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写《金光大道》的年代，陈思和在干什么？

浩然写《金光大道》的年代，陈思和在干什么?

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查阅一点历史资料，比如当年的报刊、图书等，让事实说话。

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94年由京华出版社首次推出全书四部时，引发了一些争论。那些批判这部作品的人，往往是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精英”，所以，媒体上似乎否定的声音居多。比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还没有读新出的后两部，就迫不及待地以“艾春”的笔名发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一文，对这部作品冷嘲热讽。陈思和认为，《金光大道》(按：这里应该是指该书的前两部)的写作年代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的时期”，“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的‘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虽然没有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 “图解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久性，图解了‘文革’时期反‘党内走资派’的理论”，因而，不是真实再现而是歪曲了那一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全无“艺术良心”可言。

如此简单化地否定和评判《金光大道》这样一部影响了一代人和几亿中国农民命运的巨著，显然有失武断、片面和偏激。但若以今天的主流意识来看，陈思和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那么，浩然写作《金光大道》的年代，《金光大道》耀眼辉煌的年代，陈思和在干什么?是撰文提醒浩然在创作中不要涉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免丧失“艺术良心”(这需要勇气)?还是保持沉默以明哲保身(这个不难)?如是那样，他今天批评《金光大道》或许就显得比较顺理成章。但遗憾的是，我偶然看到一些历史资料，发现陈思和当年做出的恰恰是另一种抉择：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以杂文和文艺短论为武器，大肆鼓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比如，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 ，他在《朝霞》杂志发表杂文《且谈“黄绢之术”》，向所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发起猛烈的炮轰。即使一幅以少年儿童为表现对象的新年画，他也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指出其中所蕴含的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所表现的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在现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不仅表现为刀光剑影的面对面搏斗，同时还广泛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因此，我们的美术工作者应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积极利用文艺这个武器，努力创作反映共产主义新思想、新风尚的美术作品，为繁荣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出贡献。”(陈思和等：《红花向阳开——评新年画《上学路上》)

下面，是载于《文艺评论丛刊》1976年第1辑的《红花向阳开》全文。

红花向阳开

——评新年画《上学路上》

上海机电表牌厂工人 谈宝祺 上海第五丝织厂工人 姜贤方 卢湾区淮海街道图书馆 陈思和

在果实累累的公社大田上，挺立着一片粗壮结实的苞米棒子，翠绿的苞米叶在晨风的吹拂下不住摇晃。田边蹲着一个迎着朝霞，背着书包，身穿粉红上衣的小姑娘，鲜艳的红领巾在她胸前飘拂，清秀的小脸蛋在晨光照耀下增添了无限的朝气，看，她正伶俐地解下辫子上的丝绸带，将两株倒伏在地上的苞米扶正，扎缚起来……

这就是全国年画展览会中展出的新作《上学路上》。它通过一个生活侧面，把新中国儿童在党的教育下，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生动地表现出来，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

为什么《上学路上》能够这么吸引人呢?这难道仅仅是因为画中的小主人公的形象可爱吗?不错，这位红领巾的形象确实很可爱，跟过去旧年画中的什么“胖娃娃”“嗲因囡”的形象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构思。她的形象是跟人物的内心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精神美有机地联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红小兵的典型形象。

为了塑造这个红小兵的典型形象，作者首先在画面上安排了一个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环境。从占画面近三分之一地位的几株秆粗叶茂的苞米棒子，到右上角一大片苞米田的郁郁葱葱图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人民公社在学大寨运动中又获丰收的可喜景象。在这么一个丰收在望的好年头，红小兵在上学路上偶而发现有两株苞米倒伏在地，就毫不犹豫地蹲下身来，一面扶正它，一面解下辫子上的丝绸带给它扎好，这就有力地显示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为农业生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使广大贫下中农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新的变化。

典型的艺术形象除了靠典型环境来烘托，还需要运用典型的情节，使英雄人物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生动。这幅年画所选择的情节应该说是典型的。一般来说，色彩艳丽的丝绸带，总是小女孩喜爱的东西，可是当集体需要它的时候，经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红小兵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贡献出来。这种匠心独运的细节安排，使典型人物达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年画中正是通过红小兵这个具体的典型人物，使我们看到了整整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的精神面貌，这样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作者头脑里固有的，而只有在深入三大革命斗争生活实践中，才能得到。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广大青少年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学习英雄，热爱集体的先进事迹层出不穷，他们从自己的理解水平和能力出发，做出了大量的生动感人的事情，为我们无产阶级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的美术工作者只要真心实意地深入工农兵三大革命斗争生活中去，细致地观察生活，分析生活，就能创作出受工农兵欢迎的作品来。

当然，艺术作品来自于生活，并非就是生活的照搬，而是需要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艺术观，对大量生活素材进行提炼、集中、概括，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服务。《上学路上》在艺术处理上是好的。从色调的对比，到景物的布局，都突出了红小兵的典型形象。如画面的背景处理，作者运用了传统的虚写手法，淡淡一抹，几株苞米依稀可辨，鲜明地烘托出人物的形象。画面上，背景的处理也颇有诗情，透过这隐隐约约的几株苞米，使人联想到公社大田丰收的苞米望不到边的美好景象。它给看画的人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的余地。

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所表现的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在现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不仅表现为刀光剑影的面对面搏斗，同时还广泛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因此，我们的美术工作者应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积极利用文艺这个武器，努力创作反映共产主义新思想、新风尚的美术作品，为繁荣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出贡献。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评论丛刊》1976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