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陈映真──30年的阅读后记

[前言]台湾人确实有左派，且百年传承，香烟袅袅，不绝如缕。从早年的李伟光、简吉，到晚近的杨逵、叶陶、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著名的例子，到白色恐怖时代无数政治犯，包括陈明忠、林书扬等，从党外早期的黄顺兴，到「夏潮」杂志的老中青三代。陈映真去世的特别意义，在于他有三重身份，一是为民喉舌的作家，二是政治上的异议份子，三是鼓吹社会运动的宣传家，而无论三者中任一，在今日台湾皆已罕见。

身为作家，他的小说与专论，不但在以美国文明为马首是瞻的台湾文坛是奇葩，即连在二战败战后的日本，虽其左派思潮在战前一度气势澎湃，亦没有与陈映真的作品在质与量上可以媲美的作家出现。

身为异议份子，陈映真在遭白色恐怖「洗礼」之前，虽仅停留在组读书会的阶段，不过我们不能忘了，陈映真在高中时代，即已参与刘自然事件的抗议活动，他的反国民党专制、反美国帝国主义，乃至反民进党滥权，态度可谓始终如一。

身为社会运动家，陈映真牺牲个人创作时间与精力，创办《人间》月刊及其后的人间出版社，希望众志成城，借着为台湾各个角落的被压迫者发声，使大家不忘乌托邦，不要让自身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不幸上。他丧尽家族财产，最后被迫远走彼岸中国，可谓求仁得仁。

许多人(尤其是独派)厚议陈映真的「归返祖国」，其实他一生为台湾人写作，写作主题也从未脱离本土人物与事件，他岂不知莺歌才是他成长的小镇，台北是他求知的所在，北京象征的是文化的回归，同文同种的民族，他认为不但不该同室操戈，且应互补长短，共谋一个能够实践人间公平正义的政治共同体。

台湾永远是陈映真的情感原乡，他对这块土地的投入与盼望，很幸运的，我们仍能在他留下的小说、专论与杂志、书籍中，体受到他的热情。

在二二八清乡与白色恐怖镇压的血腥中硬拗出来的统治政权，使台湾人伤痕累累，并非政党轮替后的少数清算之举，便足以安抚无数受害者的冤魂，以及旁观者的惊惶失志;经济的表面繁荣，亦至今仍未替台湾打下发展出主体性文化的各种进步体制，更遑论发展过程中受蹂躏的大地，以及失根的老百姓。凡此等等，因为像陈映真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于真相勇于记录与评论，才可能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与思想养料，为台湾未知的前程筹谋下一步路。

这是今天我们在纪念陈映真这个人以及他的事迹时，所必须牢记在心的。

　　他追求的，是一种格局更宽广的独立

就台湾历史来看，大陈从未认同过殖民统治。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罪恶，从人间出版社在1990年代出版的系列政经丛书，如刘进庆或陈碧笙的专书，可一窥大概;大陈对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读者可在〈归乡〉、〈夜雾〉、〈忠孝公园〉(皆收录于《忠孝公园：陈映真小说集6》洪范书店，2001)，得到清晰的概念。而事实上，太多人不察，大陈是「讲过些话」的，譬如在〈悲伤中的悲伤：写给大陆学潮中的爱国学生们〉(人间杂志，1989年6月号)一文中，他述说如下：

「二次大战后，随着美苏两个霸权的对立，随着国共内战的形式快速的逆转，美国采取了把台湾改造成一个亲美、反共、与中国分立的亚太反共军事基地的台湾。」台湾蒋政权的高度独裁，是美国造成的，「美国支持19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对于台湾反帝民族运动的灭绝性扑杀。」而独裁产生反抗，这时美国采取两手策略，「毫不犹豫地支持台湾的民主人权运动。国民党和他的反对派便同样具备了亲美、反共与中国分立等三个特质，只是在政权的问题上，两者有激烈而彻底的不同意见。」

陈映真的讲法还是含蓄了些，「只是在政权的问题上，两者有激烈而彻底的不同意见。」讲白了，就是台湾即使政权变天，也等于换汤不换药，特权阶级如故，弱势族群如故，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如故。他抨击「无条件西化论」(见陈映真小说〈唐倩的悲喜剧〉等)，他痛心美国大量制造出来的「菁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民族文化、历史的程度不同的怨恨(见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天〉、〈云〉、〈万商帝君〉)，「然而，有谁具体分析过（中国大陆）开放改革体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呢？」「有谁去分析过这个庞大官僚独占的、半封建、半社会主义社会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新殖民主义式的结构性依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新的榨取和阶级支配的关系呢？」(见前引〈悲伤中的悲伤：写给大陆学潮中的爱国学生们〉)。

林瑞明不察陈映真非但「讲过些话」，而且他被国民党下狱7年之前，自从1950年代，便已念兹在兹，滔滔不绝在他的小说中批判种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大环境之恶(见〈我的弟弟康雄〉，1960)，对于20世纪城市化的台湾住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世及时代困局，华文世界没有人比他写得更鞭辟入里的。大陈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政治嬗递，格局更宽广的独立，民族文化的独立、个人生命与人格的独立，对于世间真相不妄断、不闪躲的独立认识与独立判断。

人间杂志报导的面向从社会到政治

　　乌托邦，离两岸越来越远！

1989年9月，《人间》杂志因财务困难停办，然而早些时候，陈映真仍毫无忌惮的，在〈悲伤中的悲伤：写给大陆学*潮中的爱国学生们〉中发出对各种政治立场皆不讨喜的鸦鸦警语：「在远远没有这些思维、分析与解答之前，同学们竟怀着单纯却毫无政治和知识实体的虚无口号与理想，虚弱以死，甚至引燃一场毫无进步实质的大乱，三度浩劫之余，徒然让新的一批特权化、买办化和美国化的知识分子，继续敌喋喋不休的咒骂自己的民族、歌颂西方的进步与伟大……这是何等的悲哀中的悲哀呢？」

26年后的今天，再来读陈映真这篇旧文，不能不感叹，左派人士对于人类世界的预言，尤其对于人类沦为生产与消费工具的戒慎恐惧，依然具有「哭泣的先知」杰里迈亚话语一般的，令人哀思的氤氲。台湾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心越来越困惑，对人生的满意度也越来越低;中国社会似乎也正走上类似的道路。只是，如何能够建立公平正义的人间，而不使人斥之为乌托邦的幻象，确实越来越费力了。

现在回想，陈映真应该是自「十·三事件」后就铁了心，绝不能随波逐流。1979年10月3日早晨7点，「和11年前一样，我被两人一左一右地夹持着，坐进一部大轿车。放眼望去，整个巷子若说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大概也不为过。」幸而这次「二进宫」仅2天，而上回是坐监7年(1968～1975，原判刑10年，因蒋介石逝世大赦提前出狱)。归来后，他经营的公司大受影响，由于消息见报，情报调查单位间接赶走了他的一些客户，「我的生意，我的生计，正面临着危机」，然而「劫后归来所感受到的温暖，使我感到我在文学工作上是何等亏欠了无数说与不说的兄弟们、朋友们、同胞们的期待……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只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他的人民。」(见陈映真，关于「十·三事件」，收录于《父亲：陈映真散文集1》，洪范书局，2001)

那年，陈映真42岁。无论台独人士喜不喜欢，陈映真笔下的「中国」包括台湾，由于他对于人世间的观察、关注、思考集中于斯，这个常自称「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说到做到，经过6年的砥砺与酝酿，创办了揭发台湾社会各面向疾苦的《人间》月刊。

　　不信台湾没有希望与爱

陈映真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到，父亲在他首次入狱的第一年初次来探视，留下这样一句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陈映真1976年12月写道：「记得我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是不容易的。」(见〈鞭子与提灯〉，收录于《知识人的偏执》，人间出版社，1976;《父亲：陈映真散文集1》，洪范书局，2001)

「真理」和「爱」始终是《人间》杂志的主要关怀。陈映真在《人间》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自问自答──

「为什么在这荒枯的时代，要办『人间』这种杂志？」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欲望，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没有立足的余地。不，我们不信！」（《人间》杂志创刊号，1985/11）

痛心台湾沦为惶惶不可终日的消费社会，不仅是陈映真，1970年代新马成员佛洛姆(Eric Fromm)系列社会分析译丛的畅销(如《理性的挣扎》、《逃避自由》、《希望的革命》等，志文出版社)，19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诸家著作被广泛阅读，皆显示台湾知识分子已觉察社会发展的动向，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燃眉之急，似乎仍是驱逐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盘据台湾的独裁统治，大家以为，一旦压制基本自由与人权的国民党政权下台了，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台湾人便可以开始重建民族的自信，从而重拾个人的尊严。

认为「国民党下台·反对党上台」是换汤不换药的陈映真，却丝毫不存幻觉，在反对党组党的紧锣密鼓中，他几乎是卑微的为「人间」找到一个温和的角落，以宗教的情怀来继续一贯的苦行。「人间」发刊词甚至收敛了社会主义论调，改以较为普世性质的人道呼唤，要求「信·望·爱」的再临。

在《人间》创刊前，有几篇陈映真的中篇小说，也基于策略上的需要，突然转向较无控诉意味的自然主义风格，如〈铃珰花〉、〈山路〉(皆于1983年完稿、发表)，谨慎的陈诉国民党迫害异己的事端，处理成为述事者目睹的人间风景之一，而丝毫不做评论。就策略而言，〈铃珰花〉是成功的作品，紧接的〈山路〉则斧痕毕露，叙事者李国木的大嫂蔡千惠，为了替出卖朋友(包括李国木之兄国坤，后被枪毙)的哥哥蔡汉廷赎罪，甘愿谎称为国坤之妻，寻寻觅觅到赤贫的夫家做牛做马，抚养国木长大。她生前留下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表述：

「就这几天，我突然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毯、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那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被我遗忘了。」(〈山路〉，收录于《铃珰花：陈映真小说集5》，洪范书局)

3个月后，她枯槁而亡。在陈映真无数小说人物的死亡安排中，〈山路〉的蔡千惠之「心」死，最是教人怵目惊心。不似〈我的弟弟康雄〉那种死，还接近「上世纪的虚无者的狂想和嗜死」;不似〈将军族〉：「此生此世，彷佛有一种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蔡千惠死于安乐，却毫无胜利者的喜悦，她是一个见证过周围的人对公平正义及光荣有所追求的老人，也目睹过他们惨遭灭死，如今她过去的敌人，竟以另一种无人可抗拒的时代压力，侵蚀、征服她和李国木的人生。蔡千惠死于领悟大局不可逆的丧志。

姑且不问以蔡千惠的知识背景，是否能够联结起促成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与造成台湾人沦为消费动物之间背后庞大的政经结构，隐隐中，细心的读者竟可察觉陈映真的焦虑感在膨胀，或许还不只是针对台湾铺天盖地的拜物巨流，而是眼见那个仿效国民党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凡事以美国为马首是瞻的反对党，竟真的要组党，竟真的要执政了吗?

陈映真认为两岸的分立是国族的悲剧

　　陈映真的最后警告

在美丽岛事件(1979)之后、组党(1986)之前的党外运动，已逐渐走向分化省籍族群的险路，诠释台湾历史更常有便宜形势的扭曲，这也是陈映真忧心的源头。他笔下〈山路〉的李国木，便是当时懵懵懂的台湾新生代样板，对于近在咫尺的家族(与民族)悲剧无法判读，只能悄悄任其模糊或消逝;在〈万商帝君〉(远景出版社，1983)中的刘福金，则突显反对党支持者的教条化，对于台湾政治改革的期待，仅停留于清算国民党的罪行，甚至有罪及所有外省人的倾向。

陈映真认为，一旦反对党的意识型态宰制了台湾的政治现实，新的偏见将使历史真相更难还原，而新的对立与仇恨会不断滋长，终至原本深陷于各种匮乏的深渊(物质的、精神的)的广大群众，更无法获得及时合理的救济。

那是个民怨迸发的年代，走上街头成为唯一正当的发泄管道，街头是社会运动角力的战场，也是社会阶级矛盾的橱窗。《人间》杂志恭逢其会，不但卯足劲替当时的所有弱势者发声(娼妓、农民、渔民、工人、原住民、外籍新娘、残障者、同姓恋者、受虐儿童等)，还为台湾过去的弱势族群重整历史(见《台湾客家：历史·革命与族群认同》大特集，1989年1月号)，逐一刺破台湾百年来伤痕的广度、深度与密度，都是文化界空前绝后的。

但《人间》的集稿并不总是顺利，有一次我问陈映真，处理某些文字缺损、义理不顺的稿件时，难道不会觉得有些大材小用吗?把这些心力用在写自己的文学作品，难道不是更值得吗?大陈答道：「我个人的创作当然重要，但《人间》是大家的事业，是台湾知识分子的良心事业，这是更重要的。」

前面说及陈映真的写作「策略」，丝毫无贬损之意，吾人必须把他一生的写作出版工作，当成改造社会的事业，不能单一看待任何他处理过的文章、杂志、书籍，它们像是一大片的意识建筑群，尤其是他的小说，不只是为创作而创作，不仅是艺术上的追求，从〈面摊〉(1959年发表)到〈忠孝公园〉(2001发表)，都直指他要打倒的对象，都提示了他要建立的人间。为有效说明他的想法，他甚至发明一种介于小说与报导之间的文体，譬如〈归乡〉(1999发表)、〈夜雾〉(2000发表)，或是介于报导与评论之间的文体，譬如〈泄忿的口香糖〉(《人间》杂志，1988年7月号)。

再对比陈映真小说作品发表的时序，我个人觉得《人间》杂志已是陈映真的最后反扑了，从试刊号(1985年10月)到第47期(1989年9月)，左派文化人该观照的、该批判的，都做得差不多了。而如果〈山路〉是大陈为台湾敲起的第一响丧钟，〈赵南栋〉的发表(1987年6月)就是他的最后警告了。

〈赵南栋〉中的两兄弟，父母都是政治犯，母亲在生下弟弟赵南栋后被国民党枪决了，赵尔平兄代父责，在父母旧友协助下，把赵南栋拉拔长大;少年的赵尔平，在宿舍的桌上，压着他用颜体写的「立业济世，达恩报德」，中年后，他去一家跨国药厂做营销经理，为了冲刺业绩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少年时代对进德修业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随着他戮力已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中，崩解净尽了。」至于赵南栋，由于生来俊美，自小被骄宠着长大，出社会后就是混着过的，沉醉于肉欲，吸胶，最后因侵占罪入狱服刑，按照他友人的描述，「他们是让身体带着过活的。身体要吃，他们吃;要穿，他们就穿;要高兴、快乐，不要忧愁，他们就去高兴，去找乐子，就不要忧愁……」

在〈赵南栋〉的尾声，兄弟的父亲病逝那天，赵南栋刚好赶上目送父亲的遗体进太平间，「他走到太平间右侧的一棵老榕树下，跌跤似的坐了下来。……始终没有流眼泪……坐在树荫下，时而低头，时而仰望。他开始感到晕眩，而他的手开始颤抖……他用颤抖的双手揉搓的塑料袋，把鼻子凑近袋口，睁大了那晦暗而空洞，却依旧不失秀丽的眼睛，贪婪的吸气。」

失格、吸胶，当然只是寓意，陈映真沉痛的是台湾人无法向上提升;许多人在赵南栋、赵尔平身上，应该不难多少看到自己的影子。而2006年终于离开台湾定居中国大陆的他，对台湾是怅然的。

在读者饥渴的寻觅舶来文化的奇花异果的台湾，许多人忘了近在我们身边的珍稀宝藏──陈映真的出版品。读他，是为了理解我是谁、我们是谁，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过这样的生活，以及我们面对这个「人依旧吃人」的惨淡人间，为何竟然不觉得不妥?为何感到无须负责?

而卧病以至去世于北京的陈映真，一生的作品主题都是台湾，为台湾人写作半世纪，他是三、四年级生(尤其是关心社会正义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只是不晓得他会不会承认，台湾母土上的他的忠实读者，才是最了解他的人。

(原文发表于2012年5月3日、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16年11月24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