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封锁与中国科技进步的那些恩恩怨怨

龚正

【摘要】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迫切需要的技术，只要拿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气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科研攻关，一点一点地啃，一点一点地推进，总会有出成果的一天。人海战术也是战术，只要能出成果，总比被人卡脖子好。更何况，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坐二望一，越来越多的投入使科研条件大幅改善，对国际科技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作为一个本身就具备了基础科研能力的国家，技术瓶颈只是一层窗户纸，外国人愿意帮我们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外国的技术封锁而无法站在外国巨人的肩上，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变成能让后继者站在肩上的巨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后，西方各国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对社会主义中国大都持敌视态度，用于执行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禁运封锁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甚至在1952年专门为中国成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用于执行针对中国的禁运和封锁。虽然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经历了所谓的“蜜月期”，之后又有苏东剧变这样重大的历史变故，巴黎统筹委员会也随着冷战结束而于1994年正式解散，但是17个原巴统成员国和其它11个国家随后于1995年在荷兰瓦森纳召开会议，并于次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宣布基于“自愿”的原则限制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军品和技术的扩散，其物项内容大部分继承自巴统，而中国则被赫然列入了被封锁的国家名单之中。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协定宣称各缔约国是“自愿限制”，但除了如俄罗斯、法国这样有一定实力的大国之外，大多数缔约国是否“自愿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它大国的态度;除此之外，自9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还以中国内部的政治风波为借口加强了对华的各种禁运和封锁，不仅很多原有物项的封锁和禁运却仍未解除，甚至还有新的物项被加入到封锁的名录中去，特别是对于涉及国防、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冶金材料等高精尖领域的技术，西方诸国更是守口如瓶，即使在正常的国际技术交流合作中，也对中国人“特殊照顾”，刻意设置重重障碍，生怕中国人接触到他们的“核心机密”。但又恰恰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却能一次又一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仅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大类和小类的国家，还在超级计算机、商业核电站、新能源、航空航天、高速铁路、军事工业等领域站上了世界之巅，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科技强国之一。这其中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的确引人深思，也值得仔细梳理一番。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两次大规模集中引进外国技术，在讨论中国在技术封锁下发展科技以前，必须承认这两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对中国今天科技成就的重大积极作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指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以及相关技术，这些项目包括了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门类，使中国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工业生产和科研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建设这些工业项目的同时，中国还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了学校、研究所等教学和科研机构，这些机构日后大多成长为中国科技进步的强劲引擎，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美建交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大幅改善，西方出于扶持中国对抗苏联的目的，在一些领域放松了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转而通过成品出口、技术合作等方式向中国输出工业技术——当时的中国刚刚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调整过来，国内的各种技术早已远远落后，迫切需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加之科研系统的任务从备战转为服务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这促使中国与西方在这一时期展开了大量深入的合作，当时的大量合资企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层面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除此之外，中国与西方在较为敏感的军事技术上的贸易与合作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一些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西方武器装备进入中国军队服役。同时，中国也积极引进西方技术或与西方国家合作对自己的老旧装备升级改造——尽管之后的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故，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戛然而止使得这些军事技术合作大都无疾而终，一些民用项目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但中国在合作中得到了西方科技强国百年积淀的经验，更深入地理解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理念，在工艺优化、标准化、模块化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更是受益良多。上述领域的进步，为中国师承苏联的较为完善的科研和工业体系锦上添花，为中国后来在科技和工业领域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也造就了中国高科技产品“东西合璧、博采众长”的风格。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外，中国在苏联解体后也抓住机遇引进了一批原苏联的技术资料和人才队伍，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人才填补了一些领域的空白，突破了一些技术瓶颈。

从中国引进外国技术的历史来看，五十年代源自苏联的技术虽然涉及到工业体系的方方面面，但大都是基础重工业和急需的项目，除部分军事装备外大多数引进的物项在技术上并不先进，因此仅仅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此外，八十年代与西方的合作项目则明显地不成体系而呈散点状分布在各个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承受力不足以全盘引进西方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在合作中只是希望扶持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伙伴，而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实现科技进步和现代化。事实上，绝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帮助中国这样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家实现科技进步和现代化。不论是中苏关系的破裂还是中国与西方“蜜月期”终结之后，外国对中国采取的第一步行动便是严厉的技术封锁。只要外交政策的风向转变，一切所谓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独立自主地发展科技事业，既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所必须要有的大国姿态，同样也是现实利弊权衡下的必然抉择——而对于中国这个从六十多年前废墟中站起来的国家来说，独立自主意味着更多的弯路、更大的困难。

中苏关系破裂时，双方有不少合作项目都尚未完成，如当时正在引进的米格-21飞机的资料尚未完全交付，苏联承诺的原子弹设计资料和样品也都还没有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召回了全部援华专家——尽管有各种资料显示有不少苏联专家们在回国前竭尽所能地希望多完成一些工作、多给中国学生们留下一点资料，但是更普遍的情况则是紧急地销毁大量重要技术资料。援华专家撤走后，苏联虽然表面上仍然继续履行对中国的援助，实际上却故意扣留了部分涉及核心技术的资料，甚至在实际交付的技术资料中，也错漏百出，使中国在参考这些资料展开科研时走了不少弯路——不知是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在细致程度上真的如此不堪，还是故意修改资料以达到别的什么目的。

可以想象，对于当时那个科研能力十分薄弱的中国来说，苏联人的所作所为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困境。但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缺乏资料的米格-21飞机也通过逆向工程手段仿制成功——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但也与当时复杂的外部安全局势密不可分。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新生的年轻共和国不得不统筹全国的力量将大量资源投入于国防安全息息相关的科研项目。那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和国家领导人都经历过新中国之前的动荡岁月，自然是卯足了劲地“抓革命促生产”：全国的统筹协作、大量的资源投入、科研人员的拼搏努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大大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也巩固了国家的安全。

在完成苏联遗留下来的烂尾项目的过程中，中方人员不得不对苏联留下的有限的资料作详尽的分析验证以补齐缺少的资料、修正错误的资料——这个过程虽然繁琐且痛苦，但却对中国更深入地消化苏联技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与此同时，当时还尚显稚嫩的中国科技人才队伍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留学归来的科技大师们造诣愈发深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能够胜任一般性工作——在吃透了苏联人留下的大部分技术之后，他们开始尝试扔掉苏联的拐杖，迈向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新征程。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军事科技在冷战的催化下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却极为严峻。为了不被美苏等强国甩下，中国不得不在多个领域奋起直追。然而，由于基础科研能力依然薄弱，加之东西方两大阵营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封锁和六七十年代冒进狂热的氛围，这一时期的很多项目最终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疾而终，即使有少量得以完成，其性能也十分堪忧，实际应用价值十分有限。如WZ-122坦克项目，开始时十分冒进地采用了“三液”(液压悬挂、液压传动、液压操纵)配置，这样的配置即使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都是过于冒进的，当然也就逃不脱失败下马的命运。“三液坦克”失败后，科研思路又趋向于过于保守的“三机坦克”(机械扭杆悬挂、机械传动、机械操纵)，这型坦克虽然研制过程比较顺利，但较上一代坦克却没有显著的性能提升，因此最终也没有继续发展。又比如，中国自主设计的歼-8战斗机，实际性能大大落后于当时的世界主流水平，可靠性也不能令人满意，虽然研制成功装备部队，但却难以改变“歼-6万岁”的局面。

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研工作因为走了不少弯路，但却是中国科研能力跃升的最关键一步。在受到全面的技术封锁的情况下，除了极少的来自“特殊渠道”的外国技术和设备之外，几乎所有工作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大到整个系统架构的设计，小到一个螺丝钉的加工——这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系统的研制过程所涉及的知识量，跟对着样品、资料仿制别国产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走完一个项目的研制全过程，意味着中国的科研人员对这个项目的每一个技术细节都了然于心，了解在研制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即使某个项目最终下马，但是其中的子系统或单项技术仍然有很大可能被应用到下一个项目上去，其中的经验教训和研发思路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下一个项目的研制。除了科研项目本身之外，与之相配套的其它学科也会从中受益，例如中国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就是在两弹一星的催化下成长起来的，与计算机类似的还有我国的材料科学、测控测绘技术、核物理、力学等学科，它们大都是在重大科研项目的带动下发展起来，最终又反哺到科研项目上去的。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大量值得骄傲的成果，有不少都能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找到渊源。中国研制高性能涡扇发动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年代立项的涡扇6，虽然项目最终在80年代下马，但却为今天涡扇10(太行)的成功做好了积淀。上海飞机制造厂研发的运-10虽然无疾而终，但从上海飞机制造厂发展而来中国商飞却造出中国自己的大飞机C919了。歼-9项目由于技术过于超前难以实现而不得不下马，但是继承了歼-9部分技术特点的歼-10如今已成了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曾几何时，091型核潜艇被讽刺为“在大洋里敲鼓”，可是新一代的093、094核潜艇却已经能担大任。“三液坦克”、“三机坦克”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坦克项目虽然没有改变三十多年来“59万岁”的局面，但却为新一代99和96式坦克的成功做足了技术铺垫。甚至连听起来有些科幻色彩的反卫星、反导武器，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也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为今天的成就埋下了伏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电子计算机领域的成就，从1959年中国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之后，先后研制成功了每秒5万次、11万次、100万次级别的计算机，使中国在这一领域长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不仅满足了当时科研工作的迫切需求，更为后来的银河、天河等超级计算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在1980-90年代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走过一些弯路，但以前的技术积累和科研能力依然还在，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凭借“申威”系列处理器而具备了独立研制包括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CPU)和操作系统在内的全部计算机软硬件的能力。与龙芯、海思等高调的商用处理器不同，申威处理器是由军方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而在2003年专门立项的科研项目，之后又被列入国家“核高基项目”，是名副其实的国字号科研工程。申威处理器基于性能惊艳却因为商业原因而被雪藏多年的Alpha21164指令集开发出了自主的指令集，由于该指令集的专利大都已经到期，而申威又是唯一使用这一技术的处理器，因而具备了自主指令扩展和决定发展路线的条件。2006年，申威的第一款130nm制程工艺、主频900MHz的单核心芯片“申威1”诞生——这款芯片的数据绝对算不上好看，但是对于国家安全领域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突破，可以满足一些军用设备的迫切需求。

根据笔者以前读到过的一篇资料，法国阵风战斗机机载计算机就采用了一款主频900MHz的单核芯片作为中央处理器，对大多数军用芯片来说，不一定要有很高的性能，但是必须做到安全、可靠。2008年，130nm制程工艺、主频1.4GHz、单核心的“申威2”诞生;2010年，申威的技术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研制成功了65nm制程工艺、16核、主频1.1GHz的“申威1600”，这款芯片的性能已经基本堪用，因此被应用在了2012年建成的“神威蓝光”1000万亿次超级计算机上，配合神威睿思操作系统，实现了从硬件到软件100%的全国产化。同年，申威芯片的型谱中又增加了40nm制程工艺、16核、1.6GHz主频的“申威1610”和40nm制程工艺、4核、1.6GHz主频的“申威410”，前者用于服务器，后者用于个人计算机，支持中标麒麟操作系统——尽管由于性能、价格、软件兼容性等问题而在民用市场上没有什么竞争力，但却满足了涉密部门对于国产设备的迫切需求。2014年底，最新的“申威5”成功流片，根据公开资料推测，该处理器很可能是具有4个管理核心、256个运算核心的高性能众核处理器。此外，新一代“神威蓝光”超级计算机的系统软件也正在调试中，预计今年年底公布整机系统计划，在2017-2018年建成，设计运算能力达十亿亿次每秒，远远超越此前的天河二号5.4亿亿次每秒的计算速度，有望成为世界第一超算。除此之外，申威芯片还在并行机领域有所建树，并在多个行业和学科的科研工作中有所应用。申威芯片的应用涵盖了从超级计算机到个人电脑的几乎全部计算机产品门类，配合海思等用于通讯设备的芯片，中国芯对巩固国家信息安全和掌握进口其它芯片时的主动权有着重要作用。2015年初《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的美国打算通过禁止向中国输出芯片以限制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的想法恐怕要因此落空了，相反的，在这一领域后来居上的中国反而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在8月开始对高性能计算机实施出口管制了。

由此可见，不论是80年代来自西方的技术，还是苏联解体后抄底得来的技术，对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科研成就起到的作用主要都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对于一个本身就具备了基础科研能力的国家来说，技术瓶颈只是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了，就能立刻一通百通。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人才，是为了中国科研能少走弯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即使没有了这些引进的技术和人才，对中国来说，也无非是多走一些弯路、多费一些时间、多花一些资源罢了。

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迫切需要的技术，只要拿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气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科研攻关，一点一点地啃，一点一点地推进，总会有出成果的一天。人海战术也是战术，只要能出成果，总比被人卡脖子好。比如获得今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的青蒿素，就是在援越战场上的军事医疗需求推动下，由全国性的科研攻关取得的成果。科研是有风险的，因为遇到了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而无法出成果的项目也屡见不鲜，然而此前大量的研究工作也绝非无用功，它足以积累起大量的资料，只需要突破瓶颈的临门一脚就能大功告成。这个临门一脚，有时候要靠外国技术的启发，有时候则是自己的灵机一动另辟蹊径，有时候甚至要搁置下来留给后人去研究。

如果我们因为封锁而无法站在外国巨人的肩上，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变成能让后继者站在肩上的巨人。当然也会有更乐观的情况，通过另辟蹊径突破技术瓶颈，开辟出中国独有的技术路径——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中国在研制氢弹时，并不清楚氢弹设计的基本构型，当时掌握这一技术的美苏英三国自然对中国严密封锁。苏联和英国的技术实际上都源自通过正当或特殊渠道得到的美国“泰勒—乌拉姆构型”，而中国核物理大师于敏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完全独立自主的氢弹基本构型，被称为“于敏构型”。“于敏构型”在技术上要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尤其是在氢弹小型化方面意义重大，因此，中国的第一枚氢弹就是一枚可以用于实战的空投氢弹，远非美国在1951年爆破的那个重达62吨的“核聚变爆炸装置”可比。至于通过“特殊渠道”参考外国技术，也并非什么可耻的事情。没有深厚的技术实力，恐怕理解外国技术都成问题，何况特殊渠道而来的信息往往趋于碎片化，如何消化吸收并补齐缺少的部分，最终还要融会贯通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上去，都是对一个国家科研能力的巨大考验。凭借一张照片、一段文献、一件样品就能“山寨”出来，也是一种能力。君不见，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不仅有全部技术资料和成套组件，还有俄国顾问驻厂指导，可也没见它组装出几架像样的苏-30。组装尚且如此，印军自研的LCA更是命途多舛——这还是在外部环境缓和，大量子系统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印军的军事科研与号称“看一看怀孕，摸一摸白菜”的中国同行比起来，岂不高下立判?

事实上，中国的领导者在科技发展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始终坚持着独立自主的道路。即使是在经济最困难而西方又大抛媚眼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领导者依然没有安于当“买办”，更没有把现代化的宝全押在西方的援助上，而是在放弃一部分没有前途或实在无力支持的科研项目的同时咬牙坚持进行了包括太行发动机、歼十战斗机、潜射导弹、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第三代主战坦克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项目的研制工作。这可能与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些传统有关，这种传统既包括了中国革命中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因素，又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南泥湾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因素。从某些方面看，中国面临技术封锁的现状与当时面临物资封锁的情况十分相似，只不过封锁的物项从物资变成了科技——而当时边区的领导者与今天中国的领导者所做的应对也十分相似——都是采取了“自己动手”的办法。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的科技界正在不自觉地践行着当代的、活着的“南泥湾精神”。

除此之外，中国在科技发展道路上选择了“多试少造，逐步改进，小步快跑”的策略。对于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来说，追赶之路十分漫长，如果每一个项目都坚持规规矩矩地走完“研制—生产—装备—再研制”的周期，无疑将会在装备的更新换代的周期上耗费大量时间;加之基础技术条件薄弱所导致的各种技术瓶颈，按部就班地发展不但难以实现赶超，反而有可能被科技强国越甩越远。同时，对于四十多年前甚至十多年前的中国来说，国家的经济状况都远不如最近的十年来这样宽裕，的确没有能力在支持各个科技领域的研发工作的同时去将新的科研成果变成新的技术装备，因此大多数成果只能少量的、局部地应用到现有装备的改进型号上，或是小批量地制造以供试用检验。例如海军的051型驱逐舰和053型护卫舰，作为我国第一代水面舰艇的典型，在80年代接受了各种改装试验，为海红旗-7(法制“海响尾蛇”)舰空导弹系统、鹰击-8反舰导弹、舰载直升机、指挥控制系统、全舰封闭空调等新系统的应用进行了探索试验，用比建造新舰艇小得多的代价提高了海军的技术水平，也为二代舰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中国的第二代水面舰艇以90年代研制的052型驱逐舰、053H2G和053H3型护卫舰为代表，技术水平大致相当于西方强国80年代初期水平，仍然略显落后，因此052型舰仅造2艘、053H2G型舰仅造4艘，053H3型舰虽然因为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而建造了10艘，但对于中国海军的换代需求来说也不算多，它们依然只是勉强堪用而已，并不足以打动海军大批量替换老旧的053型舰。

海军装备换代的转折点大约在2003~2004年间，这期间海军试验性地建成了两艘052B型驱逐舰和两艘054型护卫舰用于验证下一代水面舰艇的关键技术。在2005-2006年，中国海军又建成了两艘052C型驱逐舰和两艘054A型护卫舰——这两型舰在技术上已经与除美国海军之外的世界主要海军强国的现役舰艇不相伯仲，即使与美军比起来，也不落后太多。此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大大好转，海军开始如“下饺子”般大量建造054A型舰，从2008年首舰服役至今已经建成或在建22。而052C型舰则略显坎坷，据称是由于雷达、燃气轮机等子系统仍不可靠且价格昂贵，海军对其不甚满意，因此在建造两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无下文，让人一度以为它将步052型舰的后尘，不过在2010年之后，第二批的四艘052C型舰又先后出现在了船台上，这标志着052C型舰经过几年的试验改进，已经可以作为主战装备大批量装备部队了，“多试少造”的时代走到了尾声，而下饺子的时代似乎就要到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4艘舰艇最终成了052C型舰的绝唱——2012年，一种基于052C但更先进的052D型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型舰已经披露和完成的建造计划就多达4艘。或许在传说中的055大驱出现之前还会继续建造，但它终究也只是一种过渡，是小步快跑的一个步骤，是中国海军装备金字塔封顶前的最后一块石头。

不论是科研还是生产装备，都离不开资源的投入，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钱字。中国近些年来在科技领域的井喷式发展，与国家财力的大幅提升是密不可分的。越来越多的投入使科研条件大幅改善，仪器设备更加先进，人员待遇更加优厚，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能够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下得以落实，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不论是大型国企还是小型民企）能够通过出售产品来获取利润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并将一部分盈利投入到再生产、再科研中去。这种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闭环一旦形成，就将成为科技进步的强劲引擎，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科技能力的跃升。四五十年前中国还是“气多钢少”的时候，尚且能凭着“两弹一星精神”搞出大量重大科技成果；如今国家更加富强——钢多了，从新时期的“载人航天精神”看来——气也还在。在这种情况下，真是想不出成果都难。

最后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科技能力和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对国际科技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即使这些合作项目实际上可能并不符合《瓦森纳协定》的规定，但是他们依然会“自愿无视协定的限制”来同中国合作，例如中国与欧洲(主要是法国)在直升机领域展开的合作，就明显不符合《瓦森纳协定》和欧盟关于对华封锁的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蕴含着巨额的利润，资本家为了利润连绞死他们自己的绳子都能卖，何况是一点受限制的技术呢?但更重要的方面是，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对华技术封锁在大多数时候是徒劳无用的，中国完全有能力花一点时间独立研究出他们不想提供的技术，然后再秋后算账地把那些曾经固执地执行对华技术封锁政策的企业拒之门外。要想让所有精于算计的资本家为了那个虚无的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政策而放弃真金白银的利益，那真是痴心妄想。

对于中国来说，基础科研能力的存在就意味着有了与外国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迫使外国企业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找对自己的位置，让他们不敢追求暴利转而进行相对公平的交易——独立自主是中国科技发展不可动摇的主线，但这绝不是说中国要闭关锁国拒绝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中充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使自己少走弯路，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即使一些合作最终可能会因为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而半途而废，但相信在合作的过程中，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总能与外国同行互通有无，有所裨益。就如前文中所说的，“对于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国家来说，技术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如果花点钱就可以让外国人帮我们捅破这层窗户纸，那么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劳心费力呢？

军用技术的突破，也绝非是单纯的赔本买卖，大多数高新技术都具有军民两用的性质，例如核技术既可以用于核武器、核动力舰船，也可以用于核电站;航天技术不光广泛用于军事活动，也用于农作物估产、气象预报、灾害预警、国土监测、通信导航等民用领域;前文中提到的青蒿素，如今也在世界各地大量用于治疗疟疾;甚至小到女士胸衣上的金属丝、婴儿尿不湿，也都是来源于军事科技。在我国军工行业最为困难的80年代，大批军工企业通过转产民品维持生存，例如各种摩托车、汽车，甚至还有军工工艺生产的剪刀、菜刀。这是一段艰辛的往事，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军工企业市场意识的萌发，使它们从仅靠国家投入的“兵工厂”，变成了能够盈利的现代企业，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还为满足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迅速增长的物质需求作出了贡献。在新的时期，高新技术的军民两用特性将更加显著，特别是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数控加工、船舶海洋等关键领域，往往会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的关切，这也就对自主科技的进步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为了应对这个新趋势，中国的领导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不仅在过去的实践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而且还将在未来的“十三五”规划中更加全面、深入地推进，使中国的高技术成果不仅能用于国防安全上的自卫和经济建设上的自给，还将用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为中国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为中国制造塑造更高端的形象。