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戚本禹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文革初期时有一种论调：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主体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即红五类及他们的子女;革命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子女。工作组一进校，就把学生分成3类：一类是积极分子，二类是中间分子，三类是革命对象(运动后期的可能的右派)。分类的标准就是按出身，说白了就是血统论。人为地制造革命对象是那个年代的特色。

经历过文革的人会记得，那风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及联动的“狗崽子不得猖狂”的叫嚣。后来中央文革批评了这副对联，建议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中央文革认为对联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利于团结大多数。毛主席的“有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首先是有成分论。

很多人认为红五类是大多数，实际上不是。黑五类和红五类都是少数，中间的是大多数。举例说明。1964年夏天，我在北京金盏公社小店大队参加“四请”，保留了一份金盏四清小结，可以让读者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工作队共有28人，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北大师生组成，工作队长是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朱启明。金盏公社就在首都机场旁边。小店村建村300余年，有167户，2075亩土地，分为4个小队。按阶级成分论，2户地主，11户富农。48户有历史问题，29%户有反动言论。许多人做过小买卖，当过伪军，做过伪事，盗过墓，纯农户29户，算到他的父辈不到15户。有三种会道门：大刀会(先天道)、一贯道、念佛会。不少人有偷摸行为或有男女关系问题。有6个党员13个团员。生产队长蔡××档案上是贫农，扛活出身。但他有富户亲戚，生活并不困难。当过大刀会标长，带队伍打过八路军。我们要找依靠的积极分子，就没有几个人可选。当权派和五类分子不能选，他们的直系亲属不能选;做小买卖的、小手工业者不能入选，认为他们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想个人发财，“小农经济在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作过伪事的即在日本或国民党行政部门工作过的人不能信任。我负责的小队，可以选为积极分子只剩了一个小队长了，还传言有男女关系问题。  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除了会道门以外，还有个土匪问题。一般人一提土匪会联想到座山雕，实际上大部分不是这样。他们平时在家务农，有时集合起来去抢、去偷别的村，别的村也来抢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棉花兵”问题：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补充兵源，临时征调一些人入伍，集合的地点在棉花地，后来就叫棉花兵。集合不久就解散了，没有发武器，也没有上前线打仗。四清时把他们列为国民党留下的潜伏的武装，从而把这些人员推到对立面，而“棉花兵”大部分是贫下中农。按当时工作队的分析，排除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没有几个人可以依靠的了。工作队的积极分子之一是大队会计，此人能说会道，表现积极，家庭出身是贫农，实际上，他家原来是地主，正好在土改前三年，他家败落，按政策定为贫农。

引用这个例子是说明，真正的红五类是少数。真正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也是少数。因为政治气氛关系，拥护者显得嚣张，反对者沉默。当然也有个别有识之士敢于仗义执言，遇罗克就是其中之一。

1967年初，北京《中学文革报》连续几期刊登“出身论”，在北京以致全国引起轰动。作者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生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遇罗克的《出身论》一文，激烈批判血统论，提倡“不唯出身”。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很大。1970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作为反革命处决的。

我因写回忆录，涉及遇罗克的问题，查找到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关于遇罗克问题的讲话，作为历史文献抄录在此。北大动态报第108期1967.4.15刊登：

戚本禹同志四月十四日讲话摘要 (经文革小组研究)

(讲了三个问题，只引有关的第二个)

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林彪同志的报告要传达，我就不讲了。他说，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说共产党不是干别的事情的，就是搞阶级斗争嘛，不搞阶级斗争就不要共产党，古今中外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阶级斗争处在多方面，我们应当自觉的贯彻阶级路线与阶级斗争观点。中学的最大问题是阶级路线问题。一开始是对联动，最近又出了一个出身论，我看了研究了一下。我看这些问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究竟怎么看，主席有两句话讲得好，即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这两种倾向在中学都是有的，开始“老子英雄儿好汉”，伯达同志批了，这是血统高贵的理论，早就有了。资产阶级也有这个观点，古代也有，帝王将相的儿子是好的，奴隶的儿子是不好的。由于这么一宣传，长期以来在劳动人民中有影响，这是欺骗。很可惜有人当了官以后，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出身论是错误的，而是大大的错误，它不要阶级成分，否认阶级观点不要阶级分析，他们反对联动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观点攻击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思潮，企图从根本上否认阶级分析完全否认了阶级出身。他们实际上是宣扬彭真那一套，掩盖阶级斗争。反对我们的党，完全是煽动青年反党。希望同志们在批判血统论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就要有成分，又不唯成分，首先看到人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无不打上阶级烙印。

枪杀遇罗克，何人做了最后决定?案件是谢富治经办的，我料想不是他做的最后决定。文革开始时传达过，这次运动“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怎么最高当局忘了吗?

1967年4月22日释放在押的“联动”，中央首长在大会堂接见联动分子，赠语录，几位首长讲话。1967年4月25日北大动态报报道如下：

四月二十二日晚，周总理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王力、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同志在大会堂接见了中学130多名在押的联动分子。

江青：联动要全部放出来，让他们全部回到学校。我们接见联动不光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实际上是毛主席要我们接见。

伯达：联动是反动组织。不要搞请罪，要允许他们革命。要一看二帮，相信他们的大多数是可以改好的。联动思潮要批判，光是改正是不行的。

江青：他们年轻，要让他们锻炼，主要是批评教育。你们犯了错误，不要萎靡不振，要把中学红卫兵的旗帜举得高高地。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以前还干得不错嘛，有成绩。是对联、反动血统论引向了反面。

伯达：你们犯错误的原因是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回去好好了解群众。

总理：干革命要靠自己，不能靠父母。要靠毛泽东思想，不要和造反派对立，中央文革是支持造反派的。

要想知道枪杀遇罗克，何人做了最后决定;出身论是否是毛主席定的性，得中央的档案解密。

《戚本禹回忆录》关于“出身论”的说法

注：选自《戚本禹回忆录》第489-492页。　　

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束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国很广的大辩论。

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这里所说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说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组被撤走了，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也不在他们的眼里的。

这些人当时大都还只是15、6岁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而由他们出来讲的。对这一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围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说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说，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说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原来是康生的部下。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因为康生来打了招呼，我们也不打算怎么为难他，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言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请一些道理。

我和关锋把他叫了来，就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室里跟他谈话。 他开始还以为我们挺重视他，所以上来就跟我们说了一大堆“血统论”的“真理性”。我打断他说，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说我这是在给他扣大帽子，他说毛主席也没说他不对。我说江青同志传达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说：“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我们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至于他后来怎么被抓起来的，我真的不清楚。

批判“出身论”

就在批判谭力夫的反动的“血统论”的过程中，北京有个年青工人叫遇罗克，他提出了一个“出身论”与“血统论''相对抗。这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过罗克的观点， 认为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当时就决定由我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批评过罗克的观点。1967年4月，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遇罗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又被处以死刑，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在他被捕之前，我自己也早已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了。遇罗克的妹妹和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罗克被追害致死的经过，我实在无法交代。

当时是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的时期，所以类似像过罗克这样发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的人很多。在我们收到的大量的群众来信中，反映各种观点的都有，但对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尽管是很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一般都采取存而不报的方针，不作处理那时有个叫陈里宁的，他确实是很早就反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后来受到了迫害，被送进精神病院，所以当时有人根据病例和陈的笔记整理了新“狂人日记”。我当时是支持他的。但后来有人说，这个陈里宁对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并借此事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弄清问题，我只好叫小组办事组把他的事情交给公安部调査处理。

那时有群众在讨论“一分为二”观点时。有人提出：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怎么可以一分为二呢?但也有人认为可以。结果后者被说成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因受到群众检举而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不少人写信把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我看了信之后，就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间张春桥，他说这是个理论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我说，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说，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说。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毕竟已经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了你说人家这是反毛泽东思想，把人家给抓了起来，这不解决能行吗。我还是要去问问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于是，在一次主席召开的会议上，我就问主席，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东西，是不能一分为二的。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挨了批斗，有人还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主席听了就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后，立刻下令把所有因为这个问题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