现在“消灭”一词被用在所有在20— 50年代受到任何一种处分———从工会或共青团的警告、墙报上批评到枪决———的人身上。疯狂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从这个“统计”中得出了牺牲者的数字,有时超过了全国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人数。

穆尔津说“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实际上是让36898名军人退役,这是国防人民委员部根据如下考虑执行的:1.年龄;2.健康状况;3.违反纪律;4.道德上不稳定;5.政治上不可信。其中9579人(1/4)被逮捕。退役者中许多人当然提出申诉,专门建立的由叶·阿·夏坚科(时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总局局长)领导的委员会审理了这些申诉。因此1940年5月1日前总共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其中包括因政治原因退役的10700名(截至1941年1月1日归队人数几乎达15000名);1500多人被释放;近70人被判处枪决(见《1941— 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国家军事干部》,1951年莫斯科版)。斯大林在1941年5月评论这些事件时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总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被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证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 …”(《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2页)

但这仅是被反苏分子拼命夸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国的后方毕竟巩固了。正如B.И.涅达什科夫斯基和Э.Д奥亚佩尔夫所写,“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真理。真理只有一个”———我们发誓!》,1997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版,第108页)举例来说,有一个与经常被人提到并被人惋惜的图恰切夫斯基行为有关的事实。这位元帅在1936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葬礼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巴黎一次会见时对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说:“部长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国。至多用不了几年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7月3日)瞧,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斯大林还“不能发现”这位“国内战争杰出的统帅”在朝哪里瞧,那他可真是个可怜的傻子了。

至于说在卫国战争之初“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军事骨干”遭到惩处,那么遭到惩罚的恰好是那些使我们的空军直接毁于机场上的人,法西斯分子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要知道,当时有人对军人的义务持有另一种态度。由尼·格·库兹涅佐夫指挥的海军舰队就持这种态度,他们击退了敌人的第一轮进攻。我理解穆尔津的嘲讽,西班牙的老战士当然并不“妨碍斯大林同志”,但他们给他、也给全国人民制造了麻烦。

问:第七个问题(略)是:“斯大林恢复了,确切些说,重建了宗教裁判所。这能符合斯大林宪法吗?他派孟什维克维辛斯基和刽子手乌尔里希领导这个裁判所。”

答:“宗教裁判所”一词是从亚·尼·雅科夫列夫及其同伙的文学“作品”中拿来的,是用来否定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上存在过的惩罚机构,包括宗教裁判所在内,它们的活动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这里使用这个词的目的是对捷尔任斯基领导的以某种形式执行阶级斗争任务的部门进行脱离历史的中伤。

“宗教裁判所”显然与我国1936年至1977年实行的苏联宪法是不相吻合的。但我国是否存在过宗教裁判所,这一点还需要加以证实。光说苏联总检查长安·亚·维辛斯基以前是孟什维克还不够。由此也得不出任何结论。应该具体地研究一下他所做的工作。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从前都曾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寻神派等等,但后来他们在斗争中都表现得很出色。例如,其中就有扎戈尔斯基和沃洛达尔斯基、乌尔茨基和安德列耶夫、波克罗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马耶斯基和扎斯拉夫斯基,等等。他们都是有独创才能的人,仅指出每个人过去的一段历史还不足以说明他的一生。

我不想替“刽子手乌尔里希”负责。不错,斯大林对他的批评性评价是相当严厉的(见《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4— 35页)。但为了全面地评价这个人,需要有更具代表性的材料。

问:第八个问题是:“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宗教裁判所还在大干特干。只要回忆一下`列宁格勒案件'就够了。”

答:好吧,那就让我们回忆一下吧。我认为,B.M.茹赫赖在其《斯大林:真理和谎言》(1996年莫斯科版第299— 380页)中对这一事件的阐述很有意思,也十分令人信服。不过还应该回忆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这一案件中还掺杂了其它的动机。

斯大林本人对提拔有才干的列宁格勒人B.K.沃兹涅先斯基和阿·亚·库兹涅佐夫担任国家和党的高级职务是起了作用的。他不够谨慎,让周围的人明白了,将来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苏联政府的首脑,而库兹涅佐夫则是中央的首脑,而贝利亚对这些材料极为关注。(略)

有人告诉我说,斯大林开始没有批准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后来同意了,再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但为时已晚… …这一事件和我提到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尚未彻底搞清楚,虽然它们被利用来为赤裸裸的反苏目的服务。最后的结论并未作出,那么将来什么时候会作出呢?

问:谈了这么久,我们该总结一下了。总的说,您对穆尔津的信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л.A.克利亚奇科(关于他,我已和您在《真理报》上谈过)也好,伊·费·穆尔津也好,他们都是典型的庸俗地把斯大林魔鬼化的牺牲品。赫鲁晓夫需要把斯大林说成魔鬼是出于极其狭隘的政治和政客目的。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班苏共和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战略上鼠目寸光、由于戈尔巴乔夫一伙的叛卖,把斯大林魔鬼化就变成了全面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和反俄罗斯的势力。

问:在谈话结束时,我想听听您对这样一个尖锐的,可以说是微妙的问题的看法:斯大林本人在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有许多胡说八道、远离实际的说法。赫鲁晓夫的蛊惑宣传就是一个例子,他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纂者之一”(《“伟大十年”的光明与黑暗———尼·谢·赫鲁晓夫及其时代》,1989年列宁格勒版第94页)。对此,迄今为止尚未有人举出确凿的证据来反驳,然而证据是有的。我指的是已发表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见《斯大林全集》第16卷第70— 90页),这一修改给那些阿谀奉承者泼了一盆冷水。然而在这方面更为有意思、更令人信服的是刚刚发现的这本书的作者集体与斯大林谈话的记录,这是历史学家B.Д.马恰洛夫于1946年12月23日当时记的。

斯大林的意见:

“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

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

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

你们是按这样的调子来描写的:跪下对你们描写的那个人顶礼膜拜。活见鬼的教育家

… …

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 …

你们说我有关于战争经常性和暂时性因素的学说,这在任何一本战争史的书中都提到过。

或许我强调得更多一些,更明确一些,仅此而已。

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

这是在把人培养成奴隶… …

要是我死了呢? … …对党的热爱是不能这么培养的。要是我死了,那时该怎么办? … …”B.Д.马恰洛夫写道:“斯大林同志手边放着一本装桢精美、带有插图的《斯大林传略》。斯大林指着这本书问道:

`干嘛要出这样的版本?'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联共(布)中央宣传局局长。———理·科索拉波夫注)试图为发行少量带插图的版本辩解,他说图书馆、俱乐部等单位需要这种版本。

斯大林针对这一点说,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图书馆。这种版本令人恶心。

关于巴库那段历史,说我去之前那里的布尔什维克什么都没有,我一出现,一下子就全都改变了。

一个人创造了一切。信不信由你!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需要建立骨干。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骨干在巴库已经形成了。这些人的名字我在相应的地方曾列举过。

涉及另一时期的情况也是这样。像捷尔任斯基、伏龙芝、古比雪夫这样的人生活过、工作过,可是没写他们,他们都不存在… …

卫国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那时需要找一些有能力的人,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锻炼。这样的人就聚集在红军总参谋部周围。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 …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 …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

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

问:是的,的确非常有意思。而且是以斯大林的那种生动方式… …

答:这是多么生动的画面啊!可能有人会对我说,斯大林不能始终如一,他毕竟允许别人写(或者自己添加了?)对他的溢美之辞。但对这一点也应该辩证地想一想,不要从狭隘庸俗生活的、奴才的心理(黑格尔语)出发、而是要从社会的角度来作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把他足以团结人民稳定局势的(无疑是在几十年斗争中赢得的、建立的、当之无愧的)社会政治威信同他个人短暂的一生区分开来的。从某个时候起,他把这一威信看成似乎是剥离了的、单独存在的、集体所有的成果,破坏这一成果会损害积极的进程和共同的福祉。

请看斯大林是怎样斥骂他的儿子瓦西里的吧,瓦西里是个勇敢的飞行员,但被他的朋友和上司宠坏了,做了许多越轨的事。“你以为你是斯大林?”父亲怒气冲冲地说。“你以为我是斯大林?”他用手指着自己的画像喊道:“他才是斯大林!”这个小小的情节解开了整个问题。这问题不那么简单,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产生的结果。

这对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帮不了忙。功名心(在某种程序上每个正常人都有)和虚荣心(心理不健全者独有)是完全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前者推动人去创造,后者追求私欲。创造没有时空界限。只有担任职务时,才会有“职务上的私欲”。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

问:这种情况我们在生活中见得多了。在地方上在一个州里有,在全国最高一级上也有。有多少有意吹起的肥皂泡“啪”地一声在我们眼前破灭!

答:正是这样。让我们再回到伊·费·穆尔津提出的问题上来,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根据当时的情况、当时的而不是今天的人与人的关系气氛来研究。我再举一个例子。

30年代初德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参加了欧洲一批知识分子就苏联48位制造饥荒的专家被判刑提出的抗议。但爱因斯坦在后来更仔细地了解了这一案件的情况后,不得不改变了看法。他说:“我当时经过长时间的忧郁,只是相信那些请我签名的人了解内情、为人正派才签了名,此外,我当时认为完全负责执行极其重要技术任务的人蓄意破坏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心理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今天我对这一签名深表遗憾,因为我对我当时的观点是否正确已失去信心。我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在苏联的特殊条件下可能发生在我的常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事… …”爱因斯坦补充说:“苏联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西欧很快就会羡慕你们的。”(《真理报》1931年9月19日)

西欧羡慕过我们的成绩。我们如果在最近几十年中继续保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责任感和历史分寸感、保持明智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创造激情,西欧本来还会羡慕我们的。

问:理查德·伊万诺维奇,您是否认为您(和我一起)在为斯大林“涂脂抹粉”?某些来信就提出了这类谴责,我们也不能不加以考虑。我觉得下面这个警告尤其重要,这就是斯大林的某些方法在当今的条件下很可能完全为了另一些目的被利用来确立另一种独裁… …如果您同意,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次再谈。

答:我当然同意。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很大的话题。也很特殊。现在我只是想指出:我以为,我根本没有对斯大林“涂脂抹粉”。我只是介绍了他生活和活动中被歪曲或被蓄意隐瞒的一些事实,也就是说,我在抵制诽谤。

在今天需要这样做吗?我以为永远都需要。而在当前情况下尤其需要,因为通过消灭斯大林开始消灭我国的社会主义,而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消灭社会主义变成了消灭我们的国家。为了拯救国家,为了国家真正的复兴,我们今天才必须了解关于我们苏联历史的真相,包括关于斯大林的真相。

我不想给谁以忠告,但我认为,没完没了地反复说,造成我国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都是“斯大林和他确立的极权主义制度”(例如奥尼科夫及其他许多人就是这么干的),是一种坏腔调的标志。当年有谁、在什么时候把尼古拉时期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归罪于亚历山大一世呢?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类似的不恰当做法比比皆是。

对某些人来说,难道不是该在公正的历史镜子中照一照自己尊容的时候了吗?难道不是该明白,把苏联的过去说得一塌糊涂不过是为了拙劣地掩盖今天他们的无能吗?

译自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