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香港割让：为何是舟山

【破土编者按】如果要追溯香港的前世今生，我们一定绕不开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本文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撰写了“解构香港割让”系列，分析这一历史过程。破土网现刊出该系列的上篇，追溯英国当时对于开放通商口岸和占领中国领土的初衷：1840年代的英国，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泥潭，需要打开中国这个广袤的市场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同时，英国政府还想占领中国领土，为其后续的军事和经济行动作为跳板。但英人的首选其实并非后来的香港岛，而是条件更优的舟山。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说明了什么？且看作者的分析。

　　导语

在鸦片战争前甚至战时，英国政府本选定舟山作永久占领，后来却演变成占领香港岛，归还舟山。即便如此，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本打算将香港岛也一并归还给中国，却竟又在条约生效前五个月，才对割让香港岛作出肯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从舟山到香港岛的曲折转换?对英国政府来说，香港岛“胜过”舟山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这又意味着什么?这些原因又把清朝带进什么境地?通过了解舟山/香港岛/清朝的关系，在香港与中国的定位上，能否带来多一点视角和思考维度?

笔者尝试通过全文，了解鸦片战争中舟山与香港岛的转折命运，突出香港岛“胜过”舟山，并最后被选定为割让地的原因就是它作为鸦片基地，向全国倾销和“批发”的潜力，藉此来正视清朝失败与香港成功的互换关系，并就这个关系重新梳理香港与中国的定位。这样，或许能从香港日渐走进“他者”的格局中走出来后，找出与中国的接通点。

全文分为三篇，上篇阐述清朝口岸开放历史和英国政府对舟山的觊觎和占领;中篇分析割让地从舟山到香港的曲折转换;下篇则通过割让的历史，找出香港在与中国关系中的定位。

　　清朝口岸开放简史

康熙年间，清朝统一台湾后，清廷发布“开海贸易”谕旨。随后确定了“四榷关”，即设粤海关于广东的澳门、闽海关于福建的漳州、浙海关于浙江的宁波，和江海关于江南的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附近)，为对外通商之地。

乾隆初期，随着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量愈来愈大，公司对广州行商制度和陋规的不满声音亦愈来愈大。1755年，他们派遣舰队到达宁波定海港，采购茶丝等中国名产，并出售欧洲的商品，业务非常成功。因此，在1756和1757年，到广州的商船数量大幅减少，影响了粤海的关税收入。于是，两广总督杨应琚就此事奏请皇帝，希望提高浙海关税，并勒令“番商”(主要指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商人)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于是，在1757年12月20日乾隆下了一则上谕，将“番商”限定于广州进行贸易。【1】

面对急剧膨胀的贸易，商埠却又相对日益缩小，英商一直都企图在广州以北沿海区域开辟更多商埠，史称“北部开港运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英国政府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曾先后三次遣使来华，【2】但无一不遭清廷反对。

　　英商为何必要清廷开关不可？

1825年，英国发生了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大致完成，政府和企业非常迫切占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英国当时主要的工业纺织业，垂涎一个能容纳纺织品倾销的市场。然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对英国货品的需求甚微。反之，英国对中国货品却需求甚切：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英贸易的主要商品，分别是位居中国出口商品第一位的茶叶，和第二位的丝绸;而英国在1820年之前对华出口方面，第一位的是棉花。

由于茶叶利润惊人，因此从1813年起，东印度公司便逐渐主力发展茶叶贸易。在产地方面，中国的茶叶盛产于福建、安徽、江浙等省，这些产区平均距离广州1200公里——也就是说，要花上一至两个月时间，才能把茶叶送抵广州。因为长途运送会影响成本和茶叶品质，所以如果能在广州以北开埠，那对英商来说，可以大大助力茶叶成本和品质的控制。

另外，在鸦片贸易出现前，中国第二大宗的出口向来是丝绸，主要为长江三角洲出产的湖丝(英国商人称“南京丝”，实际上是湖州所产的生丝)，和广东出产的土丝。产于“全国蚕乡”的湖丝，质量极高;而土丝又称“粗丝”，质量远在湖丝之下。因此，将贸易口岸限制于广州，无疑又是影响了成本和营利。

在鸦片贸易形成前，中国的茶丝运往英国，英国的工业商品运往印度，印度棉花则运往中国，形成三角贸易关系。然而，印度棉在广东省的需求量很少，而它主要的使用者又是江浙和其他省份的织户，因此影响印棉的需求量和价值不是广州口岸，而主要是南京等棉市。

故此，如果能打开江浙甚至广州以北任何口岸，可使英国的贸易直接插入商埠，愈接近产区（特别是茶和丝），就愈能减低成本，而英国货亦更便捷地倾销中国。

此外，清政府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由来已久，形成了一套以公行中介、外贸垄断、限制外商等为目的的贸易体制。英人欲求突破、开辟新埠，无疑就是要打破这些贸易障碍。因此，寻求打开距京愈近、愈好的商埠，就愈能够向清廷施加更强的影响力。而这种对华展开合法正常贸易的要求，就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双重原因之一(其二保护在华鸦片利益)。【3】

对华展开合法正常贸易，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基本动因；而保护在华鸦片利益，则是发动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两者角色不同，它们有时因应不同时期的需要而调整比例，有时两者又一同配合。

　　首要是开放口岸，但为何又割让领土？

鸦片战争时期的首任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和于1841年9月继任的外交大臣阿伯丁(George Hamilton-Gordon, 4th Earl of Aberdeen)均阐明了政府对占领地态度的共识，就是希望以占领地作为军事据点。但执行的实际过程却严重偏离了政府的原意。

尽管英政府对开埠非常重视，把它列为对华交涉“绝对必要条件”的首项，但在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交涉的一段时间里，在华全权代表义律（Sir Charles Elliot）却没有把这项内容向中方表达。

1840年2月英政府提出《对华条约草案》，首项是要求清廷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口岸。而割让中国沿海岛屿，则置于草约的第三项。对于草约中项目的重要性，巴麦尊的指令是第一项必须取得，而第三项是力争取得。然而驻华全权代表义律等人却将这两项作为替代条款，即如要求第一项，则放弃第三项的争取，反之亦然。在义律的观点看来，开放口岸的重要性明显低于割让领土，而后来义律对于领土的目标，更由舟山转换到香港岛。

尽管英国人的处事方式谨慎细致，军事行动亦有周详的计划作为框架，然而政策归政策，实行起来难免会出现偏差。在1840年12月的广州谈判中，基于清廷对割让舟山的强烈反对，促使义律放弃占领舟山，并以舟山作为勒索开放口岸的筹码。可是义律在没有强烈要求开放口岸的前提下，却以要求割让香港岛作为代价的结果。然而，最终五口通商的开放，却讽刺地还是要透过武力才能取得，可是义律此前(1841年2月25日)已擅自撤出舟山。后来继承义律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重占舟山，最后还赞同义律的观点，决定以香港岛作为割让地，再一次偏离了两位外交大臣和维多利亚女王的训令。

　　英政府对舟山的觊觎

究竟，本来为什么是舟山?

英政府对舟山的觊觎，早始于1689年。当时由于外商在宁波走私税严重，清政府在舟山开设“红毛馆”，专为与洋人通商。1700年英国公司已在岛上建立商务监督公署，派出商务监督，以10万多英镑作投资，而同一时期英国对广州厦门的联合投资额合共不过75000英镑，其对舟山和广厦的期望不可同日而喻。1793年，马戛尔尼代表团来华，要求出让舟山被拒。【4】

即使清廷于1756年下令关闭“红毛馆”和后来对出让舟山的要求被拒，但仍然没有阻止英人对舟山的觊觎。英国政府在策划鸦片战争时，攫取中国土地早已成为既定政策。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1839年10月18日，巴麦尊向义律传达内阁意见，要求义律夺取中国“舟山群岛的一个岛屿或厦门城”，以“作为远征军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英国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并打算作“永久占领”。【5】

在割让岛屿“选址”方面，当时英国政府内部提出了台湾、海南、福州、厦门、舟山等地为候选名单。在众多选择中，政府认为台湾和海南面积过大而难以控制和管治，福州厦门距离首都太远而威慑力不足;而对香港岛的提出，则是查顿(Dr. William Jardine，怡和洋行创办人，港脚商人，又称“散商”【6】。怡和洋行在广州成立，主要经营鸦片、茶叶和其他货物买卖。查顿本人也是鸦片商最重要的发言人)后来提出的另一个方案。然而，这个荒僻小岛当时不在英国执政者的视线内，唯独他们一直以来觊觎的舟山普遍受到政府和商人重视。

在英国内阁决定侵华一个月后的11月9日，义律寄巴麦尊一份备忘录，同意英国派出武装部队“不是广州，而是舟山和舟山以北建立根据地”。义律当时向外交部、殖民部、军部官员大力推销舟山的条件，认为该处群岛良港众多，靠近富裕地区(上海浙江等地)和北京(当时由舟山往京城需时两星期，广州到京城却要花上一个月)，拥有一条宏伟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络。加上腹地江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丝茶的主要产区，如果把舟山辟为自由港，它不但可会成为亚洲甚至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基地，还可以提供大运河与大海之间的交通控制权，以及“可能大得多的政治影响力”。【7】

1840年7月，英政府向海军和驻华全权代表下达作战部署的命令——首先封锁珠江，然后主力攻占舟山，在岛上建立指挥部和军事基地，并向白河河口进发。在7月6日，英军仅用了九分钟便攻占了舟山，这亦是英军首次占领中国领土。在占领的七个月内，英方在岛上成立了巡理府，宣布岛上所有民政、财政和司法管理由英方执行，岛上居民需向殖民政府纳税，接受英国法律管辖。此后，舟山被强行划分为自由贸易港，而在传教士郭士立出任定海知县期间，还在岛上设立书院、育婴堂、苦老院、养济院等机构，大力发展岛上基础建设。由此可见，舟山一带是英国发动这次侵略战的战略重点。攫取舟山而并非香港岛，亦反映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两大原因之一——要求开放口岸，即对华展开合法正常贸易的重要性。

考虑到当时英国的国情，中国如梦幻般的庞大市场，无疑成为英国贸易垂涎的对象。而从来是英国政府情意结的舟山，便成为对华展开合法正常贸易，以及在外交、商业和军事上的巨大筹码。然而，在战争爆发前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英国政府占领舟山的既定政策?后来为什么又会选择香港岛?义律和璞鼎查的选择先后遭到维多利亚女王政府强烈反对，但后来香港岛割让何以再一次被女王所接受?中篇《解构香港割让：从舟山到香港岛的曲折转换》，将分析为什么割让对象最终从舟山转换为香港岛。

注释：

【1】对于“闭关政策”，据近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显示，乾隆的诏书旨在将“番商”限定在广州贸易，而并非要关闭三口岸。该诏书节录如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即1757年12月20日)：

“凡番船至广…(中略)…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中略)…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开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由此可见，该诏书没有提及过要将三口岸关闭，再者江浙闽三关由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就贸易总额和关税看来，一直分别与日朝琉(球)进行东洋贸易，而粤海关则重点与西南洋各国进行正常贸易。笔者选用了此研究结果。详见：http://www.qingstudy.com/data/articles/b01/554.html。另外，乾隆此下诏还有可能是基于其他考虑。当时在聚居的洋人经常犯案，虐杀华人，而外国商船(包括英船)在来往宁波定海等地贸易时大多携带武器等。乾隆为免再出现另一个澳门，于是将口岸锁定于广州。

【2】1787年的卡斯卡特使团，1793年的马戛尔尼团，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香港史论丛》，刘存宽著，第38-40页。

【3】第二点为保护在华鸦片利益。《香港史论丛》，刘存宽著，第1-10页。

【4】“1792年英国政府派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代表团出使中国，向清政府提出多项要求，其中包括把舟山附近一个雾社房的小岛让给英商存放货物和居住。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的领土要求。”《简明香港史》，刘蜀永著，第20页。

【5】《香港史论丛》，刘存宽著，第14页。

【6】港脚散商又称“散商”，出现在十八世纪中期。散商为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商人，接受公司驻中国业务的管理机构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他们经营小批货物，从事一些简单的小规模生意。散商从公司取得营业许可证后，将印度的棉花、鸦片等商品运往中国销售，谋取厚利。由于公司不仅要靠他们来弥补广州贸易差额，而且还透过公司操控的白银与英镑的汇票兑现制度，将资金搬回英国之余，亦同时可控制汇率剥削散商。

【7】《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郭卫东著，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