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姑娘的青葱岁月：原上海小三线钢厂女工口述

导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支援内陆工业建设，增强军工国防实力，新中国投入大量资源进行三线建设。其中，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为战坚持抵抗。本文即为当年参与上海小三线皖南建设的钢厂女工张薇薇口述。当年三线建设的条件艰苦，工作条件也远不如今天，但普通工人仍然积极热情地投入生产，以艰苦奋斗为荣，努力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自力更生，改善生产和生活水平。读毕张阿姨的故事，也许你就能找到原因何在了。

张薇薇，女，1949年出生。历任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04车间政宣组，工段党支部书记，技监站站长，八五钢厂教育科组长等职。

　　艰苦筹建，政宣工作热情高

1970年1月3日我到上海的安徽小三线，那时候市建二公司已经在安徽造房子了，他们把山炸掉一大片了。我刚去时是劳动锻炼的。那里都是山连山，船码头下来后，一辆卡车开进去。就这样―条路，有转弯的地方，车对面对开是蛮窄的，看上去有点害怕，一面是靠着山，一面就是很陡峭的悬崖。开到山里面，就跟市建公司一起劳动。山炸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去搬石头。我们这一批小青年有1400个左右。那时候分连队，我是七连的，连队里大概有三十几个女同志，我们这边七连大概120多人，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女同志。

等到厂房造好，1970年8月宣布我们进厂，我被分到临时车间拉钢管。刚开始被分在铣床，其实我们这一批人思想很单纯，我很早就抽到八五厂的筹建组里面办小报，等于跑宣传，而且后来正式分的时候，他们宣传的负责人叫我留下来，但是那个时候我被什么吸引了呢?因为分到车间里面的人马上都到上海去实习了，自己就很想回上海。所以我说我要到车间去，后来到上海实习了大约3个月，马上就回安徽去了，就一直待在那了。做了没多久，到1975年就开始选革委会，那时候还没有党总支，就选革委会，我就被选上去了，叫我搞政宣，就脱产待在政宣组里。政宣组就我一个人，上面经验也不足，新组织的单位，经验也不是很足。领导都是上钢五厂支内来的，年纪轻的都是我们这批学校里出来的，到后来有身体不好的老师傅来，就叫他们发发报纸，搞搞卫生。

那个时候我们热情都很高，像现在分到厂里面的人，抽到办公室开心都开心死了，谁还愿意去干活。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就好像我们一起来的那么多人都在下面做工作，我好像一直就待在上面，其实事情也蛮多的，我就感觉很不好意思，就经常和人家一起去劳动，一起做工作。有许多写写弄弄的事情，我都放在晚上做。所以等于是每天早上起来到晚上九十点钟再回到自己宿舍里。一个车间就是三百多个人，而且没工会，宣传方面，假使搞搞文体活动，厂里面要搞文艺汇演，从一开始发信，发报纸，发到我们车间，都要我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给他们分过去。

群众工作也是蛮难做的，下面有些老师傅，本来工段长都是年纪蛮大的人，你们上头倒有好几个年纪轻的，应该来锻炼锻炼。我们总支书记说：“你下去做支部书记。”1972年我入党，后来就叫我们几个年纪轻的下去，到他们加工工段去。我是车间下面工段的党支部书记。因为这一摊工作是一个工段，另外一摊是另一个工段的，大概我们分了五六个工段。1975年我到了加工工段去做党支部书记。另外有个年纪大点的做工段长。也就两个人搭档，那个时候我们工段有六十多人，主要是负责整个车间的前面工序，就是裁料，裁好料要打定心，两面要打定心，打好定心就要剥皮。剥皮就是很大的车床。和工段长两个人等于什么都要管。生产上以他为主，但是他经常回去，他家在奉贤。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身体不太好，回去半年。假如说有空，也帮忙一起做，那时候生产人手很紧张，有种岗位上一直缺人，那么自己也等于是一直顶在下面工作。在下面当党支部书记没多少事情的，一共就这么多人，党员也就五六个，没多少事情的，就在岗位上顶替。

　　亲力亲为建造操场、图书馆

我们车间里我想起来也觉得蛮激动的。厂里面条件很差的。宿舍是造好了，活动的场所都没 有的，宿舍前面的窗都开不出去，有的地方开一半，就已经靠住山了。大家小青年都想活动，比如打篮球、打羽毛球，许多小青年跟我提议，因为这个时候我在管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我就说大家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开出一个场子来，不过不是说整个球场是我们开出来的，本来就有个场子，再往里面开挖就可以了。业余时候就去刨，拿着铁把这个山锄啊锄，一点一点地刨掉，这个时候不敢用炸药炸了。以前厂房还没造好的时候，可以用炸药炸，这个时候就硬碰硬靠自己从这里一点点挖进去。那时候大家热情也蛮高的。因为这时候没工会的嘛，这种事情都是我管的。那时候自己开出来一块地。后来做成一个篮球场，也可以打羽毛球，是我们车间里的人弄的。因为这块地就在我们车间，那时一个个车间分开很远，有的人也蛮卖力的。组织团员义务劳动，一下班，大家好像蛮叫得动的。

后来又造了一间房子，搞一个图书馆，一个场子空地已经有一块了，这里还有一块凹的地方，还要许多力气去填掉它。我们又开始找人开山，从另外一个山坡那边挖过来，把这块地填平，再把房子造起来。不是单单我们车间里几个搞泥水匠的，我们这么多团员党员，义务劳动把它做好。砖头水泥都没有正规渠道拨下来。因为厂房刚刚造好，厂区里面总归有堆在里面的废的水泥砖头。我看到什么地方有，就组织他们一起去。房子大概有六十几个平方米。然后大家自己捐书，上头有少部分的钱，大家再自己募捐，捐书捐钱，随后去买了点书，因为想待在山里面太单调了，我想尽量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我向来对这方面事情蛮积极的，因为我本身就搞这方面工作的。我也考虑蛮多，人家也蛮喜欢向我提议的。他们一提议，我就要想办法做起来的。像这种事情放在现在让你去，不可能的对吧?不过后来我做了这个很多事情以后，人家也有议论的，好像觉得我这个渠道不正规，好像是去偷来的一样，实际上我想，我是到人家车间门口叫这么多人一起去装材料。

我有一件事情大概做得太目无组织纪律了。那时候组织拉练去九华山。我们车间十个名额， 书记叫我不要去，我们厂里面的武装部的部长他组织的，他动员我去，蛮主张我去的。那我就和我车间领导说，不管，我一定要去。后来，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后来有名单的这几个人呢，也很支持我去，结果我就这样自说自话去了。去了之后，对我这个人也蛮有争议的，认为我无组织无纪律。再者就是因为我家里的成分问题，我爸爸以前是做掮客的，现在说起来就是做销售的人。但是掮客为资本家做事的时候，没工资的，就是拿提成，那么钱也赚得蛮多的。公私合营的时候，国家有政策，等于国家问资本家借钱一样的，就是说你给他们的钱是算是投资的，就划在资产上的，不属于投资就属于借给他们的，就不算资产的。我爸爸和我说这个政策是很清楚的，你不用担心。但是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又不是这样的，人家只知道你们家拿过贷息的。公私合营的时候这些问职工借的钱就作为定息一样每个月寄到你们家，到银行去拿。我们家每个月好像也有100多块钱可以拿的。这事情厂里面人家都知道的，就会反对，就好像觉得成分不好。所以我在入团入党的时候，都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卡住。

　　挥慧剑斩情丝

—开始我学校里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要和我谈恋爱。他到四川去了。那时候 他分在长城钢厂。那时候我们一直通信的。过了一两年， 1972年入党。他1969年走的到长城钢 厂，我是1970年1月到安徽八五钢厂。一直来信的人家都知道的叠信到了，人家总归来翻翻看看，一直有四川长城钢厂来信，人家都知道是我朋友，我也认可。但是，这个时候一直不碰头，—年碰一次头，他也探亲，我也探亲，来碰个头，感情是有点淡漠了。因为毕竟学校里的时候，这人比较单纯，就是蛮要好的，蛮要好的就感觉要分开了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然后他跟我说他要和我谈朋友，我就同意了。

1972年，厂里面要发展我入党，他们就去调查了。男朋友那里也要调查的，又没结婚，我感觉蛮怪的。结果把那边长城钢厂发的函给我看了，他在那边因为盗窃，被记了大过，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总支书记劝我，说又是这样的人，又是在两地，没什么意思。我考虑之后就写了封信给他，说要么我们就算了吧，再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和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本身就是对我不尊重。他马上写了封信骂了我一顿，他也没做任何解释。也没意思要我原谅他，一点软话都没有，后来就真的分手了。

分手的时候还蛮滑稽的。他送给我的礼物，我送给他的礼物两人都退回去。我们两个人都在 外地。他在四川，我在安徽。他叫他的弟弟，我叫我的弟弟去拿的。我探亲回去的时候，就把他送给我的手套、围巾都给他，他也全还给我。两个弟弟在外面交接，—人一个包。

我和我丈夫分在厂里面才认识的，其实我们谈恋爱谈得挺晚的，也是我们工段长硬是把我们拉在一起。我们这工段长季师傅说：“你和马云耀不是蛮好的吗”，后来我说我对他没什么感觉，他比我小两岁，是上钢五厂艺徒支内来的。他对我很尊重，很仰慕，后来也入党了，他还做团总支副书记，但是他写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叫我看，要我修改的，他一直叫我张老师。所以说明我们之间有隔阂的，所以他说了之后，我们两个人都木楞，也没想，那我就想就这么等他。过了几年，季师傅就问我们，你们谈得怎么样了，我说谈什么，我们又没有谈过“啊?你们没谈过?!”他说。我说：“是呀，是没谈过，他也没提过这事，我也没提过这事。”到上海了，我们也没碰过头。他探亲，我探亲都忙的。后来他就正式把我们两个人拉到了一起，正式和我们两个人说，他跟马云耀说你男的嘛，总归要主动点，你要正式和她提出来的。然后他就正式和我提了，提了之后，我也就答应了。

夫妻互相分担，邻里热心帮忙

我和我丈夫在1978年1月1日结婚，孩子9月底就生了，那时候小孩是有托儿所的，可以喂奶的。那时候这点比现在要方便，比较人性化，车间里都是有托儿所的。那么就上午喂一次奶，下午喂一次奶，规定的。我就一直自己把小孩带在身边，没送到上海。直到我调回来，小孩开始回来读书。那时候我老公和我是一个车间的。下班就自行车一起骑回去。到了家里我来做事情，他带小孩。他带着小孩到处走走玩玩。后来到云南以后，托儿所就不能放了，那时候孩子太小，又不能进去幼儿园。结果给人家私人带，给一个邻居阿婆带。这人倒挺好的，就是我们车间托儿所的一个阿姨。她退休了，她年龄到了，她厂里叫她退休了。她住得离我们家不远的。她也是我们八五厂的职工，她们是上钢五厂支内职工的老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吃苦吃惯了，我也没觉得怎么苦，因为小孩反正放托儿所，我就上午进去一次，下午进去一次，别的时候不进去的。很自觉的，大家都这样，基本上都这样。后来小孩不进托儿所了我就交给人家阿姨带了，我也没什么压力。因为假使一早要送到附近的托儿所，自己就要紧张一点了，我下班出来可能要来不及。送到阿姨那里就不要紧，即使晚上偶尔有点事情要开会，晚点去接他也不要紧，所以谁早谁接。这样方便一点，只要讲一声就可以了。

那时候中午都是吃食堂的，早饭在食堂买，中饭也是在食堂买的，总归在车间里吃好算数。晚饭回到家里自己烧。那时候房子都分的，有的。尽管小，就一间11平方的房间，一个厨房间是两家人家合用的。那时候我就不像之前一样业余时间再扑到工作上面，没这精力了。下班就回来了，会放点心思在小孩身上。

　　回到上海，离开政宣组

我们回到上海，上钢五厂就把我分到公安处，实质上是保安处。他们那时候叫公安处，那时候他们公安处是受宝山分局领导的，我们还穿制服的，我回来的时候也发制服的。业务关系是宝山分局的，人事关系是上钢五厂的。第一批出来我就分到公安处，在那里工作了13年。

回沪后工作上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反正我这人就是随便到哪一个岗位我就很认真的，我就一心一意要做好的。人家欣赏我的人对我印象很好的。随便什么工作交给我都很放心的，周围看不惯的人也有的，他们讲起来说你出风头呀，样样都想争什么。我觉得上钢五厂的工作好像节奏慢点，没我们小三线那里快。公安处因为工作有点特殊性的，有时候没事情就没事情。如果待在办公室可能一天没事情也是有的。但是碰到事情就等于像公安局一样的，晚上也要加班。大案子我们有侦查科，小案子归我们治安科。

我这人下面处理事情魄力太小。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我很傻的，我那时候应该怎么样就好 了。不过世上没有后悔药。太软弱了有种捣蛋的人他就吃住你。有个人闹情绪，独苗嘛，想调回去一直没调，但没政策又没办法的。他就成心炉子不开，我们那时候工段里还有一个活是烧大炉，圆缸，要从炉子里滚进去烧。烧红了以后穿孔，烧一会儿马上要打铃，班长负责打铃，要把它穿孔嘛，走掉一批，然后再把它烧一会儿，加温一会儿。烧的时间太长，缸要烧了融掉，而且性能会有变化。那时候这班长捣蛋得不得了，就是不肯做。正巧我们工段长又不在，所以生产上的事情我管得挺多的，他在我就好多了，还有个人可以商量，而且有他可以出面。反正有情绪么人家就有很多事情不肯，我就好像对他没办法一样，生闷气，有时候实在看不过去了。和他谈是谈过两次的，他就说关我什么事。这烧融了和我没关系的。有时候我假使过去说你可以开炉了，可以烧了，他就这样说，那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敲钟。我敲钟就带人家一起来做了。其实班里其他人都挺好，小青年，你要是敲了他们肯定会来做的，就他特别捣蛋。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他没办法一样。

那时候觉得有工段长男同志在可能会好点，压得住他。也有其他人的，比如我们一个翻定心的活，打定心，规格小的圆缸才三四十斤，规格大的要六七十斤。有个活很重的，一个实的定心要两头打个人坐在椅子上，把它从料架上搬上来，把它滋—打，打好再翻个身再打，两头打好以后再去剥皮。像这个活我们等于是没有固定的人做。我和工长两个人一直自己在钉，后来他不在我就叫其他男同志，谁肯么，做做他们的工作来打。一开始刚刚下去两年他们很给你面子的，因为本身我 在政宣组的时候和他们关系都搞得很好的， —批小青年对我很拥护的。因为我和他们同样年龄，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也挺喜欢的，文艺体育啊。因为我觉得之前你们篮球场啊，造房子啊，思想上和他们应该挺融合的。所以刚刚到工段里的时候他们也挺给我面子的，也挺服帖我的，但是真的做得长了以后他们就疲掉了。他们觉得跟你这么卖力一点意思也没有。你么以后他们叫你做党支部书记了，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样了。说什么铁姑娘，在外面不停地宣传，潍坊基地什么优秀党员什么的，他们想想我们有什么。到后来不像一开始这样，就对你冷下来了。

实质上我觉得我这时候如果在做小青年的工作当中搞搞文体、宣传方面，我觉得我比男同志更想得到一点，更优越一点。实质上在政宣组我还是比较有能力的。那时候我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戴。做下来还是觉得政宣组的工作最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工委，宣传工委这些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在指挥，而且很能指挥得动的。觉得做得挺开心的。后来到了下面工段里，加入工段做书记以后我就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我人也变得沉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