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未能出国留学原因探析

摘要

青年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他并不反对有志青年出国留学获取新的知识和经验，振兴中华、报效祖国。事实上青年毛泽东一直有出国留学的打算，也曾经制定了留学日本、赴法勤工俭学、组织游俄队赴俄的留学计划，但最终都未能成行。究其原因主要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使其留在国内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为新民学会“殿后”，以期在国内建立一个“可大可久”的基地;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其留学目标由法国转向苏俄;随着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践，根本无法实现出国留学的夙愿。

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袖，与大多数领导人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相比，青年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他并不反对有志青年出国留学获取新的知识和经验，振兴中华、报效祖国。事实上青年毛泽东一直有出国留学的打算，也曾经制定了留学日本、赴法勤工俭学、组织游俄队赴俄的留学计划，但最终都未能成行。关于青年毛泽东未能出国留学的原因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如下深入分析。

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使其留在国内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

改造中国和世界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树立的远大目标。20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村长大的毛泽东，对广大民众的痛苦遭遇深表同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深感痛恨，对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表示担忧。

早在读私塾时毛泽东就不太喜欢读枯燥难懂的经书，喜欢阅读反对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读了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后，毛泽东的视野更加开阔，萌发了爱国思想，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10年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他给父亲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句,表达自己追求真知、拯救国家的宏大志向。在报考东山学堂时，他在试题《言志》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他在该学堂求学时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也深受国文老师的喜欢和赞赏。当在《世界豪杰英雄传》这中阅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后，毛泽东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也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华盛顿是经过8年战争获胜后才建立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在离开东山学堂之前，毛泽东还给自己取名“子任”。(同上)可见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萌生了改造社会的想法。

1911年抱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目标的毛泽东来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当他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表政见。为了表示对清王朝的彻底决裂，毛泽东还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弃笔从戎，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参军期间，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把每月七元的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了解时事政治。南北议和后，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半年后因学校的课程不能满足毛泽东自己的求学欲望，毛泽东便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读书的生活。在半年的自修中，毛泽东广泛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受到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知道世界很大，中国很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通过观察，毛泽东还发现：在湘乡、韶山一带，“一般人的生活都过得不好”，这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改革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毛泽东深感青年人责任重大，前途广阔。这些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有益思索，无疑为他后来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求学目标产生了极大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该校合并到第一师范)。 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储才蓄能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立下的人生志向。针对当时多数人喜欢成为实业家、军事家、教育家的立志，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立志应该是首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求得“宇宙之真理”，然后为实现真理而奋斗。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要多关心天下国家大事，要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苦乐联系起来，指出：“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必须刻苦攻读”。毛泽东把救国和学习、掌握真理紧密结合起来，为救国而立志求真理是青年毛泽东求学的主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天下纷纷”，民不聊生，虽有一些变革主张，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事业、教育等只是抓住了枝节问题，未能从根本上找到救国之道。只有掌握了“宇宙之真理”，才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而只有 “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为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倾其全力去探索宇宙的真理。虽然此时毛泽东对自己要找到的真理是什么并不十分明白，但却明确表达了毛泽东真心求学、打好基础，将来报效祖国的学习目的。

当五四前后青年学子纷纷赴法国求学时，毛泽东没有盲目随从，而是选择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毛泽东虽然出国求学未成，但他绝不是反对出国留学的人，而是“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毛泽东制定的出国求学计划，从最初的东渡日本求学到赴法勤工俭学，再到组织游俄队，赴俄国求学，均反映出毛泽东出国求学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寻求真理，拯救祖国。他说：“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我们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毛泽东鄙视以“出洋”为“镀金”或“做官”的人，钦佩关心祖国前途命运、抱着研究匡国救世之道而学习的“栋梁之材”。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首次谈到留学问题时就提出：出国留学前要先掌握国学大要，然后再出洋“求西学大要”，回国后仍要继续探索解决救国救民的方法。

毛泽东并不崇拜西洋文化，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思想道德必真必实”，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主张对于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要有“自己真正主张”，不能“盲从”，被人“所利用”。关于留学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先研究和了解中国国情，打好本国文化基础再出国，若出国前没有扎实的国学基础，移植的西洋文化未必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寻找出路，改造中国社会的崇高使命促使毛泽东留在国内，研究中国的国情。1919年3月毛泽东对自己放弃赴法留学做出的解释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同年夏，当徐特立邀其一同赴法留学时，毛泽东说“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1920年3月，在给周世钊的长信中他也写到：“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以下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讯得多，可于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未免有点本末倒置，而且“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在此后的通信中，毛泽东也多次对其同学和朋友表达了留在国内研究中国国情是其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好途径的想法。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解释自己当年不去法国求学的原因时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由于青年毛泽东把自己求学的目的与寻求真理，拯救祖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放弃了赴法留学的机会。实践证明，正是由于青年毛泽东立足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况，才使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把握超过同时代中国共产党其他任何领导人。当他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后便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际中，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从而使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贡献最大、创造最多、水平最高。

二、为新民学会“殿后”，以期在国内建立一个“可大可久”的基地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毛泽东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为建设未来而储才蓄能”，成为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然而“奇杰”也非圣贤，单凭个人奋斗，读书求真理，不可能达到救国之目的。为此毛泽东毅然决定，“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提出要“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周围聚集了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他们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都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毛泽东经常邀同学、朋友讨论如何求知、求真理的问题。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成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上专门讨论了“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

由于湖南交通闭塞、政治思想文化落后，在思考将来选择何种职业更能施展抱负时，多数会员都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为会员的共识。6月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专门讨论了赴法勤工俭学和“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认为“留法勤工俭学有必要，应尽力进行”。8月中旬，毛泽东来到北京，承担起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的重任。

在积极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及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的同时，毛泽东对新民学会“向外发展”的战略方向作了统筹考虑。不赞成学会会员过多流向法国，提出“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就“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很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改造中国与世界”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如果新民学会会员过多聚集在巴黎一个地方的确会造成人才的浪费，毛泽东希望学会骨干要尽量分散到各地去，通过对各国实际和各家学问的深入了解，“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当地起到领导核心作用，最要学的是一个人要有能力去组织一个党派并团结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毛泽东关于学会人才配置要合理的看法，得到了在法国留学的萧子升的认同，他在1920年写信给毛泽东说：“‘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这两句话，极得我心，我对于你也早有意不扯你来法了。”

当学会会员大部分都走了之后，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为新民学会“殿后”,在国内建立一个“可大可久”的基地。据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会员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润之和我两人留在北京”，“开始准备都去，后来详细商量，润之主张不要都去，北京比长沙好，我们留下来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没有一两个人，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毛泽东还与罗章龙商定:罗章龙负责学会在北京的工作;毛泽东返回长沙开展学会活动。“双方商定三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必能有所成就。”后来当萧子升在法国来信动员罗章龙赴法留学时，毛泽东也不赞成，认为：“若把学会骨干都动员到国外考察、学习，学会就可能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也谈不上有学会的基地了。”新民学会成立不久，总干事萧子升就去了法国，学会的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润之兄应当留在国内”是当时新民学会会员的共识。萧子升认为：毛泽东 “留在北京，一方面可以继续求学，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去法国的人需要有个可靠的人在北京联络”。蔡和森作为毛泽东的挚友对毛泽东的能力和胆识是非常了解的。早在1918年7，蔡和森就曾提出：毛泽东是留京的最佳人选，“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1920年6月向警予自法国写信给毛泽东转达蔡和森的意见，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

毛泽东主张把有限的会员适当分散到各地、各方面寻求救国之法的同时，也主张要留人在湘从事教育，普及知识、开启民智，培育紧缺人才，建立改造中国的基地。他曾与蔡和森函约：“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之基础，以为后来活动的地步”。“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为此，毛泽东还劝罗学瓒留湘从事教育：“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往保固是一面，然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这样既可以发挥你的特长，便于研究有关学问，还可以“育才作会务之后盾”。到1920年底，新民学会成立时的十二“圣人”及后入会的骨干绝大多数都出国了：多数人去了法国，傅昌珏等去了日本，李思安等去了南洋(新加坡);留在国内的已寥寥无几：杨润余等到上海、罗章龙入北大后成驻京代表，只有毛泽东、何叔衡等留守长沙从事教育，“就地培育改造中国社会最紧缺的人才，对工人、小商贩等社会阶层做了大量普及知识的工作”。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谈到会务进行问题时也说：“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我都愿意进行”。

毛泽东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目标，不仅为新民学会会员出国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而且为了保证学会有人在国内“殿后”又一次次留下来“集合同志”、并为学会发展建立“可大可久基础”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他以革命事业为重、个人利益服从学会发展大局需要的崇高理想和伟大品行。

三、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其留学目标由法国转向苏俄

毛泽东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如果说1919年3月，毛泽东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主要是为新民学会“殿后”的需要，那么同年夏、秋，毛泽东谢绝徐特立和罗学瓒的赴法之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发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俄国成为“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于是把目光转向了俄国，向往着去俄国考察和学习。1920年2月他在给陶毅的信中写到：“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说正和李大钊等商量这件事，为此“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一个月后又致信周世钊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同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又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在组织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经验的同时，也积极组织研究会会员赴俄学习，毛泽东又成为湖南青年赴俄留学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0年毛泽东把留学目标由法国转向俄国，主张赴俄勤工俭学主要是由西方列强和苏俄政府截然不同的对华政策造成的。鸦片战争以来英法俄日美等国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外交讹诈等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独立主权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在中国社会沉沦和中华民族抗争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以继承先辈未竟的事业为己任，时刻关注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形成了以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中华民族权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仇日亲俄为其要，以揶揄蔑视英法美等列强成其趣的对国际时局和国际关系的最初认识。

毛泽东最早提出反日主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毛泽东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言志诗句。1916年又提出：“日人诚我国劲敌”，并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疾呼：“国际上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这是毛泽东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较之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紧迫性的较早表述。

本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主导战后新秩序的协约国列强竟然无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分赃会议。毛泽东对于美英法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争权夺利相互争吵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和讥讽。在《可怜的威尔逊》、《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等多篇短文中揭露和抨击了美英法三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分账活动。指出：美国总统威尔逊“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围包满了克勒满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一类强盗。”他们争吵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毛泽东还称法国首相克勒满沙是个“无知的老头子”，“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得很呵!”“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和预见。协约国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丑恶表演不仅将瓜分中国等落后国家的侵略政策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也将资本主义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全部击碎，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

与仇日、蔑视美英法等列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很有好感。因为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执行的是与列强侵略中国完全不同的政策即平等友好的对华政策。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1920年4月湖南《大公报》刊发了宣言的中译本。虽然苏俄政府后来并没有完全兑现宣言中的承诺，但该宣言的发表还是给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凌辱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热情宣传和歌颂十月革命，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认为俄国是劳农专政的新型国家。“俄国的政治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典范，必将“普及于世界”。各国人民要想求得彻底解放，“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俄国的旗帜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和经验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就成为毛泽东的最新选择。

四、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无法实现出国留学的夙愿

1917年8月，还在一师求学的毛泽东致信黎锦熙说：“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办事、教书为下”。“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毛泽东把自己毕业后的人生发展道路设计为：以求学为主，做事教书为辅;而求学则以先在国内研习“国学大要”，然后再出国研习“西学大要”。但是当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并没有按照这种设计去做。面对动荡的湖南政局，特别是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的现状，毛泽东积极响应杨昌济老师的建议，决定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向外发展，赴法国勤工俭学，使其担当起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重任。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为湖南籍青年赴法国求学之事奔忙的同时，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馆员的机会，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文学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介绍新学说的报刊书籍，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政治兴趣不断增长，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到黎锦熙家交谈“办报事及世界问题”。据黎锦熙回忆，毛泽东当时“不拟在京久留，想回湖南搞运动，并打算办一小报。”1919年3月，毛泽东积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出国赴法留学，而自己却留在国内。对此，他解释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毛泽东倡导的是大留学政策。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就是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不但喜欢读有字之书，而且还强调要读无字之书，注重社会实践。他尤其反对空洞的口号，强烈主张读“无字之书”，“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当他意识到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了解的还不够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抛弃激烈发展的国内革命斗争形势而去异国寻求书本上的真理。于是送别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后，便从上海急速返回湖南，决定集中精力研究解决国内问题，为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扎实的基础，直接投身于火热的反帝爱国革命斗争实践中。

回湘后，毛泽东对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5月又向学生骨干提出：我们的斗争，“一、是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二、要有统一组织，使力量集中;三、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此前，毛泽东一直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谛。但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冲击下，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从此以后毛泽东就彻底改变了毕业后“读书为主，教书、做事为辅”的最初设想，以崇高的使命感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直接投深到火热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先后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创办、主编了《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办自修大学，发动、主持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开展上述革命实践活动，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民众的大联合”是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完全赞同蔡和森的意见：“先要建立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已经摒弃了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想，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11月，毛泽东在总结新民学会工作时把新民学会会员分为两类：“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进一步指出，新民学会会员再也不能囿于团体的会务，应该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活动。从此以后他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尤其是参加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更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中，根本无法脱身实现赴俄考察学习的留学计划。

由此可见，面对五四前后国内政治斗争形式的迅猛发展，热衷于留在国内开展革命斗争，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是毛泽东放弃出国留学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王凤贤——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张磊——黑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中国抗联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