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监督文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监督理论为基础，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监督文化，以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为参照，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毛泽东关于监督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当代监督文化是对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对推进当前的监督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监督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监督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得到共同遵循的一系列关于监督的观念、思想体系、心理、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具有引导、规范和调整监督行为，稳定和变革监督体系的功能。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是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监督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所构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生活、完善党内监督”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将监督摆在了特殊重要的位置。而完善监督离不开监督文化的作用，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主要来源、基本内容及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萌芽、形成和成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中国化的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民主监督理论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监督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上，确定了其监督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决定国家理论，“产生于社会的国家只有在社会的参与、监督与制衡下才可能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质，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该理论是社会制约、监督国家的哲学基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监督制度的基础”。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和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等组织的过程中，孕育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监督思想，主要是确立了民主选举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与相互批评，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内容。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指出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让人民拥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以监督和制约政府，进而保证人民授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最后，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践中，为反对官僚主义、保护新生政权，特别强调了人民的罢免权和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指出“正是苏维埃与劳动‘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种特别形式的罢免制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现在应该极力发展这种形式”，为毛泽东在政权建设中实践民主监督理论提供了借鉴。

(二)中国传统监督文化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文化土壤

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监督文化深刻影响了他的监督文化思想。一方面中国传统监督文化注重道德监督与文化监督，如“民贵君轻”“保民而王”体现了朴素的民本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强调了监督的重要作用，“纳谏为圣，拒谏为昏”从道德上约束君主接受监督，“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则劝诫臣民要主动进行监督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监督文化重视监督制度和专门监督机构的作用，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来，建立和发展了独立、系统的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但是，中国传统监督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人治传统、等级顺从意识、官本位等负面文化因素，同民主、法治这两大民主监督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在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监督文化的精华，并融入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精髓，实现了从传统监督文化向社会主义监督文化的转变。

(三)中国历史发展经验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重要参照

1947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之问时，之所以敢于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考查和分析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总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关于中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的由盛而衰、不断更迭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最终导致“人亡政息”。那么，要跳出这个周期律就必须实行人民民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经验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重要参照。

(四)中国革命与建设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从建党之初就开始注意在党内和革命政权中实践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1921年到1927年，由于缺乏党的建设经验，党内主要是强调集中，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领导。这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有很大关系，从而也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内民主监督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担任主席，中华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其相关文件中明确规定，广大劳动人民有权选举代表管理国家并撤回不合格的代表，使政权处于劳动人民的监督之下。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更加自觉地在全党推行集体领导体制。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制定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实行普选制度和参议会制度，赋予广大边区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民主政权置于边区人民监督之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强调监督对于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性，将监督文化思想运用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与管理之中。这充分说明中国革命与建设是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形成、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实践基础。

二、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监督文化”的概念，但从他的一些相关论述和行为活动中可以梳理和总结出其监督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毛泽东认为监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核心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主体对于自身行为结果和客体的功效与意义进行理解、判断、取舍的系统化观念，具有行为导向、塑造人格、凝聚力量的重要功能。毛泽东继承了人民观这一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观，提出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为了人民监督、依靠人民监督，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取向，毛泽东实质上提出了人民主体的监督价值观。具体来说，首先是人民主体观。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人民群众才是中国革命、建设和人民政权的真正主体，必须坚持并落实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确保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得以充分实现。因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既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也是保证无产阶级政权拒腐防变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对自己的政权进行监督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是任何人都不能妨碍和否定的。其次是人民利益观。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表明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那么监督工作也必然要立足此出发点，以人民利益为最高追求。最后是人民民主观。关于人民民主的实质，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坚持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决定了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必须以确保属于人民的权力能够真正用于为人民服务、巩固和维护人民民主专政为根本目标。

毛泽东做出的这种价值判断是以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为依据的。他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因此他提出，“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三结合等群众管理形式，发挥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和政府，让党和政府处于人民群众的制约与压力之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不违背人民意志、人民政府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长期支持和拥护。

(二)毛泽东认为监督关乎党的事业成败，应以爱护干部为监督工作的出发点

毛泽东对监督重要性的认识，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和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深刻总结与反思，以及对党和政府滋生腐败的可能性的清醒认识。他将监督提升到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高度，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告诫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而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无疑是“预防这种情况”的主要方式，他号召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监督的重要作用。而要发挥监督的这种重要作用，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以爱护干部为监督工作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广大党员干部是共产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应本着关爱和保护干部的目的对其进行监督，防止他们犯错误，使他们保持清正廉洁、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与建设工作，这是关乎我们党能否保持肌体健康、能否取得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的大事。他指出，必须善于爱护干部，“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这表明在他看来，调查问题、惩治干部只是监督的消极意义，而以爱护干部为出发点，及时发现问题的苗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其改正错误、防止犯更大的错误才是监督的积极意义。

(三)毛泽东认为应营造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参与监督的良好氛围

毛泽东认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都参与进来并负起责任，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为此，一方面，他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主张加强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充分理解监督的重要意义，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去除错误思想、形成自律。激发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自我监督、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主动接受监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主张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分子，在全党统一思想、规范言行、整肃作风、形成威慑，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接受监督。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延安整风”“三反”“五反”等运动，严肃处理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并提出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缺点和错误，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强调既要坚决开展监督工作、纠正问题和错误，也要坚持以挽救干部为目标、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从而营造了良好的监督文化氛围。

(四)毛泽东认为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具有认同、支持和主动接受监督的态度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一方面有赖于人民群众行使历史主体和当家作主的权利、积极地监督党和政府，另一方面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保持对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在主观上愿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首先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具有认同、支持和主动接受监督的积极态度。毛泽东反复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维系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谦卑开明的姿态，自觉主动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建议、意见和批评，“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而如果不具备这种积极的态度，党员干部就有可能逃避监督、拒绝监督，就会有滋生官僚主义、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强调各级党员干部应该坚决地与贪污腐败分子和不良作风作斗争，从严从重地处理那些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党员干部，以发挥教育和警示作用，使其他党员干部形成认同和支持监督的正确态度。

(五)毛泽东认为实现有效监督应发挥制度、纪律和精神道德的规范作用

一是重视制度的规范作用。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体现了他高度重视制度条件对于监督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推动下，主要形成了四种具有监督功能的制度:一是民主集中制与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统一的制度，有利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贯彻群众路线，听取来自党员群众的不同声音，防止独断专行和脱离群众。毛泽东说，“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充分发挥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保持党委内部相互协作、相互制约，防止独裁和分散主义错误的监督作用。二是民主生活会制度。毛泽东认为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并经常召开，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为党员干部提供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平台，让大家在会上把问题和情况说清楚、讲透彻，相互对照检查、提出解决措施，是防止和正各种问题、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有效方法。“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三是群众信访制度。毛泽东认为建立一套党委政府受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制度，通过听取群众反映情况、查看群众来信内容，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各级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了解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与作风状况，形成对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的监督约束。在他的领导下，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要求各地实行人民通讯员制度和建立人民检举接待室、设立举报箱，鼓励和欢迎群众监督。1953年他又提出:“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四是报告制度。毛泽东认为中央必须密切与地方的联系，及时掌握地方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以监督和指导地方工作。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内和军队内出现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作出建立报告制度的决定。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1948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分局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二是高度重视纪律的规范作用。毛泽东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纪律性是我们党的一大先进性，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能够发展壮大、战胜敌人、取得政权的重要保证。他在红军初创时期就定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他认为纪律须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作用，“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而要发挥纪律的规范作用，就必须反复地强调纪律、开展对纪律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强烈的纪律意识、自觉地遵守和维护纪律，并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同时，他指出纪律同样适用于人民群众，强调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也要遵守一定的纪律而不能脱离纪律、一哄而上，“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三是特别重视精神道德的规范作用。毛泽东认为一切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都有其思想认识根源，他相信用崇高的精神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来教育人、陶冶人，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因此，他特别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认为应通过思想教育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他反复跟党员干部强调要正确认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和相互地位，要做勤务员、为人民服务，而如果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就必定会被打倒，“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他痛恨贪污浪费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风，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清正廉洁。“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的区别就在于“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他号召全体党员学习白求恩张思德等先进榜样，树立崇高的革命精神。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相信一个党员干部如果具备了这些精神道德品质，就很难会去犯那些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不良作风的错误。

三、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顺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党的监督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推动监督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完善党内监督的战略部署，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监督文化理论。当代监督文化是对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对当前的监督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有助于培养高度的监督文化自觉

监督文化自觉是指各级党委政府、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监督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高度的监督文化自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思想前提。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有助于培养高度的监督文化自觉:一是有助于我们认识监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从监督文化的概念来看，对监督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归根结底是对监督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一方面，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监督理论中国化，坚持人民主体观、价值观和民主观，从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出发，阐述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依归，论证了人民监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规律，深刻阐释了监督对于党、国家、军队发展的关键作用。这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发展形势，将监督作为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将完善监督和反腐倡廉置于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二是有助于我们把握监督文化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毛泽东从党建和治党的系统观点认识监督，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党委集体领导、民主生活会等制度的监督功能，强调党内民主对于监督的前提作用和监督对于党建和治党的保障作用。这昭示了当代监督建设必须从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高度和视角去完善党内监督，同时将加强党内监督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要通过民主集中制将党内领导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使监督工作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效结合。三是有助于我们党担当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面对“四个考验”和“四种危险”，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党内监督的历史重任。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光辉内容，将引领、支撑我们党完成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历史使命。

(二)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指明了监督工作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首先，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价值目标是根本一致的。党内监督是要通过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监督是要通过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地监督党和政府，使党和政府不偏离人民的意志。两者根本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实际上是要以党内监督为主、以人民监督为辅，以党内监督带动人民监督、以人民监督支持党内监督。这既是对人民监督的肯定，也是党进一步把握监督规律后所做的正确判断;最后，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将群众路线作为人民监督的基本方法。当前的监督工作，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人民群众做实事、谋实利，使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和其他监督方式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有序开展。

(三)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回答了监督工作为谁监督、怎样监督等关键问题

首先，当前我国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仍然严峻，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揭示了我们党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实行最全面、最严格的监督，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一切违背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腐败行为与思想作风，并实施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政策与制度安排。其次，毛泽东关于爱护干部、治病救人、重理想信念和廉洁自律等思想已经成为当前的监督工作的基本原则，指导着监督活动的开展，这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得到充分彰显，如“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党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等规定都是对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最后，毛泽东关于依靠监督抵抗一切“政治微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保持党的纯洁与健康的理想目标在当前得到重申和具体化，即通过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继承，还使这种理想目标有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四)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对于有效监督的重要作用

当前的监督工作继承了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通过大规模的打击腐败和思想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监督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反腐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净化了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民心。厉行“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严抓全体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教育。将完善党内监督设定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宣示了党加强自我监督的坚强决心。强化了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反对腐败的政治定力和责任感，坚定了广大党员、人民群众对监督的信心，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营造了认同监督、信任监督、支持监督的良好氛围。

(五)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内涵的监督规范为当代监督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毛泽东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在监督中的作用。监督制度建设，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牢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一方面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做人民公仆。另一方面扎紧制度的笼子，将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和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作为加强监督的“牛鼻子”，凸显制度建设在监督中的关键作用。毛泽东时期形成的民主集中制、党委集体领导和民主生活会等重要制度安排，在当代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二是充分发挥党纪党规的规范作用。毛泽东对于纪律规范的高度重视直接被当代党内监督继承，表现为既将党纪党规的执行情况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又强调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修订和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使党纪党规更加健全、更具约束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推动党内监督迈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对毛泽东监督文化思想的重大发展。

（作者简介：颜佳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哲学与行政文化研究。方浩伟——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