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

陈之骅

原编者按：解体前夕的苏联，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逆流。它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歪曲、否定苏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史，进而歪曲、否定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股逆流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它具有四个特点：1.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自上而下有计划地发动的;2.在运动中打头阵的是一些文学家、教育家和政论家，一些历史学家是后来才跟上的;3.新闻媒体和出版界在运动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4.运动中既有所“虚无”，又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革命，“不虚无”的是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篇评论虽然距今已有十年的时间，但读一读还是可以给我们许多思索的空间与有益的启示。　　

苏联解体前夕的群众游行。

原载于《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8期

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现实的，有内部的、外部的，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等等。但最为直接、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背离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最终瓦解了党，同时毁灭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这条错误路线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歪曲、否定苏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而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造成了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同时为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催化剂的作用。

一

历史虚无主义者主要是针对斯大林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国民经济也迅速恢复。所以，要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要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进程。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是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20大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无论在规模上或是在涉及问题的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时期。在赫鲁晓夫时期批判的主要是斯大林个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由此发展到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自从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方针以后，批判和否定斯大林，否定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恣意扩大“大清洗”运动的错误，乃至否定卫国战争中党的领导作用的文章大批出笼。这些文章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突出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制度说成是沙皇制度的变种，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或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没有民主、自由。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甚至连“扭曲”的和“变形”的社会主义也够不上。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斯大林之所以犯了种种错误和“罪行”,主要根源在于制度;而要防止这些现象，必须彻底抛弃这个制度。

上述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斯大林执政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确实有过不少的失误和错误。但这不是当时历史进程的主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苏联历史上的杰出贡献是不容抹杀的。即使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丘吉尔在一次讲话中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

随着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者已经不以否定斯大林为满足,还进一步直接诋毁列宁和十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国际环境和临时政府的无能而发动的一个阴谋”;由十月革命引起的国内战争是一场“骨肉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布尔什维克党是这场战争的“造因者”，应对人民群众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负责。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因为“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因此，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如果革命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以后就中止，那么俄国就可以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可能早已实现现代化并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了。而如果不搞二月革命，俄国也可以在沙皇统治下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要在农村形成一个富农阶级，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至此，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便完全暴露无遗。

二

在解体前夕的苏联出现的这股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批判和诋毁以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首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道路，从而为他们推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路线制造舆论，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找到根据。

自从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上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方针，特别是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号召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和“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之后，社会上的自由化思潮很快泛起，否定党和苏联历史的现象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1987年2月，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更具体地指出，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这个讲话，成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对苏共和苏联历史重新审视的公开号召。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透露，1987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卡达尔的一次谈话中说，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是错误的：实际上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虚无主义行径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分歧。苏共党内以政治局委员叶·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反对这样做，认为应当肯定历史上光辉的一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曾经有过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们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信中对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对斯大林的批判太过分了，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信中还明确反对“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一意孤行。《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由雅科夫列夫执笔并经戈尔巴乔夫修改的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编辑部文章，诬蔑安德列耶娃的信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雅科夫列夫把自己的这篇文章称之为“我们政治局的纲领”。此后，批判斯大林，诋毁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恶浪便进一步高涨。

第二，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是由一部分文学家、政论家打头阵，而一些历史学家只是在后来才逐步跟上的。从1986年起，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方针的推动下，苏联一大批过去被禁的和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作品先后公开发表。这些作品大部分描写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的各种阴暗面，包括大清洗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所谓)“遭受迫害者”的悲惨命运。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作家阿·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田·阿布拉泽导演的电影《忏悔》。一些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政论家利用这类作品的问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斯大林的“集权统治”，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军事封建式的独裁制度”。他们是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的先锋队。

但是，苏共领导人心里明白,文艺作品只能给人以感性的印象,要使群众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必须依靠史学著作，也就是说必须“重新审视”乃至改写全部历史。

历史学家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才行动起来的。但是直到最后似乎也没有完全符合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他们沉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这至少说明在一部分历史学家的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观点尚未全部泯灭。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对当时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特别是对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片面性正在进行反思的原因所在。

第三，新闻媒体和出版界在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雅科夫列夫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更换各大媒体的负责人。他撤去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负责人的职务，同时把一批信得过的自由派分子安排到领导岗位上。从此，这些报刊电台和电视台便成为积极批判苏共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它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它们有时是无中生有，有时则利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缺点和问题，加以歪曲、夸大，在读者、观众中散布对革命历史和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情绪，使他们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些内容由于涉及了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敏感问题，而且体裁多样和有较强的可读性，因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一些媒体除刊载大量批判斯大林和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文章外，还开展各种实际活动，为历史虚无主义逆流推波助澜。例如，被誉为“公开性的喉舌”的《星火》周刊曾在莫斯科搞所谓的“良心周”活动，内容有举办各类讲座、放映歪曲历史的被禁影片、集资建造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纪念碑等。一些编辑部还通过与读者的联系，将收集到的大量有关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的资料公开发表。很多杂志由于发表了各类解禁作品而发行量大增。关于报刊和新闻媒体在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所作的一次讲话中有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述。他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入侵我国时用火和剑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虽然有第一流的技术装备，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数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第四，在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既有所“虚无”，又有所“不虚无”，并以此来填补所谓的“历史空白点”。为此，一些人开始更多地追忆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并要求公开这位沙皇被害的真相。他们出版了一批以前被禁的有关著述，公布了一批关于尼古拉二世和二月革命的回忆录。1989年4月，莫斯科一位名叫格·利亚波夫的作家在第4期《祖国》杂志上公布了尼古拉二世一家被革命战士处决的事实，同时说早在10年前他就发现了沙皇一家人的遗骸。这一消息引发了一场对这些遗骸的真伪问题的讨论。显然，这并非一般的考古活动，而是为了证明十月革命的残酷无情和违反人道。

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虚无”的是苏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虚无”的则是已被推翻了的阶级的代表人物和革命运动的反对派。他们的目的是要重新审视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去寻找一种另类的历史规律。

历史虚无主义造成了党内外严重的思想混乱。很多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因而开始向往资本主义。例如著名社会学家塔·扎斯拉夫斯卡娅一开始还是主张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的，但到了1990年，当她看到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原来是如此的“腐朽”时，就改变了看法。她站到了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

以上是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几个特点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编者有删节)

参考文献：

[1]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70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2] 参见[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苏]尤·阿法纳西耶夫：《历史学家的回答》，《真理报》1988年7月26日.

[4] 转引自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

[5] [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今日苏联东欧》1991年第1期.

[7] [苏]尤·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3月12日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8] [苏]帕·沃洛布耶夫：《苏联史学家对十月革命史研究的新角度》，《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

[9] [苏]米·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10] 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11] [苏]《真理报》1987年2月14日.

[12]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13]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4] 齐向：《苏联解体内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15] [俄]格·斯米尔诺夫：《过去的教训》，莫斯科，1997.

[16] 《苏维埃立陶宛报》1988年8月14日.

[17] 米?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8] [俄]B. A.利西奇金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9] 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20] 李永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附文：

　　苏联解体，广大党员为何沉默?

2015-10-13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自从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成了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人们从历史的、当下的、客观的、主观的、内部的、外部的各个方向探寻其原因，每每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苏共的上千万党员同志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行解散和联盟解体时，莫斯科街头却“很平静”。对此，一些学者感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作为苏共基础的广大党员态度冷漠，“竟无一人是男儿!”

作为“战斗民族”，俄罗斯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也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向全世界诠释的事实。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为何没有党员同志在这紧要关头“振臂一呼”?这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苏共后期，广大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民主化”、“公开性”改革，的确给予党员一些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当他把改革的目标由“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彻底摧毁“极权”制度，并且在实践中实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背叛社会主义的路线时，尽管很多党员不赞同，但除了用退党来进行抗议外，别无他法。在此情况下，亚纳耶夫等人1991年8月19日挽救联盟的最后一次努力，没有得到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而走上街头的，倒是叶利钦“激进派”的支持者。当党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部分精英时，党员的“平静”看似冷漠，更多的则是不知实情或者“无奈”。

苏共后期党的队伍不够纯净，甚至党内出现缺乏信仰的情形，起到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了党的干部队伍“过度稳定”与成分复杂的情况：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过长，甚至是终身制，导致部分干部不思进取，老好人主义盛行;庞大的干部队伍中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不能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作风不踏实，理论素养低，有的干部根本不能胜任其职，甚至买官卖官，基层组织成为一部分党员晋升的阶梯;还有一部分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也混进党内。当苏联后期改革遇到困难时，一些领导干部不是精诚团结，克服困难，而是自拆台角，部分党的干部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其行为也败坏了党的名声，动摇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政治信仰，严重挫伤了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

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搞乱了党的思想，导致党员无所适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后来又在全国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曾在党员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30多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号召“民主化”、“公开性”、揭开历史“空白点”，甚至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时，苏共上层的煽动和渲染，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远超苏共20大的“效果”，甚至出现了“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的混乱局面，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时髦。

党内高层严重脱离群众，官员腐败与官僚特权严重，使得党员群众与党离心离德。特权阶层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等外汇，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享有的特权由此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的特殊座位等等，精英阶层开始“养成”。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遍布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措施，但没有杜绝官员腐败现象，而戈尔巴乔夫本身的不自律更加深了民众对官员腐败的不满。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当广大党员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有一部分离开了苏共，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一个由腐败分子所掌握的、不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

真正给党组织带来致命打击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毫无成就情况下，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削弱共产党领导地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民主化”、“公开性”使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不断被揭开，广大党员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低。而苏共19次会议之后，苏维埃选举、多党制的实行，对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1990年夏到1991年，苏联出现了大规模的退党风潮，各级党组织处境艰难。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已经不能构成一个组织。一些地方党的领导甚至被赶下台，党内已经开始造“头头”和官员的反了。1991年，“8·19”事件后，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反共风潮，最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搞垮了党。

(摘编自《红旗文稿》2015年第18期 李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