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军：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重要启示

摘要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协商民主思想。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主要表现在抗日政权的协商设计、协商建国的宏伟蓝图、党际协商的制度载体、群众路线的协商形式、党内协商的成功嵌入等诸多方面。探寻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对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民主，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没有直接使用协商民主的提法，却深谙协商民主的重要价值，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协商民主思想。

一、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总体上来讲，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抗日政权的协商设计：“三三制”政权设想及其成功尝试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把抗日力量凝聚起来，毛泽东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就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科学设想。1940年，毛泽东撰写了《团结到底》一文，他指出：“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为了说服党内绝大多数人士接受这一设想，毛泽东还明确表示：要克服党内人员“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意见，然后去做”。

“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形式，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后，根据这一原则，“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得到建立，极大地激发了抗日根据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抗日热情，从而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凝聚了力量，做出了突出贡献。

2、协商建国的宏伟蓝图：凝心聚力共商建国大计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诚挚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奔赴解放区，共同协商建国大计，从而勾画出一幅协商建国的宏伟蓝图。

在毛泽东看来，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建立新中国，不仅仅是我们党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在内的中华儿女的盛事，只有诚邀各界代表参加，才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一个牢固的政治基础。对此，他在1948年《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书信中已经有所表露：“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

协商建国的宏伟蓝图及其成功实践，充分展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雄才大略和宽广胸襟。这也诚如毛泽东所言：“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正是具有如此胸襟，协商建国的宏伟蓝图才得以科学勾画，协商建国的丰功伟绩才得以成功铸造。

3、党际协商的制度载体：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制度的确立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以多党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党际协商进行了前瞻性构想：“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是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开创了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真诚相待、共商国是的崭新局面。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相关规定，更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把我们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不仅为多党合作畅通了渠道，而且也为党际协商民主的成功推进提供了牢固的制度载体。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当党内有人提出民主党派的任务已经完成，出现关门主义的不良思想和倾向时，毛泽东更是进行了及时纠正。他有针对性地指出：“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必须要民主党派。那种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拔不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在此，毛泽东放眼长远、把握全局，从战略高度洞察各民主党派存在的重要性问题，不仅纠正了党内个别同志的偏颇认识，而且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深受感染，备受鼓舞。1956年，在谈及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4、群众路线的协商形式：党群协商构图及其推进

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虚心向群众请教，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成为群众的老师。为此，毛泽东对群众路线这一党群协商形式予以深刻论述。早在革命年代，他就明确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重申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群众观点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并对其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刻揭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的协商形式提升到了领导方法的高度。他提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群众路线的协商形式进行了具体阐释。他认为：“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使群众路线的协商民主形式在党群工作中得到了成功实践，并在新时期的党群协商中大放异彩。

5、党内协商的成功嵌入：民主集中制的阐释及运用

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来源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民主集中制便被推广为各国共产党遵循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便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党一大至五大通过的党章，并没有直接出现民主集中制的提法。直到1927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党章才出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即“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28年六大正式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解释和正确执行中，毛泽东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科学阐释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阐述，将协商民主思想灵活地嵌入和运用到党内，从而使民主集中制原则呈现出协商民主的意蕴。就民主集中制所包括的民主和集中两方面而言，二者互为依托，相得益彰。详细地说，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达到正确的集中;集中则是对民主的指导，只有实行高度的集中，才能使民主得到实现。民主集中制，就是要使民主和集中做到辩证统一。在党内生活中，使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对其中正确的符合实际要求的东西进行集中，最终形成统一意志。

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群众路线的协商民主形式在党内的具体运用。这也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具有党内协商民主的内在意蕴。在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一般党员的意见，党的下级组织则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上下级组织间要互通信息;各级党委，既要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由党委会民主决策，又要做到个人分工负责。这些具体做法，既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内协商民主的具体体现。

二、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的重要启示

今天，重温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1、协商民主的主体确定要比例合理，代表性强

在“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和不左不右的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人数，这样的比例搭配，从数量上保证了各种社会力量在协商民主中相对均衡的比重，有利于体现协商民主的平等性。当时，为了真正体现“三三制”这样一个合理的协商民主主体比例，毛泽东就在报告、讲话和直接起草的党内指示和决定中，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提高对“三三制”原则的认识，尊重和关心党外人士，不要以领导者自居。

当然，在比例既定的情况下，要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和水平，各个方面就要推选协商能力强的代表人士参与协商，使其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此，毛泽东认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的确，只有使所选取的代表质量过硬，才能代表各方的实力，体现各方的水平，也才能在协商民主过程中提出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合理化建议。

要提高协商民主的实效性，协商民主主体的选取至关重要。主体选取的比例合理，才能彰显协商民主包容性的特征。主体选取的代表性强，方能体现协商各方的能力和水平，所提出的建议才能够被各方所接纳，从而成为“最大公约数”。当前，协商民主呈现出了诸多形式，人民群众对协商民主充满了期待。而要真正提升协商民主的效果，就必须对协商民主的主体进行认真考量。特别是在日常人们司空见惯的物价听证和立法听证等协商民主活动中，所选取的民意代表一定要符合合理的比例要求，并且要具有一定的协商能力，使其真正能够提出符合实际需要又可以被社会各方所认同的合理化建议，从而使协商民主的影响力和实效性愈益增强。

2、协商民主决策要集思广益、凝心聚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协商建国的宏伟蓝图之所以能够变为现实，同协商民主的科学决策方式是密不可分的。而协商民主，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主决策方式，只有充分征集并科学吸纳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的真实意见，集思广益，才能求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利益结构不断调整，各种矛盾彼此交融，思想观念相互争鸣。党和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切实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和特长，就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问题开展深度协商，在充分征求社会各界人士合理化建议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也只有广泛听取意见，“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真正把协商民主作为集思广益的科学决策方式，才能提高决策的实效性，进而才能够凝心聚力。

3、协商民主健康发展，要走制度化建设之路

毛泽东在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和对协商民主中，对制度建设非常关注，并构筑了制度建设的相应载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只有充分发挥我们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才能得到不断提升，我们党的统一战线事业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渠道才能日益凸显。

今天，我们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要求。协商民主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走制度建设之路。有根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强化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明显优势，巩固和发展和谐相处的政党关系。与此同时，也应该对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和基层协商等诸多领域的协商民主做出符合实际需求的制度性规定。

4、推进党群协商，必须协商于民、协商为民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群众工作非常重视，从而使我们党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言：“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这一论述，明确指出了党的群众工作的优势所在。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视角，对党群协商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论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出于对群众路线的重视，我们党才能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辉煌成就。

群众路线之所以如此重要，具有如此功效，与其所具有的协商民主意蕴关系密切。就群众路线的内容而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协商为民的思想是一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是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主张的协商于民的思想是相通的。由此可见，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在此意义上而言，群众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要求。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为了密切党群关系，大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此同时，我们党也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出了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推进党群协商的重要举措。而党群协商，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方面，是协商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要使新时期的党群协商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就必须遵循协商为民和协商于民的协商目的和协商方法。

5、提升党内协商，要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应有功效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推进党内协商民主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相关阐释，既揭示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也为党内协商民主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启示。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党内协商民主，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在此意义上，要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到顺利发展，就首先要使党内协商民主得到率先发展。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应有功效。民主集中制从本真意义上为党内协商民主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明确思路。这也恰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叫做集中统一。”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根本组织原则的过程，也就是推行党内协商民主的过程。因此，要使党内协商民主得到提升，就必须在正确理解民主集中制根本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应有功效。

（作者简介：郭红军——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