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美国的态度曾发生过极大的变化。对1905年革命，美国先是表示欢迎与支持，后又希望俄政府给予强力镇压;1917年，美国先是支持二月革命并立即承认了临时政府，后却对十月革命表现出了极度的反感与敌视。本文在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美国的俄国观、使命观及其革命观是导致它在此问题上立场变化的重要原因。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便将俄国看做是一个与文明世界相对立的野蛮的、残暴的国家，一直期望着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一个新的“自由的俄国”，然而俄国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塑造一个美国式的俄国，仅仅是美国人关于俄国的一厢情愿的设想。

关键词：美俄关系;俄国革命;美国对外政策 

　　茹莹：试析美国对俄国革命的反应(1905—1920)

茹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

在1905年与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美国对俄国革命的态度曾经发生过耐人寻味的变化。对1905年革命，美国先是表示欢迎与支持，后又希望俄政府给予强力镇压;而在1917年，美国支持二月革命并立即承认了临时政府，但对十月革命却表现出了极度的反感与敌视，甚至直接出兵进行干涉。这种复杂的态度变化，不仅反映了美国所特有的俄国观、使命观与资产阶级革命观，也体现了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某些基本理念。本文旨在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梳理与剖析，通过考察1905年至1920年期间美国在面对俄国革命时所做出的复杂而多变的反应，以揭示出在其背后隐藏着的美国对俄、对苏政策的内在逻辑。

　　一、美国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反应

对于俄国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酝酿着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1905年1月3日(俄历)，彼得堡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在沙皇政府对和平请愿的工人实施残酷镇压的“流血星期日”之后，革命浪潮席卷整个俄国，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群众示威，到处是“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呼声，整个俄国都沸腾起来了。

俄国事态的发展深深地吸引了美国的关注。早在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各种媒体之中，就存在着对于俄国社会制度的尖锐批判。许多新闻记者强烈地谴责沙皇帝国的政治压迫与宗教迫害，认为沙皇政府是残暴的、不文明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俄国与自由民主的美国相比，指出二者实际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与俄国的黑暗相比，美国是光明的;认为应该以美国为榜样重新塑造俄国、解放俄国。[1]因此，当俄国发生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国内报刊对其加以称赞和支持。当“流血星期日”发生之后，美国人为之震惊，将之与(英国殖民者所进行的)波士顿屠杀相提并论。[2]1905年1月25日，《纽约世界》的社论指出，“当沙皇拒绝其臣民请愿的权利，并命令其士兵向他们开枪之时”，“他激起了已经觉醒的人民的革命精神”，“一旦对于平等与自由的巨大热忱被激发起来，它必然会让人们听到这一呼声”[3]。据统计，在1905年早期，56家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与杂志中，有49家支持俄国革命。[4]

然而，1905年夏季之后，随着革命所引发的俄国社会动荡的不断加深，美国对于俄国革命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对革命所带来的流血与暴力深感不安。美国新任驻巴统(外高加索黑海东岸港口城市)的领事威廉·斯图阿特曾在战乱中受伤。他不无惊恐地指出，“整个国家充斥着革命的煽动性言论，种族的仇恨与争战，谋杀，纵火，强盗，抢劫等各种犯罪随处可见。”他也报告说，由于可怕的、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最野蛮和最残酷的激情的爆发，在高加索的油田损失超过1300万[5]。当时的美国驻俄大使乔治·梅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商业处于绝对的衰落状态，破坏与燃烧房屋的行为不受阻碍地进行着，尤其是波罗的海省份。”他认为，革命带来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并严重地破坏了在俄国进步性改革的前景。[6]尤令美国不安的是俄国革命中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与力量。梅耶在12月11日所发的电报中指出：“俄国似乎暂时失去了理智，政府实际上无力恢复整个国家的法律与秩序，各个部门乱七八糟，邮政与电报业的罢工使得他们已经陷入瘫痪之中。只有社会主义者看起来组织良好，能够在一切适当和可能的地方发动罢工。”[7]在当时，美国许多媒体也表达了对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影响的疑惧。《独立报》于1905年11月30日发表文章，表示它一直怀疑这一革命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1906年1月《当代评论》上所发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文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已经迷住了俄国人民，中世纪式的、独裁的、灰色的俄国将为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的、红色的俄国所取代。”[8]在对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倾向提出疑问的同时，各大报刊也改变了当初支持俄国革命者反沙皇斗争的态度。在1905年初的美国报刊中，俄国革命者曾被盛赞为为自由而斗争的人，而在1905年夏季之后，美国媒体转而指责他们参与了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相类似的恐怖统治活动。[9]在谴责俄国革命者的同时，美国媒体依然对沙皇进行批判，但批判的缘由发生了改变，认为他对暴力过于纵容了，主张他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国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甚至公开倡议对革命实施镇压：“几发小霰弹将会起作用，文明世界以及所有俄国的有产者将会支持他这样做。”[10]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媒体中这种态度的变化是十分普遍的。他们担心俄国革命可能会导致更为恶劣的局面，并试图发现一条中间道路：既能实现俄国的民主，又要反对那些力图推翻独裁制度的革命者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危险。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了《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即《十月十七日宣言》)，该宣言宣布确保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原则，并承诺不阻止原定之国家杜马选举，等等。这一宣言的提出，使美国又对俄国的变革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由沙皇政府所推进的改革是一种可以避免革命危险的适当途径。大使乔治·梅耶甚至考虑过要使国会拨款100万美元，用以分配给俄国各个政党，作为对竞选的支持。[11]《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该诏书的全文以及俄国大臣会议主席谢尔盖·维特的信，并配有一个“来自沙皇的关于自由的允诺”的标题[12]。《国民》杂志则认为它预示着“实际的普遍选举权，一个自由选举的议会和最高立法权以及新闻自由”[13]。相应地，美国媒体开始关注俄国的杜马选举问题。

然而，随着俄国杜马与沙皇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沙皇几次下令解散杜马。1907年2月，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杜马选举，并且与在国家杜马中占据优势席位的劳动派以及社会革命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联合成“左派联盟”，从而使该届杜马中的左翼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增强。1907年6月3日，接替维特任俄国大臣会议主席的斯托雷平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并大肆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恐怖统治。其实在此之前，美国就已注意到了俄国杜马中社会主义影响的存在。一篇被认为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美国媒体观点的文章这样写道：“在俄国，极端主义正在发展之中，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程度可以通过在下院的极端农民代表的农业计划看得出来，这些人的目标是最终消除私有财产和工业的社会主义化。”[14]对于社会主义影响的担心，使得美国对斯托雷平的举措大加赞扬，“在与斯托雷平会过面的欧洲以及美国的记者们的著述中，几乎全都对他表示支持”[15]，《纽约时报》将他看做“俄国的唯一的希望”，并批评以前的俄国领导人缺乏斯托雷平般的改革的勇气。[16]甚至经常批评俄国暴政的《前景》杂志也赞扬斯托雷平所进行的“强有力的改革”[17]。此时的美国，更加期望如斯托雷平般的强人的出现以使俄国秩序化，他们对革命暴力及其社会主义倾向的担心远远超出了其反对独裁压制的热望。正如《国民》杂志的文章所指出的，“即使独裁在道义上如其反对者所说的那样，那它也比无序好些。”[18]

显然，从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到1907年斯托雷平的“六三政变”，美国的态度经历了如下变化：从支持俄国革命到反对革命。无独有偶，1917年，当俄国先后爆发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美国对两次革命所做出的反应极为不同，并最终走上了武装干涉的道路。

　　二、美国对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不同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内外都面临着极大的困境。1917年2月25日(公历3月10日)，彼得格勒数十万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并迅速由总罢工转变成了武装起义，二月革命爆发了。2月27日，俄国资产阶级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由于政府拒绝改革而导致国内局势混乱，临时委员会有责任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使命。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这标志着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专制制度的解体。

俄国迅疾变化的形势，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当沙皇独裁制度在1917年初倒台之时，美国人极其欢迎这场革命，认为它将焕发俄国的战斗精神，并向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宗教影响打开大门。”[19]1917年3月18日，美国驻俄大使弗兰西斯在发给国务卿蓝辛的电函中请求授权他承认临时政府，认为这场革命所实践的正是美国一直期望与倡导的统治原则，即统治者的统治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上的。[20]3月20日，国务卿蓝辛指示弗兰西斯：以大使身份表示美国政府对临时政府的承认，以及发展与俄国的关系。[21]3月22日，美国成为承认俄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在美国政府与官员表示对二月革命与临时政府的好感的同时，美国新闻报刊也对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生活》杂志甚至刊登了一幅漫画，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1776年的美国革命联系在一起，表明俄国正沿美国式的道路前进。画中描绘了骑在一头熊背上的自由女神的形象，她右手高举象征光明与自由的火矩，左手所执的白纸上写有“1776”与“1917”两个意味深长的年份，周边站着一群对之脱帽敬礼的俄国人。[22]

在美国对二月革命表示支持的同时，也一直没有忘记在1905年俄国革命时他们的担心与恐惧。1917年4月3日，国务卿蓝辛给弗兰西斯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是美国劳联领导人冈帕斯给俄国工人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很高兴俄国工人们新近获得的自由”，“国际劳工欢迎这一自由的胜利以及全世界独裁者的垮台。”在表示对俄国工人祝贺的同时，冈帕斯还强调“不可能立刻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自由是在解决日常生活与工作的问题中实现的，不能仅仅依靠革命而获得，它是渐进的产物”，因此，冈帕斯呼吁俄国工人应该理性地解决当前的问题。[23]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蓝辛不仅转交给弗兰西斯这封信，还要求后者在俄国公开这封信的内容。显然，美国国务卿仍然期望俄国的发展是以一种渐近的、变革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走向一种在他看来是极端的、彻底革命的道路。

事实证明，蓝辛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临时政府被推翻，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这意味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俄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如下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俄国这场新的革命?总的来说，在当时美国的驻俄官员之中，存在着如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以美国驻俄军事使团团长威廉·V.贾德森为代表，在他看来，“在俄国诸多互相角逐的政治力量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是唯一能够指挥士兵的力量，如果说这些士兵能留在战争中并进行战斗(甚至是防御性的)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24]贾德森从当时战争的角度出发，主张应该给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以事实上的承认，认为这样将有利于俄国在对德作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减轻美、英、法等国的战争压力。

第二种以美国驻莫斯科总领事萨莫斯为代表，他主张应该明确地、公开地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11月27日，萨莫斯向蓝辛转交了一份由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成员阿瑟·布莱德(ArthurBullard)写给其部门领导人乔治·克瑞奥(George Creel)的信，并表示自己完全赞同信中的观点。信中谈到：“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是不明智的”，“但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应该重视这一不熟悉的事务”，“对布尔什维克的拒绝，不是基于他们所进行的狂热的社会实验，而是基于民主的理由”。信中还认为，布尔什维克只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小派别，其影响力是有限的，因为清楚自己在选举中不会取得胜利，所以用武力的方式推翻了临时政府，并以恐怖的手段掌握了俄国的政权。美国等民主国家对这一不民主政权不予承认，“将会给那些掌握了政权的冒险家们以巨大的打击”。最后，该信建议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谴责布尔什维克的非民主的政策，认为这样做是很重要的。[25]

第三种观点以美国驻俄大使弗兰西斯为代表。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随时都会垮台，故建议美国什么也不要做。[26]

上述观点表明：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初期，美驻俄官员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对俄政策。而此时，美国政府也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中，直到12月初，华盛顿开始发布指令，要求其外交人员不得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直接的联系。1917年12月6日，国务卿蓝辛给驻俄大使弗兰西斯致电：威尔逊总统期望美国代表拒绝所有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直接联系，并要求转告贾德森等人。[27]12月15日，蓝辛又通知美国驻欧洲各国、中国、日本和泰国的外交代表，不要与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或由该政府任命的俄方外交官员有直接的接触。[28]蓝辛在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对此解释道：“不要去理睬这些危险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不与他们发生直接往来。承认他们就会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使他们更加横蛮无礼和令人生厌，这只会得到他们的蔑视而非友谊。”[29]显然，美国在以一种事实上不予承认的方式来对待俄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不仅如此，美国在与布尔什维克保持距离的同时，还暗中以各种方式支持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例如，美国曾给予俄国临时政府贷款，使他们可以购买数百万美元的武器、军火以及各种供给品，以加强俄国的对德作战。到布尔什维克掌权时，美国仍有大部分物资尚未启运，在随后两年中，在国务院与财政部的知情与允许下，这些物品被送到白俄手中。又如，1917年12月初，在威尔逊的批准下，美国给予英法资金，由他们转交给在南俄组织起来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军队。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仅在经济上、物资装备上给予反布尔什维克力量以支持，还参加了英法等国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在俄国北部内陆数百英里之外，5000名来自大湖区的美国士兵在撤走之前，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与苏俄红军作战。一直到1920年4月，仍有9000名美国远征军在苏俄内战中扮演干涉者的角色，在跨西伯利亚铁路上巡逻，守卫着同盟国战俘营，保护着军火库。通过确保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铁路东部供给线，他们给西伯利亚的白军以支持。总之，“从1917年到1920年，美国寻求一切手段，联系、鼓舞、支持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29]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十月革命后的上述举措，与二月革命时期美国率先承认临时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关于美国对俄国革命的反应的辨析

从美国对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反应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当革命表现为反对沙皇专制、追求宪政、民主的特征时，美国就会给予支持，而当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并进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时，美国就会采取敌视与反对的立场。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美国在俄国革命问题上的立场?为什么在对待同一场革命时(如1905年革命)，美国前后的态度差别是如此之大?首先，美国当时所持有的俄国观与它在俄国1905年革命初期以及二月革命时期所表现出的支持态度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人的俄国观曾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最初的俄美交往中，俄国被看做是一个“遥远的朋友”。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美国关于俄国的各种著述与报道中，主要是正面的、肯定的与积极的描述与评价。例如，1868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连结美国与俄国的纽带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离他们相互视彼此为兄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30]然而，这种俄国观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被彻底地改变了。伴随着铁路的修建、航运技术的进步、电报的发展、出版印刷业的普及等，美俄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遥远，越来越多的美国记者、商人和传教士有更多的机会赴俄旅行，可以近距离地考察这个国家，从而对沙皇俄国的专制与独裁制度以及俄国人的生存状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了解。与此同时，俄美之间在远东地区的经济贸易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这也导致许多美国人的俄国观的改变。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官员与学术顾问就已对俄国充满了担心，认为它正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竞争对手并对美国商业利益构成很大威胁。1903年7月18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海约翰的信中表达了对俄国的不满：“我对俄国人在满洲的行为十分地警惕并感到愤怒，我不想向他们屈服。”[31]相应地，在美国国内，人们对于美俄关系的定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20年间，许多报刊纷纷按照“文明”与“野蛮”的关系来重新定位美国与俄国的关系。在1890年《生活》杂志的一幅漫画中，俄国被描述为地球上的一块污迹，而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32]正是在各种各样的批判声中，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在美国舆论中，俄国已经从美国的朋友变成了美国的敌人，俄国被美国看做一个野蛮的、残暴的、独裁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当1905年革命与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在美国的报刊中呈现出一片欢呼支持的局面。在他们看来，“沙皇俄国是一种‘中世纪的’野蛮主义的形象，是一个庞大的监狱”[33]。而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则意味着俄国正在向民主的道路前进。

其次，它是美国的使命观在其对俄政策上的具体体现。在美国人的世界观中，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合理的政治制度，肩负着拯救整个人类的使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这一使命观的忠实信仰者。他曾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我相信美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给予的献身于人类自由的精神能量”[34]。而当美国人将俄国定位为“野蛮”者之时，作为“文明”代表与灯塔的美国人的使命感也就变得格外的强烈。从“文明与野蛮”的美俄关系定位出发，美国人始终抱有一种改造俄国的愿望。也许从1905年11月1日《哥伦布晚报》中的一幅漫画中，我们能够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美国人的自豪与使命感：来自美国的自由之光穿透了笼罩在俄国人民头顶上的重重乌云，众人为之欢呼雀跃，眼神中流露出期盼与渴望，纷纷向那文明之光伸出了求助的双手。[35]在这种使命观的推动下，美国已俨然视自己为俄国人民的引导者、解救者，是他们所应该仿效的榜样。相应地，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以及1917年二月革命中俄国资产阶级的执政，便被美国看做引导俄国走向民主道路的有利时机，美国因而给予了热情的响应与支持。

再次，美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观决定了它在俄国1905年革命与1917年两次革命时期态度的变化。应该说，美国对于革命的观念并不是俄国革命时期才确立起来的。早在美国建国之初，托马斯·杰斐逊与约翰·亚当斯就已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的观念，这极大地影响了日后美国对待他国革命的态度。他们认为，革命是神圣的事业，指导革命必须将混乱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必须由受尊敬的公民来领导，树立起来的政治目标不能过高，应该通过制定权力均衡的宪法来使革命获得一个美好的结局，最主要的是保证公民权利与财产权，等等。它应是理性的，与宪法、自由、民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否则，革命战争就会演变成为城市暴动，就会发展成为法国雅各宾式的恐怖与残酷的统治。[36]这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观，它强调在已有秩序基础上的改良，并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为革命的最终目标，对于秩序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视更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统治阶层对于变革的忧虑与恐惧心理。

具体到俄国革命，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期望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一个新的“自由的俄国”，一个摆脱了沙皇专制独裁统治的俄国。然而，在美国人的头脑中，这应是一场理性的、渐进的、进步主义的变革，应该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封建专制独裁的革命，而不是彻底打破一切秩序的革命，更不应该是一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如此，在1905年革命初期以及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对于俄国人推翻沙皇专制独裁的努力，美国积极响应并予以支持，应该说，这种态度是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然而，20世纪初的俄国局势发展十分迅速。在1905年革命后期，以及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当美国发现俄国革命偏离了自己所设想的轨道，并有可能走向法国雅各宾式或社会主义道路时，它极度失望。这种失望情绪在当时的新闻报刊中表露无疑，经常有文章以轻蔑的口吻提到俄国人，认为“他们是愚蠢的人，疯狂的动物，发怒的畜生，仇恨的供应者以及对所有美好事物的野蛮的毁灭者”[37]。如果说俄国革命未能遵循美国的模式而令其大失所望的话，那么在俄国革命中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倾向则尤令美国感到忧惧。在1905年革命时，美国就表现出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担心，并转而支持沙皇政府的压制政策，寄希望于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来实现其“自由的俄国”的梦想。1917年11月，当威尔逊听到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时，最初的反应是嘲笑社会主义计划“如此荒唐，足以引起孩子们的大笑”，“社会主义是一种极端困难或不可能的事情”，应避免这样的狂热。[38]国务卿蓝辛则是一个最强硬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者。早在1917年10月，蓝辛就已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是要建立起一个专政政权;他们要把自由资本主义抛在一边，并以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39]在美国看来，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威胁，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敌视心理，美国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它不仅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还参加了英法等国对苏俄政权的武装干涉。而在十月革命后长达16年的时间内，美国更是一直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可以说，冷战意识形态自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时就已经存在了。而从美国对不同时期俄国革命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革命的支持，还是对于革命的反对，美国都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利益为其根本出发点的。这决定了它在俄国革命期间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

综上所述，美国始终期冀以自己的模式来指导并影响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任何国家的历史变革都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即使是该国的精英们，也未必能够完全对之明察秋毫并将其纳入到可操控的范围之内。更何况美国人对于俄国的认识仅仅是建立在一个外来者的观察的基础上，缺乏对于俄国社会内部结构与传统的深刻认识。可以说，塑造一个美国式的俄国，仅仅是美国人关于俄国的一厢情愿的设想。这也意味着美国对于俄国革命的支持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而它对于革命的反对，体现的则是一种本能的仇恨。

[本文作者茹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注释：

[1]大卫·S.冯格桑：《美国使命与“邪恶帝国”：1881年以来以“自由俄国”为目标的十字军》(David S.Foglesong，TheAmericanMission and the“EvilEmpire”：The Crusade fora“FreeRussia”since1881)，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2]阿瑟·W.汤普森、罗伯特·A.哈特：《不确定的十字军：美国与1905年俄国革命》(ArthurW.Thompson andRobertA.Hart，The Uncertain Crusade：America and theRussian Revolution of1905)，波士顿1970年版，第30页。

[3]大卫·S.冯格桑：《美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秘密战争：美国在俄国内战中的干涉，1917—1920》(David S.Foglesong，Ameri-ca’sSecretWaragainstBolshevism：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theRussian CivilWar，1917-1920)，大学缩微胶卷国际组织(U-niversityMicrofilms International)，第9203561号，第37页。

[4]阿瑟·W.汤普森、罗伯特·A.哈特：《不确定的十字军：美国与1905年俄国革命》，第Ⅵ页。

[5]诺曼·E.索尔：《和谐与冲突：美国与俄国，1867—1914》(Norman E.Sau，lConcord&Conflict，The United States&Russia1867-1914)，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507页。

[6]诺曼·E.索尔：《和谐与冲突：美国与俄国，1867—1914》，第516页。

[7]诺曼·E.索尔：《和谐与冲突：美国与俄国，1867—1914》，第514、517页。

[8]格里高利·摩利斯：《矛盾的关系：美国与俄国的立宪君主制，1905—1911》(GregoryMorris，“The Ambivalent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alMonarch，1905-1911”)，大学缩微胶卷国际组织(UniversityMicrofilms International)，第1443559号，第32页。

[9]阿瑟·W.汤普森、罗伯特·A.哈特：《不确定的十字军：美国与1905年俄国革命》，第91页。

[10]《国民》(Nation)1905年12月21日，第498页。

[11]诺曼·E.索尔：《和谐与冲突：美国与俄国，1867—1914》，第516页。

[12]《纽约时报》1905年10月31日。

[13]《国民》1905年11月2日，第349页。

[14]《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06年6月6日;转引自格里高利·摩利斯：《矛盾的关系：美国与俄国的立宪君主制，1905—1911》，第36页。

[15]《俄国总理的个性》(“The Personality of theRussian Premier”)，《评论之评论》(Review ofReviews)1906年11月，第631页。

[16]《纽约时报》1906年8月28日。

[17]《前景》(Outlook)1906年8月4日，第771页。

[18]《国民》1907年3月14日，第235页。

[19]大卫·S.冯格桑：《解救俄国?美国传教士与沙皇俄国，1886—1917》(David S.Foglesong，“Redeeming Russia?AmericanMissionaries and TsaristRussia，1886-1917”)，《宗教、国家与社会》(Religion，State and Society)第25卷，1997年12月，第4期，第353、359—360页。

[2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StatePapersRelating to theForeign Relations ofthe United States)，1918年，俄国卷(Russia)第1卷，第6页。

[2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8年，俄国卷，第1卷，第12页。

[22]《生活》(Life)1917年5月10日;转引自大卫·S.冯格桑：《美国使命与“邪恶帝国”：1881年以来以“自由俄国”为目标的十字军》，第51页。

[2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8年，俄国卷，第1卷，第18页。

[24]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2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8年，俄国卷，第1卷，第270—271页。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第17页。

[2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8年，俄国卷，第1卷，第289页。

[2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8年，俄国卷，第1卷，第317页。

[28]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第93页。

[29]大卫·S.冯格桑：《美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秘密战争：美国在俄国内战中的干涉，1917—1920》，第5—8页。

[30]诺曼·E.索尔：《和谐与冲突：美国与俄国，1867—1914》，第175页。

[31]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美俄关系：1781—1947》(W illiam ApplemanW illiams，American Russian Relations1781-1947)，纽约1952年版，第24—47页。

[32]大卫·S.冯格桑：《美国使命与“邪恶帝国”，1881年以来以“自由俄国”为目标的十字军》，第21页。

[33]大卫·S.冯格桑：《美国使命与“邪恶帝国”，1881年以来以“自由俄国”为目标的十字军》，第31页。

[34]阿瑟·M.小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周期》(ArthurM.Jr.Schlesinger，The Cycles ofAmericanHistory)，霍敦米福林公司1986年版，第16页。

[35]大卫·S.冯格桑：《美国使命与“邪恶帝国”，1881年以来以“自由俄国”为目标的十字军》(David S.Foglesong，“The Origins of the FirstAmerican Crusade for a‘FreeRussia’”)，http：//www.russia-21.ru/XXI/RUS_21/ARXIV/2002/fogelsong_2002_2.htm，第32页。

[36]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05、122—123页。

[37]阿瑟·W.汤普森、罗伯特·A.哈特：《不确定的十字军：美国与1905年俄国革命》，第122页。

[38]大卫·S.冯格桑：《美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秘密战争：美国在俄国内战中的干涉，1917—1920》，第59页。

[39]唐纳德·E.戴维斯、尤金·P.特兰尼：《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